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重农主义——美国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农论文,美国论文,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是由12位才华横溢的南方文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发起的一场充满魅力、兼具一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文学运动。与当时其他地域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席卷美国的经济危机和30年代的大萧条，这群南方作家希望其重农主义思想主张能够为危机中的美国社会提供一道灵丹妙药，他们开出的重农主义处方是当时诸多理论主张中唯一一剂来深刻反思美国历史、挑战南方文化传统的。虽然他们最终没能实现其重农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但他们倡导的重农主义思想和取得的文学成就却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重新诠释的南方种植园神话为美国南方文坛描绘出一幅意味隽永、婉约迷人的画卷。
自这派文学运动问世以来，由于重农作家对南方农耕制度的捍卫以及对美国工业化和社会进步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们一度被视为保守落后的传统主义者。但随着工业化程度加剧，人类生存危机愈加凸显，人们逐渐意识到为工业化付出的惨重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开始重新审视这派文学运动，探究南方重农主义思想的重要价值，肯定重农作家们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以及他们为消除工业化弊端做出的各种经济和文化努力。从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重农派”文学研究在国外不断升温，一些研究文章和专著纷纷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几部专著有《逃亡者团体》(The Fugitive Group,by Louise Cowan,1959)、《时间重负：逃亡者与重农主义者》(The Burden of Time:The Fugitives and Agrarians,by John L.Stewart,1965)、《历史的谴责》(The Rebuke of History,Murphy V.Paul,2001)。
与国外的研究深度和广度相比，国内学者对该文学运动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评述介绍上，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在南京大学刘海平、王守仁教授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20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主撰的《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2004)中，专辟章节对“逃亡者”诗学团体、“重农主义运动”及“新批评”的理论流派给予了介绍和评价，本人也曾撰文对该文学运动的实质进行深入分析研究，①这些研究评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界对“重农派”文学运动的了解和接受。本文旨在通过对“重农派”文学运动产生根源、发展过程的梳理考察，揭示出该文学运动的实质，并通过对欧美重农主义思想传统的追溯，指出美国南方重农主义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以揭开长期笼罩在该文学运动之上的那层扑朔迷离的面纱，澄清人们对南方重农主义的扭曲和误解，弥补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一、“重农派”文学运动
美国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19世纪20、30年代，一战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繁荣使美国南方处于社会变革的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的交融碰撞一方面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方面也使尚未走出战败阴影的南方人再次陷入身份危机和生存困惑之中。一群聚集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南方才子文人从历史、文化、宗教以及道德信仰等角度对南方社会进行了全面审视和批判，同时面对工业文明对传统农耕生活和完整自我的瓦解破坏，他们公然捍卫南方农耕社会制度及与之相连的农耕文化，认为这是维护和重建个体完整性的重要途径。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诠释了南方的文化神话，重新确立了南方独特的文化身份，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南方人努力探求一条精神出路，他们的努力和探索最终孕育出颇有影响的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从广泛意义上讲，这场声势浩大、颇具影响的文学运动由三个互相独立但又承前启后的文学运动构成：20年代前期的“逃亡者”诗学运动，30年代的“重农派”文学运动以及这批作家在其政治经济主张受挫后转而开辟的新阵地——“新批评”理论流派。
“逃亡者”文学运动起源于20年代早期一群年轻文人在田纳西州范比尔德大学进行的文学活动。参加此文学活动的主要有时为范比尔德大学的师生的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还有爱好文学的商人和社会活动家，包括当时在南方文学界颇有名气的约翰·兰色姆(John Ransom)、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艾伦·泰特(Allen Tate)、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斯达克·杨(Stark Young)、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等人。“逃亡者”虽非一个正规诗学团体，但是对诗歌和哲学的共同兴趣将这些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定期聚会，宣读自己的诗作。在1922-1925年间，他们创办了一份小型杂志《逃亡者》(The Fugitive)，作为阐明其诗学观点、批判旧南方文学传统的阵地。《逃亡者》编辑们宣称他们“所极力逃避的就是旧南方高级种姓的婆罗门”，②即旧南方僵化腐朽的文学传统。他们在创作中积极借鉴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理论，以打造一个崭新的南方文学传统。他们的文学活动打破了南方文学的地域束缚，使之参与到美国主流文学的发展中。
随着30年代席卷整个美国的经济灾难的加重，以兰色姆、泰特和戴维森为首的“逃亡者”作家由对南方文学传统的关注转向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南方政治、经济命运的关注，其他南方社会活动家也积极加盟，他们的文学活动逐渐演变为兼具政治和社会意义的“重农派”文学运动。1930年由12位南方文人作家共同撰稿出版了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南方与农业传统》(I'll Take My Stand：The South and the Agrarian Tradition)，公开表明他们的重农主义思想主张，强烈抗议北方工业文明对南方农耕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入侵。此书一经发表，就像一根导火索引发了舆论界的轩然大波，揭开了“重农派”文学运动的序幕，该论文集被视为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的宣言。
面对工业主义对南方人生活整体性的破坏和对完整自我的消解，重农主义者们清醒地看到旧南方农耕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在塑造完整生活和“完整的人”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在他们眼中，旧南方是一个具有稳定的宗教信仰和阶级结构、重视社区纽带和家庭关系的农耕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与社区和谐统一、稳定有序的理想家园。而北方则是一个信仰失落、弱肉强食、“刺激与萧条”交替出现的投机园地，机器大工业割裂了人与上帝、与他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使社会中完整的个体不断破碎、异化，最终失去了完整自我与确定身份。为抵制机器大工业对自我的销蚀，重农作家们倡导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农耕生活方式，认为它可以使人们远离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引导人们崇尚亲情与自然，自立节俭地去生活，他们深信这是一种在道德上最为高尚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论文集中声称：“土地的文化是所有职业中最好且最为敏感的一种，因此它应具有经济上的优先性，并获得绝大多数工人的拥护。”③针对现代人所普遍面临的自我分裂、身份失落等生存危机，重农作家开出的重农主义思想处方为身陷分裂中的现代人提供一剂重建完整自我的灵丹妙药。
为跟上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1933年8月，兰色姆、泰特和戴维森等重农主义作家又重聚一起，商议出版第二部论文集，来重申他们的重农主义立场，补充完善他们的重农主义思想。1936年4月他们推出了被谑称为“暴乱与反叛”的第二本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的重农主义宣言——《谁拥有美国？一个新独立宣言》(Who Owns American? A New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该书被视为上世纪30年代南方知识分子对控制美国政治、经济的大财团机构的抵制和批判。在书中这些被称为“新南方邦联战士”的才子文人主张采用农耕制度基础上的土地财产私有和权力非集中化，来解决工业社会中泛滥的物质主义和资本集团的权力集中。他们试图通过对宗教、文化、社会制度的探索努力给挣扎于现代主义漩涡中的南方人指出一条精神文化出路，即哈瑞·埃世默(Harry Ashmore)所说的，他们努力为南方提供“一种信仰而非危机，一种坚信而非怀疑，一种忠诚而非叛逆”。④更为重要的是，这群作家从南方神话中找寻到了最佳文学主题和写作模式，他们从重农主义立场出发，通过对这些南方神话的重新诠释和解读，来重建南方失落的群体身份，保持南方独特的文化传统。重农作家将政治、经济与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羸弱的社会活动家的角色。
重农作家的思想主张传达出在社会转型期南方人努力保持南方农耕传统和文化身份的理想心声，但这在当时不断开拓进取、崇尚理性与实用的美国社会中却显得陈旧过时、耽于空想。面对南方不可逆转的工业化趋势，重农作家被迫放弃他们的经济主张和政治论争，退守到他们擅长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领域，来抵御工业文明的侵犯，保存旧南方的永恒回忆。1935年，沃伦与布鲁克斯共同创办了《南方评论》(The Southern Review)；1938年，兰塞姆创办了《肯庸评论》(The Kenyon Review)，作为他们进行文学活动的阵地。他们努力保持文学批评相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独立性，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新批评”理论流派。在失却了往昔稳定、安全的生存环境后，面对一个被工业文明消解掉秩序的社会，新批评家努力从艺术王国中寻找回旧南方那个凸显生命价值和意义、秩序井然的世界，并深信艺术能够赋予失序的工业社会一种秩序感。重农作家们借文学艺术这片沃土来重整破碎世界的努力与他们早期倡导的重农主义思想在本质上同出一辙。
二、“重农派”文学运动的实质
自问世以来，重农作家及其重农主义思想主张就蒙受各种攻击和指责：有的指责他们是一群充满怀旧情绪、逃避现实的“乌托邦”；有的认为他们是主张旧南方复辟、捍卫种族隔离政策的顽固保守分子；有人称他们是倡导旧南方复兴的“新南方邦联战士”；有些人则认为他们是信守西方宗教人文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著名学者亨利·史密斯，他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农运动的局限性，即重农作家的政治经济主张在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空想，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也是该运动最终流于失败破产的主要原因。但亨利接着又简单武断地将重农主义贬斥为一种“对想象中的美好过去的怀旧情绪”，认为“重农主义只不过是对南方现状不满的一种代称”。⑤这代表了当时人们对该运动持有的偏见误解。
针对人们的种种误解，重农作家和社会评论家纷纷撰文回应。泰特早在1929年给同是重农作家的安德鲁·李特尔(Andrew Lytle)的信中就强调：“一味沉湎于过去”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用过去来实现一些具有开拓性和积极意义的目的”。⑥斯达克·杨也在《我要表明我的立场》中反驳道：
如果有一件比较清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可能重回过去，并且即使有这种可能，无论是这篇文章还是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南方知识分子都不希望能够完全恢复旧南方的生活……即使因某种机缘他们会重返现在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它们已令人难以忍受……如果南方因工业主义的喧嚣、威胁而抛弃其自身特性的话，那将是幼稚而危险的。⑦
斯达克·杨指出，虽然重农作家主张以旧南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农耕生活来对抗工业文明对当代人的心灵蚕食，但是他们的真正意图并非是要时光倒流，退回到旧南方那个充满“甜蜜、柔情和阳光的乐土”。⑧对他们而言，旧南方的文学传统和礼仪准则经内战洗劫和时间冲刷已不再适应时代需要，南方人需要的不再单纯是旧南方的复兴，而是新南方的诞生。另一方面，斯达克·杨也指出南方人盲目崇尚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而抛弃南方地域特性的危险代价。虽然旧秩序不复存在了，但旧南方的许多地域特性仍残留在南方人的记忆中，经历史冲刷沉淀成为南方强大持久的文化神话，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些南方神话正是南方人借以确立其文化身份的核心特性，如果抛弃了它们，那将是“幼稚而危险的”。
1943年，戴维森撰文以澄清人们的各种误解，他用大量事实证明这些重农主义者并非是一群深陷怀旧情绪、企图重回旧南方的感伤主义者，而是一群执意讲述南方70年悲惨历史事实的“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指出针对当时南方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重农作家们并没有退缩回避，而是努力寻求一种深层的根本解决途径。戴维森还以重农作家的农村背景和农耕经历为例，反驳了当时流行的另一观点，即将重农主义者视为一群夸夸其谈、不懂农耕的学究式教授们。戴维森指出，要想真正了解重农主义思想，还需阅读他们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甚至包括诗歌和文学评论在内的所有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重农主义思想体系。⑨
对于重农运动的性质，即它究竟是一场政治运动、经济运动还是文化运动，人们也存在曲解和模糊认识。《南方评论》资深编辑路易斯·辛普森(Lewis P.Simpson)长期从事南方文学研究，他曾明确指出该运动的本质，认为该运动“实际上是一项文学运动，虽然它被普遍地误解为一项政治运动——这是由于重农主义者自身对他们根本动机的错误解释造成的”。⑩路易斯·拉宾(Louis B.Rubin)曾撰文对《我要表明我的立场》作出深刻中肯的评价，以理清重农运动的性质：
《我要表明我的立场》的构思和设计是以谴责物质主义倾向，纠正对工业进步的盲目崇拜，以及重新肯定人类精神和审美需求为出发点的。它既非一部经济学专著，也非一部政治行动的指导，更算不上一幅社会发展的蓝图，这部论文集是对美好生活可能状态的生动描绘。(11)
拉宾清晰地指出，该文集既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纲领，亦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论著，究其本质，它是文学家们对工业主义弊端的批判及对更为合理的社会形态的探讨和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执着寻求。1980年，拉宾断言：“《我要表明我的立场》一书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12)
以上分析表明，重农作家们倡导的这场运动并不具备严格的政治、经济意义。针对工业资本主义对人类心灵家园的践踏，重农作家们更多的是从精神文化层面对当代人如何走出生存困境以及生存最佳模式的大胆探索。他们强调诗人、艺术家在工业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文学艺术和宗教如对古希腊罗马人一样，对当代人有着其他物质财富不可替代的精神救赎功能，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重农运动是对古希腊罗马诗学传统的回归，本人曾对此专门撰文探讨。(13)这也是重农主义思想的永恒魅力和价值所在。
三、永远的重农主义
从当时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重农派”文学运动是一战后席卷美国国土、反叛传统的现代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工业势力长驱直入，不仅对南方农耕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带来新挑战，也给予南方作家一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使他们用现代派的艺术理论和写作技巧来武装自己，努力参与到美国及世界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去。与那些远走欧洲、在巴黎咖啡馆度过青春、采用现代主义手法写作的“迷惘的一代”作家一样，这群重农作家则是一群聚在纳什维尔的“迷惘的”年轻人。他们与那些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同样摈斥工业化和消费主义，并试图在艺术领域为美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寻求一条出路。所不同的是，由于那些侨居巴黎的作家缺乏地域归属感，早年就流亡欧洲，艺术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他们的宗教。而对重农作家们而言，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失落的但又令人向往的现实，在南方这片热土上他们不仅建有自己美丽的家园，而且还拥有一个有强大的文化神话来支撑他们的精神家园。正如侨居巴黎的作家们代表了对当时美国主流文学的反叛以及对工商业界的排斥态度一样，重农作家们则代表着对南方传统文学的反叛以及对南方工业化的排斥态度。
从美国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来看，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首先是贯穿美国文明发展历程的重农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早期欧洲移民踏上这片新大陆起，他们就从欧洲大陆带来了源远流长的重农传统，并以他们在这片蛮荒之地上的农耕劳作缔造了新生的美国。该传统在起草《独立宣言》、被称为美国农业之父的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那里得到了正式确认，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与汉密尔顿倡导的工业主义构成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两条主线。此后在重农主义者约翰·泰勒对美国农业问题的思考中，在爱默生、梭罗推崇大自然和农耕生活方式的先验主义思想中，在惠特曼热情洋溢讴歌农民的诗歌中，在霍桑、吐温对工业主义充满怀疑排斥的作品中，该传统伴随美国工业化的历程，或凯歌高奏或低吟轻唱，一直迁延不断。内战后，尤其是一战之后，面对北方工业主义和现代化的入侵，南方重农作家们又举起了重农思想传统这一有力的对抗武器，将该思想传统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巅峰。
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和文学传统来审视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它无疑则属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公民共和传统和古希腊诗学传统的一部分。欧洲重农思想源起于古希腊的农耕制度和诗学传统，在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作品中有着关于农业与良民之间关系的论述。古罗马继承了希腊重视农耕的传统，西塞罗的《论道德》给予农民充分尊重和重要地位，诗人维吉尔的诗歌充满了对田园农耕生活的向往和描绘。进入中世纪，该重农传统在欧洲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思想显见于乔叟、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作品中。乡村简单淳朴的生活与城市中腐化堕落生活的反差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以后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农耕田园生活的向往也成为欧洲各国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除了在文学艺术家那里，这一重农传统也经由意大利政治家尼克罗·马基雅维里、法国思想家让·卢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的传承和发展，由法国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弗兰克斯·魁奈开创了主张自然法则政治的重农主义学派，将重农主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对土地的虔诚膜拜之上，美国南方“重农派”文学运动正是与欧洲大陆魁奈的重农学派遥相呼应。至此，南方重农主义思想与杰斐逊的农业思想和欧洲的重农传统交织相融、汇流在一起。南方重农作家不仅为古老的重农主义思想赋予了现代主义形式和内容，使其成为带有杰斐逊民主特色的美国新版重农主义，而且将崭新的内容与时代活力注入这一伟大的西方思想传统，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
美国南方重农主义是对人类文明成果和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其思想主张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人类学思想和生态和谐思想，对后世的美国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深不可及的影响。南方重农作家反抗权威、争取生存权利的精神贯穿在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黑人解放运动等民权运动中；这批南方才子文人不满现状、批判传统、勇于探索的精神激励着二战后长大的美国年轻一代在60年代掀起了反主流文化运动；南方作家对土地的挚爱、对农耕生活方式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推崇则融入了发端于70年代、席卷美国以至全球、至今仍方兴未艾的生态主义运动中。在《我要表明我的立场》论文集发表47年后的一次访谈中，重农作家沃伦以辩证的眼光来审视他们当年的重农主义思想，他认为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重农作家的思想主张无疑是当今所谓的“生态学”的早期版本，只是当时还没有“生态学”这一术语。(14)在此意义上，这群眼光犀利的作家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生态批评运动的先驱。评论家William Havard和Walter Sullivan也看到重农主义思想的前瞻性和开放性，在研究专著中把这些重农作家称作“一群社会预言家”。(15)由此可见，南方重农主义在美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时至今日，重农主义思想主张依然散发着无穷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人们去研究思考，去追随时光的流逝，不断揭示出其永恒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
注释：
①吴瑾瑾：《古希腊诗学传统的回归》，《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②John Bradbury.The Fugitives:A Critical Account.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8,p.13.
③Twelve Southerners.I'll Take My Stand:The South and the Agrarian Traditio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1983 printing,p.xlvii-xlviii.
④Ashmore,Harry S.An Epitaph for Dixi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58,p.177.
⑤Henry Nash Smith."The Dilemma of Agrarianism." Southwest Review XIX(April,1934),p.216.
⑥Thomas Daniel Young and Elizabeth Sarcone,eds.The Lytle-Tate Letters:The Correspondence of Andrew Lytle and Allen Tat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7,p.34.
⑦Twelve Southerners.I'll Take My Stand:The South and the Agrarian Traditio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1983 printing,p.328.
⑧F.Garvin Davenport.The Myth of Southern History: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Southern Literature.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70,p.16.
⑨Donald Davidson."The Mystery of the Agrarians." Saturday Review 26(23 Jan.1943),pp.6-7.
⑩Lewis P.Simpson.The "Southern Review" and Modern Literature 1935-1985.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p.7.
(11)Lewis D.Rubin,Jr.The Faraway Cou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5,p.159.
(12)Lewis D.Jr.Rubin,"I'll Take My Stand:The Literary Tradition." A Band of Prophets:The Vanderbilt Agrarians After Fifty Year.Ed.William C.Havard and Walter Sulliva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p.141.
(13)吴瑾瑾：《古希腊诗学传统的回归》，《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4)Floyd C.Watkins,John T.Hiers & Mary Louise Weaks.eds.Talking with Robert Penn Warren.Athens,Georgia: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0,p.230.
(15)William Havard & Walter Sullivan.A Band of Prophets:The Nashville Agrarians after 50 Years.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