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及思考——以浙江省余杭市东塘镇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为例论文,开发利用论文,发达地区论文,市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经济发展而言，这是挑战也是机遇。改革开放以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方针，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大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像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劳动力的资源开发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原因是什么？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二、资料来源及方法
（1）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在省内选择了经济较发达的余杭市东塘镇农村为调查点，然后把余杭市东塘镇的15个村委会，根据当地镇政府的推荐及各村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成经济发展较好、一般、较差三种类型，在每种经济类型中各抽1—2个村作为样本点，“解剖麻雀”，并用社会心理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编制调查表，由我们的调查员逐户上门进行调查、询问，填写调查表。调查对象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男16—59岁，女16—54岁），不包括在校学生、军人、不能从事社会劳动的残疾人。
本次调查的内容包括农村劳动力的背景材料、行业、职业结构，以及从事各类产业的时间、收入，劳动力外出情况，劳动力利用状况自我评估以及未来的职业计划等等。收回有效问卷512份，资料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2）指标的选取
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状况，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进行衡量。如，1、劳动力人口在业率（或失业率）。 这可用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劳动力资源利用水平的对比分析。在业率高，说明劳动力资源得到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越高；失业率高，说明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相应的开发和利用，资源闲置的可能性越高。但劳动力人口的在业率高并不完全说明劳动力实际的开发和利用程度高。如一个劳动者是在业人口，其可能在应劳动时间内全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可能部分参与经济活动，而这不能从在业率的高低上反映出来，因此，这需要其他指标来衡量。
2、充分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所谓充分就业， 从劳动时间的角度来看，是指劳动者在全部应劳动时间内都参与了社会经济活动，劳动者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不充分就业，是介于充分就业和失业之间的劳动力经济活动参与情况，即劳动者没能在全部应劳动的时间内参与经济活动，而只是部分地参与。全国1995年1 %人口抽样调查在确定某人是否在业时，也是以“工作时间”为判断标准。我们借用这一标准，若劳动者一年劳动的总时间达到10个月，则认为其实现了充分就业，若劳动者的年劳动时间小于10个月，则属于不充分就业。当然在不充分就业内部，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跨度较大，所以我们把不充分就业又分为三档，年劳动总时间在1—3个月为Ⅰ型；4—6月为Ⅱ型；7—9月为Ⅲ型。若充分就业的劳动者占劳动力资源总数的比重（即充分就业率）越高，劳动力资源开发就越充分；反之，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就较低。
3、劳动力利用状况的自我评估。劳动力的开发利用程度， 既可以通过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由劳动力自己进行主观的评价。如果劳动者自我感觉劳动时间太忙，我们可以认为其劳动能力得到充分地开发或是过度开发；如果自我感觉太空，无事可做，则我们认为其劳动能力没有开发，或开发利用了很少一部分；如果自我感觉合适，则我们认为其劳动能力已得到开发和利用，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潜力不大。
三、结果分析
（1）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的现状
客观评价结果 根据调查资料，16—59岁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人中，年劳动时间超过10个月者占63.0%，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最大比重，按照上面划分的标准，即63%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37%的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其中5.3%的劳动力年工作时间在3个月以内，为不充分就业Ⅰ型，劳动力资源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据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浙江农村劳动力的失业率为5.1%，二者非常接近）；有13%的劳动力年工作时间在4—6个月以内，为不充分就业Ⅱ型，劳动力资源处于半开发状态；另有18.6%的劳动力年工作时间在7—9个月内，为不充分就业Ⅲ型，劳动力资源处于亚充分开发状态。换句话说，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农村地区，在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达到45.35%的情况下， 仍有三分之一强的农村劳动力未能达到充分就业，劳动力资源未能充分开发利用。
同样，以一年劳动时间10个月作为充分开发的一般标准，在430 名劳动力中全年劳动时间应为4300人月，而实际全年劳动时间为4136人月，这就是说，有96.2%的时间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而有3.8 %的劳动时间是过剩的。换句话说，浙江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为3.8%，大大低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同一指标，如辽宁省21.1%的水平。
劳动力开发利用程度的自我评价 调查结果表明，有30.6%的劳动力认为太空闲，我们认为这部分劳动力属于不充分就业之列，比上面用客观劳动时间标准划分的不充分就业者的比重低近6.4个百分点（37.0%）；有一半的劳动力认为自己的劳动量正合适（50.9%），我们认为这部分人的劳动能力已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另有18.5%的劳动力认为自己太忙了，我们认为这部分人的劳动能力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换句话说，有69.4%的劳动力自认为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与客观标准的结论基本相似。
四、影响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因素分析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既受宏观社会经济大环境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经济结构、城镇就业和失业状况及其相关政策的影响；又与农村的非农化水平、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密切相关。
（1）劳动者的特征与劳动力资源开发
根据调查资料，我们对劳动者的自然和社会特征与年劳动总月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对从业时间长短的影响不显著。换言之，劳动者的自然生理特征不是影响其能力开发的因素。
我们又对劳动者的文化程度、职业、有无技术专长、婚姻状况、在家庭中的角色等社会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①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对年劳动总月数影响最大。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不充分就业者的比重高达65.2%，充分就业者的比重只占34.8%；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中，不充分就业所占的比重只有25.6 %，充分就业所占的比重高达74.4%：比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高39.6个百分点，差异有显著意义。
②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又一个因素。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高，年劳动时间越趋于饱和，劳动力资源开发较充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充分就业所占的比重为77.1%，小学文化程度的为56.9%，文盲和半文盲的只有52.5%，差异有显著意义。
③劳动者有无技术专长也是影响劳动力资源开发的一个因素。劳动者无任何技术特长，充分就业所占的比重为58.2%；若有一项技术特长，则充分就业的比重提高到66.7%，上升8.5个百分点， 差异有显著意义。
④劳动者的婚姻状况、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从业时间的长短影响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换句话说，这一因素不是影响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因素。
（2）非农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
非农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它通常用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全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来度量。这里有二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个经济的非农化水平，用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如1995年，在浙江省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44.0%，比1990年的53.2%下降9.2个百分点，而全省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上升9.2个百分点，到达55.0%， 比全国同期的非农化水平30.5%高出近20个百分点，这说明浙江经济的整体水平高于全国。非农化的第二个层次是指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1995年浙江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者的比重为56.9%，比1990年下降11.0个百分点，而农村非农化水平为45.35%，比1990年上升11.0个百分点， 农村非农化的速度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比全国非农化13.6%的水平高31.75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从事不同产业与劳动力资源的利用 由于农村劳动力兼业的情况较多，为了分析劳动力从事不同产业与劳动时间长短的关系，我们把兼业农排除在外，只分析从事一种产业活动的劳动力。计算结果表明，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的年劳动时间最不充分，90%以上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年劳动时间在10个月以上的仅占8.3%； 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的年劳动时间为其次，充分利用的比重上升到60.0%；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最充足，充分利用的比重高达89.5%。
农村劳动力兼业与劳动力资源利用 农村劳动力兼业在浙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调查的农村劳动力中，只从事一种职业的劳动力占从业人员的26.1%，从事两种职业的占69.2%，有三种职业的占4.7%。 有一种职业的劳动力中，年劳动时间在10个月以下不充分的占63.4%；而二种职业和三种职业的分别只占27.9%和20.0%；年劳动时间在10个月以上得到充分利用的人中，一种职业仅占36.6%，二种和三种职业的分别达到72.1%和80%。由此可见，兼业者比单一职业者的能力开发得较为充分。
农村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浙江人多耕地少，人均耕地只有0.57亩，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据调查资料，农村劳均耕地只有1.2亩， 大大低于现有生产力水平下一个农村正常劳动力可耕4.5亩左右的标准。 而且农村现行土地经营制度是以按人口均分土地为基本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整体上依然靠分散生产维持生产经营。在调查的512 名劳动力中，只有5人所在家庭没有耕地，100%从事非农产业，主要是办私人企业，年劳动时间都在10个月及以上；家庭劳均土地资源在2 亩及以下的，有60.7%的人劳动时间在10个月及以上； 家庭劳均土地资源在2亩以上的，则有64.7%的人劳动时间在10个月及以上，二者相差仅4个百分点，且统计检验无显著意义，可见，土地资源在浙江农村不是影响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
五、对策与思考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可以说是左右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消除隐性失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农村能否持续发展、实现小康的最关键性因素。
（1）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必须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调查表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在业率越高；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可能性越大；从业时间越充分。即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高，开发利用的程度也越高。
然而，浙江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从总体上来看，其文化、技术、心理素质还较低，尤其是一批相对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率先转向非农产业后，现存的农村劳动力素质令人担忧。根据我们的调查资料，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6%，小学程度的占49.4%，二者合计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3，高中及以上程度的仅占6.4%。即使是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由于是在未经培训的情况下匆匆转向非农产业，很难一下子适应现代经济的快节奏、高质量的市场竞争，近几年乡镇企业发展的波动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已成为劳动力开发利用的一大制约因素。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①调整现有农村教育结构，增加对农民职业教育、业余教育、短期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②用立法手段，要求乡镇企业提取一定比例的工资金额（如1 %），建立“职工培训基金”，创办各种层次和类型的培训中心，对现有乡镇企业家和职工进行文化和技术培训，使全体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都有所提高。
③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后备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农村后备劳动力资源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未来乡镇工业的主体优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速度、范围、途径，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国家应该努力增加农村教育投资，改善教学设施和教师待遇，提高师资水平，保证义务教育法的实施。
（2 ）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必须与乡镇企业发展及非农化进程联系起来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非农化程度越高，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也越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不断转移的过程，而且绝大多数劳动力被吸纳在乡镇企业中，接纳的主体是乡镇而不是城市。如浙江自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5年乡镇企业业总产值达到7478亿元，占农村非农业总产值的96.3%，远远超过农业总产值而居主导地位。这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化转移提供了机会和可能。1995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795.75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7.95%。 虽然近几年由于宏观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的增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速度减慢，有的甚至出现回落，但是，随着乡镇企业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横向联合的开展，生产水平、领域、规模都有所提高或扩大，因此，乡镇企业仍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的载体。
（3 ）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必须与户籍制度改革及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农村劳动力兼业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因此，从微观的角度看，兼业是农村劳动力的一种理性选择。但若长此以往，对整个农村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大量兼业农的存在，会导致农村土地流转的停滞和小规模经营格局的凝固化；而且农业劳动力的兼业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分散性、游离性和可逆性，淡化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浙江省城镇人口占32.6%，而1995年浙江农村的非农化水平已达45.35%， 二者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和不协调。其根本原因，在于限制农村人口自由迁居城市的户籍制度。因此，我们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让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向小城镇集聚，以充分开发农村的劳动资源。
（本课题组成员为：王瑞梓、姚引妹、戴立天、朱仲士、王其荣、陈华、崔志军，本报告由姚引妹、王瑞梓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