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是有情痴”——论审美活动的先天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天性论文,有情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审美活动的历史发生，是一个曾经被长期遮蔽起来的问题。这“遮蔽”，表现为我们往往从还原论或非还原论的角度去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所谓非还原论，是指的传统美学的看法，这种看法往往从人的“人性”的角度去考察审美活动的发生。强调审美活动的后天性，强调审美活动对于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强调人类的本质力量，强调对于现实生活的再造，强调审美活动的非功利性，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而还原论则是当代美学的看法。这种看法往往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去考察审美活动的发生。强调审美活动的先天性，强调审美活动对于生命存在的依存性，强调审美活动的现实性，强调人类的本能力量尤其是其中的“性”。总而言之，还原论与非还原论的看法固然差异颇多，但说它们是各执对立的“本性”或“人性”一极，应该大致不差。而无法清楚地说明生物的生存方式、进化方式与人类的生存方式、进化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是其共同的缺憾。
在我看来，审美活动的起源既不是非还原论的，也不是还原论的，然而却并不在这两者之外，审美活动并不是出之于“人性”，也不是出之于“本性”，然而也并不在这两者之外。在我看来，前者揭示的是审美活动的起源的特殊规律，而后者揭示的是审美活动起源的一般规律。举一个相关的例子，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在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与马克思的“劳动创造论”之间徘徊，片面地把人类的起源阐释为还原论的或者阐释为非还原论的。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前者考察的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后者考察的则只是人类自身的特殊进化规律。这样，当我们从自然进化的还原论的角度考察人类之时，固然要兼顾劳动创造这一人类进化的特殊规律，然而在从劳动创造的非还原论的角度考察人类之时，也必须兼顾到自然进化这一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人不过是穿着裤子的猴子。显而易见，关于审美活动的起源的非还原论与还原论的争执，所揭示的也无非是审美活动的起源的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审美活动的发生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所谓先天，是指审美活动中的某些东西是先于劳动创造这一特殊规律的，然而却并不是先于自然进化这一普遍规律；所谓后天，则是指审美活动中的某些东西是后于自然进化这一一般规律的，然而却并不是先于劳动创造这一特殊规律的。而对于审美活动的起源的揭示，却恰恰应该在非还原论与还原论之间，在“人性”与“本性”之间。本文即从还原论的角度考察审美活动的先天性。
人们总是喜欢把审美活动当做与自然彻底决裂的产物，然而必须指出，这只是一厢情愿。审美活动的起源的最深的源头，不仅在于人类与自然的差异，而且更在于人类与自然的同一。人类是大自然发展进化链条中的一环，而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它自身发展进化的结果。严格地说，精神也同样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精神不是自然进化的一般结果，而是自然进化的最高成果。
就自然而言，它虽确乎不具备审美的自觉，但是却具备审美的天性。应该说，整个自然就是一部敞开的“准”美学全书。就整体而言，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是生命的自由创造。事实上，自然本身在进化过程中也是充满了创造性的。由于充满了流动变化，自然万象日新，充满生机。在地球上最初并没有生命的存在，只是到了大约38亿年前，才由地球的化学动力机制产生了最简单、最原始的生命——无核单细胞生物。通过原始生命十多亿年的漫长进化，又产生了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蓝绿藻和细菌，于是给大气充氧，逐渐产生了大量的游离氧，从而为更为复杂的生命形式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被生命改造了的新的宏观环境又推动着生命物种的微观进化，一旦微观进化产生出更新的物种以后，逐渐丰富起来的物种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并共同改变着原有的环境。生命与环境就是在宏观与微观的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中共同进化的。这种共同进化，促进了真核细胞到生物的性征和异养性的产生，从而促进了复杂的多层次的生态系统的出现，最终产生出了有植物（生产者）、动物（消费者）、微生物（分解者）、人类（调控者）这四极结构组成的地球生态系统〔1〕。试想，这自然世界的盎然生机， 假如离开了自然的创造性，又如何可能？
就部分而言，也是如此。在审美之中，以对于音乐的审美欣赏为最早。其原因在于生命本身就处于一种律动之中，而这律动正是自然的产物。基本粒子、生物大分子、细胞乃至整个生物体，又有哪一个不是处于生命律动之中？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可以把鲨鱼吸引过来，而且使得它昏昏欲睡，而现代摇滚音乐却可以使得鲨鱼惊退远去。印度科学家的实验表明：配音的含羞草的生长能力超过未配音的含羞草的50%。更奇妙的是，据介绍，科学家把DNA的四种碱基T、G、A、U 按照配对原则构成的螺旋结构进行处理，以每个碱基代表一个音符，结果发现正是一首极为优美的音乐，而且有的DNA音乐与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不谋而合。 再将人体中感染的白血病病毒的基因排列成顺序配成音乐，然后用电子乐器演奏，竟然是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
在审美活动之中，对于对称、平衡、比例之类的追求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一切也仍旧是自然的造化。天体是球体对称，雪花是平面对称，包括人体在内的所有生物则是左右对称。“原生动物中的变形虫没有一定的形状，它没有前、后、左、右、上、下的区别，因此也不需要平衡感觉。水螅、水母，靠水的浮力进行漂浮运动，它们有了上、下区别，但无前、后、左、右之别，它们是辐射对称的动物。既然有上、下之别，就有了简单的平衡感觉。自扁虫以后，动物有了头尾之分，有了上、下、左、右、前、后的方向感，动物开始向左右两侧对称的方向发展，动物的平衡感觉也越来越敏锐。这种平衡感觉，正是动物偏爱左右对称，而不顾及上下是否对称的内在原因。一旦动物发展了视觉，能看清了物象，动物便本能地偏爱左右对称的形状。”〔2〕诸如此类， 正是审美活动对于对称、平衡、比例之类的追求的根源。
审美活动中对于和谐的追求也是如此。和谐并不自审美活动始。在自然中由于生命起源的同源性，因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内在的和谐性。例如视觉，人类可以看见的光波波长仅在400毫微米～800毫微米之间。但光波的辐射波长全距却是10的负四次方～10的八次方米，二者比较一下，可知人类所占光波的有限。然而稍加比较，我们惊奇地发现，人类的视觉光谱范围，正是太阳光线能量最高部分的波长。显而易见，在视觉与光线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和谐。具体来说，在自然生命的进化中，一方面通过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出日益多样的物种，它在垂直方向上造成了生命的分殊发展，然而在物种间又共同以亲和性来维护种群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在生命物种与环境之间建立起横向的信息联系（通过不断进化的感官和精神系统），它在水平方向上造成了复杂多样，然而在物种间还是以共生、互惠、互补来支持、协助对方的发展。而这两个方面的过程又是相互联系的。“系统发生的每一代都涉及生态系统的横向过程，系统发生中的微观进化和生态系统中的宏观进化以及整个生物圈都是相互关联的。”〔3〕
二
不过，人类固然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类与动物之间固然存在着异中之同，但还应该强调，人类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自然存在物，人类与动物之间还存在着同中之异。因此，审美活动所具备的先天性也就不是一般的先天性而是特殊的先天性。过去我们总是从后天性上去强调人类与动物在审美活动上的区别，在理论上显然是不彻底的。因为这样反而无法说明为什么只有人类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最终通过实践活动而创造了自身，从而也创造了审美活动，而动物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这里，真正造成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的，是人类所独具的那种特殊的先天性。这天性具体来说，就是人类在生命结构上的先天的“非特定化”。
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之为人，其机体、生理、行为与环境之间在生存空间、感受模式、效应行为、占有对象等方面存在一种弱本能化的关系，即未特定化的关系。而动物的机体、生理、行为与环境之间在生存空间、感受模式、效应行为、占有对象等方面却存在一种强本能化的关系，即特定化的关系。后者的先天化、固定化、本能化、封闭化，使得它驯顺地与世界之间保持一种彼此对应的非开放性。就一般情况而论，毫无疑问，特定化正是动物在世界上占有其生存特权的原因所在。然而，世界并非一个恒定不变的环境，于是，随着环境的改变，一部分动物就会被迫丧失自己的生存特权。然而，求生的本能又会反过来逼迫它去寻求新的更复杂、更灵活的生理反应与行为反应系统等非本能的进化途径和适应模式。显而易见，人，正是这被迫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特权而又顽强地去寻求新的更复杂、更灵活的生理反应与行为反应系统等非本能的进化途径和适应模式的动物中的成功者。而未特定化，则是人为自身所赋予的全新的性质。
这样，相对于动物而言，人确实是一种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和“匮乏”的存在，例如，面对特定的环境，动物必有特定的器官与之相适应。而且，动物的特定生存方式也就决定于这一特定器官，例如鱼的鳃。而人类却没有完全适应于某一特定环境的特定器官。自然没有对人类的器官应该作什么和不应该作什么的规定，甚至连在什么季节生育都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只依靠天然的器官，人类无法生存。可见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能力是相当差的，没有任何生命的遗产。因此卢梭说人是被剥夺、腐烂的动物，格伦说人类是有缺陷的存在，莱辛说人类具有不可抵御的虚弱，赫尔德认为人类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儿童，确实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此，人又必须去不断创造自己的“完善”，不断克服自己的“缺陷”和“匮乏”。这意味着：人类必须借助于超生命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生存。正是生命功能的缺乏与生命需要的矛盾使得人类产生了一种超生命功能的需要。结果，就必然出现这样的一幕：人类只有满足了超生命的需要才能够满足生命的需要。对于人类而言，第二需要是第一需要的基础前提。因此人类的生命存在与物质活动必然是同构、同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并非只是接受了知识的动物。在动物，只能把对象体会为某种功能，但是却绝不可能把对象体会为具有不同功能的“功能中立”之物。蜘蛛对于落在网上的苍蝇是认识的，但是对落在地上的苍蝇却一无所知。把整体事物从特定功能中分离出来，把事物的部分从它在整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分离出来，对于动物，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切对于人类来说，则是完全可能的。最终，人也就使自己区别于动物，人不再仅仅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而且更是唯一一种不甘于有限的存在。未完成性、无限可能性、自我超越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则成为人之为人的全新的规定。向世界敞开，就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或者说，成为人类所独具的先天性。
不难看出，人类的这一使得自身在适应环境方面降到了最低极限的生命结构的“非特定化”，必然导致其自身为了维持生存而必然从生命的存在方式创造出超生命、非本能的存在方式，以便从中求得生存与进化，而这超生命、非本能的存在方式，必然使人类最终地走向实践活动，走向审美活动。
就审美活动而言，可以从阿德勒的自卑补偿说中得到启示。我认为，对于审美活动的先天性的阐释，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说不如阿德勒的自卑补偿说更为符合实际。从表面上看，人类的行为受超越性的支配，人类的一切动机都是追求优越，甚至天生就是追求优越。然而实际上人类对于优越的追求正是来自对于自卑的解脱。这自卑源于人类在适应外在环境上的软弱与无能，从自卑感出发去追求优越感，是一种本能需要，所谓追求补偿的需要。自卑与优越是构成人类的两大基本动力。在人类身上存在着“非特定化”这一不可克服的缺点，它所引起的自卑驱使个体去进行某种活动以恢复心理平衡。在原始生活中人类的自卑可以在相当谦卑地把动物、植物当做自己的同类甚至当做神中看到，也可以在神话中看到。而在日常生活中的小女孩“过家家”中，也可以感受到她在生活中作为爱的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以及幻想利用“过家家”这一游戏摆脱自己的自卑的心境。至于审美活动的应运诞生，则是因为自卑与优越之间的永恒性。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可以说自卑与优越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其结果，凝聚为一种精神生存中的巨大困惑，这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种使人恐惧的东西，令人不堪忍受。奥古斯丁就曾感叹说：人的一切都是为了不确定性的东西而努力的。由此，不确定性所构成的，正是一个两难的悖论。一方面因为不确定性我们才要不断地努力、拼搏、奋斗，另一方面又是不确定性构成了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目标。人类只能在想象中才能理想地解决这一矛盾，审美活动因此而诞生。它时时鼓舞着人类从自卑走向优越。哪怕是在对于丑恶现象的审美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审美中看到坏人就并不是要导致我们的行为出现，而是要从内部补偿我们精神上的自卑，使我们发现自己精神上的崇高的一面，肯定它并为它而自豪。
在我看来，审美活动的起源正与这种一方面与自然保持着异中之同，另外一方面又与自然保持着同中之异的先天性密切相关。固然，审美天性不同于审美能力，单纯依赖先天性无疑不能造就审美活动本身。然而，一味坚持说如果把审美活动的后天性抽去，人类就只会剩下完全与审美活动无关的先天性，也是不对的。应该强调，这先天性恰恰是审美活动的后天性之所以能够产生的前提。而且，由于这先天性已经是自然进化的特殊成果，因此也就截然区别于动物的先天性。实际上，假如不是人类的先天性已经不同于动物，为什么动物不能通过审美活动的后天性来发展自己的精神需要，而人类偏偏要通过审美活动的后天性来发展自己的精神需要，就会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人类进行审美活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要深入到先天性之内才是可以理解的。审美活动的重要性也只是针对审美活动的先天性才是存在的。对于动物来说就并不存在。因此，人类的审美活动的先天性正是审美活动之所以产生的必要前提。
换言之，审美活动在形式上是先天的，在内容上是后天的。人类一生下来就有了潜在的审美可能，潜在的审美天性。这是自然进化与生命遗传的结果，是一个精神基因、审美基因。人们往往否认这一点，是不应该的。一粒种子确实只有在外在刺激之后才能发芽，但是种子之所以能发芽却是因为它自身中已经包含着芽的结构，否则它还是不能发芽。一个人可以在教育之后进行审美，然而动物却无论怎样教育也不会进行审美。因为它不存在审美的可能与天性。作为人，必须先天地获得审美基因，否则就不可能审美。
三
审美活动的先天性还表现在它与人类情感活动的密切关系上。
关于情感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动力作用和历史渊源。所谓动力作用，是指我们长期坚持“S—R”的认识公式，并且把审美活动依附于认识活动，后来注意到新皮质、神经系统即主体的作用，提出了“S—O—R”，然而还是忽视了一个重大方面， 这就是下丘脑、能量调节系统即情绪的作用。因而不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于认识活动的阐释，而且更谈不上对于审美活动的准确阐释。实际上，人不同于机器，不可能在自身只存在一种工作机制，而把动力机制放在自身之外的电源中。人类的生命结构肯定存在着两种机制，即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与情感密切相关的下丘脑正是这样的动力机制。当代的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心理学家把它称之为“向能性系统”、“向养性系统”。心理学家甚至提出在其中存在“快感中枢”、“痛感中枢”。皮亚杰也指出：“当行为从它的认识方面进行研究时，我们讨论的是它的结构；当行为从它的情感方面进行考虑时，我们讨论的是它的动力。”〔4〕而且，在此之前，一些思想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笛卡尔、爱尔维修、卢梭、休谟都曾提出，马克思也说过：“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5 〕列宁也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6 〕即便是黑格尔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也曾把“热情”和“观念”称之为交织成世界的经纬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下丘脑概念，但是却提出了一个与脑相对的“心”的概念。而且把对于心脏的注意放在了较之对于大脑的注意的更为本原的位置上。“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则泣涕出焉。”〔7〕确实，激动时会热血沸腾， 大脑却不会发生变化。人在感情受到伤害之后，往往很难恢复，这一点也与大脑不同。生活中有“气死”、“笑死”、“吓死”之类的说法，现代医学甚至用验血的方式来预测自杀。中医也用“望”、“闻”、“问”、“切”中的“切”来看病，其中也不难看到“心脏”的作用。国外有这样一个例子，某人在作了心脏移植手术之后，竟然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心脏对于生命活动的影响确实十分重要。同时，心脏也会参与大脑即神经系统的工作。心律不齐者容易得脑部疾病，就是一个例子。由此可见，在人类的生命结构中存在着两种机制，即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前者面对的是“世界是如何”，后者面对的是“世界应如何”，前者以大脑、认识、理性为代表，后者则以心脏、价值、情感为代表。而且，相比之下，后者要更为重要，并且处于动力的、基础的、根本的位置上。无疑，审美活动显然应该属于后者。对于理解审美活动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所谓历史渊源，则是指情感与人类生命的源头密切相关。从人类生命起源的角度看，“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现代生理学、现代心理学、现代文化人类学、现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情感较之理性的起源要远为悠久，维纳指出，在许多低级动物的行为中，初始的“情调”已在起作用。达尔文也指出，在动物行为中已经可以看到表情现象。科学家还告诉我们，自动调节是一切生物的性质，植物往往不学而能。情绪更是动物之为动物的标志，在低级动物的阶段就开始了。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甚至发现：稳定的向性在原生动物中就可以看到，“喜与厌这种基本情感”是原生动物身上就可以看到的。例如草履虫的避光、趋氧、趋弱酸、避正电荷。由于人类生命结构的“非特定化”特征所致，情感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历史渊源更为突出。事实上，我们在原始生活的巫术活动、互渗心理中所看到的，都是一种极为迫切的情感抚慰的需要。
换一个角度，情感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历史渊源，实际上仍可以在儿童的身上看到。儿童在零岁的时候，大脑迫切需要刺激才能发育，但是此时不要说思维、说话，就是视觉也不健全，那么，靠什么呢？情感的刺激。虽然不会思维、说话、看、听，但是已经有了情感交流的能力。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是“情感之耳”、“情感之眼”、“情感的语言”，虽不会以理智去认识世界却会以情感去体验世界。1972年，心理学家雷特·戈德纳作过一次著名的“侏儒”实验。结果意外地发现，那些父母过早离异的孩子，或过早被父母中的一方抛弃的孩子，大多在身高和体重方面未能达标，他们的“骨骼年龄”远不及“实际年龄”。情感因素的剥夺，竟然导致了生理发育的迟缓，可见儿童在零岁的时候情感营养的重要。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德国的一家孤儿院经过研究发现，如果把孤儿分为A、B两组，给他们配备相同的食物，但是A 组配备一个温柔体贴的保育员，B组配备一个粗暴无情的保育员，结果B组的儿童的体重会明显地不如A组。科学家发现， 人体皮肤的触觉是人类的第五感官，也是机能最复杂的感官，其中包含着至少几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而且每一小块皮肤都有不同感觉职能和特点。同时人体皮肤又是“人脑的延伸”。这使我们意识到，母子之间之所以存在着经常的包括触觉在内的抚慰行为，实际是意在情感的直接交流。许多动物在分娩之后，母亲都要用舌头舔遍儿女的全身，假如不这样作，儿女就无法进行第一次的排泄，也就无法生存下去。而人虽然不用舔婴儿，但是当婴儿穿过狭隘的产道，实际也是一次舔婴儿。而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类，这样做的重要目的都是着眼于情感的抚慰。难怪西方学者会疾呼：“‘没有触觉’的社会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因为它脱离了人的肉体和情感系统的需要。”〔8〕由此出发， 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说：“没有情感交流的社会也是一种病态的社会。”
由此我们看到，既然审美活动主要地与人类的情感活动相关，或者说审美活动不是来源于作为工作机制的认识结构，而是来源于作为动力机制的情感结构，审美活动实际上就起源于人类的情感机制，审美活动的先天性无疑也就与情感的先天性密切相关。这样对于审美活动的先天性的说明，不论是对与自然的同中之异抑或异中之同的方面的说明，就都不难从对于情感机制的先天性的说明中得到最为充分的说明。
注释：
〔1〕参见余正荣：《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 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8期。
〔2〕刘骁纯：《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3〕埃·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曹国屏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4〕皮亚杰等著：《儿童心理学》，吴富元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页。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6〕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5页。
〔7〕《黄帝内经》。
〔8〕转引自金马：《生存智慧论》，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