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形式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特征论文,形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依据交往形式的内在规定，并参照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将交往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以血缘为一般性媒介的、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阶段；以社会政治身份为一般性媒介的、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阶段；以商品货币为一般性媒介的、普遍而又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阶段；普遍而全面的、个人自主自觉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阶段。
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人的历史发展，同时也是交往的发展，历史地发展着的交往，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①这个序列，即是交往形式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其作出恰当的划分，并准确把握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对于深入研究交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恰当地划分交往形式的历史发展阶段，首先需依生产方式（劳动形式或自主活动类型，这些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作为基本参照。因为：(1)生产与交往内在地相互联结、互为前提，交往形式或一定形式的交往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交往的形式是由生产决定的②。(2)特定的交往形式是与一定的自主活动类型相适应的，并随着自主活动类型的改变而变化③。
当然，要以生产方式作为参照，还应把握生产方式的具体方面。生产（劳动）是人作为主体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主动地变革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生产（劳动）的具体方式或形式，就是由这一活动中的基本要素的状况体现出来的。这主要是，属于主体方面的劳动自主程度、属于手段方面的物质生产力或物质生产资料、以需要为基础的生产目的。决定着交往具有某种历史形式的生产方式，应是上述各主要方面的具体统一。所以，马克思既说交往形式是适应于一定的自主活动类型的，又说生产力和需要都是决定交往的形式的重要因素④。因而，我们应以具体统一的生产方式范畴作为参照，既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也不能只局限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如生产力）而不顾其它。
但是，生产方式只能作为划分交往形式发展阶段的外在参照。依据生产方式，可以解释交往形式何以如此，却难以把握交往形式实际上是怎样。只有依据交往形式自身的那些基本方面的具体发展状况，才能对交往形式的发展过程作出阶段划分，并以这些方面为视点，把握交往形式各阶段的基本特征。这些方面主要是：(1)交往的一般性媒介。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交往，都有一种能够通约其它媒介的媒介，故它具有超越于其它媒介之上的一般性。(2)交往范围或交往空间，包括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3)交往的自主程度。
依据交往形式的内在规定，并参照生产方式（劳动形式）的发展，可将交往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以血缘为一般性媒介的、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阶段；以社会政治身份为一般性媒介的、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阶段；以商品货币为一般性媒介的、普遍而又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阶段；普遍而全面的、个人自主自觉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阶段。各阶段的特征，说明如下。
（一）以血缘为一般性媒介的、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历史阶段。
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主要以采集、渔猎作为谋取生活资料的物质方式。人的活动主要局限在可以谋得现成食物的群体领地的狭小空间。劳动是基于自然必然性的活动。物是在直接有用性上被占有的。
人同自然界的这种关系还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是十分狭隘的，而这种狭隘的联系与人们之间的狭隘联系是相互制约的。即是说，人由动物祖先进化而来所保持的内部联系，还没有实质性改变，而是象动物一样，依靠自然发生的血缘关系连结起来。狭隘的血缘联系，有限的活动空间和有限的交往工具，都表现出，交往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这种血缘联系已是被人们逐渐意识到了的，他们的意识代替了本能。因此，血缘就获得了交往媒介的意义，即在意识到的基础上，它能够为交往者所理解、共同使用并传达意义，因而也就能借以把人们联系起来或区别开来。具体地说，不同的群体是依血缘划分开的，同一群体是依血缘组成的并依血缘区分个人在群体组织与群体活动中的位置。由于在这一阶段尚不存在足以超过血缘的作用的交往媒介，而且血缘媒介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它自然地具有一般性交往媒介的地位。个人只有获得血缘性身份，才能获得在部落共同体中生存的机会⑤。在部落社会，盛行把并无血缘关系的人（如战俘）收为养子或其他名义的家庭成员的习尚，正是血缘作为交往媒介所具有的文化象征功能的体现。
该阶段的交往形式的另一特征是其被迫性。当然，这是一种自然被迫性。首先，要表现为自然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与谁交往、在什么范围内交往，对个人来说是自然先定的。其次，它表现为自然的从属性。个人从属、依赖于其所由以产生的自然发生的共同体。
（二）以社会政治身份为一般性媒介的、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历史阶段。
和上一阶段的生产目的一致，这一阶段的生产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因而是自足性的生产。所不同的是，该时代以农业为谋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总体上，这表明了劳动的自主程度的提高，即是进步了的自主活动类型。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活动的分化和分裂，以及它们由不同的人来承担成事实和财富占有的巨大差别，劳动成了为他人并由他人所支配的事，而劳动者却成了社会的另一部分人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⑥，因而劳动对劳动者来说，自主性大为降低。生产方式的这些变化，使交往形式具有了新的特征。
首先，与上阶段不同的是，在该历史阶段，社会身份（其中又以政治身份为主要内容）代替了血缘的地位，成为一般性交往媒介。马克思曾指出过这种情形：在该时代，“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为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⑦。这是中世纪的情况。即使在商业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如古代希腊，社会身份作为一般性媒介对交往的支配作用，也很明显，如自由民与奴隶、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区别，就是比财产差别更为重要的区别。中国古代社会，尽管相比欧洲的封建领主制，个人改变身份的机会较多一些，但几千年间，君臣父子不可动摇的礼法规范，四民分界的社会结构，“官本位”的权力中心主义，以及名份观念、门第观念等等，都表明社会也是一种身份性社会。
在该阶段，身份（尤其是政治权力所决定的身份）成为社会的公共价值尺度，身份甚至身份的象征物，成了人们争夺、崇拜的对象。相应地，人们的社会品格也由这种身份性交往所规定：“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⑧
其次，该阶段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但仍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狭隘的交往。(1)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是自给自足性的，它本身不要求广泛的社会物质变换作为社会条件，相互孤立、分散的生产者不进行交换也能进行生产、满足需求；而有限的分工又造成了能力、需求大体相同的个人，因而主体自身也就缺乏相互交往的内在必要性。(2)生产力的低下在个人交往能力、时间和交往工具等各方面限制了交往的发展和扩大。在交往工具不发达的条件下，某些自然地理环境就可能成为交往的天然障碍，从而使受这环境阻隔的区域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封闭性。(3)交往受到个人所属的共同体的限制，特别是受到个人在共同体中所获得的身份的限制。这就是身份隔离。典型的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间互不通婚、互不混杂，其最低种姓旃陀罗则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4)各民族间即便发生交往，也经常为各种因素所打断，呈时断时续状态。由于缺乏交往，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呈现出相对独特的形式。与有限的交往相一致，个人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和孤立的点上发展着。
其三，这是一种处于对立中的被迫性交往。(1)交往仍带有自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2)交往带有政治强制性和不平等性。政治权力在交往中起主要的支配作用，政治身份高的人在交往过程中居支配地位。(3)交往具有较强的从属性。个人从属于共同体，并通过共同体从属于那些共同体的代表者个人。(4)伦理纲常、风俗习惯以及财富等外在的客体化社会力量，作为政治权力的辅助手段，参与支配交往和交往者。在这种政治权力占支配地位的交往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人的社会品格因此而具有从属性、依赖性。
（三）以货币为一般性交往媒介的、普遍而又有限的、被迫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历史阶段。
该历史阶段以工业为谋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故又称工业时代。物质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的分工，标志着自主活动类型的进步。但这只是在自然界面前所表现的劳动自主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又失去了自主活动的任何假象，它仅仅具有手段的意义，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价值，或者说，这是商品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也是一个过渡的时代。
首先，该时代的交往中，货币代替了身份，成为一般性交往媒介，成为“一切纽带的纽带”⑩。货币能够“兑换”其它各种媒介，因而成了该时代的公共价值尺度。因此，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商品货币关系都在替代、混淆人与人的关系，这就造成了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所以，马克思又称该时代的交往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往”(11)。正由于商品货币在交往中的支配地位已超过了政治权力，所以，对权力的崇拜也就转变为对金钱的崇拜。当然，这是“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既不是最初的形式，也不是永恒的形式(12)。另一方面，这又是包含着巨大的历史进步的形式。
其次，该时代的交往形式是普遍性与有限性、狭隘性的矛盾结合体。这种矛盾性主要表现在：(1)大工业突破了小生产的分散、孤立状态，从生产内部把人们集中起来；在生产部门间、生产部门内，大工业又要求人们全面的流动。但另一方面，以私有制为条件的生产，造成了生产者的对立；而将个人固定化的分工又在限制人们的全面流动。(2)各国家、各民族原有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而代之以各民族间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在连结为一体的世界中，生产和需求都是世界性的，交往成为世界性普遍交往；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仍然存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等方面的隔阂与对立，这限制了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发展，也难免导致激烈的冲突。(3)货币瓦解了旧共同体，强有力地冲击了血缘、地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物化同时也简化了交往关系，“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3)；但同时，物化了的交往关系又因受商品货币的普遍支配而难以向全面性发展，这尤其表现在精神的、审美的、情感的交往领域。这如恩格斯所说，在这个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14)。
尽管存在着矛盾，但普遍交往所造成的历史后果还是极为重要的：世界性普遍交往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人类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历史”，从而为新的交往形式的产生准备了社会前程：普遍交往造成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互动，这不仅带动了社会的变革、加速了各方面的发展，而且也提出了建立新的交往形式以共同支配交往过程的内在要求：普遍交往造成了一个消除了民族局限性的、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新的交往形式最先在这个阶级那里产生并由其作为实践主体而加以实现；普遍交往为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
其三，尽管个人的独立性成为事实，个人的自主性有所提高，但在本质上，该时代的交往仍是被迫的交往。只是被迫性的表现方式及其原因，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1)与奴隶、农奴作为他人生存与发展的无机自然条件不同，雇佣工人在丧失了客观存在的资料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主观存在(15)，因而他们获得了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但在深层次上，在其它领域，劳动者则处于交往中的被支配地位，特别是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自己互相结合”(16)。(2)商品货币瓦解了旧共同体的障碍，突破身份制的限制，改造了政治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但由于交往关系的普遍物化与“普遍混淆”(17)，所以交往活动更加受到外在力量特别是物的力量的支配。而且，物的支配和统治随时都在转化为人的支配和统治。交往受到商品货币的量的左右，而不是受交往者自觉支配和控制，因此，“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18)。(3)阶级的存在及阶级斗争，迫使个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隶属于各自的阶级(19)，因而个人间的交往就具有阶级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党、国家所加之于自身的被迫性。由此产生的被迫性，在统治阶级的个人那里表现的尤为突出。相反，在被统治的无产阶级那里，由于“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20)。这也是新的交往形式由无产阶级来实现的一个原因。
（四）以普遍而又全面的、个人自主自觉的交往形式为主要形式的历史阶段。
该时代，物质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将个人固定化的旧式分工已被消灭，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社会力量的共同占有消灭了私有制。在此基础上，劳动失去其直接性成为生产过程之外的看管和调节活动，劳动失去其对立性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劳动失去其外在必然性成为缘自内在目的性的个性劳动，从而，劳动与物质生活统一起来，实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这样的劳动，是充分的自由活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非痛苦和牺牲。与之相应，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生产的目的。与这一自主活动类型相适应，交往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概括的：“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与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21)这里的“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未来共产主义交往形式。
首先，在交往范围方面，交往突破了上一阶段仍然存在的有限性、狭隘性，将已产生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推进到具有实质意义的发展水平，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化、矛盾化的状态。即是说，不仅地理的阻隔已不构成对交往的限制，而且，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特别是阶级的、党派的、国家的诸方面的限制和隔阂，最终也将被消除，人类的“所有个人”将结合为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22)，亦即全人类结合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只有在这种真正普遍、全面交往的基础上，才能使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实。
其次，这种交往是摆脱了个人对权力、身份、财富等外在力量的依赖的“真正个人”的交往，即个人真正自主自觉的交往。马克思曾指出，在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23)。“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24)指的都是一切在个人之外支配个人行动（包括交往）的异己力量（不管它以何种形式存在，的消除，因为曾经作为异己力量而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已被置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控制之下了。正是排除了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在未来的交往形式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是，共同体从属于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个人(25)。只是在这种集体中而不是在其它各种“虚幻的集体”中，才谈得上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实现。
其三，随着交往过程成为人们共同的自觉控制的过程，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交往关系的混淆被彻底厘清。因为支配交往的外在异己力量以及随之产生的自发性已被消除，交往关系的一切错位和扭曲都将成为历史。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26)这也就意味着，在整个社会交往中，已没有一种唯一的作为可以置换其它一切媒介的一般性交往媒介。
作为一种理论抽象，上面的划分和说明，是参考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对整个人类历史作出的。对不同的民族来说，不仅存在着阶段长短或有无的不同，而且就是处在相同阶段也可能在具体样态上有所不同。在历史发展中，不仅现实的生产影响着交往形式的具体特征，而且，先前的交往形式作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后来的交往形式，使之带有历史的和文化的规定性。这些，都是在考察现实的交往形式时所应当注意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人类的交往无论是在其普遍性方面，还是在个人自主程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在总体上，交往形式仍然处在以货币为一般性交往媒介、普遍与有限矛盾结合的、被迫的交往的历史阶段。现实的交往形式在发展中充满了矛盾：(1)交往在范围和速率方面的发展已把地球变成了“村落”，但另一方面，个人与个人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隔阂和限制，尤其是文化、种族方面的隔阂，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而且，随着交往范围和交往关系的扩大，个人的孤独、疏离、陌生的感觉和个人间的心理距离，反而增长了。(2)尽管随着交往手段的发展和共同体限制的降低，个人在交往中的自主性得到不断提高，但对物（商品货币）的依赖性和对某些共同体的从属性并未消除。特别是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发达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多样化的传播媒介扩大了交往空间和可选择性，但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泛滥和非个人自主控制，却使之成了麻痹大众理智、控制大众行为的手段，因而阻碍了交往的个人自主自觉性的提高。(3)交往在向平等、和平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个世界交往还是一种不平等的格局，暴力冲突也频频不断。当着交往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冲突就更为隐秘而持久。当然，历史的趋势是，交往在不断突破旧形式的限制，朝着更为普遍、全面、自主、平等的方向发展。
尽管存在许多矛盾，但在当代世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任谁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在这种情势下，谁积极参与世界性普遍交往，谁就顺应了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大势，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人类历史创造活动，谁也就获得了自身发展更为丰富的条件和更为广阔的空间。这对民族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因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交往中，才有可能利用“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才能摆脱各种各样的局限(27)。近代以来，各国的发展状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现代化不可能脱离开世界性普遍交往，不仅经济如此，社会结构的转型、人的现代化，亦如此。甚至可以说，交往的普遍性和自主性发展本身，就可以成为衡量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
注释：
①②③⑧⑨(18)(19)(20)(21)(22)(23)(24)(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24、81、86、75-76、74、84、75、77、6、85、79、42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80、515页。
⑤⑥⑦(13)(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8、110、109、497、469页。
⑩(12)(17)(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25、155、155页。
(11)(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1979年版，第436、47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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