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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6日～1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日本之行，无疑是给两国关系注入活力的开拓之旅。两国首脑互访机制的恢复和确立是拉动目前中日关系的最大动力，在经历了小泉执政5年两国关系的低迷之后，当前的中日关系正因为胡锦涛的访日而展现出“暖春”的生机，让人们对全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充满期待。
中日关系与“新亚洲主义”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双边交往既合作、又竞争，既冲突、又充满希望。这一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要在这样的关系中理清头绪，并能有所作为，最重要的拥有是一种“新亚洲主义”——东亚国家共享的历史与文化情感，以及基于这一情感萌生出来的对未来亚洲和平与繁荣共同的认知与亲近。
之所以把这样一种观念称为“新亚洲主义”，借用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的话来说，东亚的未来不是单纯的过去200年历史的延续，而是过去2000年历史的延续。基于这种文化与历史延续，中日两国对于各自的差异，本质上应该拥有超越其他国家关系的那种尊重和理解。
过去200年，如果说日本怀有某种亚洲主义，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扭曲的。比如，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偏执于“脱亚入欧”，狂妄地视亚洲和中国为“草芥”；二战之后，日本没有明确的自主国家定位，卑微地将安全托付给日美同盟。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各种思潮空前激荡。上世纪90年代初，代表日本“新国家主义”觉醒的小泽一郎提出了著名的“普通国家论”，而今天担任日本民主党党首的他，却成了自民党右翼势力主张修宪的重要反对者。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光谱来看，当年被视为日本右翼的小泽以及中曾根康弘，今天都已是温和派的代表。
未来的日本如何进行国家定位，如何从二战后软化国家意识的和平主义转向势不可挡的追求国家荣誉与力量的“新现实主义”，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但这一变数在二战结束这么多年的今天，走向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已非常低。
即便如此，决定中日关系未来的最重要因素也不是经济，而是彼此的安全与战略选择。日本的安全与防务战略需要“新亚洲主义”。今天的日本已经离不开亚洲。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经济利益的“根”已然“亚洲化”。但是，今天的日本，政治思想和价值认同的“根”并没有“亚洲化”。
福田康夫政府在推动日本外交发展上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改善与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让日本经济与价值的“根”能够尽可能“自然相连”，但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伴生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其防卫与战略选择依然还处于转型之中。着眼于全球市场和全球角色的日本，还是“根”在西方。日本外交今天最明显的特点不是“新亚洲主义”，而是强调西方价值、制度与权力结构主导下的“全球主义”。
持续稳定的中日关系需要“新亚洲主义”。如果没有“新亚洲主义”，在全球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领域，中日合作不可能真正起步，中日关系也不可能真正顺应世界的期待。
胡锦涛主席的政治决断
“新亚洲主义”能否主导未来的日本政治，能否主导未来的对华关系，取决于日本领导人的政治决断。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访问，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决断。日本政治家如何“接好球”，不仅事关两国关系的未来，更事关亚洲政治的未来。
最近一段时间，中日关系在不断改善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日本媒体大肆炒作的“毒饺子”事件、西藏问题、中日东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上的僵局、有关奥运火炬传递的风波，都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胡锦涛主席依然能够如期访日，这是中国领导人真诚地推动和发展中日关系并身体力行的结果，是着眼于两国关系大局而表现出政治决断力的结果。正如胡主席访日前夕接受日本记者联合采访时所说，“我这次访问日本的目的是，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决断力，胡主席5月6日～10日对日本的访问取得了重大成果。5月7日，胡主席和福田首相签署了《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作为规范和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第四项政治文件，与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相比，此次签署的《联合声明》有着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联合声明》对两国关系的定位更加清晰和准确。声明特别强调，两国关系是彼此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互为伙伴、互不视为威胁。
其次，《联合声明》将两国发展互利合作关系应该开展的具体内容阐述得更加具体、细致。声明明确指出，双方决定在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和国民感情、加强互利合作等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开展合作。
第三，《联合声明》对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有了更加积极的论述。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强调正视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基础，而200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则指出，“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同时，《联合声明》强调，“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巨大机遇，日方表示积极评价。
这些都表明，时隔十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日本的访问，使得两国的相互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
虽然这份《联合声明》不能被理解为中日两国已经完成了彼此关系的“再定义”，但它的基调是积极的，所展示的两国对于彼此关系未来的基本态度是积极的。
胡锦涛主席与福田首相签署《联合声明》后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双方应共同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新局面。”胡主席的这一番讲话，贴切地点出了他此次访问日本的重大收获。
当然，这并不等于未来的中日关系可以一味乐观。《联合声明》的签署，并不能掩盖中日之间仍然存在的各种分歧与争议。尽管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了“暖春期”，但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和紧密发展，还需要克服未来漫长的“磨合期”。
日本的全球角色须从亚洲开始
胡锦涛主席此次的“暖春之旅”，是中日关系复苏和升温轨迹的延续，也是两国致力于摸索和探讨后“冷战”时代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重建友好关系新基础的不懈努力。但是这条轨迹的延伸依然充满艰辛。
未来的中日关系，不仅需要领导人的睿智、勇气和决断，更需要两国人民都能形成一种坚定的信念——两国的合作与携手是东亚的共同期待，是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期待。
中日两国关系，不仅是区域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和全球性的。正如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所言，“日中两国已经成为可以左右急剧变化着的亚洲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定与发展的巨大存在。当前，日中两国在亚洲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拥有了共同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的能力和机遇。世界关注并期待着我们。对于日中两国的将来，不必讨论是合作还是对立，而是要讨论如何以更加有效、尽责的形式去合作。”
中日关系又无疑是21世纪世界政治中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从邻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到两国的领土争端，从历史问题的纠纷到国民情感的隔阂，从力量崛起招致的“安全困境”到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价值冲突，引发大国对抗的要素，在中日关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然而，中日关系又是21世纪最富有希望和潜力的双边关系。塑造21世纪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各种积极趋势，在中日关系中又都普遍存在。从两国日益不可分离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到2007年已经达到600万人次的广泛的双边交流；从不可阻止的区域经济合作，到两国经济运行模式的互补；从生态、环境保护上两国的和谐共存，到2000年历史交往而形成的深厚文化沉淀；从共同的由儒家文化而产生的“东亚企业精神”，到作为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经济体对亚洲和世界繁荣与稳定应该担负的共同责任；中日之间理应为了两国及人类的未来携手合作。
对于这样一种复杂而又具有戏剧性的中日关系，审视的立场和角度绝对不能是单一化的。
福田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务实立场令人尊敬。虽然在此次胡主席访日过程中，福田首相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表现得比较“低调”，但其一系列做法是值得称道的。例如，明确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不去揭这个中日关系中最大的“疮疤”；强调只有深刻反省历史才能更好地避免重蹈覆辙；即便两国关系的实质性争议未能解决，依然强调首脑互访；主张价值的普世主义，但又尊重东亚国家根植于历史与传统的价值。
最近，中日在东亚经济区域化进程中的合作有了新的发展，中石油和新日本石油建立了合资公司开发石油的精炼项目，中日韩与东盟10国决定共同抵御金融风险，中日韩三国在应对沙尘暴上组织了共同研究。这一系列利好消息无疑显示了中日双方在政治关系改善的同时，经济合作出现了深入发展的良好势头。
日本对于中国将做什么样的战略性回应？21世纪以来，人们已经看到三种方式：一是小泉模式，即日本外交继续坚持日美主轴，罔顾国内民意实行亲美主义，不惜激化中日历史冲突；二是安倍模式，在继续保持对美关系优先的前提下，提升日本的国家能力，通过撕裂亚洲区域政治的“价值外交”来抬升日本的“美丽国家”形象，不惜在战略上疏远中国；三是福田主义，继续坚持西方价值的同时尊重亚洲基于历史与传统的基本价值，将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关系的改善列为日本亲美政策的“平行线”。
“新亚洲主义”鼓励日本的全球角色，但同时要求日本增强对亚洲合作与繁荣的促进作用，从国民情感到利益诉求上接纳在制度、发展水平及安全关注上与其有所不同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如果日本得不到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真正认同和接纳，那么两国关系在全球合作中的潜力与前景就难以真正实现。“全球之行，始于亚洲”，日本的“全球大国”角色必须从亚洲开始，从稳定的中日关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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