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及其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1）01－0102－05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生态危机的议题主要围绕着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构建消解生态危机困境的路径以及阐释生态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内在关联而铺展开来。国外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敏锐地嗅探到了生态危机背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却鲜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宏观视野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进而指出生态学转向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蕴的研究则可谓凤毛麟角。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关于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的诠释与话语中，最重要的收获当是重新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他们对攻击马克思主义内含的生态学缺陷的论调进行了批驳，直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在这种批驳与反批驳中，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关注，由此呈现出生态学转向的趋势，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在分析生态危机根源、探寻化解生态危机对策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危机话语中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众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携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生态学领地，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观点分析生态危机并寻求化解危机的路径。在此过程中，他们更是主动“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挖掘并梳理出大量的生态学思想，积极回应“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危机中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包含两层含义，即从现实性来看，对生态危机的探讨和由此引发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已经进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并成为中心话题；从可能性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研究反哺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并有望成为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向肩负着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复兴的重大使命。
从现实性而言，如何判定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生态学转向呢？要判定理论的转向就必须回答当代马克思主义定义域和问题域的变换，“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而这种新的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多地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1](p.14)因此，从理论路向上，构成一次理论转向至少必须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学界形成了对转向的关注和认识，转向前后研究主题或路向存在重大转换，转向后的理论存在鲜明的特点，转向后的新路向对原理论体系的发展或实践具有较大的影响。
正如卢西那·卡斯特林在一篇题为《为什么“红的”必须是“绿的”》一文中指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岁月和21世纪起始阶段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p.285)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而言，生态学转向正可谓适逢其时。在国外，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的学者是福斯特。在他看来，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在整个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包括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是无可辩驳地最具活力的理论。然而，到了70年代末，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右倾化现象，新自由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异军突起，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逐渐式微。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劫难。这次劫难发端于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失败，爆发于1989年苏东剧变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3]福斯特认为，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伟大的壮举恐怕就是生态的转向，因为它拓宽了唯物主义的概念，从最初的经济分析拓展到更广阔的生态分析。这次理论的转向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人们不断意识到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以及物种灭绝的加剧等的全球生态危机。80年代末至90年代，詹姆斯·奥康纳主创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随后人们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一系列著作[3]。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从哲学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总批判再切换到从生态危机危及人类整体生存安全的视角。自卢卡奇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一系列研究主题，从各个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野放在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和艺术上，强调辩证法，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强调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文化传统的研究，并提出了“革命必先革其心”的新策略，表现了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尝试和对西方人解放之道的孜孜追求。[4]例如，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的拜物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重建启蒙理性，列斐伏尔把目光锁定在日常生活的批判上并期盼“总体的人”的出现，马尔库塞更是详尽地批判异化消费造成“单向度的人”。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则从这种上层建筑层面对资本主义的声讨中走了出来，转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怀，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类整体生存而不是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发展，将生态文明视为人类发展的未来。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内容来看，它虽然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批判路径，却根据时代新变化考察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思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智慧，设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乃至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虽然从逻辑序列而言仍然属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却又存在异于后者的研究思路和主旨，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为此，国内有学者从经验、历史理论和本体论三个层面上证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更新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形态：“在经验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层面上，生态马克思主义以文化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构取代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意在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采用的单一的技术性，或单一的文化性的结构；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自然、实践与人的认识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说明扬弃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与实践分离为两个哲学世界的片面性，构建了新的哲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的更新，而在经验和理论的张力中建构起了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5](p.6－7)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构成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理论转向。
发端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并不仅仅停留在研究路向和主旨的转换上。事实上，就其产生的影响而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已经吸引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对社会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许多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者加入到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建构消解生态危机的对策方案的行列中来，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文。他们还纷纷走出学府，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筹建专业杂志和网站，扩大交流和探讨，并把自己的理论向更大的范围传播开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学派逐渐成形并出现蒸蒸日上之势。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惊呼，生态马克思主义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甚至可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演变方向。
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所开辟的理论路向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使许多原国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理论家或共产党完成“从红到绿”的转变，转入到生态学领域，甚至与绿色运动结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思考生态问题或借生态学视角补充或修正马克思主义。受此影响，一些绿色运动理论家和绿党也拉近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政治要求和价值观念中吸取养分，并公开打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红绿联盟的思想一时风靡欧洲，许多左翼激进人士如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纷纷加入绿党阵营，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改变起初对绿党的排斥态度，开始积极谋求与绿党结盟。苏东剧变后，原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继续把目光投向生态学领域，推动“绿色红化”，把生态运动引向社会主义方向。“红”、“绿”二者之间的互动显然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影响。
其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对各国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生态危机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它已经广泛深入地影响了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由于对生态危机的精确判断及其所囊括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理念吸引了世人的兴趣，而红绿结合对生态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影响又进一步波及各国政治舞台。譬如，中国把生态文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就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生态学取向。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补充和修正从各种角度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仔细梳理这些理论成果，一幅生态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画面就浮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的路径也清晰可辨。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的意蕴之一：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
自1822年“社会主义”一词进入英语词汇以来，人们从多种不同角度来理解和阐释社会主义，“即乌托邦式的美好理想、进步的历史思潮或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种对民主的诉求、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和运动。”“它包括前苏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和国家控制模式、西欧混合福利制度、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6](p.1－4)无疑，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也是一直困惑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难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探寻。赖尔认为：“对社会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难点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概念的界定。”[7](p.18)他指出，在传统上，“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大厦的出发点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实现二者关系的可持续性为理论旨趣，而社会主义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内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尤其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定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7](p.19)在赖尔看来，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谁受益、谁受压迫，并致力于构建消灭压迫的路径，而生态批判则更为重视特定阶层及其物质生产形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在他那里，阶级和压迫不但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关节点，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界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对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启示，还是在于社会主义的生态学意蕴。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蓝图中，社会主义不再片面追求物质生产力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而是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注入了更多的生态学原则。他们普遍认为，要完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会，就必须构筑废除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实社会主义也发生了大量环境问题，因此按照人们惯常理解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必然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考虑现实的社会主义时，重要的是不应基于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状况来考虑，而应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旨在扬弃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异化。”[8](p.174)从异化的视角而言，自然包含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因此，岩佐茂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应该是生态社会主义的”[9]。
奥康纳和希尔贝克则提出社会主义不但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产的自然条件（或自然力）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改变传统上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计划的或政治主导的经济活动，因为从苏联生态危机实践中得知计划经济并不能保证生态良好。要保持生态平衡，关键是保持工业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平衡，实现从“能源消耗型”的生产方式向“生产性”或“再生产性”转变。这种转变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它要求社会主义培育一种尊重自然规律的态度，社会主义应该更少追求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实现自我满足，好生活的标准应该更加侧重于“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价值”[10](p.105)。这种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的重新诠释实际上就包含了改变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问题，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发展观有不谋而合之处。当然，希尔贝克的这种阐释实际上只是还原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而已，社会主义曾经因苏联的扭曲以其破坏生态环境的“狰狞”面貌呈现在西方面前。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共产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理应洗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式的生产方式和浮华的价值体系，具有更多的人文因素，实现科学发展，人文发展。希尔贝克关于计划经济并不必然自然产生生态文明的阐释，突破了许多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实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迷思。
社会主义本质上必然是生态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和谐发展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从历史长河来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归宿，因为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新型社会，是以高度生态文明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向的意蕴之二：重新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问世以来，受到过来自各方面的恶毒攻击和歪曲。在生态危机语境内，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质疑主要在于把马克思和反生态相连接起来。对马克思的批判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他无法解释：“（1）剥削自然；（2）自然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3）存在明显的自然的限制；（4）自然变化的特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5）技术在环境恶化中的作用；（6）仅靠发展经济无法解决环境问题。”[11](p.372)然而，对马克思理论的挑战、批判和质疑反而促进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人们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进行考证，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于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大有裨益。人们在生态学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考量也是如此。
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各种错误指责。佩珀在研究中指出，人们至少在下面方面对马克思的指责是错误的：“马克思理论中没有需求——只有生产，马克思那里也没有货币”、“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来源”、“马克思错误地预测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马克思错误地预测了利润率将持续下降”、“抽象劳动理论预言资本主义将会崩溃但它没有崩溃”等。[12](p.354)佩珀认为，对马克思的上述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马克思经常受到“没有需求，只有生产”理论的指责，因而马克思主义往往和生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需求是马克思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其中也有货币。马克思在货币和货币资本之间做出区分，并对二者做了详尽的论述。”[12](p.353)
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中，吉登斯指责“马克思把自然视为人类铺展自身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是典型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他高度崇拜生产技术的进步，自然只是简单的工具。这种表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随处可见。”[13](p.180)吉登斯认为，马克思高度关注阶级社会中变革人类内部的剥削关系，却丝毫没有触及人对自然的剥削。马克思因其对自然的生产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特质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定，如本顿、索普、艾克斯利、克拉克、费基思等。对此，洛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生产主义是错误的，马克思本人一直批判资本主义盲目追求生产、进行资本积累并把商品作为生产目的的逻辑，社会主义也是建立在使用价值的生产基础上，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对马克思来说，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不是“having”（财富的无限增长），而是“being”（通过缩短工作日并延长自由时间）[14]。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显示对生产力的批判的一面，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整体的生态视角，“他们对生产力无限发展抱持着乐观的态度——只要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枷锁，生产力就能无限发展——在今天失去了解释力了。因为挑战不但来自于严格的经济视角（冒着资源耗竭的风险），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对地球生态平衡产生的威胁（或者是晚期社会主义政权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模仿）。”[14]
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进行最为系统的研究者当属福斯特。福斯特认为，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事实上马克思反复强调人对土地的剥削，这在马克思的晚期作品中甚至比早期作品还多。马克思恩格斯都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在资本主义被误用和滥用，他们认为以科技为基础的现代生产、交换、财产关系的庞大机器共同构筑了资本主义的动力之源，但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崛起。他们也反复强调源于市场社会和现代科技的生产力不但会导致人对人的剥削，还会产生对自然的剥削，破坏可持续发展[13](pp.181－182)。也有学者指责马克思在经济学的价值分析中贬低了自然的价值而主张劳动是所有财富和价值的来源，为人类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进行辩护，因此，否定了自然的任何“内在价值”，而把自然看做是给资本的一份“免费礼物”。为此，福斯特认为，自然是资本免费的礼物一说并非马克思首创，而是源自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者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马克思本人的确承认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下自然未被赋予任何价值，他曾经说过：“在生产一种使用价值、一种物质产品例如小麦时，土地是起着生产因素的作用的。但它和小麦价值的生产无关。”[15](p.922)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包括小麦在内的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来源于人的劳动，但是使用价值却不同，使用价值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自然和人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明确说明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一些错把劳动当成财富的唯一源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才无视自然的作用[13](p.183)。
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还运用大量篇幅阐述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所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他运用细致的文本分析回答了马克思具有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福斯特认为，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于马克思是否对这些“缺陷”有完整而又确定的解答，而在于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通过“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这样极为重要的理论提供了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的整体理论框架。因此，马克思的著作为全面理解环境社会学奠定了基础。[11](p.398)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方法论上的。他把社会的经济构成看成自然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考虑了自然条件也考虑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辩证分析模式并没有把自然外在化，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强调资本主义导致社会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从而导致自然的异化以及新陈代谢的不可持续性。此外，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并不是抽象的术语，而是包含了以土壤的恶化、城市人与动物的排污问题这样具体的危机[11](p.399)。
四、结论
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积极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化解生态危机的对策。在此过程中，他们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又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学缺陷，还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就理论绩效而言，正如本顿所言，全世界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论证最起码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就：第一，修正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这为生态恶化和危机的爆发提供了解释力；第二，重新解释了社会主义方案，使之更加重视生态向度；第三，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环境哲学框架上取得了初步发展；第四，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方案的重新解读都涉及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变化。如如何看待当前的环境社会运动、组织和政党？左与右的重新联盟的前景如何？这种联盟与其他自发的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政治等之间的关系又如何？[10](p.104)放在特定的时空内，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启示意义仍在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因此，由生态危机所引发的围绕马克思是否包含生态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危机中起着何种作用等相关问题的探讨，逐渐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思索。许多学者对来自马克思主义责难的积极回应不仅澄清了马克思主义，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如果抛开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论争，单看国外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话题而展开的研究而言，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时代特色，有些反面的论证也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特色。因为总体而言，它们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只是在某个问题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薄弱环节”，或者进一步说是突破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罢了。
［收稿日期］201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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