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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模式验证了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export-led growth)也得到了理论研究的支持，包括出口贸易带来的干中学、技术外溢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等(Grossman and Helpman，1991；Feenstra，1996；Chui et al.，2002)。众多经验文献证实了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Levin and Raut(1997)、Miller and Upadhyay(2002)、Lee and Huang(2002)与Konya(2006)等人的研究。
与上述研究考察一国总体出口规模与国内经济增长的做法不同，本文在研究我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不仅考虑了出口规模扩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且更为强调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表1中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概况可见，近年来随着我国总体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制成品出口不仅成为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也在持续上升。例如，我国提出“科技兴贸”战略的前1年(1998年)，初级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1 795.38亿美元)中所占比重为11.0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为13.72％。而到了2007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已经下降为5.05％，这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出口商品都已是工业制成品，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与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份额迅速上升为28.61％、30.08％，已经成为我国出口贸易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技术含量的变化。例如，Rodrik(2006)通过构造度量产品技术含量的出口复杂度指数(technology sophistication)，发现中国出口结构技术复杂度已经显著高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①。Schott(2006)基于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与OECD国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要高于其他具有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要素禀赋的国家。因此，试图考察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不仅需要考察出口总体规模的变动，更要分析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
无论是表1统计数据所揭示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趋势，还是Rodrik(2006)与Schott(2006)等研究所发现的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升，都反映了自1999年以来我国“科技兴贸”战略实施对我国出口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然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否带来了更多的外溢作用？换言之，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自身的迅速发展比较，我们更为关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否对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起到了带动效应，这也是“科技兴贸”战略实施的主要初衷。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出口商品结构对技术外溢、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例如，Ghatak et al.(1997)采用马来西亚1955-1990年时序数据的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归结为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作用；Herzer et al.(2006)对智利时序数据的分析也发现工业制成品出口有助于改进要素生产率，同时初级产品出口不利于要素产出率的提高。然而也有研究支持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Balaguer and Cantavella(2004)利用1910-2000期间西班牙不同出口部门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西班牙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食品与消费品部门，因为后者正是西班牙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与Ghatak et al.(1997)、Herzer et al.(2006)等采用一个国家时序经济数据来研究出口结构变化的做法不同，本文试图采用1998-2005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考察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外溢效应。Feder(1982)两部门外溢模型为分析不同部门间的技术外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通过将总产出分为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他采用1964-1973年间31个样本国家的研究表明，出口贸易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与Feder(1982)不同的是，本文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角度考察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①通过将Feder模型一般化为包括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与高新技术出口的多部门外溢模型，我们不仅可以研究不同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而且可以比较其对国内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差异。尤其是与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否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外溢？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其他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事实上，不仅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可能存在技术外溢，不同出口部门之间也可能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尤其是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来带动初级产品与非高新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升级与结构调整，这也是“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初衷。因此，本文进一步考虑了高新技术产品对其他出口部门的外溢作用，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综合作用给出全面评价②。③出口结构变化的地区差异。类似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地区增长失衡现象(Pedroni and Yao，2006)，不同地区的出口贸易发展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与中、西部省市相比，东部沿海省市不仅总体出口规模较大，而且也集中了绝大部分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③，因此本文也试图考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外溢效果是否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
二、Feder两部门外溢模型的一般化推广
总结全国样本的3组估计结果可以大致看到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属于要素积累推动型，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投入是解释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关键变量，其中资本投入与劳动力对总产出水平增长的贡献分别约为0.4、0.5。这一结果与其他对我国经济增长原因解释的经验文献结果也较为类似(Wang and Yao，2003)。就出口贸易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言，虽然出口贸易是除了要素投入以外的另一重要推动力，但不同出口部门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初级产品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而且还存在微弱的负外溢效应，这与初级产品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小的事实较为吻合。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然而与国内部门相比，其相对产出效率优势并不明显。最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要素产出效率明显高于国内部门(也高于其他出口部门)，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未能形成对国内部门有效的外溢效应。
(二)分区域估计结果
类似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区域失衡，我国各地区出口贸易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具体而言，无论是出口贸易规模还是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东部地区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优势。由表3可见，1998-2005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出口总额均值(311.43亿美元)远远高于内陆省市，而且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也高于后者；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方面，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高达19.59％，而中、西部地区这一比重仅为4.79％、8.56％，表明大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要客观理解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还必须考虑出口贸易的区域差异。在下文中，我们将全国样本数据进一步细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分别考察不同地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受篇幅限制我们在表2中仅列出了模型3的分区域估计结果⑥。
首先，就要素投入而言，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资本产出比(I/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0.26、0.39、0.36，支持了资本积累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比较而言，东部地区资本积累对产出上升的贡献略低于内陆省市，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要素积累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由于东部地区物质资本存量与投资增长速度一般都高于中、西部地区，资本在产出函数中的边际产出率将随着资本持续积累而下降。当然，对投资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全面考察还需分析资本形成与投资效率的变化(沈坤荣和孙文杰，2004)。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劳动力对产出增加的贡献要高于内陆省市，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较快的物质资本积累提高了劳动力的产出效率与工资水平。
下面我们进一步观察出口贸易的区域差异。首先是各类出口部门的相对产出效率优势，由估计结果可见，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0.308)，计算可知该部门要素生产率约为非出口部门的1.45倍。非高新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06、-0.159，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无法拒绝δ=0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出口部门的要素产出效率与非出口部门大致相当。与东部地区类似，中部地区高新技术出口部门的相对要素生产率也高于国内部门，约为后者的1.5倍；同时，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估计系数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西部地区3类出口部门的估计系数都为负，且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西部地区出口部门生产效率与国内部门可能并不存在明显差距。其次是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东部地区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估计系数显著为正(0.016)，表明存在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外溢效应，然而
估计系数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西部地区估计结果与东部较为类似，存在着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外溢作用，另两个出口部门外溢效应不显著。中部地区估计结果则存在较大差异：工业制成品出口没有产生外溢效应，同时初级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反而导致一定的负外溢作用，即出口部门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部门产出水平的增加。
综合分区域出口贸易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各地区回归结果与全国样本较为类似。经验证据支持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相对产出效率优势，然而这一优势并未能转化为对非出口部门的带动作用：出口贸易对国内生产的外溢效应主要还是体现在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这一估计结果与Ghatak et al.(1997)、Herzer et al.(2006)类似，这些作者对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时序数据检验中，也均发现了工业制成品出口对国内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显著外溢效应。采用3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1965-1984年的样本数据，Levin and Raut(1997)研究也发现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出口。然而，本文估计结果又进一步表明，就样本期间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外溢效应而言，更多地集中在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虽然高新技术出口部门具有更高的产出效率，然而却未能形成对国内部门的有效带动效应。
五、出口部门间外溢效应的进一步实证
(一)出口部门间外溢效应的实证模型
上述研究仅考虑了各类出口部门对国内部门的外溢效应，本部分则进一步考察是否还存在高新技术出口部门对其他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呢。事实上，在不同出口部门之间也可能存在技术外溢，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初级产品出口、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外溢效应，这也是我国“科技兴贸”战略的初衷之一：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来带动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与结构升级。为了度量高新技术出口对其他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对实证模型进行如下改进：
(二)出口部门间外溢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4给出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其他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估计结果。表4与表2估计结果基本类似。首先，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仍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次，比较出口部门与国内部门的要素产出效率差异，除了西部地区之外，其他估计结果均支持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部门的相对产出率优势，分别是国内部门的1.66倍(全国样本)、1.79倍(东部地区)与1.77倍(中部地区)，可见东部与中部地区的高新技术出口相对要素效率优势较为接近。此外，初级产品出口与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估计系数大多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没有证据支持与国内部门相比，这些出口部门生产采用了更高的技术水平。
下面我们进一步观察出口贸易的外溢效应。首先，与表2结果类似，出口贸易对国内部门的外溢作用仍然体现在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方面：除了中部地区以外，其他样本中
外溢系数分别为0.026、0.0045、0.024，其数值与表2的估计结果较为接近，都明显低于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对国内产出增加的贡献。同时，全国样本与中部地区的初级产品出口反而存在一定的负外溢作用，虽然其估计系数绝对值较小。其次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外溢作用。表4考虑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两类外溢作用：一是对国内部门的外溢作用。与表2类似，虽然全国样本与东部地区的估计系数为正，但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反而在中部地区存在较微弱的高新技术出口的负外溢效应(-0.0054)。二是对其他出口部门的外溢作用。虽然东、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出口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外溢效应估计为正，然而其t统计值都低于10％的临界水平。我们尤其关心高新技术出口对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带动作用，然而没有证据支持高新技术出口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外溢作用，其中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估计系数为负，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尽管“科技兴贸”战略实施以来我国高新技术出口自身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其未能转化为对国内部门与其他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限制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出口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这一结论也反映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外资企业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力军。例如，2006年外资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 294.38亿美元，在总出口额(2 814.5亿美元)中所占份额高达88.1％，表明我国绝大部分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都来自外资企业的贡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资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很小，2006年其出口为335.9亿美元，仅为外资企业的13％。二是加工贸易成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仍以2006年为例，高技术加工贸易出口额为2 458.2亿美元，在全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87.3％。与此同时，一般贸易所占份额则由1994年的23.4％下降到了12.7％。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方式成为限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外溢作用的重要因素：在“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中，外商独资企业大多以我国作为生产加工基地，而且其产品出口以进料加工生产为主，严格控制着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经营权。同时，我国国内企业的加工贸易也多以来料加工装配为主体，生产规模以及出口决策都由外商控制⑧。此外，制约高新技术出口外溢的可能因素还包括高新技术出口地与出口商品相对集中、我国国内企业自身技术吸收能力不足等(Lai et al.，2006)⑨。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1999年我国提出“科技兴贸”战略，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此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基于多部门外溢模型，本文采用了1998-2005年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近年来“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与推广，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部门具有较高的产出效率优势。相比国内部门而言，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部门的相对要素产出率优势约为前者的1.5倍，也高于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然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相对效率优势并未有效地转化为技术外溢效应：无论是对国内非出口部门的外溢作用，还是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带动作用，其估计系数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果的总体判断是，虽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部门自身发展迅速，然而其对其他部门的外溢与示范作用有限。换言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其自身产出效率与技术优势的提高。其次，本文也对出口贸易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给出了初步评价：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等要素积累是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所带来的结构升级与效率提高，另一方面还体现在非高新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也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启示。首先，与单纯的贸易规模扩张相比，贸易结构的调整与转变对经济增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能够带来相对产出效率的提高。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一般占贸易总额的40％以上)，高新技术出口在我国总体贸易中所占份额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相比，更为重要的调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方式，通过增强我国高新技术出口的自主知识产权，尤其是通过培育与提高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来改善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主导地位。其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国内生产、其他出口部门之间的部门链接与外溢效果有待提高，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国内部门与其他出口部门的外溢作用还不显著，限制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吸收与消化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因此，如何利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技术优势、发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应成为今后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导向。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Rodrik(2006)这一影响广泛的结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Kumakura(2007)指出Rodrik结论受到国家经济规模与出口商品涵盖范围的影响；Xu(2006)发现，如果在Rodrik(2006)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构造中考虑了出口商品质量的变化，其研究结论将改变。
②例如，许和连等(2005)在Feder模型基础上将出口部门划分为初级产品出口与工业制成品出口两个部门，采用地区截面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我国出口贸易对国内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包群(2007)则进一步考察了包括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在内的国内技术吸收能力对出口部门技术外溢的决定作用。然而，这些文献都未强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作用，也没有考虑不同出口部门之间的外溢效果，这是本文研究与其的主要区别。
③例如，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地区排名前十位中仅有四川省为中西部省份，前3位的广东、江苏、上海3个省市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分别为37.7％、25.2％、16.6％，这3个地区出口份额总和高达80％。
④具体而言，本文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是指除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外的非高新工业制成品出口。
⑤模型三估计结果中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变量的内生性，即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也可能影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我们引入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与表2较为类似：尽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部门存在相对要素产出效率优势，但并未对国内部门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作者感谢审稿人对这一问题的提醒。
⑥对分地区的模型1、2估计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
⑦这里我们遵循通常的区域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广东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广西、湖北等10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宁夏等10个省市。
⑧外资企业是否对我国本土企业存在技术外溢效果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众多学者也广泛采用我国区域、行业或是企业数据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综合已有文献来看，其实是数据集、变量选取与估计方法等的不同导致了实证结果存在显著差异(Hale and Long,2006)。而且，技术外溢渠道往往具有多样性。例如，外资进入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而且对国内企业出口还会产生间接的带动效应。例如，Ma(2006)采用中国分地区数据实证发现来自OECD国家的外商投资对我国国内企业出口行为具有外溢效应，但这一现象并未存在于来自港澳台的外资企业。因此，试图全面考察以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主导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外溢效果，还需要采用更为微观的企业数据集。
⑨例如，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05年江苏、上海、浙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合计948.1亿美元，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43.4％。从高新技术出口商品目录来看，也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技术类、通信技术类和电子技术类产品，2005年其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分别达48.0％、33.1％、11.2％；2007年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类产品、电子技术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则进一步上升至80.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