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管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工商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组织的管理问题，管理学在我国得以成长与繁荣。在发展的过程中，学科建制整体借鉴了西方管理学学科体系，吸取其发展经验及教训，并在两岸三地及欧美华裔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1，2]，然而，在学术演进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4个方面的问题：①学术研究导向不够多元，呈现同质化趋势[3]，绝大多数研究都在验证西方理论，“临摹”型文章犹如雨后春笋一般；②研究技术方法缺乏训练，部分研究者在缺乏较高水平学术训练的前提下，仓促或片面地使用并未熟练掌握的研究工具及方法，致使无法准确描述研究对象及透彻分析本质原因，造成研究效率偏低；③成果应用价值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及指导性欠缺，本土问题经过“规范性”处理之后丢失了本土现象，偏离研究初衷；④学术价值观念受到浸染，一些研究机构将论文的数量和学者的职位升迁、科研奖励等物质激励措施及机构排名或个人学术地位过于密切地挂钩，部分学者对于成果产生速度和数量的追求已经背离了求真求实的学术理想甚至丧失学术操守。
这4种现象是耦合关系，在科学探索的路途中，学术价值观念影响治学者终生的学术态度及育人品质，决定其学术行为和成果质量。受到浸染的价值观念会导致学术偏差行为，即急于求成的心态和诉求使其无法专心于扎实的学科研究方法及技术基础性训练，倾向于将尚未成熟掌握的技术方法和所观察到的表浅的管理实践现象简单嫁接起来，谋求在形式上与西方学术规范得以统一，从而忽略了中国管理问题的本质，或者是不恰当的技术选择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从而导致所得到的结论与现实需要之间的适配性不够良好，成果的应用价值无法完全得以体现。当研究与日常问题脱节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沦为学术壁垒之间的概念游戏和从业者维持生存和地位的工具。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管理学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管理学研究的本土化”议题，希望藉此使得中国管理学研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何使得本土化研究顺利开展，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探讨：①追本溯源，即追溯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源头及初衷，历史可以在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中使研究者们产生更加丰富的感性及理性认识，加深其对于本土化研究的理解。②为学有据，即界定本土化研究的概念及范畴，相对清晰地界定对于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引导性和指向性，使其具有较为明确的努力方向。③治学有法，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借鉴于多个学科，对于方法的适用条件和使用技术进行扎实而刻苦的基本训练，是能够正确解决特定问题的先决条件。④促学有方，本土化研究并不能一蹴而就，学术激励机制的适切性可以帮助研究者长期、潜心、安心地进行学术研究，也可以规避学者之间产生不健康的竞争性心理。
1 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演进
“研究本土化”这一理念并不是新近出现的提法。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王国维，以其自身的学术历程向国人昭示：西方重逻辑、重实证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需要透彻地从基础学起的，但本国的问题才是研究之重心，他的学术之路是由“新”而“旧”，而研究结果则是“旧”而弥“新”。这种境界正是当代管理学人所难以企及的。晚于王国维半个多世纪的印度学者SINHA的观点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文化系统中具有价值和具有实用性的理念融合而生，综合运用，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文化[4]。钱穆在早年就曾经指出，治中国学问，无论所专何业，都必须具有整体的眼光[5]。余英时[5]认为，整体眼光就是关注中国文化这一独特系统。只有这样，方能避免“见树不见林”之病。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一生致力于国学与西方研究方法的统一与实践，最终达到常人遥不可及的学术巅峰：他们都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终其一生，都为中国的学术无法在面对西学冲击时进行自我调整和更新这一命题所苦。对此问题做出过深刻解释的学者：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的“方法论大师”。当然，目前的问题已经超越传统与现代之争，是如何在全球结构中面对整个世界的问题[6]，但宗师们的智慧在面对当今学界争论时依然熠熠生辉，他们的学术品格则是受当代学人永远敬仰和尊崇的。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作为一名普通的治学者，我们为还在思考近百年之前的问题而汗颜，为没有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而羞愧，为我们在转弯处所耗费的时间而惋惜。学术的治理似乎也无法逃脱“治乱循环”这一历史箴言。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学者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传播学、行政管理学等领域展开了一场可谓“本土化运动”式的反思和前瞻性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7，8]；90年代中后期，亚洲地区，例如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寻求身份认同并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遗产，以新的视角看待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9]；21世纪伊始，大陆学者在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领域也首先感受到本土化研究的急切性，并发起讨论与呼吁，特别是社会学家邓正来[10]，他于早年就开始对社会科学学科自主性的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分析，这些领域对“本土化”这一问题的敏感程度都早于管理学界，这与学科恢复发展的时间周期和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触的时间节点有较强的关联度。我国管理学目前的研究道路所碰到的上述问题，在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触更早的国家、地区及领域已经有所表现。一些华裔学者由于身在海外，凭借对西方学术体系更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体会，本着对中国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从方法选择、研究情境化、未来研究路径与图景等方面为我国管理学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见解和帮助[11，12]。
身处其境的本土管理学者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自省。郭重庆[13]为管理学的健康发展，明确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王学秀[14]撰文指出中国文化背景中管理学日后的发展脉络；彭贺等[15]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释疑了有关东方管理学的一些疑惑；韩巍[16]也指出了本土化管理理论建构中的关键问题；《管理世界》组织的一系列案例研究论坛，实质上是对“本土化”这一问题付诸行动的努力，希望通过案例研究反映出更加真实生动的中国管理实践问题，并十分注重案例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同时刊发了一系列案例研究论文，对中国管理研究本土化建设做出了有益的尝试[17]。
本土化问题是旧议题，同时也是新议题。对于一个有着传统知识分子情怀的中国学者来说，本土化研究与民族情感和荣誉之间有着剪不断的微妙关系；对于一个有着全球化视野，期望与国际学术界融合共生的学者来说，本土化研究与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管理学的创新成长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简言之，本土化研究体现着一个学者的职业责任感。
2 “本土化”相关概念及研究范畴的界定
2.1 与本土化研究相关的概念
中国管理学界尚未对本土化研究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其英文表述是indigenization，变形于indigenous，释义为“native，belonging naturally”，“originating and living or occurring naturally in an area or environment”[18]，中文解释为“在某种环境中自然而然产生或发生的”，即“土生的，天生的”。美国社会学者HAROLD曾界定过“本土方法论”这一概念，即研究个人如何理解和解决面临的问题，如何认识自己行动的意义，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19]。再结合管理学研究的特性来理解，“管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就是“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问题的确立、理论的架构、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选择所形成的研究系统能够充分、全面、准确地发掘、描述、解释、分析及解决中国这个特定文化情境中所产生的管理实践问题。”
“本土化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从中国若干年来商业实践的发展中所提炼出的问题”。本土化问题存在以下3个特征：①问题产生于中国组织的管理实践中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素材取自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例如，公司治理制度创新、企业成长制度创新、国企出路、外企本土化、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等；②问题形成的影响因素是中国背景下产生的，例如，企业家的管理风格、员工的认知模式、企业文化的独特性、政治政策背景等；③问题的形成是由于中国特定国情因素和历史渊源所造就的，学者的一项任务就是找到并且分析这些渊源。而“本土化的方法”就是“研究者为了能够客观、真实、有效反映以及分析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中管理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工具和手段”。
2.2 本土化研究囊括的范畴
本土化研究主要是针对近年出现的、一些加工移植性痕迹明显及对于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的研究趋势而提出的，同时，由于目前全球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要想将中国的问题和西方的问题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鉴于此，笔者认为，顺应目前的发展状况，“本土化研究范畴”应包括以下4个方面：①应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情境下的问题，但是理论与现实问题应具有适切性；②借鉴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方法，研究中国情境下的问题，并根据研究结论对既有理论框架进行修正及完善；③为解释或解决中国情境下的问题，构建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架构；④针对中国情境中的特定问题，设计适用的研究方法，并开发解释力较强的研究工具。笔者将前两个方面归为“外在本土化”，是指“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基本上是合适的”；将后两个方面归为“内在本土化”，是“重建构念和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总而言之，学者在面对概念的移植或借鉴、工具的选择和使用、理论的学习及应用等问题时，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精神和警觉态度。
“本土管理学者的诉求”是：用恰当的方式，将中国的管理实践图景真实地勾勒出来，并努力融入世界知识体系，即“用真实的自我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接纳”，研究过程本身不应该削弱学者发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者们的努力目标应该是使得世界管理学学术体系更加多元、开放、平等且具有包容性，而不是单纯为现有论点增加证据，甚至是牵强附会。
2.3 本土化研究接纳的知识类型
在北美实证科学精神的影响下，通常认为，只有经过实证方法检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而实际上，知识是不能够脱离研究者的切身理解而产生的，世上本就没有唯一取得真知的方法[7]。具体到管理学而言，尊崇实证方法也并非“一日之寒”，因为我们的学者在面对西方管理学研究方法时，缺乏甄别和取舍的能力，我们原本就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就如TSUI[3]所说，本土管理学者没有透彻了解“认识论”和“本体论”。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批判和反省，当面对强大的西学主体时，就认定是合理的、正确的。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树立起符合本土化研究需要的“知识观”。
“本土管理学理论”构建等工作要从基础做起，即“将历史的片段梳理成章”。从现实描述通往理论构建，进而形成知识体系，因为本土化知识对于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理论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①对企业界而言，本土化知识是制定更为合适的发展战略的基础，因为这些知识来源于当地民众，而不是来源于专家的期望，如果本土化知识系统建立得比较合适，就能够为更高的生产效率提供基础[20]。②对理论界而言，理解了本土化的管理知识，就可以构建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概念，这些知识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的特点[21]，进而更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笔者认为，学界应该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接纳不同类型的管理知识，只要这种知识对于学术领域而言是有效的。首先，根据NONAKA等的分析，知识有4种内涵：同理化知识、概念化知识、操作化知识、综合而有系统的知识[22]，即只要是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经实证检验后以及对文化、制度、情感具有解释力的，都可认定为“知识”。当然，具体的认定程序和标准掌握在相关领域同行评议专家的手中。第4种所谓系统的知识，也可称为体系化的知识，不同的学科及其专业所达到的体系化程度是不同的。在体系化程度较低的领域，人们更多地依赖于经验。在这些领域中，科学家必须掌握大量的描述性事实和较低层次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意义还未得到充分的理解[23]。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目前尚处于此阶段，这也是管理学界目前非常注重案例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哈贝马斯也曾指出，知识分为3种类型：技术的认知旨趣、实践的认知旨趣和解放的认知旨趣。目前，管理学所倡导的实证科学研究实质上是第1种，是自然科学领域信奉和使用的方式，即知识类型需要在既定的认识框架和技术保障下才得以产生和传播[24]，这种方式对于偏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是一种借鉴。独尊这一种知识积累方式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即不断细化的研究方式虽然发现了客观事实，但是会逐渐脱离事实背后的意义和意义背后所依托的文化。研究者们应该认识到，其他两种类型的认知旨趣也是正统科学观。
再次，熊十力等曾经指出，真理包括“外延真理”和“内容真理”[25]。前者是我们日常所承认的科学客观真理，后者属于人的主观态度，还没有成为科学知识，但也是真理。他们认为：研究只限于外延真理的领域内，是没有进步的，可是由外延真理向内容真理转变，却是有极大困难的。对于某些管理学研究而言，缺乏西方式逻辑思辨的工巧，没有逻辑系统的精密与完备，但不能因此而将其拒绝在知识殿堂之外。王众托[26]提出的“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
当然，笔者所提出的知识类型多元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对研究科学性的要求。培根曾经指出，过度的科学规范方法会把科学家的能力降低到同等水平；而不利于高水平人物的出现，但是，培根更加确定的是，有条不紊的工作程序会使科学研究变得更为可靠，因为有效地生产知识有4个要件：知识的渐进积累；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互动；科学程序有条不紊地回应；新的发现诞生，实现创新[26]，所以，高水平的学术规范性训练是十分必要且不能松懈的，但具体该怎样实施，则需要在日后的科研中探索与积淀。
明确了与“本土化研究”相关的这些问题之后，在进行本土科学研究之前，本土学者还需就学术态度问题达成共识，这对于学术成果质量和学者学术品格具有决定作用。
3 管理学者的学术态度
3.1 本土化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类似，与许多学科类同，管理学研究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阶段。也许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并且是渐进性的，但是，它的未来图景将会逐渐清晰，更加完善。我们不能将这个阶段视为一个新“热点”，也不能将其当作一种“冲动”，更不是一场批判式的“运动”。
在此阶段中，需要的是客观冷静地反思、踏实勤奋的钻研，以及超越暂时功利的胸怀。我们都在为创造出独立自主的理论而努力，即使截至目前，大多数管理学者在应对本土化问题时较为被动，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社会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都会表现出极其强大的包容性，而西方社会科学的“海纳百川”也是不容小觑的，互动式的合作是能够实现的。
这样在本土化的整个过程中，“前科学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大量的描述性研究将会构成“前科学”阶段，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共同的世界是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一部分是科学的，另一部分是先于科学的[27]。我们要能够正确看待在前科学阶段出现的“对事物含糊的、不完善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因为这是获取有效知识的途径。
3.2 注重工具选择背后的问题
管理学在过去10年的发展让我们意识到：首要关心的不应是研究工具和研究设计的处理与选择，关注的问题应该是研究者对整个研究行动更为宏观的思考，它隐藏在工具选择问题背后，但却起着决定性作用。
叶启政[7]提出，研究中要注意有效的“本土性契合”，要体现“反映、显露、展现、重构”这样一个过程，掌握具主导性之优势文化历史脉络对人们引发行动所可能具有的社会意义。管理学者要揭示的是脉络以及“起组建作用的东西”，要揭示“使得中国管理实践活动如此展开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将一些影响因素找寻出来，或者是构建一些变量。最终，如果我们无法走到一条主线上来，就无法理解中国管理实践活动，也就更加无法将其抽象成为知识永久地保留和传承，这彻底背离了科学研究的初衷。
我们读肖知兴的《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会感同身受，如临其境；读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激荡三十年》会满腹嗟嘘，甚至泪流满面。他们所呈现的是鲜活的历史脉络，而这些，“学院派”管理学者曾经驻足停留过吗？我们能够从中找出那些“起组建作用的东西”吗？能够真正“自我”地来呈现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管理吗？能够用世界通用的学术语言来讲述并与他人交流吗？我们缺少的是“观察”、“表述”、“体验”、“建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应该做到的不是仅仅对旁人看到的、说出来的、感受到的再重温一遍，至少也该做到“温故而知新”。
3.3 论学不立门户
章学诚名言曰：“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这同时也是钱穆一生所坚持的观点。能够破除门户之见，是一个现代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①不在自己内心依据导师、毕业院校、所处地区等标准划分学术“帮派”；②不以捍卫北美学术路径和分析技术为诉求；③不以批判北美学术理论和学术主张为目的。以能够解释中国现实问题，还原知识本来面目为目标；以促进管理学人具有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愈加宽容的眼界为己任；以为世界管理学知识体系做出有效知识积累为最高荣誉。
4 技术、方法选择层面的误区
科学的本质就是研究，而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作为一个“程式”，建立在研究领域中，而这个程式是指研究基本过程，而不单单指某种研究方法和程序。研究者可以有多种选择。同时，管理学是一门和“人”密不可分的学科，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是为了保持精确性才成为非精确的科学[28]。当前，我们的研究似乎只对问卷调查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处理这一种方法情有独钟，这就是李怀祖所批评的“唯研究方法论”，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些相关问题。
4.1 对于研究方法的认识要全面而客观
对于管理学界而言，通常采用的两种研究策略是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29]。这两种研究是连续统一体，有相辅相成之处：量的研究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及其相关关系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质的研究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然后对事物的“质”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在目前的本土化研究阶段，质的研究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为了更加明确管理学研究的现状，笔者对2008年的部分论文的相关内容做了简单的统计分析，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30种期刊中随机选择5种：《管理世界》、《科学学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管理学报》。确定战略/策略管理(商业策略、战略管理、战略规划等)、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结构/发展/设计/文化；领导力/公正/团队/雇员态度/绩效等)、创新、营销4个研究领域为研究对象，在5种期刊中选择了明显属于以上4个研究领域的论文202篇，对其研究策略选择(下文所列8种研究策略)、数据来源(自我报告、访谈、同事观察、公司数据记录)、数据时间结构(横向面板数据、纵向数据)3项内容做出统计，并将5种期刊的信息综合起来，结果见表1～表5。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如果将案例研究归入“质的研究”这一类型，那么，采用质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是16项；仅采用理论推理/文献综述这一策略，算做“定性研究方法”是42项。而采取实证研究策略的文章多达163项(对既采用质又采用量的研究策略的研究做重复统计)。说明研究者对本土问题进行深入描述、解释和探索的文章数量只占极少数部分。实质上，两种研究策略都非常重要，做研究时应综合考虑。
4.2 对于实证技术的选择要适当和准确
研究者从一个不纯的来源得到了知识，必须经过科学方法的提炼，才会得出达到一定纯度的知识[27]，因此，实证技术是知识有效性的有力保障之一。是否接受过高级的、全面的学术训练是进行正确的实证技术选择的先决条件。尽管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在西方也受到一些质疑，它探讨细致入微的问题，每一个微小的问题都极具复杂性，这种模式近些年遭到了挑战[30]。但是，用各种研究方法去检验一个议题，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对实践人员提供的建议也会更加明确，这是毋庸置疑的。McGRATH[31]将实证研究分为7种策略，第1种属于理论研究领域，其余6种皆属实证研究策略，分别是：样本调查、实验室研究、实验模拟、实地研究、判断任务、计算机模拟。笔者再添加一种案例研究。从人群的普遍性、情境的现实化、测量的精确度3个角度来衡量，7种实证策略各有优劣，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是完美的，只能说“针对特定的问题时，其缺点是最少的”。
从笔者所做的统计可以看出：①实证研究策略的选择多集中于样本调查这一方式，多达143次；计算机模拟3次；实地调查1次，其余实证研究策略的选用次数为0，这种状况至今并未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②数据来源略显单一，自我报告方式(问卷填答)多达131次，其余3种数据来源方式仅选用25次。③数据的时间结构也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横截面数据使用达122次，纵向数据使用次数为23次，其中还多为上市公司指标或公司财务数据，长期跟踪的研究数量寥寥无几。
总体而言，中国人研究问题的视角倾向于从整体上考虑问题，西方人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较为具体的视角考虑问题，研究具体的问题，实证方法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本土的大多数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缺乏高水平的技术训练，很难为自己的研究问题确定最为合适的研究技术；没有经过反复的实践，无法娴熟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长此以往，直接影响了知识的质量和有效性。
5 学术激励机制与本土化研究
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完成的一项事业。过度的和过弱的激励会使得学者们无法承受这一努力的过程。现有的学术生态可能存在一些对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学者不利的因素。
(1)评价主体对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认同度 学术界内部对于本土化研究本来就是存有争议的；因为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学者虽然能够阐述出机械地移植西方理论和不负责任地使用实证方法的种种缺陷，但是，截至目前，并未能提出一幅清晰的本土化研究图景，也无法为评议专家提供一系列明确的判断标准，再加之学者们本身学术观点的分歧和差异，特别是那些长期在西方学术架构中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学者，他们对于本土化研究的“科学性”及“严谨性”等多个方面可以提出很多我们无法回答的质疑甚至批评。这些无疑都会成为本土化研究的阻碍，现实会使得有此方面学术研究动机的学者感到处处碰壁，但是，任何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蜕变的苦楚，不断地提问、质疑、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成为该领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力。就目前而言，所能做到的应该是本土化价值理念的传播和推广，从科研队伍的各个层面都来关注这个问题，至少，评议专家在评价一项学术研究时，应该重视研究本身与现实的契合性，哪怕只是关注了很微小的一个方面，都是一种令人欣喜的转变。
(2)其他阻碍 在规定时间内发表多篇论文的制度、教学及科研两副重担对于大部分科研工作者的压力、学术资源流动的趋势[32]也会构成管理学研究本土化的阻碍因素。因为本土化研究是一项暂时无法拟定时间表的系统工程，对于一项新兴事物倾注研究心血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取得能够为从业者带来现实利益的成果，在学术界也存在用最短时间谋求最大利益的现实状况。学者也是普通人，无法做到“超级修道士式的对知识和学术生活的献身”，科学的一些社会反常现象就是规范系统和奖励系统之间特有的不连续状况的结果[23]。学术激励机制的设定要符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因素是一个应该引起业内普遍重视的问题。
6 结语
作为普通学术工作者，我们的主张是：管理学是与社会行为相关的学科，应该循着文化的轨迹，研究必须以特定文化为背景，我们所贡献的知识，应该能够连接中国组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够被他人和自己感同身受。
本土化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只能通过一系列微小的探索、校正、修补、点点滴滴地完成，而指导这些工作的，就是端正的学术态度；推进这项工作的，是恰当的研究技术；保障这项工作的，则是合理的学术激励机制。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愈加凸显的今天，当代的管理学研究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要用理性的方式做出选择，方能不辱使命。“师今而不唯今，师古而不复古”可能是我们最合适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