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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7－0005－05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学科建设（简称党建学科建设）得到不断加强。为了顺应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命题①。与此相适应，党建学科也应当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新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为此，笔者对党建学科的若干基础性问题作出思考。
一、党建学科建设的现状分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逐渐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并开始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形成了党校、高校、社科院、党政机关、军校等数万人的研究队伍，具备遍及全国的教研系统和宣传网络；产生了数万种资料、教材、调研报告、论文和专著；党建学科登上了学术殿堂，建立了几十个硕士点和数个博士点，培养了一批获得高层次学位的人才。党建研究的学理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加强，突破了一些禁区，比如有学者提出了党的建设改革、政党现代化② 等问题，这些都表明党建研究取得了历史进步。
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在一批学术带头人积极探索学科发展态势、调整内容格局、拓展专业视野、深化教研内涵、尝试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党建学科也存在着思维方式落后于时代节拍，理论研究滞后于党建实践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教研体系比较单一，影响了党建基础理论的研究。由过去的“党章体系”、“几大建设板块体系”改变为“唯专题化”的实用应景模式，弱化了党建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逻辑性。长此下去，潜伏着取消党建学科的危险。二是研究方法比较单调，降低了党建学科的学科地位。除少数学者善于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统计调查手段及比较方法研究问题外，多数研究成果存在着千人一面的趋同现象，单纯用党建知识而不是整合运用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和原理来论证党建问题，使其学科地位偏低。在全国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中，“党建”至今仍隶属在政治学下面，被二级学科“党史”后面的括号“包含”着，学科定位不够合理。这种定位与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三是执政理论和前沿性研究相对滞后，妨碍了党建学科的创新发展。随着执政实践的深化，对执政经验的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和规律的层面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学界对执政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待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和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四是对一些敏感问题不敢涉足，担心风险，科研环境尚待进一步宽松。现实中往往单纯借助于中央文件来诠释理论问题，政治依附性较强，学者话语权不够。各地党建研究会中大都以官员居多，尚未建立多元化的研究队伍。党建学者和党务工作者尚难克服来自外界和自身的思想禁锢，导致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难以问世，更难以被转化运用到决策与实践层面。五是存在“唯洋”现象，主要表现为盲目照搬国外经验，形成了一种新本本主义。诚然，我们需要学习先进国家和政党的经验，但是不能照搬照套。如有学者简单武断地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比一党制要好，就是无视每个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的轻率结论。
鉴于以上状况，党建理论工作者应当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建理论研究的经验，梳理学术界取得的研究成果，针对存在的问题对学科建设作出新的思考，进一步揭示出党建学科多功能的价值定位，设计出多系统的内容格局，提供出多方位的研究方法，探索出多维度的观察视野，以促进党建学科的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回应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对党建理论工作的呼唤，使党建学科与时俱进。
二、拓展党建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本学科多功能的价值定位
学界和社会上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党建学科只是用来宣传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它导致党建学科的地位很难被认同。实际上，党建研究具有多种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已是普遍现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固然，我国的党建学科除了揭示一般政党规律外，重点是研究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但是，它的研究领域仍然非常宽广。我国党建学科的研究对象可概括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特征和自身建设的规律的科学，研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政权、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政党等之间领导与协调规律的科学。③ 据此，党建研究具有以下重要的价值和功能：
第一，理论学术价值。马克思主义党建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均是针对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而论述的，在执政环境下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联，因而党建理论常常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结合点。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共十七大报告皆是如此：《共产党宣言》就其文献本身的性质而言，它首先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党纲，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当时的阶级斗争，揭示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读全篇，字里行间论述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阐析了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然而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需要对我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的新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因此，报告用大量的篇幅全面而精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其中揭示出大量丰富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规律，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党建学科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联结其他各个学科体系的理论学术功能。反过来，党建理论的发展也需要其他学科的理论支撑。学习和研究党建理论，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解，尤其是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问题的正确认识，全面提升理论素养。
第二，管理专业价值。党建学科不仅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主张的政治学科，而且也是一个揭示政党自身建设规律以及揭示政党与人民群众（包括社会各个组织）之间领导与协调规律的应用学科，具有党务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功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走过80多年历程并拥有7500多万党员、370多万基层党组织的大党，也是一个执政60多年，现在领导着13亿多人的党。要使这样一个大党科学有序地运作，使全党形成步调一致的统一整体，要保持党的大政方针正确并使党的目标得以实现，必须认真研究和有效管理党的各个层次、各个组织、各个方面。党务管理内容广泛，从工作性质来区分，有组织工作管理、宣传工作管理、纪检工作管理、统战工作管理、军队党务管理等；从各个层次来区分，有中央领导机构的党务管理、地方党委党务管理、部门领导机构党务管理、基层组织党务管理等；从具体办公事务来区分，有干部管理、党员管理、办公会议及事务管理、文书档案管理等。要通过科学管理，使党组织的规模绩效得到尽可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学习和研究党建理论，能够提高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提高管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能力，还包括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党的建设学科不仅仅是一门政治理论课程，而且也是党务工作者管理自己、管理党务、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宏观管理）的专业课程。
第三，咨政应用价值。党建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更有着重要的实践功能。因为党建理论是因党建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同时又为党建实践的发展服务的，属于应用性社会科学的范畴。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任务历来密切相联。战争年代，党的建设服务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建设服从服务于科学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重大的治国理政责任，要适时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政策，这就必须要科学决策。党建理论正是通过揭示规律来为党的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提供依据，提供和反馈信息，保证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始终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运行。因此，党建学科不仅是用来宣传阐释党的大政方针，而且是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进行科学咨询，具有科学决策的思想库功能。
三、建立党建学科多系统的内容格局，架构本学科坚实的理论体系
党建学科的内容格局可以概括为三大系统：
第一，历史环境系统。主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揭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但研究范围又不仅仅是马恩列斯毛等少数经典作家，也不仅仅是德国、俄国和中国。要扩大现行著述的覆盖面，充分展示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北美洲、欧洲、亚非拉等世界各国蓬勃发展的历史，也不宜简单按人物体系作为历史分期，这样难以把握不同时期党建思想的特点和规律。特别是重点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研究和借鉴其他政党的历史经验。据此，本系统的研究可按历史分期设置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产生和形成。从19世纪30、40年代到19世纪末，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不但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而且要客观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基础，包括魏特林、威廉·沃尔弗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思想。同时，还要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形成的过程中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等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建党思想。
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世界各国的运用和发展。从20世纪初到1990年代之前，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形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共产党组织（包括工人党等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在各大洲的许多国家陆续建立。共产党组织最多时达200多个，党员人数达9000多万。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此阶段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和充实。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执政党。同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探索本国的道路，形成了一批有一定规模的政党组织。这些政党组织有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非法到合法、由进行革命斗争到成为执政党，还有的政党则由兴变衰、由合法到非法、由团结到分裂、由成为执政党到失去执政地位等等，其间许多党建理论和经验值得研究。
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环境下的丰富和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由战争与革命的主题转换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党执政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红色帝国，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路。”④ 接着一系列执政的东欧国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瓦解。但是，仍有中国共产党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在继续探索自己前进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要长期执政和有效管理国家，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要使自己永远具有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就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永远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因此，要认真研究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特别要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经验教训。
第二，自身建设系统。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和自身管理的规律，属于党建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板块。
第一个板块：基本原理和本质特征。内容包括党的性质宗旨、理论基础、目标纲领、战略任务、组织原则、作风标准、自身建设要求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内在品质，具有客观真理性和相对稳定性，其中的原理如同数学和物理学中的公式或定律一样，是经过充分论证得出来的科学结论，不能随意改变，否则就改变了党的本质属性。但不改变不等于僵化，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公式定律都可以作深入的论证，并且对党建学科而言，关键是要研究如何依据这些原理做好各个时期党的建设的“应用题”。例如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好比一个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论证了它的科学性，共产党的实践也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因而它是不能动摇的真理，党离开了为人民服务，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每个历史时期做这道“应用题”的内容和方法都不一样，战争年代主要是通过流血牺牲体现“为人民服务”，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通过服从指令体现“为人民服务”，市场经济时期则主要是通过提高水平能力体现“为人民服务”，在全球化的今天，执政党要通过转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要通过转换政府职能即建立“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来实现“为人民服务”。
第二个板块：自身建设与管理的规律。包括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制度与工作机制，干部选拔、使用、监督的制度与工作机制，以及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纪检监察制度等。这些管理制度与工作机制可根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和任务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它们是为党的本质特征服务的，具有相对的可变性，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创新。比如干部选拔制度，目标是建立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尽管我们在不断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但是，现行的体制机制仍然是比较落后的，且不说任命制早已不合时宜，就是目前实行的选举制，很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难以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还有竞争上岗、公开招聘等，方向都是对的，但是还很不完善，必须不断加速向着民主化规范化的方向改进。
第三，社会联系系统。主要是对执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政权、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参政党等之间的领导与协调的规律。执政理论的研究在整个党建学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党建研究的重点。通过研究，要为形成和健全良性互动的党政运作机制奠定理论基础，确立目标路径，要在分析现实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方位和趋势，架构党与社会、党与人民群众等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为巩固执政地位和保持执政合法性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本系统可以包括以下范畴：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⑤
执政理念主要是指执政活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观念，是执政党围绕执政行为和目标形成的基本理论、指导思想、理论准则和行为规范。它既是产生执政纲领、主张、方略、政策以及工作思路的思想基础，也是执政活动的理论指导和执政能力的思想基础。
执政基础主要是指政党执政所必需的基础力量。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最重要的基础。在人民这个基础中，还可以分别研究如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
执政方略主要是指执政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执政是全局性的大事，必须有全局性的眼光、全局性的思维、全局性的方针和全局性的谋划，着眼于宏观大局，谋划执政的大势、大事，执政党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执政的主动权，比较顺利地实现执政的目标和任务。
执政体制主要是指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执政的问题。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管理和运行制度等。从执政的角度来说，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作执政体制。健全的执政体制与机制，是党的执政理念得以贯彻执行的根本保证，是提高党的执政效率、降低执政成本的有效途径。
执政方式主要是指在执政体制的基础上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方法去执政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管理国家和社会必须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协商的、契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式。
执政资源主要是指政党执政所必需的能量及其来源。政党具有并掌握了足够的能量，才能够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政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可以分解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
执政环境主要是指政党执政所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执政活动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有国内的小气候，也有国际的大气候。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研究和改善执政环境，是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明确党建学科的显著特点，运用多方位的研究方法
党建学科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坚实的学术性和突出的实践性，还具有旁邻学科较多、注重经验提炼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其研究方法不能是单调和平面式的思维结构，而要运用多方位的研究方法。
第一，运用历史的方法，从运动变化的形态来研究党建学科的具体内容。党的建设的一些重要原理和观点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因此，党建研究不仅要注重弄清一些基本观点和原理本身的内涵，而且要注重研究它们是在什么时期和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形成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是怎样日臻正确、日臻深刻和日臻完善的，受到了哪些历史因素的推动或制约，从而从运动变化的形态上深刻揭示它们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客观必要性和内在合理性。
第二，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横向联系上来研究党建学科的具体内容。党建学科显然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作为研究重点，但这并不排除要借鉴其他政党的有益做法。因为所有政党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些政党在思想理论、纲领革新等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其政策主张更具有全民性、时代感，其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因此，我们应该对各国共产党以及其他类型的政党的历史和现状、地位和作用、原则和立场、战略和主张、管理体制和活动方式等进行系统分析，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服务。
第三，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研究党建学科的具体内容。党的建设既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深入提炼和把握规律的过程。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间相对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要短，因此，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提升理论，把握规律。这就要求研究者融入社会，切实把握党情、国情、民情，大量占有生动的实际材料，善于运用多种调查数据和信息资料等。党建理论又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传统的党建学科就与历史学、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紧密相联，而现代党建学科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经济学、法学、公共与行政管理学、社会学、领导科学等旁邻学科，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特点越来越强，“大党建”格局更加明显，党建学科必须有多学科的理论支撑。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有“大党建”、“大学科”意识。研究工作不能局限在某个具体专业狭小的范围内，涉猎面相对要宽，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融通，各个学科之间相融通。此外，我们还应采用系统的方法，用更哲理、更准确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党建理论生动而丰富的内容，使党建学科在党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第四，运用科研协作和集体攻关的方法，从党校、高校和党政机关研究部门等各自不同视角的结合上来研究党建学科的具体内容。党校、高校和党政机关、社科院等不同部门在信息获取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各自的独特视角。高校侧重并见长于研究的规范性、学术性和理论性，党政机关侧重于研究的操作性和实效性，而党校、社科院则在研究上具有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特色。因此，党建研究更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上信息互通，整合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采取科研协作和集体攻关的方法来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这样，就有更广阔的视角，更严谨的研究态度，更快的研究效率，更高的研究质量，更多地被转化成决策和实践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② 金晓钟：《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党政干部学刊》2002年第3期。
③ 吴礼林：《关于党建科学的改革与创新》，《干部教育研究》1987年第1期。
④ 王长江、姜跃：《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⑤ 参见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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