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豫军论(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豫军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2)05-0015-10
四
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豫军的情况，对外更加引人注目，对内更加鼓舞人心。世纪 之交的全国文学重要评奖豫籍作家总是占有一定的位置。全国有影响的评论家有的称“ 1998年是河南作家年”，有的认为“文学豫军的创作带动了中国长篇小说质量的攀升” 。有的论者说：“这个盛行土得掉渣的豫剧或河南梆子的地方，现在汇集了一批依然为 文学守灵的人，他们对文学的认真态度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他们偏执地以自己的方 式远离文坛。他们也许构筑了一道文学最后不被击垮的防线。”有的则从全国横向比较 的角度提出，新时期以来由以周克芹为代表的川军，到以莫应丰为代表的湘军，再到以 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陕军，现在豫军成了“一支相当强劲的、富有生命力的、潜力 很大的方面军”，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张锲强调认为，“文学豫军的崛起”，“需要 好好地宣传，好好地总结经验，好好地推动它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的发展当中，起到 更大的作用”。
上述说法，不能说没有溢美和鼓励的成分。但是，客观地说，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最 后几年，在文坛力作歉收、相对显得清淡的情况下，河南文坛却人气旺盛，一派繁荣景 象。一直在本土的作家和前不久离开河南到外地的豫籍作家，在散文、诗歌、戏剧文学 、理论批评等领域，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创作中，在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和艺术 的创新诸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一批中年(也包括有些青年)作家，连续发表和 出版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长篇小说。
省内作家，继20世纪80年代后期郑彦英的《少女》、《少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年10月、1986年12月)后，李佩甫、齐岸青、杨东明几乎同时出版了《李氏家族的第十 七代玄孙》(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再版时改题为《李氏家族》)，《诱惑》(长江 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都市里的情人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而后李佩 甫又出版了《金屋》(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张宇出版了《晒太阳》(上海文艺 出版社1991年4月)；90年代前期，田中禾出版了《匪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2月) ，张宇出版了《疼痛与抚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6月)，李佩甫出版了《城市白皮 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月)，构成新一轮的“集体”行动；此后好像攒了几年劲 儿，1998年以后，有一批作品鱼群式出现：
李佩甫的《羊的门》(《中国作家》1999年第4期，华夏出版社1999年7月)、《申凤梅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张宇的《流水落花》(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 软弱》(《中国作家》2000年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杨东明的《拒绝浪漫 》(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性爱的思辨》(华夏出版社2000年5月)、《问题太太》(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郑彦英的《石瀑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洗 心鸟》(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侯钰鑫的《好风好雨》、《好爹好娘》(上海文 艺出版社1999年3月、2000年10月)；乔典运的遗作《命运》(漓江出版社1998年9月)； 张斌的《一岁等于一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南豫见的《生命原则》、《生 命激情》(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4月、1999年3月)；墨白的《梦游症患者》(云南人民 出版社《大家》1998年第6期)，《寻找外景地》、《欲望与恐惧》(长江文艺出版社199 9年6月、2002年1月)；王剑冰的《卡格博雪峰》(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孟宪明 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双筒望远镜》第1、2卷(海燕出版社1998年6月、1999年6月)；李 明性的《故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当代历史小说写作的巨擘二月河继1985年以来连续出版了《康熙大帝》(4卷)、《雍正 皇帝》(3卷)后，又完成6卷本《乾隆皇帝》(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齐)。秦俊的 《光武帝刘秀》3卷(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高有鹏的《袁世凯》上、中、下3卷(团结 出版社1998年8月)也出版发行。
新生代作家也推出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如60年代出生的李洱和70年代出生的戴来 ，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以后，接着出版了长篇小说《 花腔》(李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鱼说》(戴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80年代出生的在校大学生飞雁出版了《冰蓝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还有一些业余作者也出版了一批长篇小说，如朱润祥的《天宇寥廓》(作家出版社2000 年1月)，蔡越涛的《日出日落》(作家出版社2001年6月)，申剑的《守望爱情》(河南文 艺出版社2001年4月)等。
与此同时，在省外的豫籍作家，一批长篇小说连连暴响文坛：
周大新(邓县人，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第二十幕》(上、中、下三卷)、《21大厦》(人 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7月、昆仑出版社2001年6月)；刘震云(延津人，中国农民报社)的 《故乡面和花朵》(1、2、3、4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阎连科(嵩县人，第二炮兵 )的《日光流年》(花城出版社1998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柳建伟(镇平 人，成都部队)的《北方城郭》、《突破重围》、《英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6月、1998年11月、2001年3月)；刘庆邦(沈丘人，中国煤炭报社)的《高高的河堤》； 朱秀海(鹿邑人，海军政治部)的《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中国工人 出版社1995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等。
这些在省外的豫籍作家被称为文学豫军，并非仅仅以作家籍贯画圈子，而是因其具有 鲜明的共同特点：
他们都是在河南土生土长的，在河南度过了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而后离开河南； 其作品的主要文学资源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南本土，题材、人物、故事、语言，带着河南 甚至豫西、豫北、豫东、豫西南等地的鲜明特点，不仅像周大新的豫西南盆地系列、阎 连科的耙耧山故事、刘庆邦的豫东乡土风情、刘震云的豫北农村生存背景是这样，即使 写军旅生活的作品，其出现在作品中的河南籍军人总是格外鲜活生动；他们各自的代表 性作品往往是他们在青少年乃至童年时代在家乡的体验并在心灵中长期酝酿的产儿，而 今站在更新的参照系和更广阔的角度审视和透视故乡，在对故乡的参悟和理解中达到对 人生的深刻把握。把他们归入文学豫军之列，不仅当之无愧，而且理所当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好像“不约而同”，很短的一段时间群芳争艳，众星会聚 。作品数量如此之多，作品质量如此之高，在文坛影响如此之大，实在是罕见的，令人 振奋的，更是逼人思考的。
从纵的历史角度来比较，就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影响而言，只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 姚雪垠、魏巍、李準所创造的那一次高峰可以与之比较，它显然是那次以来 的又一高峰。从创新的意义上讲，可以称作中原文学自身的一次突破，也可以说创造了 “20世纪中原文学的高峰”。
从横的角度比较，它是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一次突破，与几年前、十几年前 的川军、湘军、陕军相比照，可以称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原突破”。
根本的标志是拿出文学的真货色，甚至逐渐形成自己的套路，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 文坛别具特色的、不可替代的“一个‘这个’”。
五
乡土之于文学，不仅是创作的宝贵资源，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对于河南的多数作家 来说，也是天然的、有时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精神脐带。视感性和个性为生命的文学， 对于河南作家来说，不能不根植于乡土，从乡土生活和乡土精神中汲取艺术生命的源泉 ，因而，不能不十分看重这份得天独厚的财富。
评论家王鸿生指出过，对于出生地的关注是豫籍作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有这样一个 形象的比喻：外地作家比作品时，常常是比手法，比“衣服”，豫籍作家比作品一直是 “脱光了衣服比肉”。这个“肉”的重要内容就是乡土。河南作家创作的中心和底色， 常常是对本土历史文化与情感的记忆，审视，回味，探索，感悟，以及评判；因而，大 地，自然，家族，民族，苦难，苦斗，常常成为基本主题；这实际上是作家关于自己及 其群体的“根”的自我寻找和挖掘。就小说而言，从20年代的徐玉诺，50年代的李準，到80年代的乔典运、田中禾、张宇、李佩甫，其作品之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八九十年代乡土文化的主题成为代替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的革命主题的主要内容，前 者对后者构成广泛深刻的超越，成为越来越多的作者的追求。
力图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乡土进行整体把握，是老中青几代作家生生不息的共同追求 。
李準的长篇巨制《黄河东流去》，在叙事层面上说的是黄泛区难民的经历， 骨子里写的是关于中原乡土的百科全书。在几十个农民组成的群像身上，体现出中原乡 土的日常生活状态，风俗习惯，心理精神。在真实的意义上，可以如作者所说，“生活 中是什么样，小说中就是什么样”。李準80年代数量不多的短篇和中篇小说 ，在乡土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洗尽了为配合政治而涂抹的铅华，具有更加纯粹的乡土本 色和丰富的人性内涵。
乡情民风在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魅力，这早已成为文学豫军的共识，刘庆邦被文坛 誉为短篇小说的圣手，他的许多作品写到煤矿工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河南的煤矿工人 ，大多来自农村，先农民而后工人。但在作品中他们的情感那样细腻委婉，让人读过， 一下子有点和煤矿工人的粗犷难以联系起来。实际上，生活的本来面目正是这样：在艰 苦和粗糙的生活工作条件下，人们对温情的渴望更加强烈。刘庆邦的思绪常常回到豫东 老家的乡村，其以童年生活的回忆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高高的河堤》把豫东农村的 风俗人情写得那样质朴淳厚是可以料到的，但写得那样细腻微妙，鲜活欲滴，几可与沈 从文、孙犁的乡土风情相媲美，并进一步补充了老作家师陀三四十年代对豫东农村封闭 衰颓状态的描写，则是令人惊讶的。
另一位来自豫东的作家是孙方友，在他的《颍河风情录》和后来的《水妓》等大量小 小说中，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由于置于古颍河镇上浓郁的乡风民俗的背景下 ，而陡生精、气、神，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90年代散文家周同宾出版了散文集《 皇天后土》，对99个农民带有实录性的写真，把兼具地域特色、历史特色、时代特色和 作者温情、理想色彩的乡土给了文坛和读者，因此而获得鲁迅文学奖。
来自南阳的另两位小说家都受到福克纳的启发，要把故乡建成自己的文学基地。田中 禾以对当下故乡农民的忧思而写成的《五月》名噪文坛，又以更多地寄寓个人情感的散文化小说《落叶溪》而推出故乡纯净温馨的美，但他的思绪却更深地纠缠于20世纪初期 活跃在乡土世界里的“草莽英雄”，以一批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匪首》书写了乡土文 化中的“草莽文化”一章。
80年代新起的军旅作家周大新，除了一部分军人题材的作品外，也把目光和情感执著 地投向故乡。他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文化怀乡”的精神跋涉，由短篇小说而中篇小说 而长篇小说，写出洋洋大观的“豫西南盆地系列”，构筑了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 周大新对于故乡的整体概念有这样一个说法：“南阳盆地是个圆的。”他要全面地写出 这方空间的自然风貌，民风乡俗，遗传基因与文化积淀，写出盆地人史的和今的生存状 态，展示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及其在作家心中激起的独特的审美感受。
周大新为了把故乡写“圆”，不回避对乡土文化负面价值的批判，致力于富有深度的 艺术概括。《家族》、《老辙》等小说中那个傻四儿只有一个动作，正跑一圈，反跑一 圈，总跑不出一个怪圈；那个发了财的农民几乎下意识地重新走上旧时地主的老路，坠 入悲剧的又一个轮回。作为艺术的象征，未免直露浅显，但对乡土文化的劣根性在中国 农民心理方面的影响已经到了无意识程度的揭示，却不无深刻之处。
对乡土文化的负面价值进行集中思索和表现的巨眼大手，应当首推乔典运。乔典运整 个80年代小说的主要视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发现：乡土文化的负面影响已经深入农民群体 心中，形成文化心理疾患，成为习焉不察的无意识，成为根性。这当然有长期的封建文 化熏陶，但极“左”思想的毒害把这种劣根强化了。它已经成为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 影响现代化的根本障碍。这是必须改变的，而前提是必须认识它。乔典运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自由表达方式，以细节的写实，以整体的寓言式的现AI写作作，运用抽象、象征、夸 张、变形、隐喻等手段，把他对乡土文化心态即中国农民魂灵的深思熟虑，进行艺术的 概括和强化。像《村魂》、《刘王村》、《无字碑》以及《满票》等，简洁犀利，寄寓 深远，异彩独具，堪称经典之作。
把县乡的所谓“官场”作为剖析乡土政治文化的焦点，在张宇、段荃法、李佩甫的小 说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文学豫军的故乡既是广袤的乡土世界，又是封建传统深 厚的天地。农民哲学与官本位意识是两个扭结在一起的情结，它不仅没有因新的时代而 消解，反而在新的体制下有新的膨胀。张宇的短篇、中篇乃至长篇小说《晒太阳》，段 荃法的《天棚趣话录》，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田园》等作品，常常在“官 场”、在堂皇微妙却不无残酷的利害纠葛中，在人民的“官者”对故土乡亲剪不断理还 乱的心理情感眷顾中，捕捉到那种游荡在“官场”、深潜在“官者”心中的君臣意识和 农民魂灵。
乡土资源，对豫籍作家进行文学开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开发有深度和浅度 之分。深度开发赖于作者视野的扩大，而视野的扩大又源于作家思想意识趋向开阔开放 ，气度趋向恢弘，气象趋向博大。过去我们一直呼唤视野和气象更大的作品，作家以他 们在世纪之交的新作做出了有力的回答。
读这些作品，常常令人想起三个主题词：根，生长，天空。豫军是有根的。他们过去 的作品不离故乡，是在那种特定的乡土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乡土的“根”性，而且 具有“生长性”，这是其长处。但是，过去根扎得并不很深，生长得并不太壮大茂盛。 原因是它们生长出来，并没有指向天空，没有得天下之精华，大地并没有与天空结合起 来并且融为一体。
我在80年代早期曾经写过《乡土—国土—乡土》的文章，它是针对许多乡土题材的创 作“囿于乡土”、“‘泥’土不化”、“只实不虚”的状况而发的，意在提倡具有国土 的广阔视野和精神飞扬的想像与更高艺术性的表达，真正认识并且写好乡土。当然，这 里说的国土不只是指自己的国家，就视野来讲，还应当扩而大之，只有站到世界人类的 家园乃至宇宙的大视野，才能更好地把握熟悉的乡土和故园。
90年代豫军长篇新作在开发乡土中显示出可贵的超越意向。艺术视野由相对单纯狭隘 走向复杂广阔。由80年代前本乡本土、农家庭院、乡场村落、当下眼前、现实场景，走 向广阔的世界、辽远的历史、复杂的矛盾，由书写乡土故事到书写史诗，特别是把握具 有更为丰富心理内涵的人生，向未曾开辟的空间推进。它们仍然具有根性和生长性，但 是在广阔的天空下和广袤的原野上生长了。起码在中原以至中国这样的天空下生长。在 新的创作思想关照和滋养下，作品的根扎得更深，生长得更壮大茂盛了。
六
紧跟时代，是河南当代文学的传统。河南文学常常以此引起文坛关注并影响文坛的潮 流，并成为一大特色。地处中国之“中”的河南，在当代生活中应当是一个有影响力的 活跃因素。在这个变革时代的“来龙”与“去脉”的整体链条中，它的意义往往是不能 不予重视的。生活在这里的作家有着特殊的记忆和感情。在这个需要把照相机、录像机 和X光、CT透视一起对准当代生活才能认识的时代里，在各种人的声音中，作家的声音 ，文学的声音，尤其耐人回味。他们的作品录下了时代的明媚和灿烂，录下了鸣响在人 们心中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又录下了它的单纯和幼稚，录下了这个时代在人的感觉 、记忆中留下的令人痛苦的巨大阴影。
社会历史主题，是80年代创作的一个主要的探索方向。但是，已经不再是单一视角的 重复。张有德的《辣椒》，徐慎的《有这样一个富裕中农》，南丁的《旗》，李準的《芒果》、《王结实》等小说，都把主题集中在社会政治批判和社会道德批判 上，揭开了“左”的思想路线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它对人的命运的影响， 因此而引起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叶文玲的《心香》和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死吻 》等，则是着重于社会生活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和个人情感心理的畸变，表明创作 注意力由社会问题向着个人价值转移。
李佩甫在80年代后期写作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把当代人的命运置于宽广 的社会和深长的历史之中。大李庄人在市场经济初期各种欲望的膨胀和裸露，显示了当 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图像。小说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情况”和“问题”并不是偶然 发生的，而是有原因的。追根溯源，祖宗在久远历史中的生存和奋斗曾经屡次发生相类 似的情景，演绎着类似的逻辑。当代人血管中流淌着祖宗的血脉，17代人有着共通的人 性。在联系和对比中，不仅可以洞察家族的优根和劣根，而且可以由此测知当代人的发 展基因和带有宿命般的命运。
90年代，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探索更加注重具有个性特点的思考，力求在对历史进行个 性化解读中对历史有所发现。他们笔下的历史，不是削足适履地演绎既成的理论，重复 已有的现成结论，因而，历史冲突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和孰胜孰败的记录，而是从各 种欲望出发的人们面对生活的苦难与苦斗、希望与绝望扭结在一起的亦歌亦泣的长歌。 史诗不再等同于颂歌，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包括在克服自身原因带来的曲折、丑恶、 阴暗的过程中，掘发非人为的天然存在的诗意。这是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又有别于所 谓历史主义的写作。既有和上一代作家一脉相承的关系，又具有簇新的面貌和特点。
90年代中国文坛长篇创作中风行一批历史大跨度的所谓“长河小说”，在巨大的历史 长度上和复杂的时空中表现人生状态，同时沉思历史得失，体悟历史规律。文学豫军是 主力之一。《日光流年》中那位具有贯串意义的村长司马蓝，其从生到死39年的人生编 年史，刚好是一个乡村也是一个民族40年的当代史。《生命原则》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 及其深远的恶劣的影响为起点和重点，展现了其后30多年当代斑驳复杂的沉重历史。李 佩甫的《羊的门》的中心人物故事也是以40年的历史跨度作为人物性格形成的背景。周 大新差不多用10年时间写成的三卷本小说《第二十幕》，则可以说是为20世纪写一部文 学《史记》。
《第二十幕》以中国中原西南部一座城市的一家民营丝织业家族在一个世纪曲折发展 的历史为基本叙事线索，写出了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历史，写出了一部实业兴衰的历史， 也写出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世纪的历史。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个世纪，中国人的命 运是这样多舛，发展实业这样利己同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中国竟是这样艰难，一波三 折，数起数落，灾难频仍。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小说从社会历史 的角度揭示问题的根源。在大多数时间里，各式各样的政治热衷的是争权夺利，权利到 手却不去关心实业的兴盛和发展，不关心人性的需要和人的权力的实现和保护，总是自 觉不自觉地从不同的角度去破坏它。问题显然出在文化与体制自身。这些问题必须认识 并彻底解决，否则还会重蹈覆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部作品是一部对中原乃至中国 20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强烈警策意义的史诗。
文学对历史的思考和解读，我也把它归入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发言。关于历史题材 的文学作品，需要具有学者式的充分的历史知识，但是，历史小说是当代人的文学，它 的成功决不可依赖忠实于已有的历史文本，靠掉书袋取胜，而必须站在当代的思想和艺 术高度重新认识和叙述历史。即使是以“再现”为指归，也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对历史 进行“重构”。在把历史激活的时候，就把当代人的精、气、神给了历史；当历史被表 现的时候，也就表现了活灵活现的当代人。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堪称代表。
二月河的三部13卷系列长篇小说，以中国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叶接近一个半世纪的 历史作为时间跨度，其思想的触角可以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上下五千年逡巡。从长河的意 义上讲，几乎是空前的。其作品产生于并且包含了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深刻感悟。
二月河的写作追求悬有两个目标：一是以传统的章回体例、现实主义手法写一部中国 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二是对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作一次解析和评估。在这根深叶 茂的文学大树身上，蕴含着批判的锋芒和借鉴的深意。作者并不认同于把他的小说称作 “帝王系列”的说法，他自己名之曰：“落霞系列”。尽管可以说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 社会最后一个“百年辉煌”，但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一片灿烂的晚霞落下 ，黑夜就要到来。他写的实际上是一部封建制度的历史大悲剧。悲剧的原因藏在封建体 制之中，藏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性格之中。对历史的文学演绎和对历史的社会批判是同 时实现的。“替古人画像，让今人照镜子”，二月河在80年代初开始创作《康熙大帝》 的时候就立下的这一宗旨，正是他的作品发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
文学是人学，这个曾经受到批评的话题现在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艺术精灵与思想结 晶是“附”在人物的精灵之“体”上腾飞的，就单个人来讲，其欲望、情感、命运、性 格，本身已经是难解的无限多样的方程式；而由人际关系组成的方程式就更是复杂得无 法“计算”，因而人类的生存方式是最丰富有趣的代数学。仅就乡村人物来说，我们的 文学家近一个世纪都在写，但是远远没有穷尽，因为人在变中。文学豫军正在乡土世界 和社会历史生活的基础上，以人为中心组成自己日益丰富的文学画廊，并且有越来越多 的场景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越来越多的人物进入中国文学的人物序列。
文学豫军在80年代以前的作品，注重的是故事的动人和人物性格的典型，而且注重在 社会学特别是政治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评判，一切都在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的斗争 中展示。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小说家开始注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探究。张宇的《活鬼 》、齐岸青的《执火者》、田中禾的《五月》、刘震云的《塔铺》、李佩甫的《画匠王 》等，直接切入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在纯洁与腐败、崇高与卑鄙共生并存的现实中，写 出他们真实而琐细的欢乐和烦恼，以及为改变生存状况而作的艰苦努力，从而表现出一 种善恶兼具、光明与暗影映衬的立体感，和不乏庄严意味的历史感。
90年代的长篇小说新作，更加自觉地走向人的情感心理世界，向精神深层掘进。通过 社会活动展开人的命运，通过命运展开心灵，通过个体心灵史展开民族的心灵乃至人类 精神的景观。文学通过人向自己的本体深化。
乔典运生前没有全部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是作者人生经历的记录，同时 ，也是他精神炼狱的结晶。这部真实的沉重的悲剧之所以被称为“惊世”和“警世”之 作，在于其揭开了一个事实：时代的政治癫痫怎样造成了时代良知的精神颤栗以及造成 了怎样的颤栗。历史的曲折和社会的不公，对人的命运的左右和人性的扭曲和戕害竟然 能够达到这样残酷的程度!在平凡琐屑的叙述中，最大程度地逼近个人生命的真实，不 加伪饰地展开了个人遭遇的精神痛苦和灵魂尴尬，深入骨髓，惊心动魄。
80年代以中篇小说《活鬼》名世的张宇，已经表现了他洞察人性的冷峻和不无油滑的 幽默感。90年代又有长篇小说《疼痛与抚摸》和《软弱》，作者对人性的丰富复杂性加 深了理解，也就增加了宽容，骨子里的冷峻化作面子上的平和，在对人类偶发事件的解 读中，剥茧抽丝一般剖开人性隐蔽的或者被遮蔽的本真。
《疼痛与抚摸》写的是一个一生正派积极的农村党员干部，却在将要退休时和一个年 轻女性发生了婚外恋情，而且十分痴迷，终于在发生性关系的当时，心脏病猝发而死在 女性身上。这个老干部的家人和社会都一致迁怒于那个女性，并且最终导致逼迫那个女 性裸体游街。小说家不再着力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对与错的评判，而把笔触深入到人的心 理，特别是性心理深处，演绎出偶发事件的必然性正根源于人类的真实本能，实现于当 事人的具体情景的规定性，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从道德和政治的评判角度，它是错误的 ，甚至是恶的，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一种非常的美。小说把当事人的政治身份与事 件的关系剥离开来，消解了对这一事件进行政治评判的合理性，突显了事件发生的根本 原因和本真状态正源于深刻的人之本性，进而彻底颠覆了对这一事件的世俗评判：对人 性本真的掩饰和虚张声势的讨伐，才是一种丑恶。
《软弱》则以一反扒英雄警察和扒手之间的关系为叙事线索。着力点不在颂扬反扒英 雄的勇敢智慧和扒手的卑鄙、丑恶、顽劣上，也不在二者你死我活的对抗故事上，而在 人性优劣、精神高下的较量上。小说没有把反扒英雄写成通体光明、道德无懈可击，相 反在个人隐蔽的深处，有人性软弱的“问题”。惟其如此，这个英雄警察才对人特别是 扒手有非同寻常的理解和超常的处理方式。他不仅把扒手看做小偷，同时也将其看做“ 人”，既然是人，相信理性和良知就能够起作用，即使是顽劣异常的小偷，也有他“软 弱”的地方。正是基于他对小偷、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他不仅仅靠武力和智慧，主要从 精神高度上降伏了扒手。
李佩甫一直致力于对中原人格精神的探索，他的短篇小说《蛐蛐》，特别是《红蚂蚱
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田园》、《黑蜻蜓》、《学习微笑》等一系列中 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金屋》、《城市白皮书》等，从家族、文化、心理等不同的视角切 入，并且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羊的门》更是一个代表，一个高度 。
好像是回到最初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植物是土里长出来的，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 的植物。人，尤其农民也是植物。李佩甫要在他的小说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原的土 壤——如他的说法是一种“绵羊土”，能够长出什么样的人物?终于有了呼天成。中原 的历史、现实、社会政治、风俗人文、自然气候“综合”而成的中原大地，这一块土壤 凝聚成独有的精、气、神，产生出来呼天成这个人物。外貌是农民，或者说是农村基层 领导干部，是豫中平原的田野上最常见的野草一样的植物；但他却有着丰富复杂的魂灵 ，足够的却又不乏偏执的智慧。这是一棵草，但却是一棵“草精”。他生长在、生活在 呼家堡，他的灵魂却在城市与乡间、上层与基层、官场与市场的广大空间自由游走。完 全可以说，他是一个相当充分地占有并且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经验、同时具有致命的 历史局限性的一个“东方教父”。这个人物将因其丰富的内涵而被反复解读，文学豫军 因为有了这一部著作而使文坛另眼相看，20世纪的中国文坛将因这一部小说而画上一个 有力的“豹尾”。
以歌颂美善为鹄的的审美趣味，是文学豫军长期养成的一大长处。但在不自觉中，也 发生了一个问题：对生活中的丑恶有时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回避。李準就坦言他不会写丑，这话从骨子里不无自得之意。实际上对此不应当简单地称道。一味美誉，回避丑恶，直面真实的勇气就打了折扣，有可能减弱对生活特别是人性刻画的深度。写美不易，写丑也不易，从艺术的意义上看，把丑写美更不易。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采取了一个孩子的眼光，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神灵”的目光，对城市的病灶或者说人性的丑恶进行了透视。尽管作者对这种追逐金钱的恶行与中国长期贫困的关系还梳理得不够清楚，对人性美善的呼唤还显得苍白，但对恶欲的暴露和批判总是对人性的净化。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写得更“酷”，作家的眼光更“毒”，以至有人误读为是专门 暴露丑陋恶意、亵渎农民乃至民族的作品。实际上它从另一角度重新诠释了一个成语： 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耙耧山人的几近绝境的生存状态中，发现了人在生存中的巨大勇气 ；在人对绝望的挣扎抗争所采取的近乎卑鄙无耻的手段中，潜藏着一种义无返顾、视死如归、不计个人得失的牺牲精神。从精神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从绝望中发现了人的希 望，从粗鄙中发现了崇高。在令人难以忍受、难以接受的感性故事中，有荡气回肠的理 性被提升出来。
文学豫军对新生活的关注是敏锐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正在生长的新的思想 理念和行为方式，正在进入他们的写作视野。
杨东明在《拒绝浪漫》中刻画的90年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已经不同于60年代的知 识分子，和8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内施展身手，而 且在官场、商场、情场中，都要而且都能成为强者。他后来的“性爱系列”则把笔触集 中伸进当代人的情感世界，反映日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物质 追求的男女们，如何解决性爱问题实际是情感的精神的新要求的问题。
郑彦英的《石瀑布》有一个副题：“一个新资本家的心灵史”。小说的这位主人公是 依靠开采黄金而成亿万富翁的“新资本家”。但是，在小说中，如何寻找财富的过程， 只是主人公“心灵”活动的背景：故事的主线，是主人公寻找尊严的过程。这是人物心 灵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根本轨迹。这个“新资本家”追求财富和追求尊严的历史，是独具 中国特色的心灵史。“新资本家”暴富以后对“露富”的恐惧心理其实并不新，在长期 抑商抑富的农业中国，在贫穷光荣、富裕有罪的假社会主义(实际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理念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贫穷并不是最麻烦的，倒是富有历来很麻烦。小说的“新”在 于揭开了至今仍然存在的这种心理障碍怎样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并且指出了 解除这种心理疾患的现实可能性。
有一个在过去的作品中没有见过的乡党委书记，出现在侯钰鑫的《好风好雨》中。这 个人把两种不相容的东西结合起来：自己真心实意要为人民办实事，不贪不占，拼命工 作，但对扑面而来的严重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却采取不同的随机应变的对策。他心 里透亮，看透世事，知道社会在发展中并不是一片光明，而是问题很多，他不因有问题 而在精神上沮丧，在工作中退缩。他同时知道自己的能量能够在什么样的场合发挥作用 。对于他管辖范围的、他能够决定解决的“问题”，决不拖延姑息；对上特别是曾经提 拔过自己的领导的不正之风，他不顺从；但是，不是一味硬顶硬抗，而是机智地采取“ 独特的”策略或者说谋略进行“周旋”。他用自己的极具个性化的语言这样总结：“嘻 嘻哈哈说话，认认真真做事”；“对上胡弄(当然是指搞不正之风的‘上’——引者注) ，对下认真”。这一套果然奏效：整治了腐败分子，树立了正气，推动了经济发展，为 人民办了实事好事，又维护了稳定团结。这是只有这样的时代才能产生的人物。往前推 20年，不管他做得如何好，仅仅因为他那两句政治格言，就会被判为“反动言论”，使 他陷入灭顶之灾。这个人物心理世界的复杂图像，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也不可能 出现。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史。文学资源的开发，深入到精神心灵的领 域，真正是无穷无尽的。无论从个体的意义，还是民族的乃至人类的意义上，都是这样 。这种深度把握表现对象的愿望和趋向，是文学豫军创作走向新境界的最可靠的选择。
显然，一种属于“豫军”的文学精神正在逐步培育出来。从表面看来，这是一支不打 旗帜的文学劲旅，但却有其内在的精神风骨。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日渐宏大的文学气 度，自觉的选择意识，追求艺术独创性的探索精神，正在成为文学豫军的主要精神特征 。
八
文学豫军在世纪之交出现长篇小说高峰不是偶然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有资源因素。地处中国之“中”的中原，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的河南，长期作为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后长期衰落的河南，成批量地出现过中国乃至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家 的河南，文学资源丰富，文化传统深厚，这是得天独厚的。它可能成为负担，但新的时 代条件和正确的态度，更大的可能是使之成为优势。
再如有人的因素。不仅像反右派、“文化革命”那样使作家不能写作的情况不会再有 ，像80年代初《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那种在全国获得高度评价而本省领导却要求封杀的 现象再也没有了。有人说中原之地“聚气”。这当然是八九十年代的情形。一批年轻作 家依靠组织的力量，于80年代聚拢起来，到了90年代多数正值盛年，正好成为创作的中 坚力量，对于文学豫军的形成来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有人说中原性格“存气” 。这与上一个条件是紧密相联的。一个相处得好的作家群体共同创造出良好的创作氛围 ，作为作家个体就比较能够存住心气，较少分心，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创作。
还有一个文体的演进规律。比如小说体裁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就群体讲，50年代 的高峰体裁是短篇小说，如李準、南丁、段荃法、乔典运等；七八十年代是中篇小说，如张一弓、叶文玲、张宇、李佩甫、田中禾等；90年代则是长篇小说。就作家个人来讲，一般也有这样一个过程：由短篇小说而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到了90年代，这两个演进规律碰到了一起，发展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长篇小说成批出现。二月河是个例外，他是一步到位。
文学豫军的成功，从内在的根本的意义上讲是赖于艺术创新上的进步。
时代选择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文学背景下，文学必须适应迅速变化的生活潮流和 读者要求。优秀作品不能不具有丰富的生活容量、深刻的甚至于某种超前的思想发现； 同时，不可想像，不修边幅、一身“过时”的衣服、邋里邋遢的作品能够成为受人欢迎 的艺术品。艺术上的创新，不仅能够提升作品的品格，根本的问题是，作品能否具有生 命。
文学豫军在八九十年代文坛旗帜林立、各种主义泛滥的背景下，一直没有对此作出回 应性动作。80年代早期和中期，豫军在内部检讨创作时，曾经有一种“慢半拍”的自我 批评，主要是自责“敢为天下先”的领潮精神不足。但此后大家仍然没打旗帜，不标主 义。90年代中期，我写过描述豫军态势的文章，题目叫做《不打旗帜的文学劲旅》。我 说的是，一直不打旗帜的文学豫军，决不封闭保守，艺术创新一直是不变的追求目标和 动力源泉。创新的实质是突破和超越。对自己已经达到的高度的突破，对同行已有的同 类作品的突破；同时，对传统积习，对个人惯性，也包括对外国既成模式，一步步实现 超越。比如80年代以来影响比较大的福克纳、马尔克斯、昆德拉、博尔赫斯、普鲁斯特 等，都引起文学豫军极大的兴趣。在对自己创作的反思中，对于各种流派和主义中适合 自己艺术个性和表现对象需要的因素和成分大胆汲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艺术创新 的思考和实践在默默地、静悄悄地进行。
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在90年代存在着这样的两极趋向：一极是坚持传统现实主义。主 旋律内容，现实主义手法，以恢复80年代早期传统为特征，适应政治需要优先于读者需 要，思想和艺术都无明显创新：比如受到提倡的所谓“三驾马车”。另一极则是惟新是 举的先锋写作。以终极关怀为旗帜的思想反叛，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艺术颠覆，以不考 虑大众读者相标榜，自觉以少数读者为对象的个人化才子写作。
从比较的意义上看，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路线”：拓展和深化现实主义精神 ，保证内容的厚度和容量，有选择地有限度地艺术创新，以适应并且适度地提升当代读 者的方式走向市场。文学豫军中也有像行者那样坚持先锋写作立场的作家，但多数作家 选择的是不走“极端”的“中间路线”。而其主要实绩和突破，与这种艺术价值取向上 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比如以历史小说为例，有所谓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不怕“和者盖寡”；也有所谓下 里巴人的通俗文学一路，不怕说俗。有人分析二月河的创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其 代表了当下历史小说的第三条创作方向，即既尊重历史的现实选择，按照历史的本来面 目书写，又不为历史的现实规定所拘囿，在一些非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敢于发挥 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传统和文学 遗产，在作品中展示出所反映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景观，从而使作品产生雅 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二月河以当AI写作作的事实证明，实现雅俗共赏的目的是可能的。
文学豫军的这种艺术选择，体现了许多方面：除了拓展文学视界，打破各种不必要的 禁忌，从而使现实主义更加开放，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深化，更加充分地表现人的丰富性 ，彻底改变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局面等等以外，在结构和叙事方式上，也带来了新套 路、新格局。
长篇小说最难的是结构。结构的选择是作家驾驭生活和历史的态度和能力的集中表现 。不少作品的结构不再重走按照生活的自然逻辑和历史过程的顺向线性展开故事的路子 。即使是史诗性的结构如《第二十幕》，历史过程的表现是否准确全面不是考虑的重点 ，重点是作家对历史重大命题的认识(如权力对经济乃至历史的作用)和对历史奥秘即规 律的参悟(如对神秘符号格子网所体现的含义)；在人物的行动史、性格史和心灵史这个 显型物质结构下面，形成另一隐型的精神结构。如《日光流年》整体采用“时序的倒转 ”来结构故事，打破传统的思路和习惯，使作家的主观意蕴能够得到更强烈的表达。
在叙事方式上，传统现实主义经典手法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多元的局面成为事实，几 乎在每部新作中都在尝试新的可能性。朋友神聊式的自由松散的话语方式叙述出鸿篇巨 制。(《故乡面和花朵》)注解、附录、资料，过去被认为是非正文的部分，一旦纳入正 文，反而新鲜而又突出，好像特具表现力。(《日光流年》)张斌在《一岁等于一生》中 ，围绕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让所有相关人物分别从个人化的角度叙述自己的感觉，形 成多元视角，增强了叙事的逼真感和中心人物与事件的立体感。郑彦英的《洗心鸟》则 以寓言的方式，为现实的人物创造虚拟的空间、假定的时间，在超现实的情景之中，来 展现人物真实的内心冲突，更深地探视人的灵魂困境。青年作家李洱的《花腔》在叙事 学意义上的创造尤其值得玩味。
《花腔》描写主人公的人生境遇和命运，完全摈弃了生命过程的线性叙述方式，以寻 找主人公为基本线索，以三个当事人的口述，还有大量的引文互相生发补充，在巨大的 时空跨度上，调动了众多不同性情、不同身份、不同腔调的人物，来破解主人公的生死 之谜。最终完成的，不只是主人公生死之谜的叙事，在七嘴八舌的众声喧哗中，对形形 色色人生状态的体验，对历史与现实的复杂体悟，不期而至，纷至沓来。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个传统的命题成为小说现代性的重要箴言和旗帜。不再满足于 叙述一个清楚明白的或者曲折动人的故事，不再满足于提炼具有性格化的、地方语言的 特色，也不走文白相间、中西相混的晦涩难懂的路子，而是依照自己的文学观念，强化 语言特别是叙述性语言的文学性，创造更有作者个性又能够让读者得到更丰富的信息的 语言，向着文学的本体突进。豫军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语言风格，仅仅通过语言就可指 认姓名的状况，已经在相当一部分作家中实现了：融散文、论说与小说于一体的汪洋恣 肆的自由叙述；精雕细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经典式写作；打通全部感觉的语言狂欢； 委婉细致，入骨入髓的冷静叙说；不再依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写实，充分发挥想像力，经 过拆卸重新组装，构筑超现实的隐喻世界，表达新的体验、新的感悟的新的语言方式。 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和哲学意蕴被开发和强化出来，这样一来，个体创作的独辟蹊径与 群体创作的多样化，成为文学豫军的一个特色。
这个过渡和变化，看起来似乎是静悄悄的，但确是内在的，实质性的。惟其如此，才 是可贵的；惟其如此，也就不能不是激烈的，艰难的。这是生活积累的较量，是思想能 力的考验，更是文化底蕴的积累和磨炼。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追求，不是单凭个人的愿望 ，更不是喊喊口号就可实现的。它与忽视、轻视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体验，与忽视、轻 视以至缺乏系统的现代人文训练和濡染，必然是深刻的矛盾；不成熟的条件却想“先锋 ”，必然在创作实践中产生夹生、驳杂、举轻若重的痛苦状态。要从根本上完成现代意 义上的转变，需要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深的层次上全面“武装”自己。
九
说文学豫军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支劲旅，说它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高峰现象，并不 是说它已经没有问题和弱点。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河南新文学大系》的时候， 系统检点90年代以前的作品，几个分卷的主编对文学豫军的另一面已经提出了若干批评 ，比如：在热闹非凡的文坛风景之中，毕竟少有与时代相适应的大气之作；就相当一部 分作家而言，还缺少在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和文化背景上对生活俯瞰，缺少想像力的飞 扬和升腾，缺少领导潮流的艺术创新；得益于乡土生活积累，但也受制于乡土生活的局 限，以致在不少人的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自我重复的现象，长期在一个层面徘徊不前 ，如此等等。也就是说，这支生气勃勃的队伍还不那么成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磨炼和 提高，有待于向着新的境界攀升。
我当时和现在都觉得，这些批评是诚恳而且中肯的。现在到了新世纪之初，离那次批 评过了差不多十年。这个十年是文学豫军风发踔厉的一段时间，情况已经有了相当的改 观，有了二月河，有了李佩甫的《羊的门》，有了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从整体上说 ，批评所说的问题已经有了不少满意的甚至是出人意料的回答，正往新的境界大步攀升 了上来。
当然，读者和评论家呼唤大作品的产生，是自然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容易的。但对作 家来说，那是一个艰难的跋涉过程。李佩甫在一次谈话中回顾自己20年的创作经历时说 道，1985年几乎是他的崩溃时期，“此前的写作几乎是一堆废纸，写这有什么意义”? 经过严厉地拷问自己，他提出了三点认识：第一，人是不可超越过程的，不能一天之内 走完从业余写作到专业写作的过程。第二，语言就是思维，认识就是生活。文学语言与 体验、认识、思想一起生长；如果没有思想的容量，没有认识的容量，特别是没有对人 类生命的深刻感觉和发现，文学就没有意义。第三，作家需要不断地反叛自己，不断更 新，不断实践，实践可能产生思想，不断实践，不断产生思想，才能不断地走近文学。 1986年创作出《红蚂蚱 绿蚂蚱》，这是李佩甫痛苦思考后的第一篇作品，此后有十几 部中篇小说、三部长篇小说、三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和不少短篇小说问世。但他说，很多 年以来，没有站直腰说自己是个作家，是个中国作家，完成《羊的门》以后，他才感觉 到“完成了对一块土地的认识，才敢于对地球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中国作 家了”。
很显然，写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停顿地更新过 程。以二月河为例，他从80年代的《康熙大帝》到90年代初的《雍正皇帝》，又到《乾 隆皇帝》，好像是一口气写下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到写《乾隆皇 帝》时，二月河感觉与写《康熙大帝》时明显不同了，最大的变化是感情更加细腻复杂 了。如果说写康熙是在“说故事”，到写乾隆时则更是在“说感情”；写康熙时主要歌 颂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写乾隆时则有了双重感情。这起因于一种认识上的超越：一 方面看到了乾隆的辉煌性，另一方面看到他在走下坡路。此后不久鸦片战争的悲剧不能 不从“康乾盛世”中寻找原因。于是，《乾隆皇帝》的写作又不仅是说感情，而且是在 更深的层面上进一步，“说社会”。二月河有时愿意把他的小说叫做社会小说，有意识 地把封建社会解剖给大家看，展示作者对社会各阶层的看法。我作为一个读者一直跟踪 阅读二月河的系列小说，感觉他写《康熙大帝》时，有一种举重若重的感觉；写《雍正 皇帝》时，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紧张之感；而写到《乾隆皇帝》时，则是从容不迫，驾轻 就熟，举重若轻了。在这一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由于表现对象的不同，影响到作家的写 作态度；材料的准备和情感的准备乃至精力体力的条件，都会对写作发生影响；重要的 更在于，书成人长，作家在写作中成熟起来，发展起来，走向新的境界。
这是特别令人振奋的：在最近20年间最活跃的豫军作家，基本上是越战越勇，还没有 人呈现江郎才尽，停下来，倒下来的迹象。在对传统的开掘和资源的开发上，在创新的 动力上，不仅没有出现衰颓之势，而是蓬蓬勃勃，方兴未艾。
但是，直到今天，说文学豫军已经八面威风仍然为时尚早。上面所说到的问题不可能 一下子解决，局限性的克服肯定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作为这一支文学劲旅代表的大匠， 还不能说都已是这个文学时代的代表，无论视野、胸襟、见识、学养、技术，都还需要 加强，加深；当然，还有时代机遇和善于抓住机遇充分开发和展示潜力的本领。毋宁说 ，文学巨匠还正在锻造和攀登之中。好在这些已被许多作家所认识，豫军的中坚力量大 多正年富力强，新的创作力量正在补充上来，这种势头如果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保持清 醒头脑，这个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个民族的代表性作品，可能在这里产生，并且 在最近；或者，如果再后退几步看目前已经出现的作品，这样的大作品可能就在其中。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判断文学的生命力需要时间。我们提前说出将来历史才配说的 话，也许不算狂妄。
一个可以预见的美好前景在等着我们。在新世纪的新背景下，文学豫军将在更加自觉 的基础上，把文学事业推向新的层次。
附言：1.本文有些观点和资料参阅了本人任执行总主编的《河南新文学大系》(河南大 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的“总序”和个别“导言”，恕不一一加注，并向有关同 志致谢。2.本文仍然是个未定稿，由于涉及内容极广，限于本人水平，不准确的、遗漏 的很多，盼望得到方家和知情者不吝赐教，以便再做补充修改。
收稿日期：200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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