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及系统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所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体系论文,结构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曾就如何深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建特”理论）的学习问题时指出：“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联系实际，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江泽民也强调：“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这就突出了把握邓小平所创立的“建特”理论科学体系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本文似就我所理解的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及系统结构谈点浅见。
一、对一种观点的辩析：邓小平理论“无体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邓小平所创立的“建特”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现在，它的真谛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领悟。但是，也有些同志存有疑虑，觉得邓小平的理论大多是讲话、谈话，没有什么长篇大论，因而“理论性”不强、“理论色彩不浓”，更无什么“理论体系”。应该说，这是在“理论”及其“体系”问题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误区之一：理论应当是高深莫测，似乎越晦涩难懂，道理越深奥，就越有理论性。
其实，这是一种把“理论”仅仅限定在抽象定义之中的误解。什么是理论？毛泽东早就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他又指出，真正的理论家，就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2〕邓小平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邓小平也正是这样的理论家。他创立的理论正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正确地解释和回答了我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令人感到亲切、易懂。这恰恰是邓小平“三讲四不讲”科学的文风、学风和党风的体现，即讲直言不讳的话、讲解决问题的话、讲科学提炼的话；不讲长话、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正如他自己在南方谈话中所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通俗易懂的字里行间去领会其深芷着的真谛和精神实质。
误区之二：理论体系应当是有长篇大论、“大部头”著作，或者是一、二、三、四与甲、乙、丙、丁所构成的理论观点网络，抑或是作者本人刻意建构一个理论体系且显性地现成地摆在了读者面前而一目了然。
其实，这是一种把“理论体系”标准形式化的误解。什么是理论体系？所谓理论体系就是反映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体系，它可以是宏大的也可以是精巧的。理论体系作为认识和思维过程的成果和产物，它的制定、表达过程与认识、思维过程，它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过程所表述的经典的“两条道路”，亦即是对一般理论思维发展道路的科学总结：“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他解释说：在做研究时，对象是“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的”〔4〕的，研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开始，“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5〕于是在思维中从最抽象的规定开始，沿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便构成了复制对象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这“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在此，“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里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6〕简言之，作为思维起点和结果的具体，是感性具体与理性具体之别。
由是观之，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内在标志——这个理论必须在总体上、宏观上驾驭和把握住了所研究对象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和发展规律、必然趋势。个别的、局部的、短时的理性认识和理论观点，即使正确也形成不了体系。例如牛顿力学从总体上把握了宏观低速运动领域物质运动的三大规律，并以此为骨架建构了牛顿力学经典大厦。另一个是外在标志——这个理论的概念、命题、原理必须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以完整、系统地表达、叙述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实践观为理论基石，以唯物论和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两个有机统一为特征，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使命，用一系列概念、命题和原理将它的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有机统一起来，构成严密而完整科学体系，揭示了自然、社会、思维普遍规律。
按照上述理论体系形成的内外标志来衡量，我们完全有根据判定，邓小平所建构的“建特”理论已经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诚然，邓小平本人并没有刻意去构造一个理论体系，但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有机联系整体，他在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以内在标志而言，邓小平“建特”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总体上揭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就外在标志而论，邓小平“建特”理论已经形成至少是由哲学基础层次、理论基石层次、理论主题层次和基本观点系列层次所构成的发内在逻辑结构组合的体系。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并没有显性地、现成地摆在我们面前，经过党中央前后六次概括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的九个方面基本内容的概括才逐渐显现出来，它更需要我们去学习、领会和把握。一种科学理论一旦形成体系，便是这种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邓小平的“建特”理论，不仅是科学的理论，而且也是已经成熟的理论。进而昭示：这种理论思维的成熟也正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总体性把握——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显著标志
众所周知，历史客体和历史主体除了相互创造、相互确证和相互转化等关系外，从宏观整体考察，其基本特点是它们作为矛盾双方还具有直接同一性，根因即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正是历史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历史规律，即恩格斯所说的“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8〕它是历史客体的客观性和历史主体的主体性的有机统一。理解这种双重统一的关键，便是马克思的一个脍炙人口的精辟比喻：“人本身既是剧作者，又是那剧本身的剧中人”〔9〕，即应当“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10〕
现时代中国的历史主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全部活动对象，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客体。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便是当今中国历史主体的首要任务。
这个探索最早可以追索到1956年党的“八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探索的实践并不成功。真正的探索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于党的十四大。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的核心，作为一个指导12亿人口大国的政治家，他的实践有着超常的深度和广度。他的理论触角所及不是细枝末节，不是常规性的一般问题，也不是马恩列斯所论述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兴衰成攻的重大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重建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正是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艰难地但是成功地探索，终于创立了“建特”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从总体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
丰富而生动的邓小平理论，主要蕴芷在《邓小平文选》及党的重要文献中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第三卷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概念上。只要我们认真读它，就可以读出来龙去脉，读出科学体系。开卷篇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提出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问题，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形成了邓小平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而终卷篇南方谈话，则是这十几年中邓小平全部理论思考的总结、展开、发挥和深化，系统地总结了这十四年来实践的新鲜经验，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科学思想体系，成为他的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南方谈话的基本观点，不仅与1989年以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六次谈话相连贯，而且在第三卷全部中都一以贯之。邓小平很注意他的著作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正是理论思考形成为一定的科学思想体系一种表现。从开卷到终卷，主题反复出现，内容不断展开，思想不断深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刻。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仅经历了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的种种艰难曲折，更重要的是在这十年中若干重大关头面前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雪崩式”的“多米诺效应”——苏联解体、东欧演变和北京风波中，使“建特”理论经受了非同寻常的严峻考验。结果反使我们对大局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我们的事业更加生机蓬勃。这其中的大道理就是：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大局，“建特”理论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
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隐性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经过党中央的先后六次概括，逐渐变成一个显性的、成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第一次，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初步概括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十个主要点”；第二次，党的十三大概括出构成“建特”理论轮廓的“十二个理论观点”；第三次，党的《八五计划建议》中，概括为“十二条原则”；第四次，江泽民在建党士十周年讲话中，从中国特色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概括为“九要九不要”；第五次，党的十四大用科学的规范化语言，对其主要内容作了“九个”方面的系统概括；第六次，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又对“建特”理论的精髓、主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其中，党的十四大用科学的规范化语言，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邓小平“建特”理论所作的新概括，最具权威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它向我们昭示：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的体系，它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已经达到了总体性把握。
相对于以往概括，它具有了崭新的特点：
一是十四大的新概括，是迄今为止，对邓小平理论最为科学、系统、完整的概括。它着重从理论的角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层次高、理论性强，并已经初步形成了系统，逻辑结构严密，每个问题的论点、内容都表述得更加明确、准确，都有自己的方位。
二是十四大的新概括，着重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新经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特别反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总结、展开、发挥和深化出的一些思想、新观点、新概念。尤其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人们全面“换脑筋”，具有振聋反聩的作用，也标志着他创立的“建特”理论升华到一个新高度，并形成为体系。
三是十四大的新概括，既主要凝结了改革开放实践新经验，也包含了前29年正反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并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深刻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发展规律，不仅鲜明地表现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建特”理论不仅仅是从中国的角度提出的，也包括了从世界角度的分析。邓小平把不少问题总是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从这个高度去观察解决问题，倾注了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命运的关切和期望。
四是十四大的新概括，全面科学地阐述了形成和发展“建特”理论的坚实基础和条件，从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经验总结、个人贡献诸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论述，并对它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这是以往几次概括所没有的，实际上是充分论证了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历史地位——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在当代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性课题：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谓“第一次”是指其创造性，所谓“比较系统”是说的成熟度，所谓“初步地”是讲其开放性、发展性。
三、由四大层次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
邓小平“建特”理论体系不仅从内在标志上是从总体上把握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而且从外在标志上形成了至少由哲学基础、理论基石、理论主题和基本观点系列四大层次构成的、并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组合的有机系统。
逻辑结构是使理论体系从理论组织、理论表述上呈现出来，它的科学化之总的要求是，要使历史逻辑（即客观规律性）与理论逻辑（即理论的论述、表述）统一起来。它要求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基本层次的表述规范化，要求层次、结构的清晰性和合理性。
（一）哲学基础层次
诚然，邓小平不是一位职业哲学家，他本人也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然而，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计和领导活动的实践，则无不凝结着他对哲学真谛的深谙、对哲学方法的精通和对哲学魅力的巧妙把握。他那“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金岳霖语）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他创立的“建特”理论体系的坚实的哲学基础。这集中体现在四条根本的指导思想上：
唯物论：主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尤其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的创新，是高超的辩证思维艺术。正因为有了这个法宝，才有了以真理标准讨论、生产力标准提出和南方谈话为标志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才会产生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
辩证法：邓小平十分精通辩证法，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过一个多次受到毛泽东赞扬的著名口号：“要照辩证法办事”。这同样成了他创立“建特”理论的思维品格。他善于把握矛盾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矛盾问题的“精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他善于抓主要矛盾，提出“一个中心”的最佳总思路；他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认识论：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鉴此，他支持并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中新事物，鼓励群众大胆“闯、试、冒”，善于概括和总结群众的新创造、新发明，从中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寻找新路子。
历史观：恢复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根本任务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等崭新观点，奠定了“建特”理论的主题；坚持和发展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热爱人民，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允不答允”作为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上述基本原理构成了“建特”理论的根本指导思想，构成了整个科学体系的生长点，使它深深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沃土，在实践基础上根深叶茂，茁壮成长。正是它，孕育了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最根本的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这是贯穿于“建特”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形成的全过程的精髓、灵魂和红线，如同思想的基石，构筑起邓小平“建特”理论的宏伟大厦，因而也就成为构成这一理论的所有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的历史出发点和逻辑起点。正是鉴于这四条是“建特”理论形成的思想前提，从指导思想、指导原则上规定了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总方向，因此，十四大报告中把之概括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并且将其列为“建特”理论九条内容之首。
（二）理论基石层次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把握大局、认识规律的进程中，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上，有着新的重大的发展，说出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概括起来，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推进了三项重大理论突破或曰“三大理论建构”，成为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论的显著标志，构成“建特”理论的独创性的理论基石。
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扭曲的和错误的理解，立足于生产力决定论这块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确认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由此派生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和生产力标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的、根本的创新。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邓小平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至今经济技术文化水平还比较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因此确认我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更具必要性和迫切性。“初级阶段论”是“建特”理论的立论基础，是我党制定基本路线及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邓小平破除了那种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认为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出计划和市场是手段、“中性”的而非制度特征的新观点，从而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三大突破”或“三大建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层次的理论突破，值得大书一笔。在“建特”理论体系建构中具有理论基石的作用，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特”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或曰理论主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这三大理论基石之间也是一组科学认识的链条，本质论——根本任务论——生产力标准论——初级阶段论——市场论，其中本质论是“三大突破”的关键。
（三）理论主题层次
由于在社会主义观念和道路问题上的“左”和右的错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未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失误，说到底是理论上的失误。邓小平提纲挈领，从理论上把问题集中到是否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并且提到首要地位。这无论在尖锐性还是深刻性上，以及在内涵丰富和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积极推动作用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邓小平提出这一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所独具的深刻性在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尖锐地指出这样一条极其重大却又长期忽略的历史教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等于一切问题就会自动解决，尤其不等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就能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提炼出来了，紧紧抓住了，并使之成为全党重新考虑当代中国基本问题的起点，观察当代中国命运的工具，成为其“建特”理论体系的主题。进而，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这个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途命运、兴衰成败的历史性课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长期对此“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对这个问题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在人们的思想上存在着许多的混乱、误解甚至曲解。有人鼓吹“贫穷的社会主义”，有人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有人欣赏所谓“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更多的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皆是“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邓小平立足于唯物史观理论基石的生产力决定论，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念，从最高、最深层次上提炼出一个“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概括，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根本，恢复了生产力的王位，“共同富裕”成了社会主义最高旗帜。这个新概括，体现出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的统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手段和终极目标的统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和最后结果的统一。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还以否证方式进一步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指出：贫穷与发展太慢、平均主义与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与照搬外国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与没有法制也就都没有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必然也使人们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陷于困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采取过两种基本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企图以此发展生产力。一种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方式。由于照搬战争时期的经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性，结果适得其反。另一种是“文革”中的“抓革命，促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具体化为三个命题，即抓阶级斗争、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促生产，实质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其结果不言而喻。而邓小平为我们设计的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体现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则是集中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战略部署上。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步走”。
党的基本路线集中反映了“建特”理论是完整的科学体系的特征。这条路线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统一整体，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实质和核心，规定了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和主要任务，是解决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中心”决定“两个基本点”，使四项基本原则有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有活生生的“内容”；反之“中心”又要由“两个基本点”提供政治保障和动力支持，而被誉称为“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两个基本点”之间也是相互依存、互相贯通的辩证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指南和保证，它规定着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又为四项基本原则注入了活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两者统一于为“中心”服务的实践中。“三大目标”即富裕、民主、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向的理论，是“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所要达到的社会进步的全面目标，体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性和先进性。总之，基本路线，既是在“建特”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又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和集中体现。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是照耀整个初级阶段各项工作的灯塔。
从发展战略上说，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初级阶段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0—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翻一番、翻两番、翻四番，人均GNP 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应地生活目标上实现温饱、小康、富裕。
四、基本观点系列层次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先后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基本观点和战略目标、原则、部署、重点，是“建特”理论基石和理论主题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回答在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四个基本领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时又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可称之为核心内容的外层结构。
（一）经济领域
主要包括以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基本观点。例如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公有制、按劳分配上的“一主多辅”；先富与共富等等。
（二）政治领域
主要包括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基本观点。例如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国两制”等。
（三）文化领域
主要包括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心、体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本要求的基本观点。例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文艺的“双为”方向、“双百”方针；教育的“三个面向”方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四有”新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等。
（四）外交领域
主要包括以时代特征、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为中心的基本观点。例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蹈光养晦”方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外开放国策；正确处理国与国、党与党关系；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等。
以上四个领域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建特”理论主题的展开和具体化，体现了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同时，这四个领域基本观点也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领域基本观点是基础，政治领域基本观点是前者的集中体现，文化领域基本观点是为前两者决定并反作用它，外交领域基本观点是为前三者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必要条件。而这四个领域基本观点，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综上所述，根据理论体系形成和成熟的内在标志和外在标志来制定，邓小平理论已经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总体上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同时，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充满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形成一个由哲学基础层次、理论基石层次、理论主题层次和基本观点系列层次所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严密整体。这内、外两个方面，决定了并标志着邓小平创立的“建特”理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当然，这一体系决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它反映了真理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进一步认识规律、揭示真理的正确道路。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7、814页。
〔3〕〔4〕〔5〕〔6〕〔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04、103、103、114页。
〔7〕〔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1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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