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历史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近代论文,缓慢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建近代的高等教育，从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学堂，至今已整整130年了。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八十多年的时间，只有厦门大学、省立农学院、医学院、师范专科学校以及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协和大学等寥寥9所高等院校[1]。因此，虽然它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但发展却是相当缓慢的。
本文试就福建近代高等教育的兴办和发展，来探讨这种发展缓慢的历史原因。
近代高等教育的兴办和发展
福建近代高等教育的兴办及其发展（至建国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①福建船政学堂的创办及书院改革；②教会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创办；③中央苏区和国统区的高等教育。
1.福建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
十九世纪中叶，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始兴办的年代。1866年6月，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左宗棠在成立福建船政局的同时，提出创办求是堂艺局（后称福建船政学堂），经沈葆桢亲自开办。船政学堂的前堂以法文授课，习造船技术；后堂以英文授课，习驾驶技术。它存在时间长，影响大，不仅是我国近代海军学校的“开山之祖”，为近代海军、近代造船事业以及海军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科技学校，为近代科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2]。因此可以说，船政学堂的创办是福建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它拉开了福建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序幕。
洋务派创办专科学校之后的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改进，改革书院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福建古代的高等教育，由唐开始历经宋元明清，书院遍及八闽。光绪年间，各地书院改为学堂，省会正宜院改为全闽大学堂，陈宝琛创办的东文学堂改为全闽师范学堂，陈璧、林纾等创办的苍霞精舍改为中西学堂等[3]。书院制度的改革，无疑对促进福建近代的高等教育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2.福建私立大学的创办
辛亥革命后，由于军阀混战，政治不稳、经济落后，福建原有的高等教育基础不仅没有巩固，反而陷于瓦解状态。这时期只有福建法政专门学校设立本科。这种状况就给帝国主义进一步加深文化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教会势力在原创办教会书院的基础上扩展成教会大学。1914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福建协和大学先后在福州开办[4]。这两所教会大学是美国美美以会、公理会、复初会及英国圣公会联合创办的[5]。
与此同时，被誉为“华侨旗帜”的爱国人士陈嘉庚抱着兴学报国的弘愿，于1913年开始独资创办集美学校。在此基础上，陈嘉庚还于1918年着手筹办厦门大学，1921年4月在集美学校礼堂举行开学仪式。1937年后改为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在福建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资料表明，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103所，福建只有4所：厦门大学、协和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及福建学院（该院于1929年为杨树庄开办），这里不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3.中央苏区和福建国统区的高等教育
红军入闽后，1930年3月即在龙岩设立闽西红军学校，培养排、连长干部，后改称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6]。1931年闽西彭杨军校与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教导队合编成红军分校。1933年11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时改为干部团，1936年6月在陕北改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大”。
1932年3月在瑞金创立闽瑞师范学校，同年10月创立中央列宁师范学校。1933年成立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类似于现在的教育行政学院）。同年还创办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
此外，中央苏区还设立了许多专门学校，如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无线电学校、红色医务学校、红色护士学校等。中央红色护士学校于1931年底在长汀县城开学。红军北上抗日后，遭到国民党政府严重的摧残，中央苏区的高等教育也就不复存在了。
1934年初陈仪来闽主政。抗战爆发后，陈仪在兴办教育、发展文化事业方面做了一些事。1938年国民党省政府迁往永安，陈仪把一批专门学校和高等院校迁往内地。省立医专迁至沙县，次年8月改为福建省立医学院[7]。1939年9月陈仪筹设福建大学，后因建筑设备未易充实，乃于1940年6月在永安原福建大学校舍创办省立农学院，同时创办的还有音乐专科学校、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8]。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和私立福建学院、教会大学陆续迁回（往）福州。1944年在仙游筹设国立海疆学校，45年1月招生，46年6月迁往泉州。
这样，直至1949年建国前，福建全省总共有9所高等院校：国立厦门大学、音乐专科学校、海疆学校；省立福建农学院、福建医学院、福建师范专科学校；私立福建学院、教会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这种状况不仅与东南沿海其他省份、大城市的高等教育状况相比，居于落后地位；而且与内地一些省份相比，也是落后的。
发展缓慢的历史原因
福建近代的高等教育虽然起步比较早，但发展却是相当缓慢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
1.落后经济的影响
经济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福建长期生产落后，无论农业、工业，还是商业都不发达，缺乏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
(1)风雨飘摇的小农经济
福建历史上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副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而同时，由于福建靠山面海、气候温和，为经济作物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漫长的海岸线使自古以来福建就与海外进行贸易往来，发展了商品经济。但自清政府（乾隆年间）下令禁海、迁海之后，严重破坏了经济的发展，它不仅使福建的对外贸易衰退，而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趋于凋落，再加上“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9]，粮食生产不能自给，成为缺粮区。闽西北靠运进赣米、湘米，闽东南依赖台湾米和暹罗米。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福建占了两个口岸（福州、厦门）。虽然一度（1889年之前）刺激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武夷茶和蔗糖成了大宗出口产品，但是福建传统的土特产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例如：洋棉、洋布的倾销导致厦门、泉州一带棉纺织业衰退，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出现“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者十之七八”的严重局面[10]。从1886年开始，英国人改饮印度红茶，拒买福建茶，使茶叶出口一落千丈，茶农、茶商“屡年折本，倾家荡产”。类似的情况在农村比比皆是。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加紧了对福建的侵略，与清政府订在福州、厦门设立租界的条约，并以此为据点，向全省扩张，企图控制福建的经济命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列强自顾不暇，使得中国民族资本有所发展，福建的经济也有所回升，但总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三十年代开始，福建传统的木材生产和烟草生产也大幅度下降。抗战时期，农业生产更遭受严重破坏，大片蔗园、茶园、果园荒芜，产量趋降。抗战八年，福建灾民多达150万[11]。到建国时，福建广大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农作物产量普遍下降，粮食产量由抗战前的73亿斤下降至1949年的56亿斤，全省一半以上县份粮食不能自给[12]。由于战乱，生活贫困、人口外流和饥饿、疾病等，使得十余年间福建人口（主要是农村）减少100多万。
由此可见，在福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始终没有完成向现代产业的过渡，即使传统土特产品的生产也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衰败，失去了对外贸易在国内所处的主导地位，风雨飘摇、濒临破产的小农经济使得福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2)举步维艰的现代工业
明清时期，福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在传统手工业的坑冶、制茶、造纸、榨糖等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还很微弱[13]，没有出现机器大工业生产。鸦片战争后，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福建沿海投资开办工厂，掠夺资源。1858—1893年，英国在厦门、福州建船厂3个；1872—1876年，俄国在福州等地建砖茶厂9个。1902年，日本在福州经营樟脑业，年产樟脑10万斤。而福建近代工业的萌芽则是1866年左宗棠创设的福建船政局马尾造船厂，这是当时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轮船修造厂。1869年另一中型官僚资本企业机器厂开办。接着，民族资本家相继发展一些小型的轻工业，如制糖、面粉、茶厂、纱厂等，但均以资本少或经营不善，无力与外资竞争而倒闭。
本世纪初，福建民族资本（主要是华侨投资）又兴办了一批工业企业和运输事业，如1905—1911年建成漳州江东桥——厦门嵩屿的铁路，创办邵武、政和、建宁等路矿，在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兴建火柴厂等日用轻工业。在这次华侨投资办实业的热潮中，全省近代工业总资本估计1600万左右，但与同期全国相比，仅占3.9%，不用说比不上上海、江苏、广东，就连山东、山西等省份也比不上。这些企业后因政局不稳、又无力与帝国主义洋货竞争而纷纷倒闭。抗战期间，沿海仅有的一点现代工业和交通设施均遭摧残，马尾船厂和仅有的一段铁路被破坏一空，省内公路被破坏一半以上，沿海航运中断。部分工业企业迁往内陆山区，并相应发展了一些小型铁工厂、造纸厂、纺织厂、面粉厂、印刷厂等。到了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期，这些企业也如昙花一现，纷纷停办。到建国时，福建工业生产非常落后，部门残缺不全，重工业及现代工业几乎是空白。这种大工业生产的状况显然不可能需要大批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因此也就不可能刺激福建近代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3)日趋衰落的通商口岸
福建沿海素有海外往来、对外贸易的传统。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福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商品市场和商业都会。如：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明清时期的月港、安平港、厦门、福州等通商大埠。
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二港的开放给福建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在1840—1889年，由于福州茶市的开辟，福建对外贸易增长。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从1853年占全国茶叶总输出的5.7%上升到1880年的44.5%[14]。同一时期，厦门口岸输出的茶叶也近4万磅。鼎盛时期，福建口岸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全国的15%。福州口岸排在上海、广州之后，厦门口岸也常常处在第五、六位，但在1890—1911年间，茶叶出口遭受重大挫折，福建在国内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急剧下降，1894年全省进出口总值为全国的7.5%，比鼎盛时期下降一半。由此逐年下降，并由出超变为长期入超。至1949年之前，对外贸易期间虽有一段时期的发展（1929年进出口额为福建近代最高峰年份，但入超仍然可观），但总的来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期，全国的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从1868—1933年，全国出口贸易增加六倍，输入贸易增加13倍，贸易总额增加10倍。而福建在60多年间只增长62%，年平均增长率才1%，处于全国各省份中下游地位。
对外贸易的停滞，标志着通商口岸的衰落，标志着大商品市场的衰落。因此，尽管福建开放口岸较早，但是由于小生产的顽强势力，现代工业举步维艰，商品经济在福建经济中未占主导地位，无法形成大的经济中心、现代科学技术中心和文化中心。
2.连年战乱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战乱破坏了社会经济，给社会财富和人民生命财产以极大的破坏，各行各业处于动荡的环境下难以正常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更难发展。从甲申中法马江战事到抗日战争的60多年间，福建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教育事业遭受极大的破坏。
(1)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破坏。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打着“慈善”的旗号，利用宗教开办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又对我国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摧残和破坏。1884年（甲申）年8月，法帝国主义在福州马尾悍然发动战事，这就是中法马江战事。法国侵略者用炮火轰击船政各厂及前、后学堂，使其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学堂匠房等处，“虽受炮较轻，而器具书籍亦有残缺。”[15]
抗战时期，福建的高等教育遭受更大破坏。福建高校集中在福州、厦门两地。抗战爆发后，这些院校陆续迁往内地山区，原校舍、设备等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肆意摧残、狂轰乱炸。厦门大学迁往闽西山区，“惟原有校舍太丰遭敌人拆毁”[16]，校园并遭敌机轰炸。福建学院几度迁往闽清、浦城等地，校产屡遭损失。即使在战时省府所在地永安的高校也难逃战火摧残，1940年8月省立医学院“大部分遭受敌机炸毁”[17]。中国的大学遭劫，外国教会的大学也受破坏。1938年福建协和大学迁往邵武，“魁歧乡校舍惨遭敌军洗劫，图书仪器、一切设备器物，无一幸存，即门窗地板亦被拆毁……总计校舍被毁损失在三十余万美金之善膳，而以沙氏（善德教授）考古馆之损失最难补偿（3600余件古物、夏商周以来这磁器、铜器、陶器、石斧等），荡然无存。”[18]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往南平，原址彭氏大楼“亦被敌军摧毁，仅余轮廓，图书仪器更被抢一空”[19]。1940年日军对马尾船厂投下百余枚五百磅炸弹，船政各厂处于瘫痪。次年福州沦陷，福州船政学堂与福州船政一齐结束了八十余年的历史。
(2)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围剿”。从清末民初开始，福建战事不断。闽南一带富庶的沿海地区常常是各派地方军阀相争割据的“肥肉”。如：1923年8月，闽军与粤军驻在厦门集美一带隔海对峙，开枪互击，舟行其间，流弹横飞，打死打伤集美学校学生数人[20]。北伐之前，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周荫人与皖系王永泉等为争夺地盘发生战争，直系内部也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同时，福建本地的大小军阀也独揽辖区大权，致使匪祸连年，民不聊生。北伐东路军攻克福建之后，逐渐蜕变并跟随蒋介石镇压福建革命人民，荼毒八闽。在土地革命中，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五次血腥的“围剿”，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苏区的经济和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红军北上抗日，陈仪收编的省保安旅团，配合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对闽西等苏区进行残酷的“清剿”、摧残根据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推行所谓“特种教育”[21]，“清洗”革命文化教育，消除革命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国统区“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22]，在学校（尤其是高校）强制推行“党化”教育。
3.闽学、宗派观念的影响
(1)闽学的影响。闽学，即福建朱子学。闽学不仅在促进福建文化教育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影响。数百年来闽学已经潜移默化渗透到福建人的思想观念中，即使在从事商品贸易的商人中也带有浓重的儒家思想色彩。如闽西四堡的马氏“诸昆叔侄身虽商贾，而雍容谦逊有甚于学士”[23]。这些因家贫行贾或弃儒经商的商人，一旦致富有积蓄，“即捆载而归，计产为子孙计”并弃贾而业儒，希望通过科举或各种途径走向官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由商入绅的现象在明清时期的福建是较为普遍的。由于闽学的影响，历来士人认为技艺是“末流”而不是科举的“正途”；因此，当福建船政学堂开办之际，许多纨绔子弟大都裹足不前，学堂只好到福州显要街头张贴招示，并派人往香港、广东等地招收已通英文的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家境贫寒子弟[24]。可见，对于这样一所现代化的科技学校，也难逃闽学和“中体西用”的思想羁绊，无论是入学的招生试题（如严复的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论》），还是入学以后的课程设置（《圣渝广训》、《孝经》）都有理学的内容。
(2)、封建宗族、宗派的影响。福建海疆僻处、特异的地理环境易于造成割地自守、称王一方，大一统的观念比起中原地区要淡薄得多。而历次避难迁徙来闽的北方移民，大都举乡携族结伴而行，入闽后也基本定居同一区域，这样注意地域、血缘关系的宗族、宗派观念就比中原地区更强烈。比如在经济活动中，明清时期全国各地都设有福建的工商业会馆，利用地方宗族、宗派观念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协调[25]。除了地理环境外，闽学的形成也强化了宗派色彩。宋代福建官学、私学并盛于世，闽学弟子广播八闽，延师办学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当时福州“城里人家半读书”，莆田等地也是“比屋业儒，俊造如林”。这种延师授徒的方式，多以地域为限，学派的形成也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福州文人往往以同邑、同郡或同闽相表里，其活动及创作倾向也免不了有地域性的宗派特点。注重地域、血缘关系的封建宗族、宗派观念也强化了这种学术宗派色彩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极大，不利于近代自然科学学术自由的发展。
此外，影响福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制度。建国前教育大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手中。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教会势力利用宗教、打着“慈善”的旗号，在八闽大地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侵略。在福州、厦门等地教会创办了不少学校，其中福州的教会学校有：英华书院、协和学校、三一学校、培元学校、二育学校、进德学校等。在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协和大学，大学的大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连授予学士学位的准许书也要由美国纽约州批准。帝国主义在福建办学并不是为了振兴福建的经济，也不可能真正帮助福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而是为了掠夺福建的资源和维护他们的已得利益，进一步麻醉福建人民。
因此，福建近代高等教育的兴办，无论是左宗棠办的船政学堂，还是教会办的大学，以及后来国民党政府把持的高校，他们的目的无非是维护封建的反动统治和培养买办人才，广大劳动人民子弟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缘何谈得上教育？正如周谷城先生在30年代末期说的“以今日全国人民之经济能力而论，年出五十圆至三百圆钱以买得受教育之机会者为数实少。此今日教育之所以只能为少数富人所独有也”[26]。
结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
首先，经济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只有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对现代科学技术、高等教育提出新的需求，也只有当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高等院校进行专门知识的传授、学术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需要一个较长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
再次，高等教育的发展要与时代相适应，需要一批观念更新、热心教育的人士推动和赞助。兴办高等教育，一方面需要远见卓识、更新观念，站在时代的高度去预测社会发展的方向、科学学术发展的方向，超越时代兴办新的事业，即使在经济状部还不充裕的条件下，也要舍得花钱办教育，重视教育。相反，那种因循守旧、唯唯诺诺是难于济事的。另一方面需要热心教育人士的积极推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钱者解囊相助、集资办学；有智者责无旁贷，授课讲学。福建素有官学、私学并举的沿习，因此清末民初社会贤达纷纷兴教办学，许多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厦门大学即由陈嘉庚先生私人创办的。
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执政者对人材和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关。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官僚买办、国民党军阀兴办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国的教育大权，培养他们的代理人、忠实走狗，因此并不真正热心高等教育事业。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教育尽管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由于苏区人民当家作主，改变了政治、经济制度，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27]，因此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仍然得到空前发展。这充分说明，只有推翻反动政权，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的高等教育事业才能得到飞速的发展。
注释：
[1]陈祖兴，“福建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1949—1986)”，《高等教育学报》(1987)。
[2]金林祥：《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福建论坛》No,3 (1984)。
[3][4]《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5]陈嘉庚亲笔信（收藏于集美学校教务委员会）。
[6]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闽西革命根据地史》（1987年版）。
[9]《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
[10]《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卷，三联书店(1957)。
[11]《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1927—1949)，中国人大政治系编（1978年版）。
[12]《福建经济地理》。
[13]黄志中：《福建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
[14]徐晓望：《论近代福建近代经济演变的趋势》《福建论坛》。
[15]《清末海军史料》（下册），海洋出版社，(1982)。
[16][17][18][19]《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务馆）。
[20]《集美学校七十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华东师大教育系、教科所，《中国现代教育史》（1983年版）。
[2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3]王日根，叶宝珠：《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福建论坛》。
[24]钱曼倩：《福建船政学堂的办学特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No,2(1983)。
[25]郑学檬、袁冰凌：《福建文化内涵的形成及其观念的变迁》，《福建论坛》No,5(1990)。
[26]《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教育杂志》21卷2号。
[27]《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