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运动、性别和社会公正：妇女对政治的文化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邻里论文,公正论文,妇女论文,性别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多利亚女王曾在写给马丁爵士① 的信里咒骂“女权这桩疯狂、邪恶的蠢事”。那时她大概是低估了这桩“邪恶的蠢事”的力量。妇女能动性的作用和影响面对世界造成了深刻的冲击，波及所有人的生活，不论女性、男性还是儿童。
顽固的性别不平等、全球化和城市化
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风靡全球。② 而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有偿和“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同时她们继续承担着家庭中大部分照料和持家的事务（再生性任务）。新自由主义模型导致国家逐渐退出（基础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妇女于是自我组织起来，弥补国家的退出，承担起这个领域不可或缺的工作。随着国家的退出，邻里协会运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其功能之一即接手衰落的公共服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这样导致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障碍，阻碍着很多国际会议上反复强调的社会公平目标，包括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宣布的性别平等目标的实现。妇女在政治上的成功因为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而打了折扣（UNRISD,2005）。联合国的研究机构证实，自1995年北京联合国妇女大会就性别平等制定了各种承诺后的十年间，性别不平等并没有什么改观。
当然了，女性的生活状态并非全都一样，男性也是如此。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相较，如阶层、种族和种姓，性别不平等更为复杂。而很多研究显示，性别不平等难以消除：不断制造性别不平等的制度依然存在，妇女始终处于附庸地位。
性别（gender）是1970年代出现的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以了解女性和男性的行为和互动，以及使性别、阶层、种族和种姓不平等难以消除的结构和机制。城市化的发展导致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迅速变化，特别是在男女之间。1950年，城市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30％，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60％。从2000年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从19亿增至39亿。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不平等加剧了，给工作的转型（特别是妇女的工作）、基本服务的获得以及环境带来严重影响。
由于认同和性别关系建构的原因，受社会和种族不平等之扰的妇女对环境恶化特别担心。妇女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城市，处于危急状态，面临着公共服务的阙如，她们于是积极参加草根运动，组织、抵制和提出解决之道，而男性则以不同的方式被拉入这一潮流。妇女在这个事业中遇到了阻碍其行动的各种困难（如反对和缺少资源）和压力（如威胁和人身攻击），但她们成功地找到了进入新的协商和干预空间的入口，提出了家庭领域、草根组织和政治实体内男女权力关系的问题。
鉴于此，199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项目的框架下，不同国家的研究者组成团队，开展研究。他们的研究得到了瑞士合作机构的支持。这项研究考察邻里组织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以及城市化过程导致的环境恶化的反应。研究在拉丁美洲、西非和东欧的七个国家进行，采用了基于性别的视角。研究持续到2005年，成果以一次学术会议和一本专集的形式得到反映。③
研究的焦点是女性和男性对其居住地直接影响他们的问题做何反应。研究者考察了当地人集体抵制他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争取较有尊严的生活条件，以及组织的权利、获得净化水和废品回收系统的权利、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水和电的权利、在邻里和绿地获得安全环境的权利、拥有住房的权利、获得合理收入的权利、不遭受家庭暴力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参与环境和城市选择的权利。在动员人民、发起争取有尊严的生活的行动时，对环境的关注常常成为关键因素。本研究的目的是说明妇女在这些组织中重要却常遭忽视的作用。
性别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女性和男性的失衡如何塑造了个人感知和社会生活的具体组织，特别是对环境和城市空间的表述和使用。我们必须观察不同语境中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建构和男女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个人在这些过程和结构中作为主体的能动性。我们认为权力是散在的不平等关系集群。
我们不仅探讨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在形成过程中的失衡如何转化为不平等，也要研究人们通过那些可能的方法看到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又能如何改变这些关系，使每个人，包括妇女，都真正参与选择和决策过程。这项研究遵循研究一行动的原则，见证并支持了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有权在公共和家庭层面改变其日常生活、并要求或放弃这种权利的缓慢过程。
邻里运动和男女不平等：七个不同地点的研究
七年在不同国家的七个动荡社区开展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想象城市草根运动如何开创别样的城市发展道路。在这些地方，女性和男性似乎能从内部——在这些特定地点——开辟出路，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坐等别人来兑现承诺。这里就是对政治进行文化改造的舞台。
妇女在这几个研究地区的草根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反映出性别不平等的两性劳动分工将照料的任务主要放在妇女身上，不仅在家庭里如此，在邻里草根运动中也是这样。于是性别认同在相关运动中发挥了作用。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组织的时候，常常便与对她们的定见发生了冲突，也和人们心目中属于她们的位置（呆在家里）或者她们自己的梦想（靠丈夫照顾）发生了冲突。这些矛盾也影响到男性，他们不太适应参与女人的活动，特别是邻里运动中的这类活动。这些活动不符合传统的性别分工。有些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面临着矛盾和反对，有他们自己内心的，也有来自其他男子和女子的。这些社区的妇女如果想要走出家庭，加入邻里运动，一定也要和与性别认同建构相应的各种期待抗争，这些期待有的来自她们内心，有的来自丈夫和社会环境。有时她们还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和不支持她们计划的当局做斗争，和阻止她们完成计划的管理方式及物质困难做斗争，有时甚至会和警察或毒贩发生暴力冲突。
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市的La Ciénaga y Los Guandules社区，妇女参加了好几场非常艰难的斗争，如抵制从被投机开发商看中的市中心社区搬迁、抵制将邻近地区的污水净化厂迁入社区，那个污水净化厂臭气熏天，而她们自己的社区连饮用水供应系统都还没有。改善住房（如和堵住小区的士兵谈判、阻止向小区里运建筑材料）、小街清扫和绿地也需要靠斗争争取。尽管进行了多次斗争，尽管社会承认了她们在邻里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妇女仍然认为自己没做什么，只是帮了一点忙而已。她们通常是一家之长，要在经济上支撑整个家庭，但她们的梦想是靠丈夫养着，或能够呆在家里。于是她们的认同、她们在两性劳动分工中的实际位置以及她们在斗争和邻里运动中的实际位置便发生了矛盾。
吸收妇女和男子加入邻里运动的过程充满矛盾，可能被工具化了。其后果有时迫使我们站在研究者的视角，作为亲历两性关系大转变的男子和女子，对我们的期待进行思考。例如，塞内加尔共和国桑地亚巴（Santhiaba）社区的妇女认为在婚姻中就该处于服从地位，古巴革命胜利46年了，而Cayo Hueso社区的妇女说她们的梦想就是做些典型的女人家的事情，对社会毫无价值，比如开一家美容院什么的。我们对此又该做何解释呢？在另一些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斗争的私人化”，人们对不堪忍受的事情不是参加集体组织的反抗，而是退出。也许他们另有对策，也许他们没有机会，我们目前还不明白。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性别认同和男女的社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一过程、这种意识、这些当地的日常实践，是想象与现实的搏斗，是再生性领域与生产领域的搏斗，是草根运动与国家制度的搏斗。
本研究突出说明妇女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害时，有时被迫直面这些问题，而男性则比较容易对当下的变化不闻不问。这些斗争的领导者是女性，她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想推翻现存的男女权力关系，或推翻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她们对政府失去了希望，但亲自行动起来表明她们的意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这是干政治和看政治的另一种方法。而这些居民在日常生活的斗争（如为水价、垃圾收集、获得工资合理的工作的权利而斗争）中，逐渐看到其问题有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原因。也正因为她们通过斗争使自己的权利——获得安全环境、公共服务等的权利——得到承认，家庭内男女不平等关系的问题，如家庭暴力、酗酒问题，以前从来没人提起，现在终于得到了表达。社区里发生的这些过程，使更多普遍存在的问题得到重视，一些公共和个人问题受到关注。
这方面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圣卡耶塔诺的“曼扎内拉”（志愿者）妇女。她们参加了中央政府的大型父权制项目，“生活计划”（Vida Plan）。这项计划招募“曼扎内拉”来复制性别定式。这些妇女分成小组，为孕妇和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庭分送食品。于是她们有机会一起做其他事情。她们组织了反对淹没社区的抗议游行，她们抗议发电厂私有化而导致电价过高，并要求在社区里安装一直阙如的饮用水网。由于参加了这项运动，她们有了聚会的场所，能就日常问题交换信息，如婚姻中的暴力，这是她们从前从不敢说出来的。她们向警察或法庭为婚姻暴力的受害者辩护，感到参加这一运动提高了自己的意识，她们有权参与改善其环境的讨论，并了解自己的权利，改善自我形象，或者就是凑在一起乐一乐。其中一位妇女说：“参加‘曼扎内拉’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这些妇女在草根运动中不仅参与和集体利益相关的事，这些工作对她们来说不仅是额外的负担，或者是把家庭中母亲的角色延伸到家庭之外。当然男女之间的任务分担仍然是个问题，但妇女们参加这些活动，最终是为了进入公共领域，进入“摆脱了必需义务的自由公民的领域”（Gorz,1991,p.176）。
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是男性特质的建构，这也受阶层和种族不平等的影响。康奈尔（Connell 1987）提出的“霸权男性特质”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男性的某些行为比另一些行为更受人赞赏。男性承受着社会压力，必需符合男性认同的流行理念。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71,quoted by Badinter,1992,p.196）指出，“做男人就是毕生无休止地斗争”。他认为男性特质脆弱而不持久，需要赢取而不是捍卫，而且常常受到威胁。但是有些国际研究或项目强调某些男性的苦难，有时低估了不公正和不平等。这些不公平以令人震惊的方式针对妇女，而且难以消除。过多谈论性别的主流化（在所有学科和制度中加入性别视角）有时把我们引向性别的男性化。男性的痛苦尽管真实而且与男性特质的危机相关，但并不能成为他们暴力行为的借口，也不能成为他们不分担家务的借口。圣卡耶塔诺社区的很多男人再也不工作了，无法再从家庭之外的活动中确认其男性特质。他们靠妻子养活，而且注意到妻子在家庭和社区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这些男人进入了一场认同危机。有些男人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但是他们做那些女人做的事情时，常常遭到其他男人和女人的嘲笑。
这个项目的研究者给这些男人找了一个地方，使他们和曼扎内拉运动中的女性一样能在家庭之外聚会，有机会说出与男性特质危机相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家庭暴力和男性失业导致的痛苦。他们逐渐认识到男女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各种问题（如家庭暴力和不平等的工作负担），认识到现实和想象不一样了，有些人表示愿意做出改变。
塞内加尔桑地亚巴的Thiaroye-sur-Mer也采用这种路径。这个社区的妇女在经济利益群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开发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如渔产品加工和贸易），成为家庭的主要供养者。这些妇女在社区里很活跃，例如她们创建了互助贷款和互助健康保险，在市政会议上公开演讲。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地位渐渐得到承认，有些妇女当选为市议员，当地政治当局邀请妇女参加其决策机构，甚至顾问委员会也邀请她们参加原先是清一色男人参加的会议。
同时，这一领域内的很多男性不再承担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可以说他们的男性特质遇到了危机。这时男女尽量避免冲突，免得惹出权力关系的问题。妇女们说，他们尊重丈夫的权威，正如年轻人尊重年长者的传统权威。一些新成立的组织，如桑地亚巴整合发展委员会（CODIS），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这些组织成立的初衷是培训妇女和年轻人，这里成为她们增强自信心的地方，也成为公开讨论社区问题、了解其根源的地方。CODIS空间也对男性助了一臂之力，使他们能够分析性别关系的转变以及妇女在决策机构中的地位。在这里，大规模的认同——特别是对男性认同的——解构和重构正在悄然发生。
我们的研究还在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语境下揭示出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和男女社会关系转变的联系，以及通往政治的新道路的出现。在保加利亚，柏林墙倒掉带来的优势完全消失后，严重的危机对男性（主要以认同危机的形式）和女性（以经济和社会的形式）都有影响，而对妇女影响尤甚，也影响性别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人退回到家庭单位，斗争私人化了，集体价值不再被接受，因为它和过去那段声誉不好的政治关系过于密切。现在合作项目又开始出现了。索菲亚的城市集体空间特别是公园都私有化了，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是以不同于共产主义时期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男性和女性。在城市居民群体中出现了新的政治行动方式，与新的矛盾以及过去被忽视的矛盾相关联，如绿地、生活质量、邻里环境、土地投机和反腐败。人有权利并不是新意识，但权利需要争取和斗争才能获得却是新现实。不过，个人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能力并不容易获得。
但是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扎布劳提（Zabrauti）社区，研究者发现所有人，不论个体还是群体，对于不堪忍受的权利状况既不反抗也无意识，甚至无从鼓动，更谈不上合作。而那个地方人的生活状态尤堪忧虑。市政府把人们擅自占用的小公寓卖给了房客，但并不修缮，简直没法住人。电力公司私有化了，付不起费用的人很可能冬天没有供暖。房前屋后堆满垃圾，无人清理，政治当局不管，居民也不管。居民对其状况或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毫无意识，更没有改变的意愿或能力，研究小组几经努力，仍是徒劳。紧张和暴力长期存在。人们的对策是退回家庭，而家庭中父权制的性别关系越来越强大。
瓦加杜果（Ouagadougou）社区也普遍存在不健康的环境，但局面却不同。一个叫拉杰姆雅姆（Lagem Yam）的妇女协会发起一项废品管理的项目。当初人们低估了这个项目，于是“自然”把这个项目交给妇女打理。而协会的活动越办越多，创造了工作机会，创办了培训项目，开展了多种生产性活动。我们发现经过多年努力，她们逐渐获得了社会承认。妇女们不仅赢得了女性的尊重，也赢得了男性和整个社区居民的尊重。市政会议开始听取她们的意见。她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以便在私有化的废品管理市场上接受邀请。她们组成协会联盟，既增加了资源，又提高了信誉，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世界银行的催促下，瓦加杜果社区开始了私有化进程，私营企业家比拉杰姆雅姆有更多的物质和象征性资源，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国家资源。协会联盟的确获得了市场份额，但是不久就被迫放弃（由于驴拉车遭到禁止，废品站设在离协会成员居住地很远的地方，成员文化水平不高，等等等等）。这一变化说明中间商从国家服务的私有化以及国家资源中获益不菲。大多数中间商是男性企业家。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些富有的女企业家。她们不同于草根协会的妇女，但不同类别的妇女间或也有联系：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雇主，换取象征性资源和办实业的经验。
理解和分析当前局势所需要的意识和能力建设是否恰恰萌生于这得而复失之中呢？由于怯魅、不满和政治经济危机，当前的环境或许最终促成运动的发展。研究者对协会的妇女进行了政治扫盲，以便权利意识的建设和培训能够继续下去，直到她们自己开始有权利要求。
在古巴，男女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平等已经宣传了多年，妇女也从中获得了象征性和实质性的好处，但家庭层面的性别关系仍然不平等。家庭内部性别分工通常无人过问，工作负担不平衡，两性间的关系依然是统治和被统治。然而在我们研究的社区里，有些活跃的妇女在从事象征性地位很高的专业工作（有一位妇女是军事教官，参加了1959年革命，还有女医生和女艺术家）。在这个社区有一个名为“Cayo Hueso全面转型工作组”的组织，负责组织咨询和当地规划。这个组织在讨论中非常倚重妇女和男性的参与。研究发现这个社区的居民很愿意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如婚姻暴力和酗酒对男性的伤害，年轻人的卖淫和艾滋病问题，这些都和性旅游业的发展相关。但是由于政治限制，有些问题不能涉及，物质上的限制则使得一些项目无法实施，无法出现真正的改变。在那里划出了一个区域，专做典型的女人家事情（理发店和美容店）。这里可以视为彻底的女性空间。妇女可以在此聚会，说一些在别处不能说的话。咨询过程中出现的敏感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如官僚主义阻碍着真正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可以在这里公开讨论。这种彻底的女性空间除了工作会议，还可以成为以不同方式从事政治的地方。
巴西圣保罗郊区的桑托安德雷（Santo Andre）镇又是另一番景象。市政府对社会排斥很敏感，鼓励贫民区居民参与政治选择（特别是通过设立参与式预算的方式）。在甘博阿（Gamboa），贫民区社区协会斗争了多年，争取将住在高压电塔下没水没电的窝棚里的居民搬迁到别处。他们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中包括在新的基本住房（24m[2]）的产权证书上将妇女名字写在男人名字前面。与此相应的是住房对于女性和对于男性的不同价值。对女性来说，住房是社区互助网络建立的地方，是保证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而对于男人，住房代表资本，随时可以在需要时用来换成现金。一些管理机构也愿意将妇女登记为住房的第一房主，这样能保证居民留在新房子里面，并使社会计划能够继续下去，这是当地政府很关心的事。国际上也有捍卫这一权利的努力。但是将妇女注册为住房房主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把住房权视为妇女的首要权利——即便是象征性的——成为一个基础，使妇女能够考虑家庭中两性关系的其他变化。当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开展了反对社会排斥的项目，因此也支持这种做法。在试点社区，原来住在贫民区的居民分到了新房。他们开展了保护贫民区居民的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当地领导者就是一位女性。这一运动保护并实施妇女房主的象征性权利。这成为“保护贫民区居民运动”的范例。运动不涉及男女家务分工的问题，也不希望提及此事，但实践还是为妇女提供了一些保护，使她们不至于被赶出家门。根据法律，这项权利为男女共享，但在产权证书上明确把妇女的名字写在前面，这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象征性变化，是向权力关系恢复平衡迈出的第一步。
性别塑造社会关系的力量
这个网络中的研究者七年来不断观察不同的邻里运动在矛盾中缓慢发展，研究男女不平等如何影响这些运动。研究者观察了当地权利意识和权利要求的发展，但由于没有法律支持，这些进展常常非常微弱，而且不能持久。这种关系反过来也成立，我们发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方面的法律如果不能扎根于权利意识和权利要求的实践，就无法单独促成性别关系的转变。
性别这种分析工具能够使人看到男女不平等所具有的塑造社会关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先前从来无人质疑过。它包含了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与男人和女人相关的符号；解释这些符号之意义并指明何为男性何为女性的规范性概念；充斥着男女差别和主观性别认同——即认同形成——的制度和社会组织（Scott,2000）。认同的构成过程中留有操纵和各种能动性的个人空间。认同并非预先存在或不可建构的。
性别分析使我们理解符号价值如何通过社会过程、感知和具体的社会组织进入制度。每个社会各有其方法，使得性别本身成为不平等的理由，使性别不平等合法化的话语正是利用了这些方法。流行的立场于是被视为唯一的立场，成为规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具有制造和复制男女不平等的力量。在不同的环境里——历史的、文化的、地理的、种族和宗教的、不同年龄和社会阶层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建构也会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均衡的塑造无一例外地转化为男女不平等。
是否存在挑战权力在男女间不平等分布的空间
我们从田野研究中发现，转变有可能发生，这取决于社会中的所有行为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社会建构塑造着现实，特别是男女对权利的获得。既然如此，我们就能够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政治，致力于在当地和全球为全体女性和男性带来社会转变的实践也就有了意义。只有从根本上批判对复制普遍不平等而不仅是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和制度，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性别不平等和邻里运动
吸纳妇女并不一定能减少不平等。这种吸纳如果不触及复制不平等的机制，就永远不能减少不平等。解决发展中的不平等性别关系还需要我们分析生产关系。梅雅苏（Meillassoux,1975）指出，家庭经济是资本主义流通领域的一部分，向资本主义流通领域输送劳动力和商品，但处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之外。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在它与家庭经济的关系中得以发展壮大。目前的策略是通过保存而不是摧毁家庭来维持这种关系，以便继续压榨家庭，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养料。而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使资本主义经济和家庭经济的有机联系得以维系。
那么减少性别不平等是不是一种幻想呢？斯考特（Scott）写道，性别是“表达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Scott,2000,p.56）。这种不平等由一系列象征性价值塑造，而这些象征性价值决定着权力的分配。这现实政治策略和改变不同性别维度的策略的参与者难以成为界定性别的标准。爱因斯坦说过，“消除偏见比分裂原子还困难”。也许性别关系和原子一样难以改变。
尽管偏见难以消除，但这并不是说努力理解性别如何塑造所有社会生活中具体和象征性组织的男男女女，全都对现实无能为力。一旦意识到这些不平等的原因，一旦有了改变的愿望和要求权利的愿望，一旦他们有了获得权利的能力，个人就成为自己历史的女性主体和男性主体（Rauber,2003）。性别于是不仅是分析工具，也是行动的工具。它属于转型路径的范畴，和研究一行动路径及民众教育原则非常接近。
邻里运动和性别
新的社会运动在全球化的框架下推出了新的行为者、新的行动形式和产生矛盾的新问题。对现实不满的不仅是工作者，也是行动者，他们认为情况对自己有害，于是在共同的反抗中联合起来，不仅以物质利益还以后物质利益（他们的利益）进行自我动员。这些新社会运动对于什么是集体利益，特别是集体的长远利益，有新的认识，这种思想有时表现为捍卫少数人群及其权利（如非法移民运动、无地农民运动和无家可归者运动）。群体对这些新价值观的支持有时成为冲突的起因，有时也是寻找特定的认同。
社会运动常常不考虑妇女的大部分参与以及不平等的分工。妇女主动为成千上万的拦路抗议者（阿根廷的社会运动，由失业者组成，采取拦路抗议的方式）送饭，使得拦路抗议运动得以高调开展。送饭被视为妇女天经地义的责任，这是家务分工的延伸。送饭的工作得不到承认和重视，从事这项工作的妇女也不可能在运动中进入高层地位。但如果没有这些妇女的大量参与，如果没有她们的鼓励和坚定的援助，社会运动早就开展不下去了（Rauber,2002）。
在我们研究的邻里运动中，妇女积极参与，但很少占据高位。这说明性别关系是权力关系的一种表达，并提出了如何改变这种关系的问题。在这些运动中，妇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很明显而且普遍，表现为资源获得的不平等。例如瓦加杜果就有一位女企业家，她不是妇女废品管理协会的成员，但与协会建立了联系，以便利用协会动员其他妇女和资源的能力。邻里运动不一定采取妇女运动的水平原则（principles of horizontality）——有时差得很远。
邻里运动和市民社会
参加别样全球化运动的群体表现出与妇女运动的相似和相关，如采纳分权的原则和水平原则，但这些群体在其批判中显然没有纳入性别视角。这些群体把妇女当做受害者，却从不把她们视为社会转变的推动力。他们想让妇女加入有偿劳动市场，但对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不感兴趣，更不想分担原先（至少部分）由国家承担而后来完全落在妇女身上的照料事务。这种理解的缺失使得女性运动脱离了传统的左翼运动。
市民社会的复兴伴随着全世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政党信誉的丧失，特别是标榜为左翼的政党。1980年代，欧洲和拉丁美洲反对专制政权的群体使用了市民社会这个标签。“使用这一标签的人认为，市民社会体现了将经济和社会权力，以及遭国家篡夺的表达的权力，归还给社会的意愿”（Khilnani,2001,p.38）。有些学者对照英国殖民者使用的间接统治法，思索了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建构：
在前殖民时代，政府行为主要以间接的方式施行于领土和人民，因为靠近王权的人通过建议、协会和会社控制附属的人民和臣民：统治者个人指派首领，但必须与下属行为人进行协商。由于殖民当局不可能亲自控制全部领土，他们一方面靠当地的中间人（“传统首领”、翻译、行政中介）监视当地人，另一方面靠私营公司（通过销售折让）管理财富。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授权导致了有计划的私有化（开发、修路、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征收某些税种）和自发的私有化（非正式出租车、假公济私），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一样。这种间接统治的模式必然会伴随财富向中间人转移的过程……今天，随着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扩散，作为（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和象征性的）资源的国家日益浮出水面，曾经隐藏的行为现在合法化了。又由于行政管理的拆分，私有化的机会更大，整个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也在增加。（Hibou,1998,pp.165－166）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社会运动必然为男女之间、妇女中间、草根组织与不同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所瓜分。尽管积极参加运动的妇女人数众多，但决策中或者国家领导与草根组织的谈判中基本见不到她们的身影。妇女对公共空间的占有和国家资源的获得非常有限。男性常常仍是主要中介，将国家资源的好处据为己有。
我们研究的邻里运动不是围绕工作需求而建构。这些运动中的社会行为者是因为别的利益而走到一起的，例如包含了性别的某些集体利益理念。这些运动并不支持特定的认同，如与有偿工作相联系的认同，而是通过其他价值观而得以界定，所以应该算是文化运动。邻里运动有时形成了一个空间，其中认同和性别关系发生了改变，于是能够从新社会运动借力。这些运动使人们意识到她们有权获得权利，而且他们有时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要求这些权利，不论是在公共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将权利意识和权利要求从公共领域转移到个人领域，这是这种转型路径的一个基本方面。妇女参与邻里运动，这种行为及其引发的变化有时使男性面临社会问题。男性特质出现了危机，这使得他们愈加难以适应社会变化中的新社会关系。
我们发现参加这些邻里组织的妇女，其责任感远远超出了工具性利益，尽管她们都有这样的工具性利益。额外的工作反倒为她们提供了满足感，因为她们走到了一起，冲破了束缚，找到了乐趣，分享了苦乐，看到她们共同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她们从进入男女私密关系以来就无处诉说。培养包括个人权利的权利意识的过程，强化了她们的责任感。她们的行动从封闭的家庭空间扩大到开放的邻里公共空间，她们于是学会了在公共层面和私人层面要求自己的权利。认同的改变和社会转变渐渐有了可能。国家号召个人行动起来，那么我们所研究的邻里运动是否正是国家重新部署的一种形式？我们所看到的是否都是阴谋，中间人从中牟取私利？邻里运动是否更多地属于新社会运动，重新协商认同和性别关系，表现权利意识？如果是这样，那其中的权利问题又有哪些？
有时，我们看到国家通过间接统治的方式在重新布阵，中间人就有可能趁机获取象征性和实际利益。如果是这样，复制男女不平等的机制就不会受到质疑。在其他草根运动中，我们也看到投身于其中的男女意识到并支持新价值观，并因为他们的权利意识而产生了责任感。这不仅是获得价格合理的水或电的权利，或者拥有健康的居住环境的权利，拥有工资合理的工作的权利，不挨打的权利，不被赶出家门的权利，自由走出家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在我们所研究的某些邻里运动中，在提高意识和要求权利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生活空间里开辟了憧憬别样世界的不同道路。或许世界有可能在邻里层面改变。
注释：
① 19世纪苏格兰诗人、传记作者和翻译家。
② 本文肇始于一个研究小组的工作，成员包括Mohamadou Abdul,Sonia Aires Calió,Marta Cassaro da Silva,Iskra Dandolova,Norberto Inda,Isabel Rauher,Ana Cosina Rughinis,àlvaro San Sebastiáen,Germán Solinís and Kadidia Tall，由
Hainard和Christine Verschuur负责协调。
③ 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研究生院召开的国际会议，以及会议发起的合作研究（Hainard and Verschuur,2005）。本文引用了这项研究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