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突发性巨灾危机的防范体系和保障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发性论文,保障机制论文,危机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9·11恐怖袭击、非典疫情、美加大停电等种种突发性巨灾危机事件的威胁与挑战，如何构建突发性巨灾危机的防范体系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保险的危险损失分摊和社会管理功能，是中国保险业急需攻克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注重创新，强化现代保险业的功能建设
现代保险宏观职能发展体系为保险创新提供了直接的目标导引与实践承载。对此，我们可以从构成现代保险宏观职能发展体系的三项内涵特征的具体剖析中得到启示。首先，从经济补偿的角度分析，现代保险以其独到的机制参与了社会二次分配，从而平衡了不同时间与空间的投资者收入并使其在一个有效的大样本范围内实现了收益与风险的合理匹配。随着人类自身文明的进步，社会更深层次的发展对于经济补偿保障的功能也提出了更高与更新的要求。保险创新必须深入各级风险主体，研究并解释不断变化的基于补偿保障发展的可能需求行为与服务模式；其次，从资金融通的角度分析，在保险商品与货币的价值交换与实现过程中，由于不同价值形态在流通与转换当中的不同特性，保险基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运用于资本市场渠道，从而获得自身在价值链上的更大增值；同时也使保险基金运营与各种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得以建立，这有利于生产与再生产周期循环中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效用；第三，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现代保险的发展必须要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但应提供可资参考的各种危险管理技术与经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对危险防范的整体规划、过程监控、因素评价乃至绩效管理所需的各种社会职能的介入与承担。
综上分析，现代保险宏观职能发展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保险创新尤其是理论创新提出了非常迫切的需求，结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保险业的融合发展趋势，当前保险创新应注重对保险业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三个维度的分析与研究，即保险创新首先必须关注保险业宏观层面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从主要矛盾的演变趋势中寻求创新发展的原动力；保险创新必须深刻理解市场一体化的本质，致力于从产业整合角度拓宽研究视野；保险创新应该关注微观经营层面的发展趋势，强化对市场经营主体可持续性发展行为研究。
以非典、9·11、大停电等为代表的突发性巨灾危机变异表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灾害事故将呈日益复杂与巨型多样化趋势。这主要缘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所发生的变异，从而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理论上政府应承担并负责提供有关公众安全的基本保障供给。但一国政府限于自己的财力，同时又受制于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约束，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总是有限。我们认为，强化现代保险业在这其中的功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考虑到各种巨灾等危机事件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在涉及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第三者责任等方面，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可以提供产品丰富的多种可能的保险保障。以非典和9·11恐怖袭击的影响来看，除了在意外险、健康险和人寿险方面需要提供切实的保障，此外如各种财产险与公众责任险方面，同样由于非典的影响存在着非常巨大的保险需求，每个企业都需要有针对意外或突发事件导致营业中断和利润损失的保险保障。
因此，政府在提供公众基本安全保障之外，应该积极鼓励商业保险进一步发挥其社会管理与服务运营功能，为了更有效达到上述目的，包括政府与商业保险机构在内，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求建立安全基金聚集与危险损失分散化的融资与转移机制。比如政府可以联合商业金融保险机构，运用保险风险证券化的相关手段，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通过发行政府巨灾债券等形式将危险损失在更大范围内予以转移。或是与国际上再保险巨头协商进行再保险安排，融合政府与商业市场的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综合性突发危机所引发的巨额损失。
二、加强监控，建立整合性危险管理系统
从9·11恐怖袭击到美加大停电这一系列突发危机事件所反映的规律特征来看，我们发现，任何一次突发性的巨灾危机，都必然经历一个危险因素潜伏、危险因素量变到质变转化、危险因素引燃与迅猛爆发这样一个过程。从危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对于危机演化的各个不同阶段却是可以采取相应举措进行危险规避、控制、转移与更大范围的分散承担。以恐怖危机活动为例，其危险因素的潜伏期往往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某种邪恶观念的孽生与散播，尤其与某某的先知存在相联系；二是某种形式的组织活动的有预谋、若即若离的集聚。在这一阶段，社会当局最直接的危险管理举措便是“防微杜渐”式的取缔与危险规避。但一般来说，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由于某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如观念标准把握的不确定性或组织活动的隐蔽性，如邪恶观念与其组织活动依附于某种传统的合乎人们意识的行为活动中等，往往使得直接辨别危险因素的存在异常困难，从而导致危险因素得以一定程度的潜伏并直接进行量变积累。而在危险因素进入转化这一阶段，危险因素从量变到质变的跳跃已经散发出非常大的硝烟味，而且其无论是观念的直接挑战还是组织规模的膨胀都日益显出其羽翼渐丰的一面，这时候社会当局的危险管理举措应是“隔绝式”的切断与控制，迅速致力于对危险因素所积聚的人力、财力进行必要的遣散与转移，同时在舆论与意识观念澄清方面应加大揭露力度。如果这一阶段的危险因素已经在局部得到转化引燃，则为尽量减少这一突发危机可能引致的后果，社会当局必须调动危机所引燃区域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合理分散与转移，尽可能减少损失的程度与数额。这一阶段，高效的现场紧急救援体系是应付危机的最直接手段，但与此同时，一个社会化的危机后稳定与处理的机制应该马上组织与运营起来。显然，在研究突发危机事件从形成到爆发的整个过程来看，危险管理的举措不仅应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一个预先整体模拟的方案计划更是必要，这不但增加了在突发危机到来时的应对自如，而且来现场危机爆发中出现的各种意外事故的关联处理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与支持，并在无形当中省却了许多措手不及的额外附加成本。
9·11恐怖事件的袭击，致使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和日本保险业出现了因为这一次危险事故而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危机甚至破产，究其根源主要是保险责任在同一事故上的过度关联。这使得世界上所有的保险公司及其政府监管机构意识到危险关联性对保险公司的致命影响，从而在保险公司危险管理体系中采用了整合性危险管理系统。正是由于突发性危机事件爆发所涉及的不同阶段特性以及危机事件中危险的关联复杂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建立对突发性巨灾危机的防范监控体系。整合性危险管理系统以承保危险的相关性识别为出发点，通过庞大的信息处理系统帮助保险人识别危险集合中存在的危险传染效应与危险累积效应。危险传染效应是保险事故之间的连锁反应，例如9·11和大停电、非典等突发性危机可能导致其他保险事故的发生等。危险累积效应是因为保险公司承保的多项危险与同一危险事故相关而发生的，这在大停电、地震、洪水等事故中更可能出现。整合性的方法可以将整个危险作用链进行识别，并模拟出危险事故的可能损失，指导保险公司的承保和再保险实践。实施了整合性危险管理的保险人可以根据灾害事故的规模和结构，合理预计公司人力资源和物流的配备，从而保证了公司在巨灾突发事故时的经营稳健和不至于忙乱，公司在面对大量索赔事件时仍能保持一流的服务。但毕竟整合性危险管理系统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初级阶段，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在突发危机发生之前就可以模拟出类似的巨灾事故并将它们的财务结果进行包括拒绝危险业务或分出变异性巨大危险业务处理等，这些都将是对保险公司巨灾危机的财务应对能力及整合性危险管理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考验和挑战。
三、创建预案，完善突发性巨灾危机国家紧急救援保障体系
“预案”，也称做预无整体模拟的计划与方案，在实施危机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再以非典疫情的例子来分析相应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预案建立的必要性，包括防护体系与紧急救援体系。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预案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而由政府承担并提供其最基本的预防与保障功能，这在世界各国已达到共识。但在政府如何具体运营这一体系时，不同国家受制于自身特点，所采取的举措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预案体系运营中，选择信息最优安排策略意味着及时与透明。因为一旦该类信息被无序地传送出，则必将引发广大参与人的非理性恐慌与反应，从而极易破坏一种均衡的局面。也许除了非典，以后我们还将遭受更多、更突然、更具破坏性的疾病袭击，但若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预案体系的运营者能够坚持“单一规则”的信息透明制度，从疾病的防范、跟踪、隔离、控制等环节都向受众进行及时提示，则其运营效果会大不一样。这一及时披露、信息透明的重要机制安排，会激励整个民众与政府一起，协力帮助共同应付危机。像这次非典疫情所造成对旅游、餐饮等关联行业的影响，粗略统计近千亿元。远远大于我国为建立一套比较先进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预案体系所需要的实际投资，这是我们一度忽视这一方面工作而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但在另一方面来看，“亡羊补牢”并不见得是坏事情，重视并持续对包括恐怖活动危机管理预案、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预案在内的公众安全预防体系进行综合投资建设，加紧建立各相关领域的沟通与协助机制将有利于我们日后更好发挥综合应付危机的防范能力。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上述危机管理事件的发生与处理正是人类社会自身形态进化中的必然演绎过程，即螺旋式的扬弃。
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已经建有比较完善的国家紧急救援体系，但在遭受这次东部大停电的突发危机事件中，仍然暴露出其中固有的一些矛盾与不足。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危机的防范与处理必须提高到各行各业都应关注的层面，只有建立日常的、各行各业都能充分了解与沟通的渠道情况下，才能切实提高社会整体危机应急处理能力，这样既充分调动了国家整体的资源、信息与力量来共同防范危机事件，而且在实际应急处理过程中也能找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案与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