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贸论文,晚清论文,上海论文,视角论文,影响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06)03-0064-10
1843年开埠后上海很快跃居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与各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也随之迅速发展。关于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研究目前尚无专门的专著或论文问世，但学者对上海埠际贸易已予以很多关注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利用大量海关统计数据、文字报告及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所反映的情况②，力图对晚清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与各区域主要口岸间形成的外贸埠际转运网络进行阐述，并以此反映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由于现有海关统计资料中关于上海埠际贸易数据记录的限制，本文研究时段拟定为1864-1904年。
本文所提外贸埠际转运主要是指上海与国内其他口岸之间开展的与对外进出口相关的贸易往来，即上海将从国外进口的洋货转运至国内各通商口岸，同时将各口岸运至上海的土货转运到国外，成为这些口岸对外贸易的中转点。需要指出的是：(1)本文只限讨论上海与中国各口岸间外贸埠际转运，不包括上海与其他国际口岸间的转运关系。并着重于探讨以上海为中心对国内其他口岸进行的外贸埠际转运；(2)本文中进出口指广义的进出口，不仅包括对国外的进出口，也包括国内各口岸间的进出口贸易往来。
一、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优越和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早在开埠前上海就已经迅速成长为我国主要的沿海贸易港和第二大外贸港口③。但是由于清朝的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随着1843年的开埠，上海的港口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到50年代初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19世纪60年代，通商口岸陆续增辟，上海连结的口岸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这些口岸对外贸易的转运中心。英国驻沪领事也观察到“在外国货船运载的商品中，多数是转口的进口商品，以及从内地口岸装来供出口的土产”④，外贸埠际转运逐渐成为晚清上海进出口贸易的重心。
以下拟从经上海外贸转口的洋货和土货分别占全国进出口比重的变化，来探讨晚清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及其变迁。图1显示了 1864-1904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上面一条折线代表洋货经上海转运国内值占全国进口总值的比重，下面一条折线代表土货经上海转运国外值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重。
图1 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占全国外贸比重图(1864-1904)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历年数据整理。
1.上海洋货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
从图1中第一条折线所反映出的趋势可以看出，1864-1872年，洋货经上海转运占全国进口总值的比重呈迅速上升的趋势，1864年这一比重仅为31.4%，1872年已上升到最高值 58.7%。1873年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50%左右。1885年再次开始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1885-1904年间这一比重平均仅为42.2%，下降了约8个百分点。
这主要是由于自19世纪60年代的十口通商起，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就不断地增辟，截止到 1904年，中国约开和自开商埠已达到50个⑤，这期间新增辟的口岸必然对洋货进口产生了一定的分流。同时早期开放的口岸独立进口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使得上海洋货转运国内占全国外贸比重出现下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下降的时间较缓慢，下降的幅度也较缓和，仍高达40%左右。因为一些重要口岸在这一时期尚在成长中，直接进出口虽然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在对外贸易上还需依赖上海。以天津和汉口为例，尽管天津的外国洋行认为“天津是一个很大的洋货进口港，可以同生产国进行直接贸易”，因而急切地想发展直接贸易，但这一愿望由于港口航运条件、金融条件及货源条件等方面的欠缺，一直未能实现⑥。因此尽管天津独立进口洋货的比重有所增长，在1904年经上海转运的洋货仍占天津洋货进口总数的53.8%之多⑦。而中国另一大口岸汉口19世纪后期外贸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土货输出，洋货进口远远小于土货出口。1904年，经上海转运来的洋货占汉口洋货进口的比重高达79.6%，汉口依赖上海洋货转运的程度仍然很高。
总体看来，1864-1904年间经上海转运国内的洋货占全国进口比重平均高达46.1%，这意味着每年中国进口的洋货，一半左右是由上海进口，转运至各主要通商口岸，再传播到全国各地，上海在全国洋货转运的地位十分突出。
2.上海土货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
1864-1870年间上海土货转运国外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也呈增长趋势，1865、1866年都在25%左右，增至1870年达到最高值31.7%。但此后即开始回落，1871-1892平均值只有22.2%。随着全国通商口岸的增辟，上海洋货与土货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上海在全国外贸埠际转运的地位仍稳如泰山，为其他口岸所不及。此外，与洋货转运占全国比重变化趋势不同的是，上海土货转运国外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在1892年后出现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从这一时期全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各口岸依赖上海转运出口的程度更高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出口商品如茶、丝等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开始不断下降，但到1901-1903年间这两项加起来仍占全国出口的38%⑧，其出口与以前一样绝大多数经过上海转运。与此同时，为了迎合世界市场的新需要，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宗出口商品，如豆和豆饼、猪鬃、籽仁籽饼、草帽辫、生皮、蛋制品、桐油等，这些全国新增长的出口商品除了豆和豆饼多从东北出口外，大多数都经由上海转口出去。上海在维持旧有的土货转运商品在全国所占的高比重之外，又新增了大宗出口商品，其土货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因此更加突出。（见表1）
总的说来，1864-1904年间上海土货外贸埠际转运占全国土货出口的比重平均24.1%，即每年全国出口的土货约1/4是由各口岸运至上海，再集中转运国外的。上海土货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的地位虽低于洋货外贸埠际转运，但在全国所占比重仍是最高的。
表1 1904年上海转运出口部分商品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表
上海转运出口值 全国出口总值 上海转运占全
（海关两） （海关两） 国比重(%)
丝 14232418
61326896 23
茶 15545259
30201964 51
猪鬃
20503522497949
82
籽仁籽饼 10882731873628
58
草帽辫
31090924502820
69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904年数据整理。
二、上海在全国的外贸埠际转运网络
19世纪60年代至清末正是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上海与全国各主要口岸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外贸转运网络。根据上海与各区域主要口岸外贸转运的密切程度，可以将其外贸转运网络大致划为三个层次，分别为长江流域主要口岸（汉口、宁波、镇江、九江、芜湖）、华北沿海主要口岸（天津、营口⑨、烟台⑩）以及华南沿海主要口岸（广州、汕头、厦门、福州）。这些主要口岸每年平均占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95%以上。
以下拟在1864-1904年间每隔10年左右取一年度上海海关统计数据，分别从进出口两方面考察各区域口岸与上海的外贸转运关系。进口方面取上海转运各区域口岸的洋货值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值的比重，借此反映出上海洋货转运去向的不同层次。出口方面，由于海关统计体例所限，缺少上海出口土货中来自各口岸的直接数据统计。但晚清大多数口岸独立进出口能力尚未壮大，依赖上海出口程度很高，故其输送至上海的大宗土货多数是赖上海转运出口，仅有少数是限于和上海间的内贸流通。以长江流域和华北沿海的中心口岸汉口和天津为例，1904年运去上海的土货，占各自土货出口国内外总值的比重分别为93.0%和86.6%，可见其土货出口多仰仗上海。因此可以上海土货来源为指标，取各区域口岸运来上海的土货占上海土货进口值的比重，借此大致反映出上海出口土货来源口岸的不同层次。华南沿海口岸在与上海的出口联系上有所不同，另加分析。
表2 上海与长江流域重要口岸外贸转运网络(%)
汉口 宁波 镇江 九江 芜湖 共计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35.8 14.9 5.9
13.369.9
1864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39.7 12.8 0.1
23.876.4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24.1 12.1 24.27.668
187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36.8 14.1 2.7
13.366.9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24.2 12.0 15.45.2 5.5
62.3
188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36.9 10.1 6.1
11.4 2.7
67.2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26.7 11.5 16.76.7 4.9
66.5
189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48.3 103.26.7 2.3
70.5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29.9
5.5 9.975.1
57.4
1904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45.9
6.1 1.96.1 1.3
61.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各年数据整理。
1.上海与长江流域主要口岸的外贸埠际转运
长江流域主要口岸汉口、宁波、镇江、九江和芜湖邻近长江黄金水道，与上海交通便利，联系最为密切，构成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第一层次。
汉口是长江流域仅次于上海的通商口岸，但是汉口非海港，对外贸而言运输与采购均不如上海便利，“只司集中土货，运沪出口，收纳洋货，散销内地，最为相宜”(11)，因此与上海外贸转运联系极为密切。作为九省通衢，汉口拥有广阔的腹地，茶叶、牛皮、猪鬃、芝麻等大宗出口土货由各地集中于汉口后大量运往上海，为兴盛的出口贸易提供了货物来源。茶叶是汉口出口的大宗商品，多数年份里汉口“除几批茶叶在茶叶生产季节迳运国外，对于供销国内外市场的茶叶都是运到上海再转口或原货复出口运往目的地”(12)。芝麻出口也如此，“绝大部分是从上海转口运往法国、意大利”(13)。牛皮作为大宗出口商品兴起后，即有“大批牛皮运到上海复出口到欧洲、美国，供制皮革之需”(14)。汉口除了是上海出口商品的主要输送地以外，还是上海进口商品的主要接收地。上海进口的毛织品由于价格较贵因此只有富裕地区才消费得起，汉口为之提供了最主要销向，“由于湖北、湖南和四川等被称为中国的花园的富饶茶区靠汉口供应商品，因此它比天津或牛庄的毛织品消费量要大得多”(15)。汉口还连续多年是上海进口原色布的最大消费地(16)。在上海进口标布和斜纹布转运国内口岸中汉口也均名列前茅，转运汉口的标布占上海国内转运量的近20%(17)。汉口可将这些经上海转运来的洋货继续销往其连接的华中乃至西南各省腹地，成为上海转运洋货的主要去处之一。上海在表2中所列的5个年度里土货平均41.5%来自汉口，洋货平均28.1%转运至汉口，在全国口岸中汉口所占比重最高。汉口是上海在全国外贸埠际转运最重要的对象口岸。
宁波直接进出口有限，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都从上海运来，在宁波付进口税(18)。出口的湖丝、茶叶、棉麻等大宗商品也多经上海港转运出口，据估计“有80%的宁波棉花经由上海运往日本”(19)，绿茶也经上海运往美国和英国(20)。宁波缺乏对外远洋航线的开辟，因此“上海是宁波买卖货物市场”(21)。在上表所列的五个年度中，上海进口的洋货平均11.2%转运至宁波，土货则平均10.6%来自宁波，在进出口两方面宁波都与上海保持稳定的转运联系。
镇江占上海洋货转运比重尤为突出，有些年份甚至与汉口不相上下。这与镇江有利的地理位置有关，“大量的布匹、糖和金属系由轮船运往镇江，在那里进行分运，因为镇江具有通往南北水路以及长江河流的有利条件”(22)，因此镇江一度成为上海洋货转运的一个重要去向。但是镇江运来上海的土货十分有限。一是由于子口税的原因，镇江“向来洋货与土货两子税，核其总数大相悬绝，或谓土货运出颇多窒碍”；二是由于镇江本身出口土货品种有限(23)。因此镇江经上海转运国外的土货“数甚细微”(24)。后期随着新的出口商品的开发，镇江运往上海的土货才有所增长。
九江的直接对外贸易不多，大多数年份都几乎没有直接对外进出口，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才偶尔有船从日本直接运煤过来(25)，因此九江与上海外贸转运联系很多。九江是上海出口绿茶的重要供货来源，1877-1878年茶季上海共有25,200,000包绿茶，其中来自九江的就有 7,000,000包，占将近1/3(26)。九江进口的洋货也几乎全部由上海转来，其中棉制品、鸦片为大宗(27)。
芜湖是长江流域这几个口岸中开埠最晚的， 1877年才正式设埠。尽管芜湖占上海外贸转运比重较小，但是自开埠至清末，始终与上海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外贸转运联系，尤其在与上海的出口土货输送上。芜湖是上海出口蚕丝的来源之一，上海出口的蚕丝以湖州、南浔以及江浙两省边界及其它地区生产的白丝为主，但其出口总额里还包括了其他品种的丝，其中就有芜湖丝(28)。芜湖也是上海绿茶的供货来源之一，1877-1878年茶季运到上海的25,200,000包绿茶里，有 400,000包来自镇江和芜湖(29)。
长江流域主要口岸是上海在全国外贸埠际转运网络的第一层次，在统计的5个年度里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值平均64.8%，土货进口值平均 68.5%，占上海外贸转运比重最高；并且在进出口两方面都是上海外贸转运的主要对象，既是上海进口物资的主要接收地，又是上海出口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其中汉口为上海在全国最重要的外贸转运对象口岸。
2.上海与华北沿海主要口岸的外贸转运网络
华北沿海的三个口岸——天津、烟台、营口是上海外贸转运的第二个层次。早在开埠前上海沙船在这条北洋航线上的贸易就已经十分繁盛了，据称当时年货运量已达50-60万吨。当时沙船主要是将北方的豆饼、大豆等大宗货物运至上海，将南方的棉花、棉布运往北方(30)。在上海开埠并在全国确立了对外贸易中心地位以后，华北三口继续与上海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其外贸埠际转运的重要对象。
天津位于海河、大运河与渤海交汇之点，19世纪末已成为华北最大口岸。从进口来看，“天津虽系中国销纳洋货最多之口岸之一，但殆皆取给于上海”，与上海洋货转运联系密切(31)。天津是上海进口棉制品的主要去向之一，在上海进口白色布、标布、斜纹布、粗布等多种棉制品的转运去向中均名列前茅(32)。但从出口来看则不然，在本研究时段早期天津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很小。这主要是由于天津受各种因素影响，本身出口商品有限。天津开埠初期受传统经济的影响很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的农民购买力低下，同时也没有足够多样的商品提供出口”。(33)当时腹地商品经济也不够发达，“山西以壤地贫瘠、物产无几而出名。蒙古有广阔无垠之草原，除牛羊之外亦罕有所出”(34)，无法为天津提供足够多的出口商品。因此天津在开埠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出口值十分有限，无法成为上海进口土货的主要来源地。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天津的出口贸易开始逐步发展，80年代末其出口的大宗土货已经有草帽辫、骆驼毛、绵羊毛、山头皮褥、生皮、马毛以及猪鬃等多种商品，而这些土货多运往上海出口(35)。天津占上海土货进口的比重也开始随之上升，1864年该比重仅为4.1%，到1895年已经上升到11.5%，天津与上海在外贸转口上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由表3中数据显示，在这5个年度里天津占上海洋货转运平均 19.7%，占上海土货国内进口平均7.8%。从全国范围来看，天津是上海外贸转口的第二大对象口岸，地位仅次于汉口。
烟台也与上海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外贸转运联系。烟台是上海进口棉制品许多品种的稳定销向之一。烟台在上海进口标布的转销口岸中其地位仅次于天津和汉口，对上海低级原色布需求也很大，作用不可小视。烟台还是粗布的主要市场之一，华北三口“几乎购去所有的进口粗布”(36)。从上海转运烟台的大宗洋货还有鸦片，烟台消费的进口鸦片都是由上海供应(37)。草帽辫的出口兴起后，烟台成为上海出口草帽辫的主要来源之一，1879年上海共出口草帽辫35,529担，英国驻沪领事评价道：“草帽辫几乎全部来自芝罘……山东省莱州城外15哩的沙河是它的主要市场。”(38)烟台本时段早期在上海洋货转运方面的重要性多过土货方面。但是上海从烟台进口的土货比重不断增长，到1904年已经超过了洋货转运比重，成为上海出口土货的稳定来源之一。
营口是上海进口棉制品的重要市场，消费增长很快。1878年上海斜纹布的转销中，营口与 1877年相比的增加数比其它口岸的进货总数还要大些，英国驻沪领事评论道：“几年前，牛庄的需求还是很小的，但现在它却居于非常显著的地位”，这与该地区的日益繁荣是密切相关的(39)。营口原是上海进口鸦片的主要销向之一，但是由于土产鸦片种植的兴起，由上海转运来的鸦片数量稳步下降，80年代前曾经每年进口3,000担的印度鸦片，1881年却只进口了358担(40)。60年代营口运往上海的土货以豆和豆饼为主。70年代野蚕丝的出口兴起，也成为营口运往上海的大宗土货，“源源来自芝罘和牛庄的野生丝的出口量已自1878～1879年丝季的200包增加到 1879～1880年丝季的1,800包”，运来上海后转去欧洲(41)。营口在华北三口中占上海外贸转运比重最小，但是在这四十年间营口无论在进口还是出口两方面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占上海洋货转运的比重增长尤快，1864-1904年已从2.5%上升到9.3%。
表3 上海与华北沿海主要口岸外贸转运网络(%)
天津 烟台营口共计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19.7
6.9 2.5 29.1
1864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4.1
1.5 1.3 6.9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19.3
7.3 3.8 30.4
187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5.5
3.9 1.5 10.9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22.2
8.0 5.0 35.2
188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7.9
6.4 2.8 17.1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23.4
7.6 31.0
189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11.5
7.1 18.6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13.9
5.1 9.3 28.3
1904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10.1
6.7 2.5 19.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各年数据整理（注：其中1895年上海海关统计中营口数据缺）。
表4 上海与华南沿海主要口岸外贸转运网络(%)
广州 汕头 厦门福州共计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0.1*0.1 0.7 0.9
1864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3.4
8.1
1.3 2.915.7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 0.1
0.1 1.4 1.6
187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7.1
8.8
1.6 4.421.9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0.5
0.2 1.6 2.3
188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2.3 10.4
0.8 1.214.7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0.3
0.5
0.2 0.7 1.7
1895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2.0
5.0
1.0 1.4 9.4
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比重 0.1
0.2
0.1 0.6 1.0
1904年
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 1.7
2.9
0.3 1.5 6.4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各年数据整理（注：*表示该数值小于0.1%）。
华北沿海主要口岸在5个年度里占上海洋货转运国内值平均30.8%，土货进口值平均14.6%，成为上海外贸转运网络中次于长江流域的第二个网络层次。此外，与长江流域和上海进出口两方面转运都形成密切关系有所不同，华北沿海口岸在上海洋货转运方面的重要性多过在上海土货转运方面。尤其在本时段早期华北三口输往上海的土货并不多，但是华北三口的出口商品在不断发展，占上海土货进口的比重也在不断增长，1864年这一比重仅为6.9%，1904年已增长到19.3%，在上海土货进口方面的重要性后期有所上升。
3.上海与华南沿海主要口岸的外贸转运网络
华南沿海主要口岸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与上海外贸转运联系最为松散。华南各口在洋货进口上主要依赖香港转运，因此从表4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5个年度里华南各口占上海洋货转运平均仅1.5%，甚至不如长江流域或华北沿海的一个口岸多。
广州的外贸转运主要依赖香港，“关于进口货物的原产国别和广州出口货物的最终消费国别问题，一句话可以概括。因为进口货物的98%，出口货物的99.5%，都来自或运往香港”(42)，汕头的洋货进口也多通过香港转运，“接近香港这样的自由港，对外国商品的所有需求很容易从那里得到供应”(43)。厦门进口的洋货如“机器制造品、金属和鸦片几乎无例外地经由香港运抵本口岸”(44)。福州与另外几个华南口岸相比跟上海洋货转运联系显得略为密切，早期洋布有一部分由上海运来(45)。但自香港转运来的洋货则是大部分。因此，华南口岸与上海的进口转运联系少之又少，正如英国驻沪领事观察到的：“从海关的统计表就能看出，输入上海的外国商品绝大部分转运给了北起牛庄南到宁波之间的各消费口岸，宁波往南除了福州之外，数额都是微不足道的”(46)。
从出口方面来看，华南各口出口或依赖香港，或直接出口，不需依赖上海。汕头出口的最大宗是糖，其次是供南洋的土货。前者大量运往香港，或转运欧美，或再加工后作为洋糖返销国内，后者汕头则可以直运南洋(47)。厦门和福州则独立出口程度更高。厦门的大宗出口商品茶叶可直接运往美国、英国及爪哇，经香港转运的是少数(48)。福州的主要大宗出口商品茶叶也可直接出口，其中“少量运往本国口岸，绝大多数直接用轮船出口到外国”(49)。
由此可见，华南各口岸主要出口土货都不需依赖上海转运。虽然从表中统计数据来看，华南口岸占上海土货来源比重相对略高，但多为内贸的商品流通，并非赖上海转运出口。其中汕头 19世纪80年代中期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最高，但其运往上海最大宗的主要是供内销的糖。这一时期恰逢汕头国外市场萎缩，开拓国内市场，而“其往上海大江通商口本为消糖之大口子也”(50)。广州早期也有少量土货运往上海供当地消费，如 1864年食糖出口国内增长显著，“其原因是大量供应上海、天津和芝罘的市场需要”(51)。而福州运往上海土货主要为竹笋、木材、纸、干鲜果等(52)，竹笋是作为食品运往上海的(53)，木材则是为满足上海的大兴土木(54)。因此，华南各口虽占上海土货进口比重相对略高，但多为内贸流通，其主要土货出口或赖香港转运，或直接出口国外，自有其流通渠道，依赖上海程度很低。
华南沿海口岸航运发达，与国外直接贸易方便，同时又靠近东南亚最大的转运港——香港。因此，其特点表现为在洋货转运上多依赖香港，而土货出口上或大量直接出口，或赖香港转运。因此，华南沿海口岸是三个层次中与上海外贸转运联系最为松散的一环，在进出口方面都与上海外贸转运联系薄弱。
三、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
晚清是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地位最为鼎盛的时期，1864-1904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占全国对外贸易比重年平均35.1%，仅以一口就占全国对外贸易如此之重，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外贸转运枢纽港的地位。其中上海洋货埠际转运占全国进口比重年平均46.1%，土货外贸埠际转运占全国出口比重年平均24.1%，说明上海在进口上的外贸埠际转运作用表现得比在出口上更为重要。这与上海外贸中转枢纽港的性质是相符合的，有学者就上海的这种特点评论道：“转船口岸拥有在进口商品分配上的有利条件（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需要重新包装和重新装载上船的情况下），这跟出口商品的处理，并不相同，因为出口商品通常作为制造品，分成小批，直接从各自的产地运往其他地区的市场或国外市场”(55)。
从上海本身来看，1864-1904年间上海的对外贸易总值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维持着50%左右的高比重，其中外贸埠际转运所占比重就高达年平均35%(56)，即每年上海进出口货物的约 70%都是与其他口岸间的转口贸易，这充分表明了上海进出口的货物绝大多数是为全国服务的，其本身外贸中转港的性质十分突出。
晚清上海与各口岸间外贸转运网络已基本形成，长江流域口岸占上海外贸转运比重最高，并且在进出口两方面都与上海联系密切；华北沿海口岸次之，与上海的外贸转运联系在进口方面比出口方面更为密切；华南沿海口岸最次，与上海无论在进口还是出口上的外贸转运联系都非常薄弱，因为华南口岸的外贸转运多依赖香港。“这与上海港当时所担当的华南以外中国航运枢纽港的地位，是相吻合的”(57)。
这里晚清香港的外贸转运地位也值得强调，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成为重要的中转枢纽港。但是就国内来说，香港外贸转运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两广、云南、闽台，香港与长江流域、华北沿海口岸虽然也有联系，但是多为特货贸易，影响较小，这些口岸的大宗进出口商品还是依赖上海转运的(58)。因此晚清香港外贸转运作用虽然也很大，但其在国内辐射范围多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对华南沿海以外的广大中国影响不及上海。上海外贸埠际转运虽然在华南影响较小，但通过与华北沿海、长江流域的重要口岸及其广大腹地相连，已将其外贸影响辐射到大半个中国，显示出其全国外贸中心的强大影响力。
首先，上海对其外贸转运对象口岸的影响非常大。从各口岸角度来看，有些口岸占上海外贸转运比重很小，但是其对外贸易中依赖上海转运的比重却非常高。以宁波为例，1904年宁波占上海洋货转运仅5.5%，土货进口仅6.1%，但是经上海转运的洋货占宁波洋货进口值的 75.3%，运往上海的土货更是占宁波土货出口国内外总值的94.8%。对于其他占上海外贸比重不高的口岸来说，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可见对上海来说，有些口岸只是其外贸转运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这些口岸来说，其依赖上海外贸转运的程度却远远高出其对上海的重要性。可以说上海外贸转运对象口岸对上海的单向依存程度相当高，这体现了上海外贸转运对其对象口岸的强大影响力。
其次，上海的主要外贸转运对象口岸分别又是各地区中心市场，其辐射范围或为一省或为数省，均连接着更为广阔的腹地。如汉口、天津分别是各区域的中心市场，汉口为内地贸易之枢纽，仅通过水路就可西至川滇、南抵湘黔、东连赣皖苏、西北达陕甘，“由外国进口洋货及内地出口土货，均聚散于斯”(59)；天津则向为“蒙古东部，直、晋两省以及鲁、豫两省北部天然出入口”(60)，可称是北方外向型经济的龙头(61)，上海通过与汉口、天津的外贸转运将其影响辐射至更为广阔的地区。又如九江、芜湖则分别是本省的出入咽喉，九江是江西省出江入海的枢纽，“江西进出口贸易，向以九江为集散之总汇”(62)；“芜湖的对外贸易，乃是带动整个安徽地区经济变迁的主要基础”(63)。还有的对象口岸位于交通枢纽因而连接广大腹地，如镇江位于许多重要河道会合的中心，成为本省及安徽、山东、河南等地进出口转运的中枢，“该地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它处在通向内地的广大水路交通网的中心，这使它能够向一片约与整个法国一样大的农村供应商品”(64)。上海通过与这些口岸的外贸埠际转运，将其影响辐射到各口岸所连接的广阔腹地。
综上所述，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其外贸埠际转运主要集中在华北沿海及长江流域口岸，华南沿海口岸则主要为香港的外贸转运范围，上海对之影响很小。但香港的外贸埠际转运影响仅止于此，在华南沿海以外的广大领域内其影响远不及上海。因此，将晚清上海比作全国对外贸易的心脏并不为过。上海与各口岸间大批货物的流转输送，则恰如管道将血液输送至全身。自包括上海在内的第一批口岸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正是在这种以上海为中心的流转输送之中逐渐鲜活起来，这也更突显了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5-07-25
注释：
①关于上海埠际贸易研究已有的学术成果有丁日初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及论文《民国上海埠际贸易的变迁(1912-1937)》，《社会科学》1997年第7期；凌小言、孙东华的《解放前上海口岸的对外中转贸易》，《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等等。
②系统的海关数据主要来自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各海关贸易报告翻译出版物详见页下注解。
③吴松弟：《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④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 -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1863年贸易报告，第80页。（以下简称为《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
⑤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2-45页。
⑥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天津档案馆藏，1866年贸易报告，第43-44页。
⑦参见《中国旧海关史料》1904年上海海关、天津海关数据。以下若非特殊说明，所取数据均参见《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关年度分册。
⑧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76页。
⑨曾称牛庄。
⑩曾称芝罘、登州。
(11)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选辑》第2辑，第352页，《汉口商业月刊》二卷二期。
(12)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选辑》第1辑，第255页，HanK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3。
(13)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选辑》第1辑，第258页，HanK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4。
(14)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选辑》第1辑，第260页，HanKow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902。
(15)《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9年贸易报告，第526页。
(16)《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8年贸易报告，第465-466页表格。
(17)《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9年贸易报告，第524页。
(18)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1891年宁波海关贸易报告，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327页。
(19)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海关十年报告（宁波，1902-1911年），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20)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1891年宁波海关贸易报告，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327页。
(21)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海关十年报告（宁波，1882-1891年），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2)《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4年贸易报告，第352页。
(23)《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6册，《光绪十六年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35～136页。
(24)《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9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37页。
(25)《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3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31页。
(26)《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7年贸易报告，第447页。
(27)《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9册，《光绪十八年九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25页。
(28)《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8年贸易报告，第496-497页。
(29)《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7年贸易报告，第447页。
(30)辛元欧：《上海沙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31)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1865年贸易报告，第2页。
(32)《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84年贸易报告，第672-677页表格。
(33)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
(34)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1865年贸易报告，第5-6页。
(35)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 1911)》上册，1887年贸易报告，第244页。
(36)《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8年贸易报告，第466—471页、477页。
(37)《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80年贸易报告，第567-568页。
(38)《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9年贸易报告，第545页。
(39)《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8年贸易报告，第475页。
(40)《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81年贸易报告，第607页。
(41)《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9年贸易报告，第543页。
(42)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广州海关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1877年贸易报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6页。
(43)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潮海关史料汇编》，潮海关十年报告 (1882-1891)，内部资料1988年印，第29页。
(44)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1875年贸易报告，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45)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1876年贸易报告，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112页。
(46)《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8年贸易报告，第501页。
(47)《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9册，《光绪十八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82页。
(48)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1875年贸易报告，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61页。
(49)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1865年贸易报告，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页。
(50)《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9册，《光绪十八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83页。
(51)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广州海关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1864年贸易报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页。
(52)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1867年贸易报告，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53)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1865年贸易报告，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54)《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4年贸易报告，第335页上海进口木材表。
(55)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0页。
(56)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各年数据。
(57)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58)毛立坤：《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
(59)《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选辑》（第2辑），第347页，《汉口商业月刊》2卷2期。
(60)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 1911)》上册，1877-1879年贸易报告，第170页。
(61)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樊如森博士学位论文：《天津港口贸易与腹地外向型经济发展(1860- 1937)》，未刊稿。
(62)民国23年《江西年鉴》第25编，商业，转引自《九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
(63)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 -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第 461页。
(64)《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70年贸易报告，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