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家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训论文,苏州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8-0097-14 关于“家训”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学者或以家训的形式，或以家训的内容，或以家训产生的背景等切入。角度不同．从而使得“家训”的定义纷繁多样。在我们看来，朱明勋先生在《中国家训史论稿》一书中对“家训”概念的界定比较全面具体：“家训，就是某一家庭或家族中父祖辈对子孙辈、兄辈对弟辈、夫辈对妻辈所作出的某种训示、教诫，教诫的内容既可以是教诫者自己制定的，也可以是教诫者取材于祖上的遗言和族规、族训、俗训或乡约等文献中的有关条款，或者具有劝谕性，或者具有约束性，或者两者兼具。”①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家训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徐少锦、陈延斌合著《中国家训史》②、王长金著《中国传统家训通论》③、朱明勋的《中国家训史论稿》④、费成康著《中国的家法族规》⑤等，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家训从萌芽产生、到成型成熟乃至由盛转衰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家训的思想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家训的精华和糟粕进行了深入分析，使人们对传统家训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与此同时，学界重视对传统家训文献的整理，涌现出一批家训资料集和通俗读本，如翟博主编的《中华家训经典》⑥、陆林的《中华家训大观》⑦、谢宝耿的《中国家训精华》⑧、李茂旭的《中华传世家训》⑨、徐少锦主编的《中国历代家训大全》⑩等等。这些读本在内容、形式上大同小异，只是范围、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近年来有不少博、硕士论文也在关注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各种期刊发表的论文为数众多，从各个侧面予以解读，从而推动了家训文化研究不断趋于深入。 不过，除个别论文外，对明清时期苏州的家训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几无所见，而这与明清时期苏州的文化重心地位以及家训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显然是很不相称的。因此，开展对明清苏州家训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苏州家训的兴盛及其原因 1.家谱与家训的共盛之象 宋光宇教授曾经指出：“明清两代，家谱与家训一起昌盛，而且两者有合而为一的趋势，家训成为家谱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11)。陈捷先教授也指出：“到了明朝，随着谱学的进步与发展，家训成为谱书汇中重要的部分，好的谱书必有家训。”(12)两位学者实际上指出了家训普遍依谱而生的生存形态，某种程度上而言，有谱必有训。甚至判断一部家谱好坏的标准乃是视其家训的有无，因而家谱的昌盛无疑也是家训的昌盛。 明清时期苏州许多家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无论世家大族还是寻常百姓，兴修族谱的活动十分频繁，如夫椒丁氏自其明代第十一世任礼公创谱，后世子孙“踵修不一，至民国巳未凡九修”(13)，他们“诚恐年久不修，难免失考之虞”(14)。多数家族恪守“三十年一修”的重修之期，对于无力或不能按期重修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如道光年间常熟归衡在家族谱序中追溯前次的修谱时间，“自康熙中叶迄今已百数十年，距嘉庆中修谱之时亦将已四十年矣”，明显流露出对家谱“近四十年一修”的遗憾：(15)洞庭南徐徐氏对家谱的重修之期更为期待，要求平时即应积累资料，“修谱牒古人论定为三十年一修，但必经始于平时，乃能精详于临事，每岁春祭之日，子孙群集，各房录其生死之数，令值祭者收藏于笥，岁终录成草谱一册，然后修谱之岁可以据草直书，无事访求”。(16)不难看出，此番议论将“家谱的重修”上升至修谱定式的制度层面。 明清时期苏州家谱的确切数量无法计算，因家谱、族谱均系私家纂修、保存，数量庞杂，且经历代兵乱等各种社会动荡与浩劫，致使私家所藏的家谱散佚亡失现象严重。有鉴于此，笔者只能对“世界上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17)上海图书馆以及苏州各地方图书馆的馆藏家谱稍作统计。据粗略统计，仅在上海图书馆编著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提及的苏州家谱即收录了76家姓氏469种家谱资料，谱籍地涵盖苏州府及其下属各县。此外，苏州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常熟图书馆、吴江图书馆、昆山图书馆等尚藏有为数不少的家谱资料。明清苏州家谱不仅数量多。且种类多样，仅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世谱、家谱、家乘、合谱、支谱、近谱等等，或一门之谱，或一族之谱，或一支之谱，或一房一派之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起家族势力。同时，家谱的体例也十分完备，内容完整而丰富，明清苏州家谱基本由谱序、谱传、凡例、诰敕、历代世系图、墓图、墓志铭、祠图、像赞、家传、村居图、翰墨文章、义庄规条、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表为经，以事件为纬，力图展现出家族的全部生活，体现“谱乃一家之史”之义。 明清苏州的家谱中大多包含家训， 《虞山郑氏支谱》、《洞庭东山沈氏宗谱》等将“家训”列在卷首，足见其对家训的重视。除了家谱中所涉及的大量家训以外，尚有许多保存在文集中的家训，如清代太仓人邵廷烈所辑录的《娄东杂著》 (又名《棣香斋丛书》)，即存有同乡王时敏的《奉常家训》；清代太仓人赵诒琛、王大隆辑录的《丙子丛编》收录王师晋的《资敬堂家训》。此外，也有单独成篇或册的家训，如清代常熟冯班的《钝吟杂录》即收录有《家戒》、《诫子帖》、《遗言》、《将死之鸣》四种，表达其在教子择师、律己待人、读书治学等问题上的独到看法。昆山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更是历来被奉为家训圭臬，集中了古人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不但是书香世家的治家良策，同时也是整齐门风的规范。 2.苏州家训兴盛的原因 明清苏州附着于家谱之中的家训不仅数量繁多，体式多样，内容也完整而丰富，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究其繁盛之因，则与明清时期苏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修谱传统促进了家训的兴盛。宋元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中原许多大族争相南渡自保。南迁过程中，许多家族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化大为小，不复昔日聚族而居的盛况。在遭遇兵燹之后，流寓江南的北方家族一直渴望家族势力的重新团聚，家族重建意识十分浓厚，并积极付诸行动。而敬宗收族的家谱纂修是其重要手段。因而，自宋元至明清，人们普遍热衷纂修家谱，形成了家家修谱的社会风气。苏州地区虽远离战火，未有兵乱造成的大动荡，但北方土族的南迁，使得当地土著之家认识到团结对外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故而扩大、强化家族规模，严密家族组织，而纂修族谱家谱成为有效且直接的方法。总之，明清时期无论苏州土著家族抑或侨寓于此的北方南渡之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能够“定世系，辨昭穆，别亲疏，序长幼，敬宗收族”的家谱的重视，修谱成为家族世代相接的事业。 明清苏州的家族一方面承袭由来已久的修谱传统，另一方面，所处环境的变化也促成紧迫的修谱需求，从而造成修谱风气的炽盛。承载着世家大族渴望家运长久的家训，在家族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家族祖辈们企图以家训的形式向子孙后代讲述其人生经历，传递其经验教训，灌输其精神主张，训诫子孙为家族建设事功，以收“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光前裕后”之效，达致家族长盛不衰的终极目的。同时，家训在凝聚人心、形成家族成员之间产生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家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经济发展为修谱立训提供了基础。明清时期，苏州人口急剧增长，商品经济繁荣，在全国的财富版图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明代邱浚曾感叹：“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18)道出了明代江南赋税甲天下的事实。明人李乐更进一步指出：“天下财赋多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19)明言苏州乃国家的财税支柱。在此背景下，涌现出许多实力雄厚的家族。他们将一部分土地、房屋等贡献出来作为族人共同的产业，设立义庄、义田、义塾，救济族中贫弱者，这些族产成为维持宗族存续的重要经济支柱。早在宋代，范仲淹即在苏州创立了范氏义庄，此后苏州的义庄代有兴废，数量不断增多，明清时期苏州成为“我国义庄最多的城市”(20)。世家大族纷纷仿照范氏义庄，设立义田、义庄、义学，如长洲宋氏家族“裒田千亩，置立义庄，收租以供赡族之用，以竟先人之志”(21)，制定相应的祠庄规条；大阜潘氏设立“专祭祀而恤宗族”(22)的松鳞义庄，并订立一整套精细的“松鳞庄规条”、“松鳞庄祭祀规条”、“松鳞庄赡族规条”；苏州望族彭氏有“三百余亩润族田”，“族人之无田者与之粟，婚嫁丧葬与之钱，鳏寡孤独之无靠者钱粟兼之”(23)。 明清苏州世家大族的雄厚经济实力为其家谱的兴修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在家训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看到，苏州不少家族并不反对甚至鼓励子弟治生，对待工商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 再次，文化发达形成修谱立训的氛围。明清时期苏州发达的经济孕育了繁荣的文化，黉序崇宏，书院林立，书肆栉比，藏书宏富，英才辈出，人文昌盛。尤其是科举盛况成为苏州的一大奇景，致有“状元之乡”的美誉，由此而形成不少文化世家。商品经济繁荣推动了市民阶层的形成，伴随市民势力的增长，世俗文化趋于兴盛。总之，明清时期，苏州的精英文化、世俗文化各自竞绽其流光溢彩的一面，璀璨夺目的地域文化使得苏州跃居全国的文化中心地位。 明清统治者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以儒家的纲常伦理来维护王朝统治，“封建统治者加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相应地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封建家长也要加强对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家训的发展”(24)。皇帝甚至躬身亲撰帝训，以示范民间、鼓励百姓，如朱元璋撰《祖训录》、《诫诸子书》、雍正辑录康熙训言而成《庭训格言》等。这样的倡导很容易在苏州地区发生影响。因为明清时期的苏州存在大量的科举文化世家，这些士人群体十分强调诗礼传家，而“名门右族，莫不有规有训”(25)，他们往往借助家训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通过家训传递其成功经验及精神主张。他们本身即具备很高的文化修养，故其家训往往价值很高，范家的同时也广为传诵，成为范世的标杆。有学者指出：“事实上，绝大多数家训都是口述的，成文的只是少数，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古代中国人是文盲。由于家训主要用以约束本家族的事务，因而在成文的家训中大多数也只在家族内流传，如附记在族谱上或作为传家物由家长单独掌管。家训要在社会上流传，不仅必须是成文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而且家训的制订者或后继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家训就很难为外人所知，产生社会影响”。(26)换言之，家训繁荣与否与读书入仕的士人群体有莫大关联。明清时期苏州的科举十分发达，士绅数量多、势力大。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本身也十分注重家训的教育功能，由其书写的成文家训往往具有普遍意义，对平民百姓之家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如虞山庄氏即希望家训“爰为家人朂，并为族人朂，且为后人朂也”(27)。同时，传统社会中，有着功名、官职身份的士绅阶层往往又是民间崇尚的风向标，成为普通百姓争相效仿的对象，食禄之家制定家训的举动在民间具有示范意义，以致商贾或农耕家族，也往往立有家训。因此，明清时期苏州的家训文化蔚为大观，而众多世家大族对于家训文化的繁荣实具引领之功。 由上可知，明清时期苏州的家族或是迫于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或是为了家族内部和谐与治理的便利，都需要“制定一整套相应的家庭行为规范来克服和对付家族的缺陷”(28)，从而促成了苏州家训文化的繁荣。 二、苏州家训的形式 家训或称家范、家诫、家书、家规、家语、家仪、贻谋、宗训、宗规、族规、家则、彝训、铭箴、格言等。这些异称或由于家训作者的文化背景差异，或因其写作手法的不同，或鉴于训诫对象的特殊性，进而导致家训的文体形式也丰富异常。这在明清苏州家训中亦有突出体现。从现存明清苏州家训可见，仅其形式或体例即有专著体、诗歌体、散文体、训诫体等等。 1.专著形式 专著体式的家训是以专门书籍的形式出现的。现存著名的家训专著，首推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明清时期的苏州家训中有不少即以专著形式出现。明代昆山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是一部格言体的家训专著，世俗谓之《朱子家训》，全篇文句不拘长短。对偶整齐，读来顺口，听来悦耳。有清一代之家训，以《朱子家训》最负盛名，它几乎包容了旧时为人处世的全部准则。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影响深远，被尊为“治家之经”。清代太仓王时敏的《奉常家训》，作于清代康熙九年(1670)，因王氏感慨其家“年来子孙连列贤书，叔侄同登两榜，里中侈为盛事……获此厚报，益切兢凛，时刻循省，常忧满溢”(29)，故有此作。家训共有“首先敦睦，省察功过，敬恭桑梓，慎收僮仆，早完国课”五款，王氏以为诸款“皆日用常行，非迂远难行之事”，一家之主则须主宰，不得偏听，则家族可福佑绵远。清代常熟蒋伊的《蒋氏家训》，撰于康熙年间，以一个为官者的口吻教育子弟，内容宽泛，涉及祭祀、孝悌、交游、为人、治家、女德等方面，全文篇幅不长，凡六十多则，包罗甚广，且多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谆谆告诫族中子弟勤俭持家，以培廉洁家风。 2.诗歌形式 诗歌体式的家训，以诗歌的形式教家训子，有便于记诵、易于流传的优点。苏州家训中的诗训既有诗又有词，体裁上更为丰富，如诗有清代长洲李果的《示两儿》，词有清代昆山王德森的《劝孝词百章》。李果的《示两儿》是写给他两个儿子的两首勉学五言诗，平易近人，亲切自然，其中有作者的自责自悔、经验教训，又有对儿子的鼓励期望，循循善诱，情殷辞切，流露出人父用心之良苦。王德森的《劝孝词百章》由一百首七言绝句组合而成，他有感于世教沦亡，陋俗百出，作此劝孝词，使儿童歌之，希闻之者能动心。其创作本意原为范家，后却刊布于世，故具范世之意义。长洲顾氏家族中的顾范在其家谱重修即将告竣之时“长夜少寐，欹枕辗转”，因而“追述祖训，作俚辞五章”，并将其附录入谱，即《述祖训诗五首》，希望能“留示儿孙，俾族之修身践言者与闻”(30)。 3.散文形式 散文体的家训以书信、杂谈两种形式呈现，而以独立成篇的居多。苏州家训中的散文式家训有昆山《归氏世谱》中的“彝训述”，《海虞宋氏族谱》中的“家祠四训”，《沙洲孙氏宗谱》中的“孙氏家训”，《卫氏续修宗谱》中的十则家训和“宗约”，《问心堂章氏本支》中的“职方府君训言”，《吴中贝氏家谱》中的“慕庭公遗训”，《吴中叶氏族谱》中的“卯峯叶氏家训二十条”，《武山吴氏族谱》中的“述训”，《周氏族谱》中的“忠毅公京邸示训”等。 4.训诫形式 训诫体家训一般不作理论上的论证，也少作铺陈，而以简洁明了的条款形式直奔家规主题，或劝谕或告诫，要求家人、族人共同遵守，其受训对象一般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苏州家训中的训诫体家训数量很多，如《东山张氏族谱》中的二十条家训，《南徐徐氏世谱》中的“十三世景寅公宗训”，《洞庭东山许氏族谱》中的八则“起文公贻谋”，《平原松陵陆氏宗谱》中的十八则“方伯公家训”和七则“澹安公家训”，《苏州庞氏家谱》中的六条家规，《歙县迁苏潘氏家谱》中的“治家规约”，《周氏族谱》中的“恭肃公家规”和“读家训规条”等。 三、苏州家训的内容 明清时期，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庭抗礼，虽多争执，但俱对后世影响深远。不少苏州家训中都体现了二者的思想主张，如包山葛氏在其家训中即强调：“至于立身砥行，原非一端，岂言所能尽吾子孙，须取朱子小学反覆熟读，则修身齐家之道全备其中”(31)。洞庭东山沈氏《迩言家训》则谓：“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五官百体之运。日用酚酢之宜，莫不由于一心”。(32)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家训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大体上可以分为八类，即修身、治家、治生、处世、训子、婚姻、择业和仕宦，内容十分丰富，修身治家的理念既有来自“参诸名儒”家训而承继的宝贵经验，亦有参悟世风演变之后洞悉本质的创见，寓深刻思想于浅近之语，精彩绝妙之语频出。 1.修身观 《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题中之意，是儒者们大声疾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根本。强调修身是家训的核心内容，修身的途径多种多样。儒家的修身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而苏州的士绅家族则忽略“外王”之学，而更多地关注“内省修身”的“内圣”之学。 (1)养生之道——养心与养气。洞庭东山沈氏的《迩言家训》开篇即语“修身”，通过“养心、正身、谨言、积德”四方面的涵养功夫展开，从内心精神世界和外在肢体言行两个维度阐述其要义。其中首重“养心”，认为“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五官百体之运，日用酚酢之宜，莫不由于一心”(33)，与陆王心学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吴江周氏家族以为“人惟一心，若此心在，则事事有主；若此心放佚，所作所为，焉能觉其是非”。(34)至于“养心”的途径，各家训议论纷纷，多有阐述。《迩言家训》以为，需“静时常常操存，使此心不致昏逸；动时亟亟猛省，使此心不致驰逐”，心静之时要经常执持心志，使得内心不致昏聩放逸，心动之际要急迫地深刻反省，使得内心不致驱驰追逐。只有经历如此一番涵养工夫，内心才能臻于“一真澄湛，万邪消除”的至高境界。(35)但也不必将“养心”看得太难，只消做到孟子所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清心寡欲便是“养心”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吴江周氏以为“养心”功在平时，尤其要戒掉“懈怠、放肆”这两大敌人，“故于平日，常须收敛此心，使得检点。一身之动止，正如领军一般，主将严肃，则千军万伍自听命不乱。若一懈弛，就如无了主将，这须逃兵游骑，乱扰世界，为害匪浅。收心之法，只痛戒懈怠、放肆两件而已”。(36)海虞禄园钱氏家训中强调个人首先需要“正心”：“心术端正，保持天良，勿事欺诈，勿入邪僻，使胸怀坦白，俯仰无愧”。(37)平原松陵陆氏有方伯公陆文衡，万历已未进士，在他所撰的“方伯公家训十八则”中即感慨道：“世界无全，圆满必生缺陷；人生无常，快乐难免愁烦。但在能自知足，故无人不自得，是圣贤安乐法。”(38) 海虞宋氏在其《家祠四训》中特别强调“气训”，以为气有不同，“有道德之气，有豪杰之气，有卑鄙之气，有暴戾之气”。(39)何谓“四气”？《家祠四训》的解释是：“道德之气，不刚不柔，浴沐于《诗》、《书》之中，揖让于《礼》、《乐》之地。强暴者，见之而畏；卑鄙者，见之而愧；豪杰者，见之而慕”；“豪杰之气，慷慨好施，磊落不群，昂昂如鸡群之鹤，臣能死君，友能死友，仗节慕义，乐善如渴，光明正大，高而不俯，伸而不屈，畏礼义不畏势利，徇公道不徇私情。有过能改，有非能受，可杀而不可辱，所谓丈夫之气也”；“卑鄙之气者，委靡不振，碌碌庸庸，或乞怜于大人之门，以取容而骄然，以傲妻子，或婉曲于俦众之前，以求悦而昂然，以欺茕独，萋菲以为才，奔走以为事，此之谓卑也；心常劬劬，眉常蹙蹙，闭户而愁，避人而食，见君子而匿影，强暴而伏跡，一文不舍，而千万为人攫去；百结缠身，而王帛贡人为欢。有乞丐之行而家富，有刻薄之心而才短。缙绅不齿，乡里共羞。此之谓鄙也”；“暴戾之气者，残忍贼害，敢作敢为，不顾公论，不惜声名，自以为雄豪，凌爍侪类，打骂妻子，与人讦告，不胜不休，与人忿争，恃其拳力，一言不合，骂座而去，撒泼无理，乡党痛恶，此暴戾之气也”。继而具体分析“四气”之间的区别：“暴戾之气，有时慷慨自任，谓其近于豪杰，而是非豪杰也，学者自返于心，不可以卑鄙之气，自附于道德，以暴戾之气窃比于豪杰。盖豪杰之去圣贤无几，其心同而学问未醇也。卑鄙之与圣贤则大异，其才劣而心地尤秽也。暴戾之与豪杰稍似，其气类而处心悬绝也。”明晓“四气”及其区别之后，则需“自辨其心，而有以变化之，则心正气平，暴戾可化为豪杰，卑鄙可几于朴厚。凡吾子孙独坐省之，遇事察之，消其暴戾，振其卑鄙，用圣贤之心，行豪杰之事，则真贤子孙矣”。 (2)品性之道——敦厚德、守诚信、知廉耻。明清时期苏州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士绅群体，故其家训中特别重视个人的品性修养。这些读书之士极其强调“端品望”，虽身为“布衣下士”也要以“博学积行，清操砥节，与缙绅先达并驾齐名，行载郡县志中，崇祀乡贤祠宇”为追求。至于“名公钜卿”，更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范世典范。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士绅们，希望塑造成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俱全的谦谦君子形象。 在敦厚德方面，家训中强调“礼”的社会整合功能。认为“礼上至朝，下至家，分尊卑，别贵贱，一日不可废者”(40)，“人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41)。“礼谦下、揖退让”的礼让之德向来是儒家赞誉不绝的君子必备美德之一。昆山胡氏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让”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同干事，则勿避劳苦；同饮食，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勿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席。宁让人，勿使人让我；宁容人，勿使人容我；宁喫人亏，勿使人喫我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我之气”(42)。常熟慈村金氏在其家训中有“礼让箴”，以为“礼以防欲，让斯守谦，范围易越，乐受针砭，争竞致祸，安免危阽，身羞由径，自远疑嫌，渊怀若谷，忿释毫纤，修齐平治，二德先兼”(43)。明清时期，世人多对苏州士人的谦逊礼让、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佳公子形象印象深刻，而这实与士人们幼时即从其家训中耳濡目染“礼让”之训言有一定关联。明清时期人们为子孙后代计，或多买良田，或挑选一块风水宝地安葬，但吴县夫椒丁氏信奉唯有“敦厚德”才能给子孙带来真切的惠益，因为他们相信“德薄，祸降自天”，故而希望子孙“善敦六德，六行昭宣，知仁圣义，忠和克全，孝友睦婣，任恤惓惓”(44)。 在守诚信方面，家训中有谓：“忠信，人之根本也。人而无信，何以为人”，君子以信而立，不可无信，“故君子寡言以成信，固忠以明信”(45)，其在生活中对“信”的具体执行应是“凡与人订约，不可踰期；许人财物，不可食言；与人言谈，不可虚诳”(46)。 苏州家训中对“端品行”的大量阐述，体现了明清苏州士人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当时苏州的社会风气。士人们抱着“纵不能造圣贤之域，亦不失为端人正士”(47)的理想磨炼品性，深以为“士先识器，而后文艺，堂堂风采，而操履或乖，则识者鄙之，言为坊，行为表，奉教于君子，斯得之矣”。(48) 2.治家观 治家，即为了使家庭生活能够正常、健康地运转而对家庭中的人、事、财等实施一定的管理。苏州家训中的治家思想大致可以分为治人与治生两个方面。 (1)治人。明清时期苏州家族的治人重点在于对族内、族外人际关系进行详细的规定。中国传统社会，有所谓“一家之亲，父子兄弟夫妇叔侄而已”，也即家族内部关系的重点在于父子、兄弟、夫妻三个关系，其他关系均是由这三者延伸出去的。要想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呈现雍穆祥和之象，“必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幼有序，能尽是道，永无悖逆、争斗、骄妬之事矣”(49)。 父子关系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的家训，建立在“永怀祖德”的精神背景之上。对于远祖，有“崇祭祀、重丧葬”的规定，对于近亲，尤其是生身父母，强调一个“孝”字，并将“孝道”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明清时期苏州几乎每一个家族的家训中都涉及这一点，且列为家训之首。如《南徐徐氏世谱》“景寅公宗训八条”要求为人子者，“当常存爱敬之心。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出告反面，有命勿逆，有事服劳，厚其奉养，体其意旨，使父母心常悦豫，方不愧子道”(50)；《沙洲孙氏宗谱》所收“沙洲孙氏家训”强调：“孝道有二，一日安父母心，善于体贴教导，妻妾小心事奉，不违拗，不触犯，父母岂不安乐；一曰养父母身，尽我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生辰以礼祝贺，时节以礼庆拜，有事不辞劳苦，有疾延医调治”(51)。此外，不仅为子者如此．“妇事舅姑，孙事祖父母，皆如之”(52)，而且对于继母、嗣父母，也该“视继如嫡。尽孝子无二”(53)。 再如兄弟关系。“恩莫切于父子，义莫重于弟兄”(54)，兄弟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 “兄友弟恭”是其永恒主题。因兄弟乃“一父母所生，本同气连枝”(55)，致有“手足”之谓。兄弟间有“一本之谊”，故应痛痒相关，不分彼此。由于兄与弟角色不同，承担的责任自然相异。具体说来，兄应爱其弟，对弟“善抚教之”，“弟有过，兄即箴规，不从，则流涕以道之”(56)；弟虽年幼，但对兄长莫忘尊敬，“弟敬兄，善承事之”，“兄有过，弟为婉谏，不从，亦流涕以道之”。兄弟间应相互扶持，“有事相佐，饥寒相恤，有无相通，疾病、患难相顾，善相劝，过相规，勿分纤毫”。(57)不过，家训中常提及兄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时则“隔越之势既形，尔我之情遂起”的现象，而造成不和的原因“或以财，或以产，稍一厚薄，遂成争竞”，他们“小则阋墙，大则鸣宰，煮豆燃箕，自相鱼肉”，实在令人心痛，故告诫兄弟“慎勿以己私而伤一本之亲”。(58)兄弟相处之道，往往受到“枕畔之风”的影响，故有家训说“兄弟之祸，大率偏听巾帼所致”(59)，多半因妯娌间的私争以致兄弟阋墙，故“手足之睦必由妯娌”(60)，“和妯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东山张氏家训有言：“妯娌犹兄弟也，最宜同心合意。兄弟如意，间有不睦，暗中宜规劝和好，切忌意生嫉妒，谗言唆弄，使家不和。即有贫富之分，亦须互相资助”。(61)兄与弟要避免听从妇言挑唆和仆吏外人的谗构，做到“闺帏之言勿听，挑唆之语弗从，节节件件都有个逊让”(62)，以免“阋墙召侮，贻笑外人”。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孝悌”，“孝悌”自然成为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父兄写五伦之首，孝弟为人道之先，孝顺恭敬乃为正理”(63)。“孝则善事其亲，弟则善事其长”(64)，不仅是家族内部的要求，也是国家对每一个百姓的普遍要求。 又如夫妇关系。五伦之中以“夫妇为人伦之始”(65)，“婚姻者，上以承宗祧，下以绵嗣续，事莫重焉，礼莫大焉”(66)，故古人对待婚姻持相当审慎的态度。综观苏州家训，明清时期苏州人家的择妇、择婿标准比较强调以下几方面：家庭背景上须门当户对、家声清白；家庭教育上须温良有家法；个人性格上须醇厚，女德柔嘉、勤俭；个人生理上无恶疾。如此即便妇不美、婿不富，但只要德嘉、才贤，“虽与清白平民，或寒儒布素，结为婚姻，亦自无妨”。(67) (2)治生。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带来社会风气的变化，这种情况在苏州各家族的家训中也有较为深刻的反映。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治生理念得到强化。宋代吴中叶氏的《石林家训》专门讨论过治生之道，从而使其成为强调治生的第一部家训著作，并为后世家训所借鉴。明清时期，苏州家训在保留以往家训中有关修身养性的治人经验以外，更增加了一些与日常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治生理财方略，使得家训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安排、经营联系更加紧密，也更加实用。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事实上造成工商业者经济实力的增加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以此为背景，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其对工商业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宋代苏州人袁采、叶梦得即主张，“如不能习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68)，“治生不同：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69)他们以为，农耕不再是唯一的治生之道，工商亦可为生理之途。明清时期，这种观念的转变在苏州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虞山史氏即告诫子孙：“凡人以治生为急，士农工商所业不同，生理则一，为父兄者，量子弟之才质而教授之，则生理易就”(70)；虞山庄氏视子弟资质而定其生业，“吾族子弟能文者，俾读书；能武者，俾习武。否则或农工或商贾，总以授有执业为本”(71)。洞庭东山沈氏要求“凡子弟到了十六七岁，看其资质，不能读书，农工商贾，必习一业”(72)。苏州潘氏在劝其子孙立家业之时也提到“或服贾营生”(73)。砂山王氏在子弟不可教之时，“令习一手艺”，如此“便有生涯，不致为非”。(74)当然，他们对工商治生的态度颇为复杂，有的实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如一些家族相较工商治生而言，最担心的其实是子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果读书难以上进，那么经商、习艺则无不可。苏州张氏在其家训中即表达了这样的心声：“一人有一人之业，士以读书为业，商以贸迁为业，必有其业，然后心思有所归宿，手足有所寄托，自然不至为非，否则游手好闲，渐至下流，而不可复返矣”。(75)而更多的家族则是应因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社会变化所作出的谋生方法的调整。 3.训子观 家训是针对家族子孙的，因而“训子”是家训的重点。从苏州家训中可以看出家族的追求与发展理念。苏州家训中的训子言论，最为强调读书，要求子孙以读书为务。明代周氏恭肃公启迪子弟的第一件事即是读书，“子弟第一以读书为本”(76)；昆山归氏《松期公训言》中说：“以读书为本，学问有成，上可以建功立业，显亲扬名，下可以明理达道，议事知务”(77)。在他们看来，读书方能知晓道理，对持身涉世、人情练达、事业有成关系甚大，“读而知理，于为人出仕，俱大有益”。(78)他们强调“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79)，故而在家训中反复向子孙灌输读书业儒仕进的观念，期望子孙通过仕进之途以显亲扬名、世代相守家族的繁盛，“子弟能读书者，乃显亲扬名之梯筏也，父兄所期惟此耳”。(80) 本着读书入仕的家教理念，教子孙的第一步即延师训读，指出“延师训子，此蒙养之要”(81)；子弟须择明师教诲，而明师的标准大致包括“人品端方，学问渊博．可为子弟仪范”(82)、“有德饱学，师范严明，有坐性，少交游”(83)、“博雅敦厚，束脩自好者”(84)。明师授业的内容自是四书五经，注重“礼”的传授：“勤讲习，衍通四书本经，兼读余经正文，熟诵秦汉唐宋大家之文，然后课以制艺，规仿行文”(85)，“《诗》、《书》、《礼》、《乐》，朝夕训诂”(86)，“小学幼仪，日与讲习”(87)，“清其字音，正其句读，严立课程，使知所向”(88)。 不过，苏州的家族比较现实，并不一味地逼迫子弟读书。而是视子孙贤愚程度而作出选择，对于“质地过人，精采焕发者，须令读书玩文”(89)，“英敏子弟使之力学”。而对于禀性拙钝、不适合走科举仕宦之路的子弟，父兄则认为，不必以仕途为唯一出路，而应使其“早令练达公私百务”(90)，或农桑，或商贾，或书算医伎。 明清时期苏州家训中关于“训子”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父兄长辈对子孙成材成器的良苦用心。既有对子弟读书应举的劝学、勉学之言，亦有对子弟品行气质的训导，小到日常坐立之姿的教育，大到立己持身、习艺治家的导引，循循善诱其做个体面之人，希望子孙能“致力于人品、学问二端。人品既高，学问又到，则士林推重，乡党共钦，虽不爵位已极体面，况更有爵位随之乎。”(91)苏州家族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延师教子，讲究治学方法，且多以举业为目标，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苏州的文教科举能够如此的发达。 4.社会观 (1)完国课。明清时期，苏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财赋之地，所谓“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92)。其中既有经济发达、地方富庶的原因。也与苏州地方的家国观念密不可分，而这一点某种意义上得益于家训的教育，因为“完国课”几乎可以说是苏州家训的必修课题。 苏州家训对于“完国课”的必要性认识较为一致，但其考量的角度却各有不同。或从“急公”的角度，以尽臣民之责，所谓“输纳钱粮，百姓急公之大节”(93)，“小民一岁之政务，急公为第一”(94)，“输纳钱粮为第一急务”(95)，视“完国课”为臣民报效朝廷的应尽义务，如此才算朝廷顺民，“有田产者，钱粮早完，便是顺民”(96)；或以长远眼光，为日后功名计，“恐后长吏考成攸系，能无悉索为先，士岂不爱功名？抗赋则随加褫夺民”(97)；或觉逋赋造成国库不足，有愧于士人身份，“士为四民之首，而亏欠钱粮，以致国库不足，清夜自思得毋憾惭”(98)，新进之士更该以身作则，“吾家新登甲第，列在缙绅，而下同顽户，观听亦甚不便”(99)，故“士大夫居乡，以早完国课为第一义”(100)；或从逋赋易招祸的角度，爱惜声名，不愿令家人蒙羞受辱，“谁不惜肢体，逋粮则动受鞭笞”，甚至会招来无端冗费，“毋致执役之人受辱，家长不得安乐”(101)，“若不先纳，必致受侮胥吏，反多杂费”(102)，“悍吏追呼，受其陵辱，更有难堪者乎！”(103) 有鉴于此，他们在家训中谆谆告诫子孙及早“完国课”，勿逋赋，勿短少，更不能贪小利而寄田于他人，“国课如期早完，条银务倾足纹，耗羡宜随大例，不可短少，漕赋必须载米入仓，不可折干”(104)；“勿飞寄以避役，勿捺征以拖赋，迷心望赦，百无一二，急于二熟之际，随田备赋，无愆其期，随赋应役，无慢其令”(105)；“钱粮要早完，银票出入编号、钉集，以便查考。毋得拖延，积欠，徭役勿轻委包棍，致有失误”；(106)“赋税勿欠，公捐勿吝……禁抗欠钱粮”(107)；“早完官税，不得付托匪人，致有侵隐及贪小利，寄他人田于户上，致稽国赋”(108)；“后世子孙，无论有科名无科名，国课宜早完”(109)。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说道：“国库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110)，可谓道尽吴人的心声。 (2)行善积德。明清时期苏州民间慈善事业比较发达，善会、善堂的数量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士绅力量的壮大，他们开始插手地方事务，其中包括主持民间慈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善书的广泛流传，劝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行善积德可以带来生活安康、科举顺畅、家族兴旺。因而不少家族在其范家传世的家训中。不厌其烦地向子孙强调“积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日用常行之间积德为善。 苏州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有力者对积善体认颇深，以为“天下第一等乐事．读书为先，而实积善为主”(111)，洞庭沈氏令闻公以其数十年的切身体验，感而慨之：“吾交识半天下，数十年间，有所谓不善之人，问其家，或绝或丐；有所谓善者，则或兴旺，或富贵矣。天道无亲，维辅善人，信不谬也”(112)。积善的目的乃“为子孙计”，橘社金氏即以为：“能为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孙必享人所不能致之福”。(113)善心善举能感动上天，以为“天道之于善人以及其身为未足，常推余泽，以福其后人”(114)。苏州章氏以为“凡欲后世子孙蕃衍显达，须积德行善以听其自然”(115)，而不是求诸风水，深信“阴地好不如心地好”。故为子孙计，为长远计，积善、行善都应勉力为之，不可心生懈怠。 生活中处处可以积善，无论何时、何处、何事，即使只是“去碍路之砖，指迷人之道，救溺水之蚁，活赴火之蛾”等种种琐碎之事，也是一种积德。积德贵在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便是积的工夫”。(116)“积德之事，何日可为，惟于不富不贵时，能力行善，此其事为尤难，其功为尤倍也”(117)。常熟冯班注重为善的积累功夫，以为“积字最妙，积善成名，不是虚名”。而在苏州张氏看来，为善积德的最高境界应是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阴德阴功皆积于人所不知之处，而不求报于人者也”(118)。且无论贫富均可量力而行善，“富而有力者，固宜慷慨好施；贫而无力者，亦当勉力为善，体好生之德，开方便之门，但凭心地，广种福田”(119)。如此而行，即使不求回报，善报也自然而至，于己则得“寿考”，于子孙则得“昌盛”。武山吴氏以实际生活场景对如何“去恶”、“为善”作形象解释：“去恶如新衣之避油腻，虽点滴而亦污；为善如贫子之积资粮，即颗粒而不弃”(120)。 苏州许多家族极为关注族中贫弱无力者的生活，公置义田，设义庄、义冢、义学，并制定详细的“义庄规条”、“族议规条”等，无论是守节孀妇、年老鳏夫、孤苦孩童等都能得到相应的救济。《沙洲孙氏宗谱》“沙洲孙氏家训·恤孤寡”中认为对同族的“孤儿寡妇、人之穷而无告者”不能视而不见，而应“周恤之”，全族“责当共任之”(121)；厚庄王氏对于宗族亲邻亦强调“济茕独”，“多方赈济，生当周恤之，死当瘗埋之”(122)；清代王师晋在其所撰家训中亦罗列出“矜鳏”、“恤寡”、“怜孤”、“哀独”诸条，在哀矜其凄惨境遇的同时，强调对其进行救助，或“体此苦衷而为安稳之道”，或“敬重周恤之”，“或周恤或养赡，勿使狼狈，助其修仪”，或“包容而周恤之”，并“欲效范文正公义田之法，创设义庄以赡族人”。(123)总之，量力济人之急，恤孤寡，助老废，周饭寒，解纷难，“耳目所及，凡有可行之善，尽力为之”。(124) 传统社会立田为生，靠天吃饭，而丰年不常，为防荒歉，苏州大族平日即强调积谷备荒，遇到灾荒即行赈济。夫椒丁氏规定：“凡我族众，田多者，每遇丰年，或积百石，少者，或积十石，或积数石。至收获之时，以新易陈，又加积十之二三，一遇歉年，可以自给，兼可贷人”(125)。常熟蒋氏要求“若遇饥荒，须量力济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126)；颍川陈氏对饥民不分远近，一体视之，体现其胸怀宽广的大家气度，“饥荒之年，给散米粮，自近及远，笃于人不分远近，量周给之”(127)。 苏州家训强调通过为善、积善、乐善等以“积阴鸷”，既得为自己保养，免于病灾，亦能为子孙积福，家运绵延。家训中常谓积金积财不若积德，如长洲顾氏即言“积金以贻子孙，末也，积德以贻子孙，使得长守清白，上也”。(128)与此同时，家训对于如何“作善”也列出了许多具体的善举之行。从上述家训的众多规定不难看出，苏州家族不仅周恤族人，也主张帮助地方上的弱势群体，泽被四方。正因如此，明清时期苏州的慈善事业非常兴盛，成立组织，订定制度，依靠团体的力量开展救助活动。一定程度上或可说，家训对于明清时期苏州地方慈善事业的体制化、规模化发挥了重要影响。 (3)戒赌博。苏州家训中关于戒赌的言论颇多，这是由于赌风大盛造成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江南地区的奢靡之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日益膨胀。赌博对于热衷于通过投机取巧方式牟利的人而言实在难以抗拒。明中叶尤其入清以后，江南地区的赌博风气愈演愈烈，赌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反映在众多的方志和笔记中。在家训中也屡屡提及，“禁樗蒲、戒赌博、屏呼庐、戒阚赌”等戒赌规条层出不穷。 赌博危害极大，多致丧志败品，倾家荡产，夫妻反目，手足阋墙。苏州家训中对此多有描述，视赌博为“牧猪奴戏”，甚至以为“赌甚于盗”，因为“盗者，昼伏夜发，摸索暗中；赌则白日攫金，毫无忌惮。盗者于所盗之家未必其至亲骨肉也，赌则至戚厚交有所不顾，其毒不更甚乎！”(129)赌博有害民生，各行各业之人耽湎其中， “士子废学，农业失时，工贾荡积”，或致人踏入歧途，沦为乞丐，甚或为盗为匪，所谓“弱者沦于乞丐。强者入于盗贼，身濒九死，辱及家门，祸延妻子，悔亦何及”。(130) 赌博既有如此大的危害，自应杜绝，苏州的家训中大都有戒赌的内容。夫椒丁氏在其家箴中专辟一条“屏嫖赌”，指出其危害及戒赌的必要。顾氏在为垂训后世子孙所作的俚辞五章之中也特辟一章以劝诫赌博，警示子孙：“为告子若孙，此中实无利，积久声名丧，徒为毕世累”。(131)虞山史氏以为赌博是破家荡产的最快方式：“凡人一入赌场，百事俱废，极聪明者而一旦矇昧矣，极端方者而动履乖违矣。岂知破家荡产惟赌最速，而且不惟荡废己也，毁行裂名，无不由此”(132)。此外，海虞曾氏、海虞禄园钱氏、厚庄王氏、砂山王氏、虞山樊氏、虞山郑氏等家训中对戒赌都有涉及，此不赘述。 赌博不能起家积金，只会破家荡产，不能立身扬名，只会毁身裂名。子孙如若不听，则有相应的惩处措施，洞庭许氏对于戒赌不听者即如此处理：“犯此者罚银若干，助入公祠，或押至公所，严加戒饬，庶几有所儆戒，不敢作俑开端”(133)。 综上可见．明清苏州家训内容庞杂，议论宽泛。如对其细细梳理，苏州家训存在一条显见的内在逻辑，即从个人谈起，次及家庭或家族，再及社会和国家，由己及人，由小及大，不厌其烦地阐其态度，发其精神。即使是微观层面的个人修身观，他们也是从由心而身的修养推开，力求于细微处见宏大的意趣，以现微言大义的精神。从个体修养的微观层面到对家国天下责任的宏观层面，苏州家训表现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家国同构理念的影响。 四、苏州家训的特点与启示 家训乃一家之训，“范家”为其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首要目的。然而，好的家训能走出家门，获得一家之外更广阔的“范世”意义。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许多家训，因其丰富的内涵而屡为其他家族传习与借鉴，凸显其更高层面上的“范世”意义。与此相应，苏州家训流布广泛，不仅突破了苏州一地的空间局限，影响至更广地域，而且超越时代的隔膜，为后人代代承袭，其典型者莫如《朱柏庐治家格言》。因此，明清时期苏州的家训因其“范世”意义而成为时代主流社会思潮的代表。 综观明清时期不同地域的家训，基本内容相差无几，封建伦理道德是其宣扬的永恒主题，“叙人伦”是它们的共同旨趣，诚如湖南平江叶氏的家训开篇所言“家训莫大于人伦”(134)。如果说它们在内容上偶有出入，则大抵因其所处地域的差异所致。一定的环境往往孕育出与之相适应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在此意义上，各地的家训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凸显地域特色，从而烙上乡风习俗的印记。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家训虽具有普适层面上的“范世”意义，然其强烈的地域特色仍不容忽视。 1.苏州家训的特点 (1)诗礼传家，情系科举。苏州家训几乎都强调以诗礼传家，而其中大多抱有浓厚的科举情结，突出表现为将科举入仕作为其执著不懈的家族追求。几乎每个家族的家训中都首言“教子读书”、“勉学”，一示读书的重要意义，二兼读书方式方法的经验之谈。 明代世居吴江的恭肃公周用明言：“子弟第一以读书为本”(135)，在其所订家规中开篇即自述其“承祖父训教，苦志励行，行取科第”(136)。周用谨守祖父教诲，“辞家力学，寒暑不解衣”，于弘治十五年(1502)中进士，先后历刑、工、吏三部尚书，死后赠太子太保。在恭肃公看来，读书意义在于“读而知理，于为人出仕，俱大有益”(137)，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入仕为官，读书都大有裨益。因而他亲订家规，以期形成读书应举的家族传统，殷盼子孙能够“笃志苦学，必期经明行修，以图仕进。”(138) 常熟冯班在其撰著中直言“吾家以读书相传，业之贵者也”，要求子弟于“家世素业，不可辄废”(139)。冯班在《家诫》中多阐其读书、治学之法，如在读书的方法上，他提倡精读、细读，反对“开卷疾读，日读数十卷”，认为“疾读则思之不审，一读而止，则不能识忆其文”。(140)结合其读书的切身体会他悟出“读书有一法，觉有不合意处，且放过去，到他时或有悟入，不可便说他不是”。(141)如遇古书与自己理解相出入之处，主张暂且跳过，待日后或有新体会和新理解，故需“读书多解悟，温故知新，由识进也”。他还以为“读古人之书，不师其善言，好求诡异以胜古人者，愚之首也”(142)，进而强调读书不能仅流于形式，当身体力行之，“凡学问皆须实见实行，不可虚空揣摩”(143)，“不曾实实体验，如此则读书无益”。(144) 苏州家训中对读书意义的阐述可谓不厌其烦，祖辈们如此苦口婆心，无非是先为子孙端正读书治学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给予读书方法的具体指导。诸如此类对读书百般强调的苏州家训俯拾皆是，其对诗礼传家的重视程度于此可窥一斑。而随着家训一代代的沿袭流传，诗礼传家不仅仅是家族内部的传统，而上升为苏州整个社会的公共意志，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这对于苏州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自然功不可没。 在此风气熏染之下，许多家族于读书之外还有科举的执念，多了一份执著的科举追求。虞山史氏即为科举至上者之典型：“子弟能读书者，乃显亲扬名之梯筏也，父兄所期惟此耳。当于未进者，时加引掖；已成者，不吝奖赏”。(145)直言其对科举的追求，可见其家族的科举狂热。士族世家如是，商贾之家亦不例外。他们往往以读书应举为首务。只有在谋求功名而不得的情况下才作另寻他业之计。如洞庭东山万氏于明代中期以经商起家，但在其《万氏家训》中却训诫子弟“不能进取功名，亦当以训蒙耕织营生”，显然是一种以进取功名为职业首择的观念态度。苏州东山潘氏要求子孙，“穷经博史，纵弗克仕进，亦不失为名教之士”。(146)于此亦可见“穷经博史”首要之意仍在“仕进”。洞庭望族包山葛氏二十一世处士康衢公虽为宋代隐逸君子，积善不仕，但在其手订的家谱中则直言爵位为人生体面之一：“人生体面有三：一人品，二学问，三爵位”，并冀望子孙通过读书“达则为名公钜卿，流芳百世：穷则为耆儒宿学．见重士林”。(147)即便商贾之家亦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重回科场，期待金榜题名的激动人心时刻。弃儒经商原本即出于无奈，一旦积攒足够资本，不在己身即在子孙必埋首书丛，孜孜不倦。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明清时期苏州儒商辈出的现象。 值得关注的是，苏州家族不仅在家训中强调读书的重要性，更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采取措施，倾尽全力营造读书环境，其中影响最甚者莫如有力之家所设立的学田、义塾，如苏州大阜潘氏的光禄公在其遗命中即要求“捐田二百亩为贫族子弟读书公产”；(148)清代苏州四大家族之首的彭氏家族谨遵其家二林公遗训，在“南园东偏添建庄房，专设一斋，名曰‘庄塾’，课本族子弟之无力读书者”；(149)如此，便为族中子弟的读书大开方便之门，更形成了一种持久而有效的资读模式。 不仅如此，有些家族还以子弟取得功名的等次给予其相应的物质奖励。如长洲宋氏明文订立“读书进步宜奖也”的规条：“凡生童赴昆岁科试者，由支总开报。未进，给卷资，银一两；已进，给卷资，银一两二钱。入泮者，助蓝衫，银八两。赴乡试者，由支总开报，给考费，银四两。中式者，助袍褂，银二十四两。会试者，给考费，银一十六两，中式者，送补褂，银五十两。殿试选充庶常者，送补褂蟒袍，银百两”(150)。这些义庄规条的订立可以说为子孙的读书应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学田、义塾的设立为子孙读书、科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苏州家族皆以耕读自好，以上家训中关于教子读书的训诫直接体现了苏州士人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诗礼传家的精神几乎贯穿于每一部家训，成为家训规条的精神内核。苏州家族借此期望后世子孙能够一代一代将“诗礼”承续传接下去。这一现象其实就是明清苏州社会崇文重教风气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是鼎盛文风影响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家训又反作用于这一社会风气，使得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在苏州愈演愈烈。在家训的影响下，苏州的家族恪守诗礼，从而造就出人文荟萃、人文渊薮的盛景美誉。 (2)强调治生，工商皆本。如前所述，宋代以降，苏州家训多重视探求治生之道，而“生理”、“营生”、“经济”的言论在明清家训中更是屡见不鲜，或议论揭示治生意义，或具体指导治生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重视“治生”是苏州家训的一个重要特点。 “治生”、“经济”虽自宋代即已发声，但也只是部分不为传统所缚且具远见卓识的士大夫的个人体会，还没有形成社会的主流观念。大凡一种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往往需要时间的积淀。在传统社会，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对治生的体认尤其重要，只有在他们对治生问题经历了一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之后，治生观念才能影响社会，成为主流思潮。明清苏州发达的商品经济，无疑加速了士大夫的这一认知过程。这在家训中有着深刻反映。 明清时期，苏州家训中普遍重视治生问题。虞山史氏直言：“凡人以治生为急，士农工商所业不同，生理则一”。史氏在宗规中毫不讳言其对工商的态度，认识到工商与士农均是谋求生理的一种手段，它们的地位实质是平等的，明显表达出与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的决裂。(151)常熟名门望族卫氏对工商业的前后态度之转变，似能代表并揭示出明清苏州一些仕宦之家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观念的转变。卫氏旧谱家训中有“务耕读”一说，强调子孙务必以耕读为正业，“而不惑于他歧”。但在其后续修家谱中又有“附倪家湾续修宗约”，其中特意增添了“子弟须有常业，不可游手好闲”训言。(152)明清苏州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发展迅速，使得“常业”的概念扩大许多，曾经被卫氏先祖斥为“他歧”的工商业此时也归属于“常业”范畴，甚至可以“正业”自居。而此处“常业”是否只限于耕读，续修者并未明确指出，但也没有明禁工商之业，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转变，至少后代卫氏未再固守先人所训一味强调以耕读为正业。而这实际上体现出卫氏针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新环境的一种变通。 如果说常熟卫氏后人在所续修家谱的训言中对待工商业的态度还是暧昧不明、欲语还休的话，那么苏州武山吴氏的态度则显得明朗许多，甚至隐约可见其已手举“工商皆本”的鲜明旗帜。《咏风堂纂训》中议论道：“人生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稼穑，商贾则讨论货贿，武胤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究经书。多见士大夫子弟耻农商，羞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笔则纔记姓名，醉酒饱食，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无集，议古商今，塞默低头欠伸而已”；“子弟禀性拙钝，莫将举业久困，早令练达，公私百务大都教子，正要渠做好人，不要渠定做官。农桑本务，商贾末业，书算医伎皆可食力资身。人有常艺，则富不暇为非，贫不至失节。男子贤愚不齐，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无忝祖先已矣”(153)。这段话意思丰富，主旨在于劝勉子孙积极治生，其中不仅未贬斥工商、而视其为“常艺”之一，反而对“士大夫子弟耻农商，羞工伎”给予辛辣嘲讽和批判，不仅冲击了“重本轻末”的传统观念，也为“工商皆本”观念的流行造就舆论声势，使得苏州社会不再囿于传统观念，而对工商业予以重新考量。 相较于其他地方而言，苏州家训中强调“治生”的理念，无疑是对社会现实的应对，表现出先进性。明代岭南庞氏家训有言：“商贾无厚利而妄意强为，必至尽亏资本，不如力田犹为上策”。(154)虽只言及商贾的高风险，并未明显流露出不屑与鄙薄，但其不主张子孙坐贾经商的态度却是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清代浙江萧山来氏在《康顺公训戒》之第七戒曰：“书则必读，田则必耕，惟此二者可以为生，家因可富，身因可荣，绝胜他务，狗苟蝇营，所得几何，辄与人争我告我，后二者无更”(155)，则明显表现出对商贾之业的不屑一顾，其鄙薄之情也溢于言表。安徽桐城高林汪氏有言：“夫鱼盐负贩，古人不尝有为之者乎”，且谆谆教导子孙“务本业以厚生”，因为在他们看来“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务本业也”(156)。不难看出，以上各地家训对重农轻末传统的坚守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纵向方面，苏州家训自宋代起即关注治生问题，至明清更蔚为风气。横向比较，与同时代其他地域的家训相较，苏州家训给予治生较多的关注这一特点仍引人注目，尤其是它对业贾经商所持的宽容态度为他地所不及。苏州家训并不固守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不仅不歧视商贾，甚而积极鼓励从事工商业，为苏州社会工商皆本思想的流行打开了舆论缺口，进而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在明清苏州日渐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道路上，宣扬工商皆本观念的家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3)严禁恶习，广积善德。明清苏州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兴盛，人际交流频繁且交往范围扩大，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带来的弊端之一即乱象丛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斗殴、争讼、赌博、酗酒、狎妓等社会问题愈益严重。有鉴于此，家训中出现大量戒律，以限制子孙的不良行为。如洞庭东山沈氏《迩言家训》一半篇幅为“戒类”和“禁类”，所禁戒的内容包括戒醉、戒媱、戒赌、戒怒、戒听谗、戒讼、戒入异端、戒忏醮、戒食犬、戒戏谑、禁演戏、禁合十弟兄、禁继拜父母姊妹、禁师巫、禁妇人烧香、禁三姑六婆、禁放五谷、禁弃字亵书等；常熟慈村金氏诫子书中提及“戒赌、戒鸦片、戒游荡”；(157)洞庭东山万氏家训中禁戒“开赌”、“酒”、“好勇斗狠”，尤戒“兴讼”；沙洲孙氏禁戒有：毋奸渎、戒酗酒、禁赌博、戒争讧、戒充役等。 与其他地区相比，苏州家训中“禁约”尤多，禁戒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强调戒禁赌博、诉讼和酒色。这种情况显然与苏州商品经济的发达密切相关。正是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向，功利浮躁，物欲横流，人们的品行易受腐蚀堕落，故而家族多以家训、家规、家法的形式严格约束子弟。家训中诸多的“禁约”，实际上反映出明清苏州社会对商品经济发达时代新环境的一种自我调适，同时也展现出一种积极应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以求更好地融入新环境，达到荣身保家的目的。 在罗列禁、戒诸约的同时，苏州家训还提倡“积善”、“积德”、“积阴鸷”。如洞庭东山沈氏和昆山安定胡氏家训中各列“积德”之训；夫椒丁氏有“敦厚德”之训；虞山樊氏有“勉为善”之训；虞山郑氏“行善以修阴骘”；吴江周氏家规有“乐善”条。诸如此类的行善积德训言在苏州家训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个中因由，则与明清时期善书的广泛盛行密切相关。善书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之说，对于民间社会的影响不容低估。诚如苏州张氏在“积阴鸷”中力证“积善余庆”之理：“如吾郡世家，若潘若彭若吴若翁，往往鼎甲出于其门，皆赖此为左券之操耳”。(158)诸凡“敬老怜贫，抚孤恤寡，危难者救之，凶恶者让之，不明者教之，争斗者和之，美事成就之，恶事解散之，善者扬之，丑者掩之”等(159)，均是积德行善之事。明清苏州人家不仅重视实际善举，且普遍认同朱柏庐对于积德之事的看法：积德之事，人皆谓惟贵者，然后其力可为；惟富者，然后其财可为。抑知富贵者，积德之报。必待富贵，而后积德，则富贵何日可得？积德之事何日可为？惟于不富不贵时，能力行善，此其事为尤难，其功为尤倍也。故行善积德不必俟己富贵而行，即使贫贱也能做力所能及的善事，最重要的是修养一颗善心，无论何种境遇之下都能以行善为先，“有所谓不善之人，问其家或绝或丐；有所谓善者，则或兴旺，或富贵矣。天道无亲，维辅善人”。(160)善与不善造成的鲜明反差，导致人们于行善积德之事不敢懈怠，更对“天道无亲，维辅善人”的道理坚信不疑。 2.苏州家训的启示 明清苏州家训成为反映真实苏州社会的一面镜子，从中清晰可见苏州人文鼎盛之景以及商品经济发达之象。同时，家训自身的规范意义和教育影响，对苏州人文、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家训从“范家”到“范世”意义上的升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清苏州社会的转型。 探讨明清时期的苏州家训，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苏州的优良家风家教，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古人通过教家育子改良世风的经验。这无疑有助于当今家庭中家风家教的重塑与完善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并最终达到醇化社会风气的目的。 家风家教对于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道德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精神家园日渐荒芜。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历经岁月洗礼的传统文化精华——优良的家风中汲取力量。多少年来，我们惯于自上而下地实施道德教化，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有时不免沦于一些概念式的无趣说教，效果乏陈。而通过家风这一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核心价值观的诠释无疑更加具体生动，更贴近百姓的生活，也为民众所喜闻乐道。因此在努力提倡家风家教之时，我们理应将目光投注到其重要载体——家训之上。家风的形成，往往由于家族中某一个人物出类拔萃深孚众望而为家族其他成员所崇仰追慕，其懿行嘉言成为家风之源，经过家族子孙的恪守祖训，流风余韵，代代不绝，形成一个家族鲜明的道德风貌和审美风范。家风往往体现在有德望的祖先定下的家训家规中。这些家训家规在中国有着诸多的名称，若一言以蔽之，就是“家教”。无形的家风必须依赖有形的家教而得以流传并发扬光大。 苏州家训中关于个人修身的言论，对当前家风家教重在培育公民的道德品性具有借鉴意义。家训中固然存在封建的糟粕，但也有很多的精华，如注重个人品性的修养、道德的完善、人际关系的和谐等，值得今人汲取。而家训中“戒赌博”、“完国课”、“积德”等方面的内容，虽语言有失陈旧，却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淳化社会风气，稍加改造，可对整顿社会风气发挥作用。因为这些内容，实际上体现了其重视培养个人对社会与国家的强烈责任感。无论时世如何变易，相信这一点都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家训作为一种独特的道德教育规范，是家庭、社会道德传播和教育的特殊环节，也是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家训大都出自于撰主个体对其人生经验的感悟和实践总结，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是其宗旨所在。由此而言，家训往往比较符合人情人性的客观实际，具有融情于理、情理交融的特色。明清苏州家训尤显如此。它们不仅在明清社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便现今在提倡和培育优良的世风家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仍有其借鉴意义。 注释： ①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0页。 ②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王长金：《中国传统家训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巴蜀书社2008年版。 ⑤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⑥翟博：《中华家训经典》，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⑦陆林：《中华家训大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谢宝耿：《中国家训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⑨李茂旭：《中华传世家训》，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⑩徐少锦：《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11)宋光宇：《试论明清家训所蕴含的成就评价与经济伦理》，《汉学研究》1989年第1期。 (12)陈捷先：《清代族谱家训与儒家伦理》，《第二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北联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62页。 (13)(14)《丁氏宗谱》，“夫椒丁氏族谱序”，上海图书馆藏。 (15)《归氏世谱》“归氏世谱序”，上海图书馆藏。 (16)《洞庭南徐徐氏宗谱》“凡例”，上海图书馆藏。 (17)王鹤鸣：《上海图书馆馆藏徽州家谱简介》，《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18)邱浚：《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9)李乐：《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64页。 (20)周治华主编：《苏州全国之最》，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页。 (21)《长洲宋氏世谱》“慤庭公祠庄原序”，上海图书馆藏。 (22)(148)《大阜潘氏支谱》“松鳞庄规条·义庄”，苏州博物馆藏。 (23)(149)《彭氏宗谱》“谊庄庄规”，上海图书馆藏。 (24)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474页。 (25)(74)《砂山王氏宗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26)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 (27)(71)《虞山庄氏续修世谱》“家训”，国家图书馆藏。 (28)林庆：《家训的起源和功能—兼论家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9)(99)(100)王时敏：《奉常家训》，收入《娄东杂著》，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30)《重修顾氏家谱》“述祖训诗五首”，国家图书馆藏。 (31)(89)(91)(147)《包山葛氏重修世谱》“后山公遗诫十则”，上海图书馆藏。 (32)(33)(35)(53)(54)(72)(83)(159)《洞庭东山沈氏宗谱》“迩言家训·养心”，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34)(36)《周氏族谱》“恒言十则示士远”，上海图书馆藏。 (37)《海虞禄园钱氏振鹿公支世谱》“钱氏家训·个人·正心”，上海图书馆藏。 (38)《平原松陵陆氏宗谱》“方伯公家训十八则”，上海图书馆藏。 (39)《海虞宋氏族谱》“气训”，上海图书馆藏。 (40)(45)(61)(65)《东山张氏族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41)(46)(47)《洞庭南徐徐氏宗谱》“附录十三世景寅公宗训”，上海图书馆藏。 (42)(56)(57)(59)《昆山安定胡氏世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43)《常熟慈村金氏家乘》“学正公箴言”，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44)(86)(125)《夫椒丁氏宗谱》“家箴十六则”，上海图书馆藏。 (48)(60)《砂山王氏宗谱》“家规十六条”，上海图书馆藏。 (49)(101)《颍川陈氏支谱》“家规录”，上海图书馆藏。 (50)(52)《南徐徐氏世谱》“景寅公宗训八条”，上海图书馆藏。 (51)(55)(62)(87)(97)(121)《沙洲孙氏宗谱》“沙洲孙氏家训”，常熟图书馆藏。 (58)(73)(88)(146)《潘氏宗谱》“家训二十四则”，苏州博物馆藏。 (63)《归氏世谱》“惺崖公格言”，上海图书馆藏。 (64)《海虞曾氏家乘》“曾氏家训·宣靖公谕家则”，常熟图书馆藏。 (66)(70)(80)(94)(102)(132)(145)(151)《虞山史氏续修宗谱》“宗规二十二条”，上海图书馆藏。 (67)(95)《洞庭东山万氏宗谱》“万氏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68)袁采：《袁氏世范》，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0页。 (69)《吴中叶氏族谱》“石林治生家训要略”，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75)《苏州张氏家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76)(78)(106)(124)(135)(136)(137)(138)《周氏族谱》“恭肃公家规”，上海图书馆藏。 (77)《归氏世谱》“松期公训言”，上海图书馆藏。 (79)(120)(153)《武山吴氏族谱》“咏风堂纂训”，上海图书馆藏。 (81)(82)(93)《橘社金氏家谱》“桐溪公家训十五条”，上海图书馆藏。 (84)(108)(126)(127)蒋伊：《蒋氏家训》，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85)(129)(133)《许氏族谱》“起文公贻谋八则”，国家图书馆藏。 (90)(113)(114)(130)《橘社金氏家谱》“纂训”，上海图书馆藏。 (92)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96)《归氏世谱》“与京公直言告族书”，上海图书馆藏。 (98)《昆山琅琊安阳支王氏世谱》“荫槐公家训十四条”上海图书馆藏。 (103)《厚庄王氏宗谱》“附家规十则”，上海图书馆藏。 (104)(115)《问心堂章氏本支录》“祖范·职方府君训言”，上海图书馆藏。 (105)《洞庭凤氏宗谱》“家训三十则”，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107)《海虞禄园钱氏振鹿公支世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109)(123)王师晋：《资敬堂家训》，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110)《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111)《虞山樊氏宗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112)(160)《洞庭沈氏宗谱》“传家箴言”，苏州博物馆藏。 (116)冯班：《钝吟杂录》“家诫”，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117)《昆山安定胡氏世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118)(119)(158)《苏州张氏家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122)《厚庄王氏宗谱》“家训十二条”，上海图书馆藏。 (128)《重修顾氏家谱》“松交公析箸训言”，国家图书馆藏。 (131)《重修顾氏家谱》“述祖训诗五首”，国家图书馆藏。 (134)叶瑞棻：《平江叶氏族谱》“家训五条”，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139)冯班：《钝吟杂录》“将死之鸣”，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140)(142)(144)冯班：《钝吟杂录》“家诫下”，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141)(143)冯班：《钝吟杂录》“家诫上”，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150)《长洲宋氏世谱》“慤庭公祠庄规条”，上海图书馆藏。 (152)《卫氏续修宗谱》“附倪家湾续修宗约”，上海图书馆藏。 (154)庞尚鹏：《庞氏家训》“务本业”， 《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台北新文艺出版公司1985年版。 (155)《萧山来氏家谱》“四训八戒”，国家图书馆藏。 (156)《高林汪氏宗谱》“家训”，国家图书馆藏。 (157)《常熟慈村金氏家乘》“玉汝公诫兄子书”，苏州大学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