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背景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学科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4－0034－18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不能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洞理论，而是应该着眼于解决现实的问题。艺术学理论要建设成为真正的学科体系就必须实现自身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单一的文本研究、书斋里的研究走向田野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同时需要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需要具备艺术学宏观视角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基础性学术建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界的重要使命。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很多，但是把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建设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较少。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这一命题非常必要。
一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新科技革命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日渐深入，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化日益细密，科学技术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各个研究方向上继续向纵深挺进。就科学而言，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其一，沿量子阶梯下行和时间之矢回溯，在小尺度上研究夸克及比夸克更低的层次，在大尺度上探索极早期宇宙的起源；其二，沿量子阶梯上行和时间之矢顺行，在小尺度上研究生命起源、人体和意识，在大尺度上探索生态及其演变；其三，研究不确定性，如混沌、分形、分岔等。① 科学的发展规律说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相继获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却不得不开始面对各学科之间日渐独立、壁垒森严、逐步分离的严峻现实。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加快了向社会科学的渗透，实证的研究、分析的方法等等广泛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并深入到人类对自身生命科学的探索层面。不仅一向谨慎的考古学、文献学等等学科采用了三重、四重证据的严密的实证方法，而且偏重于形而上的哲学也走向了分析哲学的研究途径。19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人类内在深层心理意识的层面，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在明确区分了意识与无意识之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冲动论”等等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础之上的各学说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人文社会科学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的领域愈发细致，程度愈发深入，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层出不穷。20世纪中后期以后，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导致传统艺术创作的技法、方式、途径以及传统艺术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技术的支撑、推动下，艺术创作的媒介、技术、方式方法的变化催生了新的艺术形式，传统经典的艺术形态和艺术观念被彻底颠覆。在西方，艺术审美和作品创作批评标准的发展变化也非常明显，在18世纪的康德至20世纪的格林伯格一脉相承的传统经典美学思想体系之外，20世纪90年代之后兴起的格朗基美学将展现现实生活中的庸俗、丑陋等也归于美的范畴。在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特别是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和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的现代分析美学面世之后，艺术及其定义再次成为社会思想界、学术界的中心议题。21世纪是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更是深远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大批艺术家已经开始着手把眼光和注意力投向尝试运用本国特有的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形象进行新的艺术创作，风姿各异的地域文化风格和各地方本土艺术形象的丰富性、广泛性、包容性，早已突破了长期受理性控制的客观、单一的审美标准。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和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狭隘的，往往也不再用传统的经典式的视觉形式加以彰显，而是蕴涵在开放多元的样式之中。②
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传统社会形态的近代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强烈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经历了历史上最剧烈的震荡和演变。在中国，随着传统艺术形态的现代转型，相应的关于艺术史、艺术理论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中国艺术拥有了愈发良好的创作发展环境，中国艺术理论研究在思想解放的社会大潮中得以蓬勃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表现现实主义题材的红色经典艺术作品，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现代艺术创作理念与方法的“八五思潮”，直至20世纪90年代之后艺术创作观念与表现形式的巨变以及后现代观念艺术的兴起，艺术的发展得到了不断地拓展、突破、创新，创作观念的转变结合艺术本体的开拓，加上长期坚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的指引，最终催生了当代中国多元发展的文化艺术格局。进入新的世纪，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观念实现了对现代艺术的认知并开始了对其从形式到本质的逐步接受，高雅艺术更加普及的同时，群众文化和大众通俗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愈发变得不可或缺，社会各界在大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利用的同时，民族民间艺术也实现了自觉的持续繁荣，并以此为基点开始自觉探索实现文化民生的现实途径。在这个已经实现了网络化、信息化的传媒时代中，社会大众参与艺术的方式已经促使艺术创作和艺术形态产生了多样化和多路径的新变化，艺术审美生活化和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交汇共同弥合了传统社会中经典艺术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巨大鸿沟。用艺术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求的目标正在逐步变为社会现实。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的艺术理论研究已逐步走向深入，体系日益完善，成果日渐丰硕。为繁荣理论建设，中央不仅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同时，十七大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两大一新”，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项战略任务，强调繁荣包括艺术学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国家正在逐步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理论研究的投入，各地对理论研究重要地位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艺术学学科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也明确要求，各级文化科研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机构、整合资源，抓住机遇、创新方法，争取取得文化艺术理论研究的更大突破。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艺术发展愈发欣欣向荣，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投入逐步加大，人才队伍建设稳定增长，学术积累日益坚实，开展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基础更加日趋完善。
在当代中国，传统艺术形式通过科技支撑实现本体开拓的革命性进程，以及传统艺术观念的赓续变革和大众审美趋向的历史性演进，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理论依据；而各种传统艺术形式在传承、延续自身传统的努力之外，也不得不开始面对各种新兴艺术业态的挑战，这些，已经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代进行艺术学理论建设的创新源头。近十多年来，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对艺术的影响有力而迅速，当代中国传统艺术形态中占据最广大数量的戏曲艺术的受众群体，已经开始从拿着收音机“听戏”、农村赶集或是庙会时的搭台“看戏”的传统欣赏方式中走出，着眼关注传统戏曲艺术演出的现场影院效果和电视传播效果，社会舆论开始关注戏曲艺术网络传播受众的变化，网络平台开始借助苹果iPhone探索尝试手机传播古老艺术形态的时尚感和新鲜感，城市精英阶层则借此沉浸于对传统艺术精华尽情占有、随机欣赏的兴奋与愉悦之中。除此以外，当今的博物馆、美术馆已经从宏伟体量的文化建筑、城市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地位走向普通民众，并尽可能成为贴近每一位城市个体的随身“物品”，矗立在城市中心的传统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等已经成为可以用手机、网络随时欣赏海量艺术信息的“身边博物馆”、网络数字图书馆和网上美术馆。当下传统艺术的信息化进程以及传统创作技术、装备的更新改善，已经意味着传统艺术形式面对新兴艺术业态，要通过技术、装备的科技支撑来实现传统艺术本体的自身开拓，以实现积极顺应并有效影响甚至引领时代的发展。从舞台艺术发展的角度，现代演艺文化影响下的舞台演出，已经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视、听觉甚至触觉的综合艺术感受。传播媒介的革命性进步鲜明地体现在已蔚然成风的影视演艺和正脱颖而出的网络演艺中，这对中国传统舞台演出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在当代，科技已经为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资源，在已有艺术样式和载体之外开拓出了新的无限可能的创造空间，艺术家和公众对艺术的理解与表达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变化，这些一起在共同推动着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及其内涵的当代拓展。
当前艺术的媒介化、商业化趋势，越来越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开放的概念，并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中国式话语。在当前这个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深刻影响下的信息时代，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以最快的速度随手获得国际学术视野内最前沿的艺术理论研究信息，可以在广泛参考、自由借鉴其他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独立自主的交叉创新。当代中国历史文化考古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把艺术学特别是艺术史的相关研究做了有力提升。在城市建设的快速化扩张和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激烈冲突的现实背景下，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对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逐步重视，结合历史性的重大文物发掘与大遗址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国艺术史的原有内容已经拥有了更加贴近历史真实的抒写和部分实证的补充，多年公认的学术定论甚至遭受颠覆。当代中国繁荣发展、异彩纷呈的艺术实践已经成为艺术学理论研究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源头活水和现实依据。当代社会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繁荣局面和研究体系的日渐完善，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自身话语体系的建立和研究范式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思想界、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蓬勃、繁荣和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日益细致、深入、分化的现状，结合全球范围内经济、文化一体化迅猛发展的变化趋势以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建立中国自己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体系的时代要求变得非常迫切。在当代中国建立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体系，正是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基础之上，结合当代文化建设发展的社会现实，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对艺术学门类之下分散庞杂、形态各异的各个单一学科之间相对独立、壁垒森严、日渐分离的状况进行整合研究，探讨艺术学门类各学科之间的个性和共性及其共同发展规律的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艺术学门类之下各个研究方向包括音乐、美术、设计、舞蹈、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等等，都要求建立各自独立的学术体系，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利益诉求，不仅在外在艺术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在各自作品的专业理论与创作技法之间也存在着从思想到实践的根本分歧，所以，如果没有对于艺术学门类之下各艺术研究方向之间互联关系和共同规律的研究、概括以及宏观把握，如果没有艺术学理论宏观总领的前进、发展、提升，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和外在的现实基础而变得混乱且进展迟缓，甚至失去前进的方向。
艺术学理论或称一般艺术学、基础艺术学是一门充满理性、拥有很强逻辑性的科学。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和着力点是，在艺术各门类之间贯通并打破艺术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艺术门类之下各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寻找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从宏观上得以深刻认识艺术现象。受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长期笼罩和深刻影响，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的绝大部分艺术门类如工艺的创作发展长期停留在工匠、器物、民间的形而下的实践、劳作层面，即使是文人画和进入社会上层的宫廷艺术创作等等，也仅仅是作为帝王将相、统治阶层服务的一种“把玩”。虽有《文心雕龙》这种宏大严密、体大思精的美学批评巨著，但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理论中理性的、体系性质的学术理论研究基础仍然薄弱。因此，受此传统倾向的不利影响，当代国内的艺术专业教育与艺术理论研究体系中仍然长期存在着学科切分过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综合能力低下、宏观理性思维与思辨整合能力欠缺等等困扰艺术学学科整体水平跃升发展的瓶颈问题。对于艺术学理论的重要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曾经有一个恰当的比方。宏观来看，学术研究就像是吃西瓜，西瓜又大又圆，所以把它切成三角形的片状得以实现（研究）目的；而学术上的问题的本质是相互联系的，为了便于进行学术的研究才分成各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和专业，但是，如果由此认为西瓜的本来面目就是三角形的，那就是学者本身的学养、眼界和基本素质的问题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对于目前艺术学学科研究、建设、发展现状的比较形象的说明。
艺术学理论属于人文学科范畴。如果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人文科学则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内容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并且和文学、美学、文艺学一样，都拥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是门类艺术学之间的共通的规律，而艺术学（特别是门类艺术学）研究的对象是以图像、色彩、声音、肢体动作及上述因素综合运用的艺术造型或舞台形象为具体内容，体验或感受的主要传播方式是人的视听感受，是一种形象思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以语言文字为具体表达符号的形象概念，是一种意象思维，除了文字语言编码的基础功能之外，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成果，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美学则与艺术学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是关于美的共同规律的研究，属于哲学范畴。文学形象依靠人的想象在人的脑海中映现出来，是一种意象，针对文学形象的研究可以依靠大量以语言文字表述的语言文字方式进行。针对艺术形象的研究则不仅仅依靠以语言文字方式表达的表述途径，而且还主要通过艺术展示展演所传达的舞台或造型的视觉形象资料，通过大量田野调查所得到的图像资料、声音资料等等非物质资料，以及通过地上、地下的文物考古所得来的实物实证资料来进行研究、阐释、表述和传播。作为研究对象，文学资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等仅是题材的不同，但都是文学作品，其研究过程也相对短暂；而艺术学资料的种类远比文学要更加丰富多彩，包涵在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研究途径也更为广泛，例如佛教文化中的“六识”所包括的“眼识（视觉）、耳识（听觉）、鼻识（嗅觉）、舌识（味觉）、身识（触觉）、意识（含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活动等）”等等感知方式，甚至三维、四维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艺术感知方式，都可以包括其中。另外，对艺术的研究过程不仅程序复杂，需要视觉、听觉、综合思维的立体分析，而且时间漫长，跨度很大。所以，艺术学理论是基于社会上的各类艺术现象的有关各门类艺术创作、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的研究，因其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归属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范畴，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
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艺术与道德（宗教）、科学共同构成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三大途径，艺术本身也自成体系，涵盖造型艺术、语言艺术和舞台表演艺术三大领域，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学理论作为对人类社会中艺术现象与艺术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索和理论总结，其实就是对人类自己的物质生活世界和共同精神世界的研究，也就是研究我们人类自己。
二
在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力强盛的主要标志，艺术也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艺术则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艺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正日益增大。正是因为文化艺术拥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艺术一直被设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和门类。我国目前现有的2400多所高等院校中已有约1330多所设置了艺术学科，在校生已达120万人；另外每年还有超过100万人的艺考队伍，已经成为艺术学科在校学生的预备队，在一定程度上储备了专业力量，扩大了社会影响。仅从数量上，当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艺术学科建设发展最为庞大的国家。总体来看，目前的艺术类高等院校和综合性高校中的艺术类学院（专业）以及部分文化艺术科研院所已具备了健全的教学和研究的制度和规范，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培养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经验。但是，从艺术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建设质量和学术水平来讲，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与国内同级的相邻学科如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等等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目前，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与各一级学科设置的问题已尘埃落定。根据《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学位［2011］11号），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通过相关议程将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成为新的第十三个学科门类“艺术学门类”（中国授予学位的13个学科门类分别是：01哲学，02经济学，03法学，04教育学，05文学，06历史学，07理学，08工学，09农学，10医学，11军事学，12管理学，13艺术学）。这使得原归属“文学门类”（05）下的艺术学学科告别了和中国语言文学（0501）、外国语言文学（0502）、新闻传播学（0503）并列为一级学科的局面。目前，“艺术学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1301艺术学理论（包含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1302音乐与舞蹈学、1303戏剧与影视学、1304美术学、1305设计学。将来的艺术类专业学生，从本科到博士将分别获得艺术学学士、艺术学硕士、艺术学博士学位。在当代中国，既然艺术学已经依照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升级成为了门类，就必然要直面当前高等教育直至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很多现实性问题。可以说，虽然成功升为了门类，但目前的艺术学学科尚且缺乏面对自身升级发展的种种准备。原来艺术学身处一级学科以及美术学、音乐学、艺术学、设计学等身处二级学科时不必面对或可以暂时推脱、逃避的问题，到了自己已经升格为门类、或已经升格为一级学科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任其搁置下去，因为门类之下要设置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之下要设置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之下还要逐层设置下去，在构建各级学科平台体系的过程之中还要面临很多相关的新的问题，所以，艺术学学者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研究现实问题，着手学科的自身建设。例如，相对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自身定位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者素养问题，学科的人才培养问题，就业方向问题，本科生的课程设置问题，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来源（身份的限定和基本素质要求）问题，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问题（既应实现宏观总领又要切实避免假、大、空现象），研究生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问题，学术研究中综合艺术史与门类艺术史的关系问题，艺术批评与美术批评、音乐批评、设计批评、影视批评等等的关系问题，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专业研究队伍群体的凝聚力问题，等等。在目前仅有的五个一级学科中，工学还要求设计学归队，虽然设计学专业可同时授艺术学、工学两个学位，但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设计学不能因为归属到工学而抛弃人类审美的精神追求，不能丧失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所以，目前在矛盾冲突集中、新账老账一起清算的情况下，就当下大多数普通高校的艺术类学科点（专业）的建设发展现状而言，因为缺乏相关的准备，升级之后的艺术学门类特别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反而有些茫然四顾、束手无策了。
虽然已经升级，但是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各个一级学科以及之下的二级学科、甚至包括二级学科的下一层级的学科、研究方向如何设置、平衡发展的问题。这一突出问题源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对艺术学升为门类之后下设学科特别是一级学科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艺术学升门类后原下属八个二级学科被迫合并为五个一级学科所激发的矛盾问题。这是合并所带来的必然的矛盾。例如，1303戏剧与影视学，由原来的050405戏剧戏曲学、050406电影学、050407广播电视艺术学三个二级学科合并组成。而在现实中，这三个二级学科不仅差异巨大，而且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三个不同学科合并在一起，必然相对委曲。所以，虽然艺术学门类顺利升级，但是面对五个一级学科的最终结果，各个学科参加历次艺术学门类升级会议的学术带头人，尤其是各单科艺术院校（电影学院、舞蹈学院、广播学院、音乐学院、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的负责人，恐怕都会感到心情的沉重，甚至有的意见认为早知结果如此还不如不升级。因为按照这一设置方案，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等原来国内的位居艺术学一级学科之下各二级学科的顶尖高等学府，尚且无法完整覆盖一个升级之后的一级学科的学术制高点。
我们无可否认诸多专家学者从各自学科发展着眼的对各自所属原二级学科建设发展的责任和担当。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的是，艺术学门类各学科共同发展的健康状态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是艺术学学科包容、兼济、共进的状态，应该是艺术门类各学科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并且使艺术的功能能够得以有效发挥的良性运转的结构状态。艺术学门类各学科的结构合理是指组成艺术学的各个部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辩证统一，宏观理论和微观研究兼顾，并能在动态中保持平衡。我们的艺术学学科升级为门类的过程和目的是要在宽容、协作的基础上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终级目标是实现艺术大发展的共同繁荣局面。我们认为，其实就目前学科结构而言，艺术学二级学科升格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无疑又为各单科艺术院校增加了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和学科建设新途径。因为对于电影学、舞蹈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美术学、设计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等单一学科，同样可以发挥本校、本学科的优势特色，通过合理优化、充分配置本单位的学术资源，从宏观理论高度和艺术学视角引导原有专业基础理论研究进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方向，充分依托自身学科特色及其基础理论研究优势，并以其作为新的生长、建设的基点，争取和充实、发展本单位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这样，符合条件的各单科艺术院校经过建设努力，至少可以拥有原有单科一级学科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这两个一级学科点。
所以，总体而言，艺术学升级为门类，肯定会在体制上、从根本上促进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当代中国的艺术学学科也只有真正回归到了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理性评价体系之中并顺利发展、健康成长，艺术学领域在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同时，才可以通过交叉创新更广泛地促进、激发我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创新思维能力，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作用，切实形成构筑基础、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
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文明进步的程度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制定的新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当代，艺术学理论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系统建构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演化形成中责无旁贷地处于统领全局、引领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作为偏重于文化概念的理论阐释，必须全面承担起科学地继承过去、解释现在、预见未来的光荣任务。艺术学理论对文化建设应该发挥的是先导作用，提供的是服务职能。艺术学理论是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是否能够具体运用到国家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去，而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论，不能仅仅作为追求理论的合理及其完美的空中楼阁而存在。列宁曾在《哲学笔记》中用简洁的语言对事物发展规律做出过清晰的概括：真理是一个过程。所以，艺术学理论应该在将艺术理论研究的规律性成果运用到社会之中，并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建设的实践考验之后，反过来在理论上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总结、思考。研究社会上的各类文化艺术现象，探索有关艺术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文化建设和艺术事业发展以至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真正实现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三贴近”，是实现中国艺术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在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理论，而不是跟随理论。艺术学理论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的理论阐释层面上，不能仅仅是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不能仅仅做到跟着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和文化现象撰写艺术史和艺术评论，而要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的实质是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最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艺术学理论如果将自身定位为跟随理论，用跟随各个门类艺术学的具体艺术创作的所谓理论阐释的方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终将难以摆脱遭受社会淘汰的命运。德国诗人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文化界也一直流行着“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这句话。这的确反映出在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层面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理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目前普遍存在很少有人接触理论著作，特别是逻辑性较强的思辨型基础理论的情况。这反映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而另一方面，艺术创作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又的确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总结归纳上升到人文科学的高度，需要艺术学上升到普遍规律进入宏观关照的视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思维和人文价值取向，也即理性的认识和艺术的创造，融合于对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理论进行提炼升华的过程。这一重要的提升过程在艺术学领域也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开展。
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以及进一步深化、总结、提升，探索艺术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艺术学理论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由艺术学理论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艺术学理论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了艺术实践这片充满人类理想的文化伊甸园，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就艺术学这一学科领域而言，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与独特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伦理的制约，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不管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自身学科建设，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艺术学理论扎根生长的是当代中国现实的国土，但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风向标。当前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娱乐文化现象，艺术创作现实发展的价值趋向，社会大众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各阶层审美价值取向的逐渐分化趋势，都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赋予了紧迫而神圣的现实任务。艺术学理论既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被社会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等同化、收编。艺术学理论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在“三贴近”中引领社会文化从“三俗”走向艺术的审美。艺术学理论竖起的风向标就是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黑夜航程中矗立的灯塔，能够引领民族审美文化思潮走向高尚的审美追求，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摆脱低俗化娱乐倾向，指明当下现实中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艺术学理论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艺术学理论应该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皈依更高级的艺术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学理论抛弃了自身的引领职责，仅仅停留在诠释现存种种合理、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滞后层面上，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内部创作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我们必须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要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提供社会价值导向，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引领”作用。这是目前以至将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绝不仅仅是说好话、谈经验，而是要善于引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艺术学理论除了艺术规律的研究，更要着眼于当下问题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艺术评论之中，敢说真话的不多，普遍存在当下好话太多、经验太多、问题太少的不良现象。即使说到有问题存在，可讨论起这些问题来，大多数批评或评论都还是不疼不痒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表扬”，通常被批评的一方反而还会感觉非常舒服。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一定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当前，艺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以及对人的精神培育和品德陶养中作用凸显，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覆盖面也变得越来越广。在21世纪，人类不仅需要以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同时还不可或缺地需要以艺术即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使自己得以坚守人类自己神圣的精神家园。艺术学理论的责任，就是培养充盈而丰富的艺术精神和社会理想，并责无旁贷地竖起伦理的标杆以及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与历史的担当。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不但有利于提高艺术院校在读学生的文化修养，有利于提高艺术作品创作的文化品位，而且也有利于通过深入广泛的高等艺术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和国民艺术素质。钱伟长先生对于大学的培养目标曾有精辟的总结：“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③ 显然，钱伟长先生所强调的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与爱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一起，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和要求，唯有如此，每一个作为社会的独立个体的人才能是一个全面的人。傅雷在勉励傅聪的家书中同样深刻地写到：“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④ 记得前些时候叶朗先生送给我一本先生新近出版的《美学原理》，封面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体验人生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当下直接的感兴中生成一个意向世界，这个意向世界照亮存在的本来面貌，使人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获得一种解放和自由，从而回到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审美活动，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⑤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需要艺术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人生的来路，以塑造精神上终极的关怀。如果我们通过艺术学理论的建构使社会文化达到了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精神层面和终极目的，实现了艺术对人生的浸润和陶养，塑造了人类社会的艺术的审美精神家园，实现了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则善莫大焉。这就是艺术的意义，以及艺术相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所在。艺术学理论就是要“引领”每一个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进入人类艺术审美的精神家园，找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意义，找到自我的精神家园。
除了帮助找寻和构筑人类自我的精神家园，我们的艺术学理论还要依靠中国传统艺术精华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达到能够采用文化和艺术的方式影响和塑造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构建、形成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以至最终达到社会民众能够在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支撑下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保护我们人民大众自己的核心价值、行为方式与文化利益的目的。而对艺术学理论建设的具体实践，我们在体制的约束和理论边界的设定上需要有孔子“每事问”敬谨于礼的态度。在搭建和完善艺术学理论大厦的过程中，我们除了要认识艺术理论的价值，还要注重尊重和遵循艺术的规律，一是艺术学理论自身发展的规律，二是艺术创作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尊重艺术的规律，要强调以人为本，要强调科学发展，要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要根本性地从艺术权力走向艺术服务，从艺术庙堂走向艺术生活，从艺术谋生走到艺术人生，以艺术化生存实现“以美育代宗教”的百年历史企盼，切实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以优秀的作品鼓舞每一位社会个体，要努力走出一条真正拥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建设的光辉道路。
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⑥ 我们加强艺术学自身学科建设的理论前提是从文化自觉逐步走向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高度实现艺术学理论建设发展的学科自觉、学科自信、学科自强。只有这样，脱离了文学门类的艺术学以及升级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独立、成长、壮大，在历史的发展机遇中搭建自身全新的发展平台，建设、完善能够支撑整个艺术学门类得以前进、发展的坚实强大的根基之理，以坚韧的毅力和坚强的能力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艺术学理论的社会的担当、时代的担当和民族的担当。这是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出发的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
四
中国艺术历史悠久、门类众多、成就辉煌，与世界其他文化脉络发展相比，中国艺术不仅具备独特的艺术精神，而且中国传统艺术形态在当代仍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作为专门致力研究中国艺术形态发展变化的艺术学理论，应该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类型融入现代艺术学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要关注传统，更应面向本土现有的艺术实践，关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形态”的交叉学科，艺术学理论应该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建立与其他门类艺术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交流对话体系。
艺术学理论是使艺术学之所以成为艺术学门类的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其重要性远远超出艺术学理论研究在艺术学学科整体发展中的基础状态。相比各个门类艺术学在各自领域的高歌猛进，音乐、美术、戏剧戏曲、舞蹈等等在国家重大文化活动以至历史性的代表国家形象的各种重要场合的靓丽光鲜，艺术学理论研究愈发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没有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扎实推进，没有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没有艺术史论、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原理等学科研究的有机构成，艺术学门类就会是一盘散沙，艺术学大厦存在的理论基础不仅荡然无存，而且还会丧失艺术学之所以作为门类而存在的逻辑前提。
艺术学理论相比其他单一方向的各门类艺术学科更加宏观，更加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艺术学理论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具体作用表现在艺术学理论沟通、整合各单科门类艺术学并对其实践发展构成了理论支撑；艺术学理论超越了门类艺术学的单一变化发展规律，能够得以探讨时代艺术发展的总的普遍性艺术规律；以及艺术学理论超越门类艺术学在各自作品理论和艺术创作技术技法之间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实现了宏观理论上的打通这三个方面。
艺术学理论沟通、整合各单科门类艺术学并对其实践发展构成了理论支撑。所有门类艺术学之所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艺术学理论的存在，也只有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能够打破各个单科艺术学院自立门户的现象；如果没有艺术学的一些基础的、形而上的理论支持，那么艺术会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形成取决于门类艺术学的发展，但同时艺术学理论也对各门类艺术学的发展构成了学术和学科的支撑。
艺术学理论超越了门类艺术学的单一变化发展规律，能够得以探讨时代艺术发展的总的普遍性艺术规律。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总有一个相对独特的表现，时代的总体艺术风格的变化并非美术、音乐、戏曲等单一门类艺术的风格变化，这个独特表现可以概括为整个时代的社会艺术取向，这一宏观艺术取向使得不同的门类艺术或是其他分门别类的学科都拥有相同的追求，这使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超出了各艺术门类，形成了超越各门类艺术之上的普遍规律。这个体现艺术门类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共通规律，使我们得以从宏观上深刻认识艺术现象，这也就是艺术学理论的重要的社会价值所在。
艺术学理论超越门类艺术学在各自作品理论和艺术创作技术技法之间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实现了宏观理论上的打通。当前，在门类艺术学各学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源于各门类艺术中每一种单个艺术形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传承方式、技术基础、技法要求和技巧意识的不同。从艺术创作的技术形态上看，各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渊源。新合并的一级学科如戏剧与影视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在作品理论上的差异性以及具体艺术创作中的技术形态和创作理念方面的分歧非常大。所以，艺术学理论必须进行各类艺术创作，各种艺术形态，以及各自的创作技术、技法、技巧等各方面的理论上的打通。
艺术学理论自身的重要性和现实对它的迫切性要求并不能使其就此已然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况且这一科学的理论还要时刻接受社会发展的现实的检验。艺术学理论在自身发展中应尽量避免成为空中楼阁，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一是在艺术学研究中，艺术学理论不要成为空中楼阁式的纯粹的抽象的艺术理论和概念的集合；二是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艺术学理论不能成为空洞的文化理论，而要成为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的艺术理论，具备当下现实中的应用性的功能和社会基础。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艺术学理论除了从艺术学的宏观视角去关照和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之外，它还必须拥有实际的工作抓手（宏观理念之外的微观的门类艺术技能），同时更要追求实际的社会现实效果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意义。
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基础建立在门类艺术学的艺术创作特殊变化规律和具体艺术形态的发展演化规律之上，所以，艺术学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离不开对具体的艺术形态研究的挖掘和对特殊艺术规律的普遍概括。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与音乐、美术、设计、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等学科建立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在“全知全能”的艺术学理论“大师”横空出世之前，任何关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应该至少以一个方面的门类艺术学的学科研究为基础，以尽量避免艺术学理论的空泛化。从事学术研究的治学之道，一般而言是采用清人所谓的“义理，考据，辞章”协调统一的标准，既要有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又要有充分的实证材料，最好还要具备规范的文法与流畅的文采。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古史新证》演讲时进一步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一治学方式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⑦ 其后，学界又相继有饶宗颐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叶舒宪先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等。这些基本的治学方式、学界通行的研究方法对当代的艺术学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具体的门类艺术学研究的对象是拥有具体艺术形态的声音、图像、色彩、肢体语言、立体造型甚至三维、四维空间等等，唯独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是门类特殊艺术规律之上的一般艺术规律。如果这些规律之上的规律、抽象归纳之上的普遍理论进一步脱离了实证材料，走向玄而又玄的概念，不仅不可能做出合情合理、符合历史逻辑的推论，起到合理阐释艺术现象和艺术发展规律的作用，而且有可能推导出歪曲历史发展规律的偏颇而又晦涩的“伪学术”成果。就学术成果而言，如果艺术学理论中普遍存在隔靴搔痒、空泛无当的理论，不仅不会产生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理论成果，而且必然遭至别人对本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怀疑。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都曾大力倡导过“不通一艺莫谈艺”⑧，一样都极为关注和重视艺术本体的重要性，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的道理。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者和从业的研究人员最好能够以对某一门类艺术技法的熟谙为基础，除了对造型与美的敏锐感知（这也需要长期艺术创作实践的积累），还需要田野调查的亲身体验和有力的实际数据，以及门类艺术学实践与研究的经验积累。所以，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最好具有门类艺术学的研究经验，能够精通某一门类的艺术实践，理论成果才能具备可信度和说服力。
艺术学理论的史、论、批评，不同于门类艺术学自身的史、论、批评的理论研究。所以，在艺术学理论和音乐、美术、设计、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等门类艺术学学科的相互借鉴、密切发展中，要注意既相互独立、又辩证统一的相互关系。特别自近代以来，艺术史论自身的研究范围已经逐步从单一的概念梳理拓展到了专门的体系性研究和建设，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因此，作为学科支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从思维方式到表述方法，都需要再进行新的探索。最明显也最迫切的就是需要把握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或是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在艺术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借鉴门类艺术学史论研究的成果，因为他们具有悠久的历史，具备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规律总结。如早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已经在美术史学科中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并提出影响深远的绘画史观。先秦时期属于中国艺术理论的滥觞发展阶段，产生了“乐以安德”、“致乐以致心”的音乐理论，“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的绘画理论等；在两汉特别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文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书论《非草书》、《笔论》、《笔阵图》、《书论》，画论《画山水序》、《魏晋胜流画赞》、《古画品录》，还有乐论《声无哀乐论》等一批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美术、音乐、书法等主要艺术门类都出现了专门的史论著述，为具体艺术创作及理论批评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法度和原则。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告诉我们，如果不关注具体的门类艺术史，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门翔实、可信的艺术史。但是，一门具体的门类艺术史，不论是美术史、音乐史、书法史，还是设计史（工艺美术史）、戏剧史、戏曲史、电影史、广播电视艺术史、舞蹈史，都不可能等同于、更不可能替代艺术史。门类艺术史的发展规律并非完全等同于人类艺术史的一般发展规律。例如，“艺术史”和“美术史”分别是作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美术学的重点研究方向和主要理论支撑而设置的。由于艺术学的艺术史内容不可能是艺术的抽象概念的演绎和发展流变，研究艺术史必然要牵涉到美术史的具体内容。但是，艺术史并不因此就混同于美术史。艺术史研究的是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中各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体裁的变化发展规律，以及这种代表性艺术与其他非代表性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彼此消长的演化规律。这是一种整体的逻辑关系。美术史研究的是美术概念内建筑、雕刻、绘画（国画、油画、版画等）、书法、工艺技术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是一种基于美术学学科门类内部的变化和发展的演化规律。所以，艺术史要从大历史观的宏观视角研究代表时代的主流艺术体裁的形态变化发展规律，而其间各时代的具体艺术形态的表现肯定是不尽相同的，研究对象是不同艺术体裁的不同形态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不同艺术现象及其演化规律，其中每一个时代的代表性艺术或为美术，或为音乐，或为雕塑、或为戏曲杂剧等等；门类艺术史要研究该艺术形态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各时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本体是相同的，就是单一的美术、音乐、戏曲等等的自身发展变化的门类史。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一个整体，一个具体，既相互包涵，又相互影响；但是，从研究视角到具体表述又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者之间既独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在实际研究过程或者具体教学过程中，我们开设艺术史或艺术史学课程，会以具体的一门门类艺术史为依托，但是，绝对不能将艺术史等同于讲授美术史、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而是一般性的艺术史。当然，这对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和从事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而言，这一要求是超越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普遍水平和一般现实的。也可以说，仅就目前我国现有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点的建设情况，特别是硕士点的申报、建设中通过对音乐、美术、设计、戏曲等专业资源简单拼凑相加而成的“拼盘式”的学科发展现状，我们发现，在具体的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现阶段符合这’一标准要求的师资力量以至研究人员的数量会非常的少。客观来说，这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发展的年轻有关。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这一要求。如果目前大部分从业教师尚不具备这种教学能力，那么至少需要具有艺术学理论的宏观视野。否则，每一个艺术学理论学科点都会有失去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的危险。
这样一个基点，不等于说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可以不需要在具体的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上给予更多的关注，也不等于可以完全离开门类艺术学理论的学术支撑。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必须依托具体的门类艺术学的理论研究成果，避免成为干枯的哲学概念，避免艺术学理论因失去学科自身的史论基础变为理论的空中楼阁。艺术学理论需要具体的门类艺术理论、门类艺术史学、门类艺术批评研究的理论成果对自身成熟、发展、壮大的支持。
人类的文化需要不断地更新，艺术也需要不断吸收新的养分。当前，艺术学门类之下各艺术学科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目前所面对的两难取舍，一方面，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诉求要求采取开放的姿态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其它兄弟学科（各门类艺术学）的优秀成果，进而实现自身功能的日趋完善和有效发挥，而门类艺术学之间也需要相互借鉴，相互贯通，与艺术学理论一起合力实现艺术的共同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各艺术学科自身都拥有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独立的利益诉求，它又不得不拒斥同一艺术门类之下其它相邻学科的渗透、影响和同化。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辩证统一、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协同共进、兼容并包之中，艺术学理论以至艺术学门类真正实现了自身的创新、发展以及宏观的壮大、完善，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并为现实中的国家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应有的力量。
五
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非常迫切。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文化自觉”，十七大党中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两大一新”，整个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鲜明地要求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文化理论研究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而且成为社会研究热点，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也随之凸显。在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历史发展、回顾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总结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以及开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的历史经验的关键时刻，胡锦涛同志又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力提升，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⑨ 可以说，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客观现实和当今时代、当代社会对先进文化建设、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热切企盼，以及要求用先进文化全面引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推向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代发展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客观实际和时代语境。因为有关当前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宏观问题、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文化问题，也只能放在艺术学理论这个领域来进行研究并深入探讨。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行程。最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现实主义，即真实地描写现实，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苏俄时期，迫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列宁一直强调的是“党的文学的原则”，即文学事业要成为党所开动的革命机器（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探索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更是成为当时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旨归。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特别强调：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⑩ 客观来看，列宁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文艺是宣传，宣传不是文艺”，都是针对近代以来中国特定的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的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文艺思想。基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需要，文化、文艺都仅仅是作为整个大的社会系统中的配角，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邓小平同志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1) 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文艺事业，把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热心服务，大力支持，不断提高领导文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的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加强调查研究，不断认识和掌握文艺规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以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要密切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联系，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生活上真诚关怀，努力成为他们的贴心人。”(12) 随着党的文艺方针的进一步调整，强调“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坚持艺术创作的自由氛围也逐渐成为新时期艺术发展的主线。
近几年来，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在十七大提出“两大一新”和确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之后，中央进一步提出提高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文化“软实力”得以捆绑了经济“硬实力”，继而成为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影响力、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和大国崛起的显著标志。2010年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公报》中就文化建设及其战略问题采用了迥异于其他段落的铺陈方式，鲜明阐释了文化建设的本质与功能。其中，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艺术创作生产的关照尤其明显。公报中的“基本建成”和“支柱产业”这两大目标紧贴文化艺术产品及其相关理论范畴。五中全会提出用“文化创新，文化体制改革”来“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使全社会及文化事业、产业内外呈现强大进取心、发展欲、行动力，这就是十七大要求的“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也是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的“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显然，当前构建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理论研究的现实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艺术学理论的肩上。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文化发展，核心命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说核心价值观是抽象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也不是具象、定量易于考量的，而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产品）则是围绕在我们身边并在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也就是说，文化艺术产品不仅映射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的基本需求，而且，文化产品（包括艺术作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科技、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反映。所以，对艺术现象、艺术创作发展规律做体系性逻辑研究的艺术学理论，成为在文化艺术产品（艺术创作作品）之上，紧密围绕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接近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基础。
从直接的、表面的功能性的效果和作用来看，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的直接作用固然明显而重要，但是，艺术学理论却拥有任何作品创作都不可能替代的重要的“引领”功能。虽然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可以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表达思维末梢对时代的感触，而且感性鲜活的艺术创作大多可以走在理性的理论研究前面，但是，任何感性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提出宏大全面、充满理性、拥有严密逻辑性、纲领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思维体系。只有艺术学理论天然地具有宏观的视野、严密的逻辑，可以打破艺术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关于不同艺术门类之下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寻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并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原理中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引领艺术创作，引领艺术审美需求，最终引领人类社会构建起自身的美好精神家园。艺术学理论不仅旨在找寻支配艺术现象的根本原因，探索艺术现象发生发展的基本共通规律，而且关乎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家艺术形象，以及国家层面有关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与相关艺术政策的制定、实施，以至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潮、社会价值观念的控制和把握。“艺术理论的任务是研究艺术的原理，探讨艺术的规律，说明艺术的特点，解释艺术现象。国家可以据此制定法规，艺术家可以借此提高认识，得到启发。”(13) 只有艺术学理论学科，可以在研究对象上统摄各个艺术门类，可以承担起“引领”艺术学的整体发展这一光荣使命。所以，与其他实践性较强的门类艺术学学科相比较，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自身理论研究的引领功能。这一重要功能的赋予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学科体系中的逻辑关系和特殊地位是相映称、相符合的。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之所以自然地具备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文化产品（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即由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是由不得任何市场或其它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更改的，也是作为国家执政的基础而毫不动摇的。
关于艺术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门类艺术学的作用往往表现明显而抢眼，而且艺术创作的触角一般会远远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前面。例如造型艺术中的美术学方面，有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就是通过艺术再现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一创作工程的首批美术作品已经于2010年在全国各地巡展并引起了较大轰动；关于舞台艺术中的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等等艺术创作，相对应的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的评选、评比，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巡演等等，搞得轰轰烈烈，而且该工程国家已经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功用和社会价值，的确可以看到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经济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包括艺术学理论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商业属性，而且，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下面还因此设有艺术创意与艺术管理二级学科。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艺术创意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类似艺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空中楼阁式的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抽象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前途与出路所在？
毫无疑问，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出路应该是“引领”。艺术学门类中的其他任何门类艺术学学科（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不可能担当这一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引领”文化发展，应该保持超越性、先进性、先觉性，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超越其他具象的、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学各门类艺术学科，占领社会思想阵地的制高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是构建“核心价值”，引导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引领”，并非一味迎合政治舆论导向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不是单纯的枯燥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全体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归属感，继而培育全社会高尚的审美文化情操并引导全体人民普遍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并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所有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就必将能够发挥出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六
文化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通过不断的积累与演化并逐步跟进形成的。多年来文化建设的事实说明，文化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财大气粗也可能把文化搞得一塌糊涂；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也未必不能实现本地区文化发展的繁荣、昌盛。文化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什么拿文化为经济唱戏。经济上拿钱出来，你却未必唱得好戏。办大学也是如此。所以，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文化、教育一样，如果抛弃了社会效益，实现了对形而上文化精神与艺术审美理想的无限挤压，收视率飙升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反而可能是文化倒退、道德滑坡。就在当下，当我们放眼这个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除了城市中拥挤的高楼和川流的人群，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所感受到的，竟然是因为“入口”理论而红极一时的“非诚勿扰”女嘉宾马诺，还有网络上盛行的由堂堂七尺男儿装扮而成的铺天盖地的“伪娘”形象，也许还会包括“春晚”的没落，娱乐文化与“恶搞”的盛行，等等……答案其实也很明确，因为我们失去了高尚，失去了陶冶，失去了精神的追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快速发展的高技术解决了我们的吃饭、穿衣、出行、通讯、网络传输，甚至无所不能，但高科技仍然解决不了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失衡。我们不可能脱离艺术而机械地存在。难怪卡夫卡、福楼拜对失去了艺术的陶冶和精神追求的纯粹机械技术时代的黑暗、“变形”有着深深的忧虑。事实说明，只有人同时拥有了技术和艺术，才能真正拥抱未来。这已经说明，纯粹高科技掌控和支撑的“宏伟”艺术创作，如果失去了内在涵盖社会价值观念的艺术学理论的引领，无论舞台演出多么美轮美奂，无论艺术作品如何五彩斑斓，无论视觉效果如何令人叹为观止，听觉效果如何令人震撼迷狂、如痴如醉，只要脱离了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抛弃了人类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理念和人类的艺术审美的精神文化追求，再令人惊叹的艺术绝技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和海市蜃楼，甚至成为麻醉人类精神世界的“精神鸦片”。所以，说到底，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都不是以实现并创造了多少经济收入为目的的。文化、教育的核心是化育魂灵、培育创新。要想在新的世纪为人类做出真正意义上的贡献，就必须建立和发展自己具有独特魅力和强大吸引力的文化。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就是要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自然地包括了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的负有担当和责任的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应该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社会发展，关注文化民生，关注社会上每一类人的文化生存状态与生命精神体验。文化实际上是浸润在任一民族肌体中并且无处不在的软实力，而且，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建设要靠日积月累，作为常态，持之以恒，才会水到渠成。任何急功近利、操之过急、违背规律的做法都是破坏文化的。正如孙家正同志非常深刻而又通俗地论述，“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兜里都有钱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大好事，但是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人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他不仅需要物质享受，更须臾不离精神享受。如果说13亿人都挤在一条道上，朝着一个方向，为GDP，为了金钱，而开着高速车飞奔，那么这个民族可能离撞车和翻车的日子就不远了。”目前，关乎国计民生的很多硬件工程建设盲目突击、多干快上，文化形象工程搞得轰轰烈烈，很多真正的有关文化内涵建设的投入和发展却严重滞后，矛盾重重。在文化建设甚至社会发展中的很多方面，超高速增长、超高速运行的跃进思维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才自然成长的规律。
例如当前备受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作为许多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艺术物种，经常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几起几落，几经兴衰，有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民族文化的精华失去血脉传承，枯萎、断档，更谈不上创新发展。有很多非遗保护项目被列入“非遗”名录之后，便感觉进了“保险箱”，早早“结壳”，不再敢冒风险、创新发展；有些主管部门在将文化项目列入“名录”之后，也便高高挂起、置之不理，既无政策支持又缺乏组织引导，就好像家门口挂上了“状元及第”的牌匾，可后续“非遗”项目的保护、发展、延续却又无暇顾及，或者简单地把“非遗”项目与旅游开发等经济项目挂钩，开始让文化为经济“唱戏”，推卸促使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精神传承发展、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两种做法，一是急功近利、不着眼发展、抛弃创新，二是被动应付、经济诱惑导致功利主义盛行，文化品格、艺术精神被现实利益收编，汇入“拜金主义”暗流。其实，让某种文化项目进入“非遗”名录，是因为已经对它们的发展状况亮出了“黄牌”，虽说不是一种“耻辱”，但起码有关部门要开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力求“弥补”、“挽回”了；同时有些项目尚有无限活力，甚至处于机械化大生产的“产业化”规模经营阶段，却也积极要求“被列入”，例如南京的“盐水鸭”等等，在这里面，要求“出名”、“赢利”的急功近利思想显而易见。在文化精神被经济利益“挟持”、“收编”的危险之外，我们更要警惕的是，防止保护、申遗的表象掩盖以致促发了阻碍艺术创新发展的内在惰性。而我们当代的文化工作者、艺术创作者和艺术理论研究者，就是要用创新的努力承担起促使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精神传承发展、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
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建设，我们必须以坚强的责任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深入思考并以之作为源头活水，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甚至危险，担负起我们的社会担当、时代担当和民族担当。温家宝同志在2006年与文学艺术家谈话时明确指出：“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14) 艺术学理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应对所面对的矛盾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对于每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近代中国战乱频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师如鲁迅、胡适、陈寅恪、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直至巴金、老舍、曹禺等等，却成群集队地横空出世；为什么在承载如此人生痛苦、社会充满动荡和苦难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如此蓬勃发展的灿烂与辉煌？如今，各政府职能部门大把摔钱，到处是人才培育工程，人才引进工程，“大树移栽”工程，人造“大师”是批量化地“横空出世”了，怎么却没有打造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翻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文化根本就不是由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机构通过利益策划一手“制造”出来的，“大师”也不是采用“培养”工程快速“生产”出来的。相对每一位“培育”和“移栽”的策划者和制造者，“大树移栽”水土不服、是否成活的责任由谁来负？成功也好，失败也罢，“移栽”工程的成本由谁来承担？你又有什么权利拿政府财政的钱去生产你自己“任命”的所谓的“大师”？(15) 为什么我们时代的偶像会从鲁迅、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等一直跌落到赵本山、小沈阳和李宇春们？以二人转、“非诚勿扰”之类为代表的娱乐文化以至泛娱乐化的低俗艺术、各种“恶搞”、恶俗盛行的社会文化根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全国各地相继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都在热衷于各种大型文化活动开幕仪式的热闹、风光和剪彩出席，各项、各类文化形象工程更是相继开张、轰轰烈烈，而在真正的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和相关的学术研讨、学术交流、学术平台建设的投入上却又是如此的“惜墨如金”？为什么和全国各高等院校艺术学科建设的蓬勃发展、跨越式发展相比，各地各级文化科研系统的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和体系性学科建设为何又是如此的静默、滞后与寒酸？对每一位艺术学理论研究者或者文化工作者而言，我们应该深入思考，我们现在的社会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是文化本身存在问题还是文化的生产机制出了问题？现实问题与所在症结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我们又应该怎样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守望”？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怎样实现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又应该怎样从“文化自觉”走到“文化自信”直至“文化自强”？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在左右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文化传统进行怎样的整合、提升、重铸并且使其再生？在对这个文化传统和中华艺术精神进行整合、提升、重铸、再生的过程之中，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系统之中，艺术学理论又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艺术学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研究结合中华文化艺术精神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当代延续、拓展，又应该怎样一起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过程之中应该深入思考、开展研究的一些文化意义上的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当然，文化的社会问题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
因此，投身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方式不是关在象牙塔内做无关社会痛痒的学问，而应该以思想者的眼光、批判者的身份，对社会弊端做出批判和评价；应该以布道者的胸怀，尽一己之努力，解救当今社会于物质的、功利的迷障，解救当今众生于物质的、功利的迷障；应该把自由与尊严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总是对苍生怀有一种大悲悯，怀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清醒，参与到社会普遍问题的探讨中来。(16) 仲呈祥教授曾经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问题的精辟概括。
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需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更需要具备深厚的人文情怀。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是“文化自觉”的先声，也关乎我们自身文化良知的开启。学术为公，文以载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历代文人心向往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这些都基础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这在屈原那里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在司马迁那里是“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报任少卿书》）；在杜甫那里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范仲淹那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在文天祥那里是“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指南录后序》）；在袁宏道那里是“胸中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徐文长传》）；在顾炎武那里则是“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与友人论学书》），等等。所以，北京大学教授叶朗先生精辟地指出，在先进文化建设中有两个底线不能丢，一个是人文精神的底线，一个是伦理道德的底线。通观人类发展的历史，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艺术繁荣、发展的是古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时期都于自由精神之中高扬着社会的人性，整个社会到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时期，既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稳定、和谐有序、民族主体意识高扬、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因此，只有自然生态的社会，才会存在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对应产生出逐步成长的学科、培养出逐步成熟的学者、陶养出逐步提升的社会文化，反过来审视也会发现，也只有实现了艺术学理论对社会良性自然发展的超越性引领，引导社会发展恢复进入良性自然的发展状态，引领实现社会文化发展进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自然和谐状态，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以及艺术作品的鼓舞，其实都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我们要针锋相对的，就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虚无缥缈和生存价值的否定，以及对社会价值的背叛。当下的中国艺术发展，需要艺术的崇高感，需要艺术精神和审美理想的提携，以彻底摆脱价值迷茫的困扰。同时，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的强势推行，我们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和任务就是要把对我们自己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的“核心价值”的守望作为第一要义。
艺术学理论对于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有两个非常常见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文化特征，一个是艺术精神。文化特征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在当代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顺势而为，成为国家文化的基础。国家文化一般基本代表本民族的文化内核和基本特征，始终建构在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并得到本国家人民的认同。在近代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形成之后，国家各自在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构了国家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源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省正源于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血脉关系，基于这种共同的历史根源和文化特征，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民族文化包括文化艺术理论能够增强民众对于民族国家统一的认同，而且艺术学理论对社会艺术现象与艺术规律的研究把握常常能够起到超越社会现实、甚至超越文化界限的独特作用和效果。共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强调我们包括海峡两岸的全世界的华人同宗同族，强调文化的血脉相连。海峡两岸共同携手将《富春山居图》的完美合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促使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与促进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现实的责任是紧迫的，使命是光荣的。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另一个关键词是艺术精神。艺术精神依托的基础仍是相对民族文化而言的。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就是中国所有民族（五十六个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而这种艺术精神，必然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精神，它通过国家艺术形象折射出来，反映出文化形象、时代特征，而它的载体是艺术创作，其中也包括艺术理论成果。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7) 艺术创作的形式是多样的，在美术领域，国家实施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在音乐领域，每逢重大节日，类似于“茉莉花开颂祖国万人歌咏大会”的各项社会性大型艺术活动此起彼伏、必不可少，各类大型交响音乐会不胜枚举；在舞蹈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后有《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直至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公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上演的《我们的旗帜》；在戏剧戏曲领域，从《雷雨》到各级精品剧目汇演直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京剧、昆剧、各种地方戏演出，从《十五贯》到青春版《牡丹亭》、《1699桃花扇》，从《程婴救孤》到《曹操与杨修》、《成败萧何》，精彩纷呈；在电影领域、广播电视领域等等，无不透射出时代的艺术精神。另外，在重大节庆日的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如各地按照年度举行的吴文化节、汉文化节等等；祭祀先人的一些艺术形式，如傩戏、民间社火等等，其中透射出来的艺术精神，在文化上强化了个体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强化了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同时激发出对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这些社会文化问题和艺术现象的现实性以及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的紧迫性，都促使艺术学理论成就了其自身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艺术学理论对以上社会问题与艺术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的揭示，使得扎根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华艺术精神得以弘扬、引领、塑造、形成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些必然会鼓舞和重建我们对于民族文化艺术精神的自信，进而得以造就生成了我们完整健康的国民艺术素质。
艺术作品的引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也就是对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所弘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和学术成果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敢于担当的充分肯定。
七
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成果（文化产品）的集中展现，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末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文化自觉”。费老差不多经历了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文化建设，他再三思考，将文化建设的根本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8) 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和作为就要着力体现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时代精神。
艺术学理论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引领”，就必须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艺术精品创作一样，不仅要去适应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而且要去引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艺术学理论的思想品质要求和艺术创作作品基本相同，包含了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国家意识形态因素。艺术品格主要指艺术学理论和艺术创作作品两者自身必须具备的艺术性与艺术本真、艺术真理的含金量，以及艺术理论的学术品质。艺术创作作品的观赏品位自然是指“阳春白雪”高雅脱俗的品位，而相对艺术学理论的“观赏品位”实际指向的就是理论自身的实践性和普世性，要求理论本身来源于艺术实践、不虚空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艺术实践和教育事业培育创新、化育灵魂与精神的实际指导意义。当前，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已经拥有了抵制“三俗”的自觉，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建设需要在文化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下，再度张扬起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以文化人”的品格。引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对于艺术学理论建设的意义异常深远。这使我们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兰亭论辩”和五六十年代声势浩大的美学大讨论，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美学热”。每一次文化艺术的热潮，以及群众性文化热潮之后的文化理论的繁荣和进一步提升，都是艺术学学科完善、发展的历史契机。其实，当下的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升级和受到广泛关注，内在的深层作用正是蕴藏在中华民族古老艺术中的文化符号及其深邃的文化特征，以及其艺术精神的底蕴支撑。艺术学理论的思想内涵、逻辑体系和自觉“引领”的理论前瞻性，直接关系到艺术创作的繁荣和理论境界与层次的提升，关系到当代中国重塑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历史进程。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关键。在当代中国，文化传承的同时，更需要创新，创新是艺术创作和理论建构永葆青春和生命力的源泉，也是艺术作品（艺术生产）的巨大魅力和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所有被尊奉为经典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成果，都是创新的结果。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速变革的伟大时代，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文化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大众的艺术鉴赏水平逐步提高，艺术审美趣味快速变化，文化传播方式极大改变，传播的范围已经跨越了不同社会文明的界限、制度的藩篱以及意识形态的鸿沟，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的必然发展趋势。站在时代的高度，自觉进行艺术学理论思想和观念、内容与形式、方法与模式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创新，已成为关系到艺术学学科自身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艺术学理论需要创新的理念，需要理论的构架、支撑，需要学科的完善、发展，需要所有一点一滴的积累，而这一切又共同推动了文化发展理念在更高的层面进行新的建构。这些都是构成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激发青春活力、与时俱进、凝聚民心、兴盛腾飞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更是艺术学理论本身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以及“以文化人”的实现，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艺术境界的提升和文化信仰的重建。艺术境界是人生境界的文化呈现，传达出人生的理想、信念、憧憬和追求。正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有“商品”属性，所以，我们更应该自觉强调艺术学理论自身特有的精神属性。我们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说要让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对艺术境界的追求来提升整个社会整体的人生境界。任何时代的文化建设都是在历史的逐步积累基础之上的传承和建设。对于文化意味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主要是传承历史文化精神和守望民族文化经典，籍此坚持我们的文化身份，坚定我们的文化理想以及我们对艺术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并以此开启我们的文化自觉。
其实，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构建实践，我们除了“良田沃土”、“风调雨顺”的发展环境，还需要重建和坚持我们的文化信仰。这缘于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步入“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之后，文化建设在我们的信仰重建中愈发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金钱万能”正在日渐被“文化万能”的社会共识所替代。文化产业在当今世界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说明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当文化同时担当起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之时，对于我们通过文化建设来重建精神信仰，或者直接称之为“以文化代宗教”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也是一个必要的抉择。从“文化守望”走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其中贯穿的就是文化信仰的力量。所以，不论“文化自觉”、“文化良知”，还是“文化坚守”或“文化守望”，这些，都不能没有文化信仰。在文化信仰的层面上来谈艺术学理论研究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既是对艺术学理论的社会功能的较高要求，也是对艺术学理论研究者（文化理论研究者）自身素质的较高要求。所以，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之时，一方面要求“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一方面又要求“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时，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进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9) 这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信仰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支撑的信仰，我们建立这样的文化信仰才意味着真正的文化自觉，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最大限度实现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社会效益，也才能用生命型战略业态为文化事业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兴活力，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民族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崛起振兴之路，从而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这也是我们对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意义及其所应发挥的社会现实作用的殷切希望和最高要求。
注释：
① 吕乃基《论后现代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7期，第26页。
②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中译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钱伟长晚年两个“着急”：对教育现状不满意》，《文汇报》，2010年8月4日。
④ 曹跃飞《钢琴家不只是光彩的手指》，《读者》，2011年第9期。
⑤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⑦ 姜望来《唐长孺先生对义宁史学的继承和发展》，《读书》，2010年第11期，第71－75页。
⑧ 朱光潜《艺文杂谈·怎样学美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
⑨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⑩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1) 参见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一文，《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12)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 张道一《应该建立“艺术学”》，《艺术学研究》第1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14) 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7年第1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歌剧音乐剧发展状况研究”课题组曾经根据统一安排于2009年7月24日至8月20日分别对青海省西宁市歌剧团、甘肃省歌剧院、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进行了实地采访和调研工作。调研期间，甘肃省歌剧院正在赶排一部花儿音乐剧。据说，由于作曲者的原因，该剧在音乐创作方面还存在较大遗憾，即没有体现出西北地区花儿音乐最本质、最有特点的东西，相反，却有些“洋化”且缺少地域文化底蕴和民族艺术风格。此外，文字脚本故事情节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正在就音乐和剧本出现的问题进行改写。西宁市歌舞团也正在着手编创自己的新剧目——歌舞剧《湟水情》。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虽面临生存威胁，但目前仍在酝酿排演新歌剧《唐明皇》。据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耿嘉骥团长说：“想来一个陕西歌剧三部曲——《张骞》、《司马迁》、《唐明皇》，三个历史人物和相关事件都与陕西有关。”新的艺术作品，特别是艺术精品战略、艺术精品工程的新作品，它是艺术院团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为此，以上三个院团的领导异常重视。其中不难看出，地方特色是他们精品战略中的王牌。上述三个作品都试图在这方面能够有所作为，所采取的战略思路也大致相同，即走出去，请进来。从采访中得知，三个剧目都外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或名演员，这可能得益于陕西榆林的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的启发，也是时下流行的悬赏重金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剧本、谱曲等艺术作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甘肃省歌剧院的花儿音乐剧，作曲据说就是外请，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里似乎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创新的核心价值和真正动力在哪里？毫无疑问，外请专家或名演员有可能成为创新的动力，但未必能够体现核心价值。有动力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专家和名演员有可能成为艺术创新的阻力。假如将创新的动力仅仅局限于外请专家或名演员，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本身就仅仅只有50％的机会，甚至更少。所以，甘肃省歌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江付俭同志说：“甘肃省并不富裕，省里为这个剧花了那么多钱，外请作曲家谱曲，结果谱出来的曲根本就不能用，这是在浪费啊！或许，用甘肃本土作曲家的谱曲未必是件坏事，因为本土作曲家对花儿音乐的感受和理解更为准确、到位。”作品创新不能“一窝蜂”地盲目追随，更不能有“赌博”心理。创新的核心不是看你有没有名人参与、轰动效应，而是要体现真正属于自身特色的艺术特征和文化底蕴的精神内涵，这是其它任何东西所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就像十几年前时兴的大树进城，移栽的大树多数水土不服、没精打采，即使千辛万苦地培育成活，也可能是与周围的生态环境相去甚远，甚至怪模怪样不入流。因此，关于剧目创新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看是否能够外请大牌专家或名演员，是否有了轰动、有了政绩，而是要看这些大牌专家或名演员对本地艺术特征和文化底蕴有何种程度的了解、认识和感受，并且是否能够将其转化为创作和表演的艺术功力。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大牌专家或知名演员是否深深地热爱着这方古老的土地并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只有这样的外请才具备成功的基本条件，否则，就只是一种“赌博”、“噱头”而已。通过调研与采访，课题组得出的结论为：体制和这个体制的运作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它是一把双刃剑，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体制是死的物，操作或运作这个体制的关键还是人，所以，相同体制产生不同结果应该是正常现象。这一结果恰好说明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因地制宜——说的就是不要忽略各自存在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因为只有在普遍性中见出特殊性和个别性，这样的普遍性才有意义，才有实际针对性，特殊性和个别性本身就存在于普遍性之中。我们从普遍性意义上制定政策，但必须把特殊性和个别性考虑其中，务必考虑其是否具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所应该担当的普遍性指导建议。参见范晓峰《关于我国西北地区国有文艺院团歌剧音乐剧创作发展与存在问题的调研报告》，《艺术百家》，2010年第4期，第19－25页。
(16) 长北《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学者素养与人才培养问题》，《艺术百家》，2011年第3期，第67－71页。
(17)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18) 费孝通《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9)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