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基督宗教的全球发展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态势论文,宗教论文,时代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帝在南下”
2002年，美国宾州大学教授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其新著《下一个基督王国》(The Next Christendom)中指出，在20世纪，除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之外，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宗教的变迁，特别是基督宗教在非西方地区的爆炸性扩张。詹金斯将基督宗教的重心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向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这个过程称之为“上帝在南下”，他写道：“过去一世纪以来，基督宗教世界的重心却坚定地向南转移，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社群也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西方基督宗教的时代已在我们有生之年逝去了，南方基督宗教的时代正值黎明。”①他还援引权威的《世界基督宗教百科全书》(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的数据资料表明，到2000年，全世界基督徒(各种教派)总人数约为20亿，其中最大的人群仍然居住在欧洲，为5.6亿；其次分别为拉丁美洲4.8亿，非洲3.6亿，亚洲3.13亿，北美洲2.6亿。根据基督宗教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50年，这个数据将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基督徒人数将分别达到6.4亿和6.33亿，成为基督徒人群最多的两个洲，而欧洲则以5.55亿退居第三位。这种变化表明，人们对于基督宗教的传统观念，即基督宗教是一个欧洲与北美的、白人的和发达国家的宗教的看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今天的基督宗教正如其最初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发展情况一样，越来越成为一种弱势群体的、有色人种的和发展中国家的宗教信仰。
无独有偶，“世界基督宗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2009年出版的最新统计资料《世界基督宗教图集：1910-2010》(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1910-2010)也以大量数据说明了近百年来基督宗教重心南移的趋势，从下表中可见一斑②：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近一百年来，欧洲和北美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变化不大，而非洲的比例却迅猛增长，亚洲也有所上升。作为西方研究基督宗教的权威机构，该中心公布的上述数据无疑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但是在这些量化的数据背后，我们还需要对世界各地区宗教信仰的具体状况进行定性分析。
在传统的基督宗教主流地区，即欧洲和北美，虽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大体相当，但是基督宗教在二者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却有所不同。欧洲由于受本土人口下降、老龄化加深、世俗化潮流冲击以及亚裔移民日益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在年轻一代人群中，基督教信仰的热情急剧下降。据2000年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44％的英国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统计为基督徒)；在德国，这个比例也达到了25％。在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法国，只有8％的信徒经常参加教会的宗教活动；而在天主教核心地区的意大利，虽然教会统计的天主教徒占人口总数的97％，但是平时去教堂的人数还不到这个比例的十分之一。③另一方面，亚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又使穆斯林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信徒的比例不断上升，乃至于一些传统的欧洲人不无夸张地预断，随着基督宗教向非洲和亚洲的转移，伊斯兰教将会在21世纪填补欧洲的宗教空白。
如果说老欧洲已经在汹涌的世俗化潮流冲击下日益表现出对基督教信仰的淡漠化，那么北美尤其是美国至今仍然承担着弘扬基督教信仰的神圣使命。美国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虽然与一百年前相比有所下降(这是世俗化潮流的必然结果)，但是一般民众的宗教热忱仍然较高，基督教信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除了美国现代宪政体制与基督教的“圣约”传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以及美国在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中的霸主地位不断强化着清教式的圣徒意识——这种清教式的圣徒意识使得许多美国人坚信自己承担着为上帝在人间行使公义的神圣职责——等因素之外，美国也没有像欧洲那样由于人口的衰减和老化而影响基督教信仰的强度。由于基督教传统家庭观念的深入影响以及大量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移民涌入，美国人口不仅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反而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④在近几十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中，最大的族群是具有天主教信仰(其中一部分人也开始改信新教)的拉美裔移民，即所谓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其次是来自于中国、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地的亚裔移民，这些人群或者是在进入美国之前就已经信仰了基督宗教，或者由于缺乏既定的信仰根基，到美国之后很容易就皈依了基督宗教。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民族，在美国移民中所占比例很少，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就使得美国在当代世界中始终保持着一个主流的和典范性的基督宗教国家的身份，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的基督徒人数仍会稳居世界第一。⑤
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作为西方列强在近代建立的殖民地，其宗教信仰毋庸置疑地染上了浓郁的西方色彩。在今天，大洋洲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已经无可争议地属于“西方世界”的范畴；而拉丁美洲诸国仍然处于“西方世界”的边缘地带，它们在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与西方国家颇为相近，但是在经济水平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却与西方有着较大差距。如果说拉丁美洲是在殖民化过程中实现了对西方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文化认同，那么非洲大多数地区则是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才开始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从历史上看，北非地区(历史上称为马格布里)曾经是基督教诞生的摇篮之一，在使徒和教父的时代，北非在基督教世界中扮演着远比欧洲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是自从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将北非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区就逐渐被伊斯兰教信仰所取代，后来虽经西方殖民化的插曲，北非地区今天依然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堡垒。然而非洲的其他地区却在近几十年来迅速地基督教化，尤其是作为非洲腹地的中非地区，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从1910年的1.1％猛增到2010年的81.7％；在南非和东非，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82％和64.7％。在西非，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正处于激烈的争夺过程中。以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Nigeria，又译奈及利亚)为例，其基督徒与穆斯林在人数上平分秋色⑥，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的族群集团混杂在一起，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和血腥杀戮。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国界是殖民时代留下的结果，人为的边界划分与传统的种族地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再加上“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非洲国家和族群的争夺利诱，后“冷战”时代两大宗教势力——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激烈抗争和相互消长，以及经济贫困、政治专制、军事独裁和官僚腐败等现象日趋恶化，使得非洲的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其社会状况远比拉丁美洲糟糕得多。但是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由于非洲大部分地区与拉丁美洲一样具有文明化与殖民化相同步的历史特点，即它们的文明历程是在殖民化过程中开始的，因此在它们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方面难免打上了西方的深深烙印。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评价道：
在这两个大陆，最近20年来，“西方的价值观”都深深扎下了根。对于非洲来说，完成这种根本的转变比较困难，发展中出现的财政赤字相当沉重。拉丁美洲在这条发展的道路上要顺利得多，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处于领先位置的拉丁美洲国家有意识地在政治上向西方国家靠拢。……在更多意义上，这种“西化”表达的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在价值观上的一种稳定的定位。⑦
然而，盲目地采纳西方的价值观可能会产生一种“文化溶血”的可怕后果，并导致畸形的社会发展。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警告过非西方世界的人们：“采纳世俗的西方文明恰好是陷入了始料莫及的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西方真诚地对世界开了一个无意的玩笑。西方在向世界兜售它的文明时，买卖双方都相信它是货真价实的，结果却不然。由于这一不幸，20世纪的精神危机使西方化的人类多数，比少数西方人更为苦恼；这种苦恼可能导致苦难。”⑧因“文明冲突论”而受到米勒批评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展现了西方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模式，在以西方化为纵轴、现代化为横轴的坐标上，非洲国家(以及部分拉美国家)正在经历着一个“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然而对于那些早在殖民化之前就有悠久文明传统的非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几乎都在亚洲——来说，一种“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就在西方化与现代化构成的坐标系上呈现出一条抛物线运动轨迹。亨廷顿对这条运动轨迹解释道：“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连，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⑨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亚洲在后殖民时代的宗教信仰情况和文化发展前景。
上帝在亚洲的尴尬处境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因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而声名大噪。在他所列举的当今世界四个主要文明体系中，除西方基督教文明之外，其他三个都存在于亚洲，它们分别是以西亚为核心地带的伊斯兰教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文明以及中国的儒教文明。在这篇引起国际思想界轩然大波的文章中，亨廷顿断言，各传统文明体系之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冷战”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而成为21世纪人类冲突的主要形式。“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⑩面对来自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质疑，亨廷顿在三年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站在后殖民时代的角度解释了“文明冲突论”的历史依据：
20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11)
不论人们是否赞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无法否认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各大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出现的传统宗教文化复兴浪潮，这股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与此前曾经同样席卷过亚洲各大文明圈的“全盘西化”浪潮是背道而驰的。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情况不同，亚洲各文明地区早在西方殖民时代之前就已经确立了稳固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12)，一旦当它们在后殖民时代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之后，曾一度被“西化”潮流所削弱和边缘化的本土文化就必然会出现强劲的复兴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宗教在亚洲的发展前景就与它在非洲的情形大相径庭了。
从前面所引的数据资料中可以看到，2010年亚洲的基督徒人数虽然为3.5亿，但是由于亚洲的总人口高达41亿之多(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因此基督徒在亚洲人口中的比例不过8.5％。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亚洲各个地区的宗教变化情况，就更可以看出基督宗教面对亚洲传统宗教势力时的尴尬处境。20世纪基督宗教在亚洲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传统宗教信仰比较薄弱的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分别从1910年的0.4％和10.8％上升到2010年的9％和21.8％。但是在伊斯兰教的大本营西亚地区，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反而从1910年的22.9％下降到2010年的5.7％；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相交织的中南亚地区，一百年来基督徒的比例仅仅从1.5％略微上升到3.9％。然而另一方面，与基督宗教在亚洲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传统宗教在亚洲仍然保持着强大的优势地位：
在亚洲，伊斯兰教已经成为第一大宗教，尤其是在西亚地区，穆斯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88.8％)。从全球范围来看，伊斯兰教作为世界第二大宗教，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其信徒人数从2.2亿剧增到15.49亿，直追基督教的发展步伐(同时期内全球基督徒人数从6.12亿增长到22.92亿)。由于高生育率和高皈依率的双重影响，穆斯林的增长速率显然要高于基督徒。亨廷顿甚至断言，伊斯兰教人口在2025年将会超过基督教人口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14)这种预测虽然有待商榷(15)，但是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的迅猛增长现象却是不容忽视的。
伊斯兰教在亚洲的强势地位对于基督宗教传播上帝福音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两个宗教曾经结下了深刻的仇恨。从公元7世纪穆斯林西侵，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再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奥斯曼帝国对西欧的数番攻掠，而后则是西方列强对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一千多年来双方抵牾不断，积怨日深。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不得不顺应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潮流，承认中东国家的独立。但是英、美等西方大国却采取了两项居心叵测的措施，其一是将中东国家化整为零，根据石油输运管道把前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地区划分为二十多个国家，以便让其相互掣肘，从中渔利；其二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国，从而埋下了阿以冲突的隐患。这些措施固然有助于防止一个统一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崛起，但是同时也加深了中东穆斯林对西方基督徒的仇恨。尤其是以色列这个锲子深深地插入伊斯兰教的心脏地带，使得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关系变得更加敏感了。众所周知，在以色列这个蕞尔小国背后，站立着一个强大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而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之间的每一次新冲突，都进一步撕裂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旧伤疤。9·11事件发生之后，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尽管美国和一些中东国家政府都明确表示，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并不等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全面战争，但是在一般民众心中，相互之间的隔膜和反感都极大地加强了。
虽然今天的中东充满了各种动荡不安的因素，但是政治和经济的变化都不会影响该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特色，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如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也无法改变社会大众对于真主的宗教虔诚。以在国际反恐活动中为美国提供了许多帮助的巴基斯坦为例，虽然官方对基督宗教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但是巴基斯坦的法律却仍然明文规定：“任何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污蔑神圣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得处死刑或终身监禁。”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如果在巴基斯坦传播福音或者放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教，就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危险。这样的情况不仅普遍存在于西亚的伊斯兰教国家中，而且也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地区广泛存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策，将伊斯兰教法律纳入世俗法律体系中；马来西亚则采取两套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穆斯林必须遵守伊斯兰教法律。(16)在21世纪，伊斯兰教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复兴运动正在从文化领域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这场运动旨在确立伊斯兰教对于现代生活的指导地位，它并不反对现代化，但是却反对西方化，包括基督教化和世俗化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西方化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宗教要想在伊斯兰教文明圈取得实质性进展，恐怕比登天还要困难。
如果说基督宗教在伊斯兰教文明圈碰到一颗“硬钉子”，那么它在印度教文明圈则碰到了一颗“软钉子”。与伊斯兰教文明不同，南亚印度教文明一向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在历史上，大凡两个文明在地理上被第三个文明所隔开，它们各自与这个第三者的关系往往会比较紧张，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在情感上却能够相互认同。印度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关系就是如此。根据基督教会的传统说法，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在耶稣受难之后就来到印度传播福音并殉道，因此印度的基督教会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天主教国家大举向海外扩张，除了觊觎东方的财富之外，另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到印度等东方国度来寻找早年从欧洲流散出去的基督徒，以便建立前后夹击穆斯林的联合阵线。葡萄牙人在亚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贸易据点就是印度的果阿，耶稣会向亚洲地区传教的总部也设在果阿。到了18世纪，英国人利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土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逐步实现了对印度的殖民控制。从此以后，英国殖民当局就开始实施对印度文明进行西方化改造的宏伟计划。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和有教养者的标志，高级种姓普遍接受了西方式教育，这种教育成为他们日后担任各种英印公职的必要前提。1834年就任英印政府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的麦考利博士在其制定的教育备忘录中写道：“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我们不可能试图教育全体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培养出可以在我们和我们统治的无数人之间充当译员的一批人；这批人就血统和肤色而言是印度人，但就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而言是英国人。”(17)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英印殖民当局和那些深受西方教育的印度政治领袖们极力想按照西方模式建造一个新型的英属印度。然而，印度根深蒂固的文明传统却使它很快就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离心作用。到了20世纪，在从西方教育温室里孵化出来的印度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越来越不可遏制地出现了一种文化返祖现象。新一代印度知识分子痛苦地感受到，他们在时髦的西方化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与他们世代相袭的宗教情感相矛盾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灵魂分裂”的尴尬和苦恼。汤因比评论道：“这个由英属土邦培养起来的印度知识界，在他们的感情中仍是超然于他们头脑已熟悉的西方方式的；而这种不调和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上的抑郁，这种抑郁是不能为按照西方式样组织一个印度民族国家而得到独立的这种政治上的灵丹所治愈的。”(18)这种“灵魂分裂”的苦恼导致了印度教的大复兴。
从20世纪初圣雄甘地号召人们对西方文化进行和平抵制起，印度教的复兴浪潮就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在大选中获胜，一种要求在印度教而非西方模式的基础上来建构印度现代化的“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趋势。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相对应，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的呼声近年来也日益高涨。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简称RSS)极力主张要建立“印度教国家”，反对走美国和俄国的道路，并提出了“穆斯林印度化”和“基督教堂本土化”的策略。在印度教复兴浪潮的影响下，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印度的宗教冲突不断爆发，印度教徒的矛头不仅指向世代为仇的穆斯林，而且也指向态度友善的基督徒。在奥里萨邦(Orissa State)、古吉拉特邦(Gujarat State)等地，激进的印度教徒袭击了基督教会，殴打或杀害了传教士，并把一些教堂改造为印度教神庙。詹金斯指出：“正是因为印度教徒担心基督宗教会继续坐大，才会在印度各地反复出现排斥基督徒的暴动，而这些暴动通常是受到地方警察和政府默许的。情况从1997年起急剧恶化，因为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在当年的选举中大举胜出。……近年来印度反复出现要求政府立法歧视基督徒的呼声，而这种诉求，也是印度人民党一类印度原教旨主义政党的卖点。”(19)
今天，印度与西方世界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它也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之一。印度人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科技、市场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是却抵制了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一些价值观念。近年来印度虽然和中国一样作为亚洲的现代化大国迅速崛起，但是在文化上它仍然保持着鲜明的印度教特色，印度教徒在印度人口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到2010年为止，印度人口已逾12亿，其中印度教徒为8.9亿，占人口总数的73％；基督徒仅为5800万，占人口总数的4.8％。(20)在与西方基督教世界长期对立的伊斯兰教世界里，基督徒人数的弱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与西方长期友好并有盟友关系的印度，基督教力量也如此的势单力薄，这就只能归因于文明之间的相互抵触与隔膜了。由此可见，在21世纪，基督宗教在南亚印度教文明圈中也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
类似的“硬钉子”和“软钉子”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东南亚的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信奉佛教的国家(如泰国、柬埔寨等)中。与在西亚和中南亚的情况相比，基督宗教在东南亚的处境相对宽松一些，这是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其一，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如菲律宾、帝汶等)从大航海时代起就被西方国家所殖民，受基督宗教的影响比较深；其二，东南亚处于亚洲三大文明体系的边缘地带，分别受到源于西亚和南亚的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高级宗教和中国儒家思想的交互影响，其传统宗教根基远不如这些文明体系的核心地带那样根深蒂固，因此基督宗教在该地区的传播相对来说较为顺利。然而即便如此，21世纪基督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事实上，基督徒虽然在东南亚人口中占了21.8％，但是他们却主要集中在菲律宾这一个国家里。早在1595年，马尼拉就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大主教教区，在其后一个世纪里，菲律宾人民被彻底基督教化了。到2010年，东南亚地区的基督徒人数为1.29亿，其中菲律宾一国的基督徒就有8300万(占菲律宾人口的89.4％)(21)；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除了与菲律宾历史背景相似的帝汶之外，基督徒人数一般都不超过总人口的10％。
相对于东南亚而言，东亚地区受伊斯兰教、印度教等高级宗教的影响要小得多。佛教虽然曾对东亚一些国家(中国、日本等)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毕竟未能成为国教，在国民精神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辅弼地位。然而另一方面，东亚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高级伦理价值系统(儒家思想)和民间宗教信仰，它们在后殖民时代同样出现了全面复兴的趋势。今天的东亚虽然只有五个国家，但是各自的政治、经济状况却差异极大，既有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朝鲜和蒙古这样的贫穷落后国家，更有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基督宗教在东亚各国的发展情况也迥然不同，在日本、蒙古国和朝鲜，由于受到传统的神道、藏传佛教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抵制，基督宗教对这些国家民众的影响极其有限，至2010年基督徒占上述三国人口比例分别仅为2.3％、1.7％和2.0％。然而在韩国，基督宗教却找到了茁壮成长的沃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韩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10年的5万(占人口比例的0.5％)激增至2010年的2000万(占人口比例的41.1％)。(22)至于在当代中国，基督宗教既不像在日本、朝鲜那样举步维艰、一筹莫展，也不像在韩国那样一帆风顺、前景光明，而是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迷局之中，未来的凶吉泰否将取决于许多悬而未定的变数。
上帝在中国面对的微妙前景
在后“冷战”时代，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在亚洲不仅表现为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蓬勃发展，而且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名曰“国学热”的传统文化复兴高潮。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大国意识的觉醒，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朝野人士的共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时代曾经被当做“封建糟粕”而受到猛烈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开始急剧地升温。一些大学争先恐后地设立了国学院、国学所、国学班或国学大讲堂，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海外90多个国家开办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大力弘扬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连篇累牍地播出各种形式的国学普及讲座，在初中教育水平以上的草根阶层中掀起了一股热衷于帝王身世和宫闱秘史的文化热潮；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们也踊跃参加名目繁多的各种国学讲习班，津津乐道于儒释道经典和传统智慧。191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公开打出了“砸碎孔家店”的旗帜，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于“孔门之学”和“孔门之政”；“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孟之道”再一次被当做反动思想遭到无情的摧残。然而到了2011年初，高达9.5米的孔子塑像却一度被堂而皇之地树立在摆有革命领袖巨幅画像的天安门广场之侧(虽然不久以后该塑像又被从天安门广场之侧移入国家博物馆雕塑庭院中)，明确昭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在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的神圣名义下，各种死灰复燃的旧习俗和方兴未艾的新事物也纷纷打着国学的旗号以壮声威，祭孔庙、拜黄帝陵之类的祭祀活动搞得声势浩大，风水、占卜、星相之术也大行其道。这种内容繁杂、泥沙俱下的“国学热”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从国内背景看，它与中国当前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复苏的大国理想同气连枝、相互砥砺；从国际背景看，它与伊斯兰教世界和印度教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具有内在的文化相似性，都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大趋势。
自从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却是在近三十年间。从明朝末期一直到鸦片战争，天主教作为蛮夷之地的旁门左道，始终在朝廷时紧时松的政策夹缝中求生存；19世纪初新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打破自闭心态开始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精英又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把基督宗教看做是与现代科学相对立的旧时代残余而加以摈弃。据统计，1700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就已经达到20余万，但是到1900年中国的基督徒总数仍不过120万，1949年上升到500万。(2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原因的影响，基督徒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基督宗教在中国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热衷和崇拜，基督宗教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青睐和皈依。关于当今中国基督徒人数的问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迷局，詹金斯认为，“亚洲统计数字最成谜的国家是中国”(24)，不同的统计结果之间差异巨大。根据中国宗教蓝皮书2010年的报告，中国现有基督徒为230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25)；但是按照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世界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和一些西方研究机构的统计资料，目前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1亿之众。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在这两种差异巨大的数字之间取其中数，认为中国目前的基督徒人数(包括建制内和建制外各种教会的基督信徒)大约为6000～8000万。从绝对数字来看，中国基督徒的这个数字比英国和法国的基督徒人数总和还要多，但是从相对数字来看，6000～8000万基督徒在中国人口(13亿)中的比例只不过5％左右，尚不及基督徒在亚洲人口中的平均数(8.5％)。近年来，研究者们较多地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井喷”现象，却往往忽略了“井喷”现象之后的“高压阀效应”，即基督徒人数增长速率在达到某一最高值之后开始出现的递减现象。可以预测，随着国际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和国内“国学热”的不断升温，这种“高压阀效应”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与近百年来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动态相对应的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变化情况，根据《世界基督宗教图集：1910-2010》一书的统计，中国民间宗教信徒在1910年为3.8亿，占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的79.7％；到2010年，中国民间宗教信徒为4.3亿，占人口总数的32.6％。(26)虽然近百年来中国民间宗教信徒占总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是考虑到它与基督宗教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时代同样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二者都几乎销声匿迹，因此比较中国民间宗教与基督宗教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很明显，与近三十年来中国基督徒人数增长的“井喷”现象相比，中国民间宗教信徒的激增可谓是“大爆炸”。即使按照同一统计资料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估计，2010年中国基督徒为1.15亿人(这一数据明显有夸大之嫌)，占人口总数的8.6％(27)，基督徒与中国民间宗教信徒相比仍然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而且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升温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中国民间宗教信徒与基督徒占人口比例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至少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强弱对比格局。(28)
与民间宗教信仰在普通民众中的复兴趋势相呼应，“国学热”也使儒家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受到推崇。从海外思乡学人的新儒学复兴呼声到国内风靡一时的尊孔读经活动，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正在重新被确立起来，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名正言顺地与官方意识形态达成了一种精神默契。与西方历史上基督教会与世俗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二元格局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遵循“政主教从”的基本规范，而且强调权威、秩序、社会和谐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都非常符合中国目前的政治需要。在当今时代，中国一方面面对着全球化的横向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文化传统的纵向驱策；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与伊斯兰教文明和印度教文明一样，中国也试图开创一条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社会主义可能是一条比较合适的发展道路。亨廷顿在谈到中国等亚洲文明时说道：“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29)这句话如果是仅就文化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真理性的。牛津大学教授约翰·达尔文在其新近出版的被誉为“帝国史的大师级著作”《帖木儿之后：1404-2000年全球帝国史》一书中表述了一种更加中肯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欧洲迈向现代世界之路，不该再被视为天经地义或“正常”之路，不该再被视为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标准。欧洲人已打造出自己的现代性，但世上还有其他现代性，事实上，还有许多现代性。(30)
在这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社会发展定位下，基督宗教在未来中国的发展将面临着极其微妙的前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之间并无太多的过节，儒家思想体系既不像伊斯兰教那样与基督教有着很深的历史仇隙，也不像印度教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是对异域文化采取一种礼尚往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即使这种开放胸襟往往带有一种“以夏变夷”的文化优越感)。虽然基督宗教在中国曾一度被妖魔化，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基督宗教又被当做先进的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而受到推崇，由此导致了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井喷现象”。由于中国缺乏根深蒂固的国教信仰传统和强大的本土教会组织，它曾一度被乐观地预示为基督宗教在东方发展的未来热土。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基督宗教在未来中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方面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逐渐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2010年中国GDP总值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与美国在各领域中的竞争也必将日益激烈。面对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之代表的美国，迅猛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树立起自己的文化形象，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只能通过返本开新的方式，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去进行熔铸，而不可能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后尘使中国基督教化。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将基督宗教看做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进行文化渗透的刻板观念又开始复苏。尽管这种刻板观念在当今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心中已经大大淡化，但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仍然具有强大的惯性。而且在国学复兴的文化背景下，这种观念很容易与中国传统的“夏夷之辨”意识相合流，从而将基督宗教看做是一种非我族类的洋教或旁门左道。此外，在大力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深受无神论教育和科学主义影响的中国人往往倾向于把基督教看做是一种与科学水火不容的迷信。(31)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阻碍了基督宗教在未来中国的发展。
其次是文化方面的挑战。如果说基督宗教以往在中国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硬阻力”，那么今后它将在中国更多地面对传统文化复兴的“软阻力”，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加难以突破。由于历史背景方面的差异，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宗教之间有着许多抵牾之处。从思想内涵上来说，在儒家关于人性本善和为仁由己的道德取向与基督宗教关于人性本恶和基督救赎的信仰维度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32)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专注于内在的道德修为和外在的经世致用，对于“六合之外”的鬼神通常采取“存而不论”的漠然态度和“神道设教”的实用立场；而民间百姓对于宗教信仰则抱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任何宗教都必须具有立竿见影、有求必应的效能，否则就会遭到冷落。近年来风靡一时的“国学热”，使得传统的儒道释思想和各种民间宗教枯木逢春，从而造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中佛教寺庙、道观、关帝庙、妈祖阁等宗教场所与基督教堂相互并存和激烈竞争的现象。中国一些家庭教会也由于过分强调功利性和灵验性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巫术化特点，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特色”文化烙印，并因此受到西方基督徒的普遍质疑。事实上，在基督宗教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之前，它首先必须面对着被惯性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改造的可能性。换言之，在实现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化这个理想目标之前，首先必须面对基督宗教的中国化这个现实问题。
最后是世俗化潮流的挑战。世俗化潮流是使20世纪西方基督宗教信仰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狂潮。在伊斯兰教世界和印度教世界，由于有着根基牢固的传统宗教信仰的抵御与中和，世俗化潮流的影响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在当代中国，一来由于缺乏强大的宗教信仰根基，二来由于儒家等传统价值观念还处于起死回生阶段，尚未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因此世俗化潮流的效应在今天的中国正在以几何倍数得以放大。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分裂和道德失范状态，因此以追逐感官享乐为鹄的世俗化潮流和快餐文化尤其能够引起中国年轻一代的强烈兴趣。这股浪潮不仅解构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也使深沉的宗教信仰变得娱乐化和浅薄化(这一点从当今中国大学生过圣诞平安夜时的狂欢场面即可见一斑)。正是这种消费主义取向使得带有异域文化色彩的基督宗教在中国年轻人群中激发起一种时髦的文化热潮。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基督教文化热简单地等同于基督教信仰热，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时尚性的消费热潮罢了(故而中国商家也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但是，在上述挑战之外，基督宗教在当今中国同样也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除了中国不存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这样统一而牢固的传统宗教信仰之外，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也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中国经济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分化、信用缺失、道德沦丧、信仰虚无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宗教信仰及其价值理念很容易在中国的弱势群体中间得到认同和传播(正如它在古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目前中国基督教人群就存在着所谓的“四多”现象(即农民多、文化水平低下者多、妇女多、老人多)，这恰恰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弱势特点。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社会是否会在信仰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即上流社会更多地转向儒道释等传统文化，而下层民众则更多地皈信基督宗教，目前尚难以断定，但是这种可能性却是存在的。此外，国学的复兴也不同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由于缺乏信仰方面的强大动力，它可能持续的时间和强度都无法与后者相比，而且还要面临着自身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现代化转型的严峻考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基督宗教在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仍然处于扑朔迷离之中，它既不可能像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那样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像在伊斯兰教世界和印度教世界那样举步维艰。有许多变数都可能影响基督宗教在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在短时间内往往会比文化方面的因素影响更大。
近两千年前，基督宗教的上帝从西亚的耶路撒冷出发，首先向西进入希腊罗马世界，以柔克刚地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而后他又向北深入，潜移默化地慑服了剽悍野蛮的日耳曼各民族并将它们带入文明教化之中；他也曾漂洋过海，与启蒙运动中新兴的自由、民主观念一同打造了美利坚合众国。不久之前，上帝开始南下，在贫穷落后的非洲大陆(此前也在欠发达的拉丁美洲)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上帝何时以及是否能够掉头向东，重新回到曾经孕育他的亚洲大地上大放光彩，至今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注释：
①③(19)(23)(24)[美]菲立浦·詹金斯：《下一个基督王国》，梁永安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5、140～142、268、49～57、105页。
②参见Todd M.Johnson and Kenneth R.Ross(Editor)：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1910-2010，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p.9，本表只保留各大洲数据，减略了原表中各大洲内不同地区的数据。
④1910年美国人口为8千多万，2010年为3亿1千万，预计在2050年将达到4亿。
⑤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0年美国的基督徒(各种教派)人数为2.25亿，预计在2050年将达到3.3亿。
⑥2010年尼日利亚的基督徒人数为72，302，000，穆斯林人数为72，306，000，在它的三大种族中，北方的毫萨族(Hausa)信仰伊斯兰教，东方的伊格博族(Igbo)是基督徒，而约鲁巴族(Yoruba)则是两种信仰参半。以上非洲的数据资料均引自Todd M.Johnson and Kenneth R.Ross(Editor)：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1910-2010，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⑦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⑧[英]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⑨(11)(16)(2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7、40、118、266页。
⑩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10月号。
(12)汤因比曾对“高级宗教”进行了解释：“我所说的高级宗教，它的意思就是使每个人自己直接地接触到‘终极的精神之存在’。就是说，同样是接触‘终极的精神之存在’，但不是通过人以外的自然力量，也不是通过人的集体力量所具体化的制度等媒介间接地去接触。”(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3页)当今世界主要的高级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我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不能归于宗教之列，毋宁称其为一种高级的伦理价值系统，但是它对于中国文明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各种高级宗教对于各自文明体系的文化影响是相当的。
(13)(20)(21)(26)(27)以上统计数据和本表均源于Todd M.Johnson and Kenneth R.Ross(Editor)：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1910-2010，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p.136，p.12 ,p.144,p.148，p.16,p.140。
(14)亨廷顿认为：“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到2025年，基督徒占世界人口比例可能会降到25％，而穆斯林的比例则会上升到30％。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15)詹金斯指责亨廷顿只注意到了穆斯林的人丁兴旺现象，却忽略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同样存在着人口爆炸的情况。他断言，即使到了2050年，世界上每两个穆斯林，就会有三个基督徒与之对应，伊斯兰教仍然难以超过基督教。参见菲立浦·詹金斯《下一个基督王国》，梁永安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9页。
(1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450页。
(18)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97页。
(22)数据来源于Todd M.Johnson and Kenneth R.Ross(Editor)：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1910-2010，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p.140。从历史原因来看，韩国缺乏像中国、日本等国那样根深蒂固的伦理价值系统和宗教传统，而且自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外族(日本、美国等)的统治和占领，其文化可塑性较强；从现实原因来看，在韩国人民反对朴正熙、全斗焕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基督教会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韩国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民众神学”。当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时，基督宗教作为西方民主社会的主流宗教信仰，自然受到了韩国领导人(金大中等)和普通民众的热情欢迎。
(25)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8)中国民间宗教与基督宗教之间的这种强弱对比格局在台湾也大体相当，据统计，台湾目前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约为4％左右，而佛教徒和道教徒则高达35％(二者之间重叠性较高)。即使是在曾经被殖民化的香港和澳门，黄大仙、妈祖崇拜等中国民间宗教的信徒也远远超过了基督徒。
(30)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1404-2000年全球帝国史》，黄中宪译，(台北)野人文化2010年版，第43页。
(31)这种成见在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中很普遍。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到美国留学或定居，往往比从事人文研究的人更容易皈信基督教；但是他们在国内时却对基督教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32)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儒家的性善论与基督教的性恶论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参见赵敦华《性善与原罪：中西文化的一个趋同点》，载罗明嘉、黄保罗主编《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对于—般民众来说，这两种观念始终是格格不入的。毕竟老百姓不是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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