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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国教师、美国博士戴维特.莫奈尔为同年创立的东京大学首批毕业生进行了一场教育制度的演讲。他指出：发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不仅对日本的古代，即便是对于日本的近代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认为以“革新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日本若是能够将它加以灵活地发挥的话，那将是一个“极为盛大之要具”，（注：天野郁夫：《考试的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2-3、28、30-31、56、58、59页。）而且必然对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戴维特.莫奈尔所提及的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曾经在平安时代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对它进行了移植，树立了日本自身的“贡举”制度，而且一直持续了近三百年。而后，经历了宽政改革（1787年）的日本为了扩充幕府官僚的学习场所——昌平校（昌平坂学问所），导入了以“素读吟味”与“学问吟味”为内容的定期考试制度，形成了日本“江户版”（注：中村春作：《江户儒教与近代的“知”》，塘鹅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3-116页。）的科举制度。到了明治时代初期，日本政府还通过了“进士及第之法”，试图借此来选拔社会急需的人才为新的政治体制服务。可以说，科举制度的移植与创立乃至近代的回响，对日本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近代日本国家的树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日本究竟是如何移植中国的科举制度，如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江户版”科举考试制度，进而为什么到了近代会试图采用中国的科举制度？而且，站在现代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日本的科举制度？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本论将追溯日本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由此来探究日本科举考试制度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内涵。
一、日本古代的“贡举”制度
日本文武天皇颁于701年布的《大宝律令》，可谓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关涉科举制度的记载之一。《大宝律令》之《学令》指出：参与贡举考试的人员必须首先在中央设立的大学寮或者地方的国学接受中国古典的教育。（注：天野郁夫：《考试的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2-3、28、30-31、56、58、59页。）不过，明确规定了以贡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律令典籍，则是藤原不比等、栗田真人、大倭忌寸小东人等十余人于718年模仿唐朝律令，奉敕制定的日本古代历史上最为完备的法典——《养老律令》。
所谓“贡举”，根据《养老律》之《职制律》疏曰：“贡者，依令：诸国贡人；举者，若别敕令举及大学送官者，为举人。”（注：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对日本、新罗的影响》，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年出版，第85、85、93、93、94页。）也就是说，贡人是指来自地方推荐，到中央应科举考试的人；举人是指出身于中央或地方设置的学校——大学与国学，参加贡举考试者。古代日本掌管贡举事务的政府机构是式部省，主管官员为式部省长官卿。模仿唐朝科举制，式部省所进行的贡举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其赴省试、办理申报手续皆定于十一月一日。《养老令》之《考课令》规定如下：“凡贡（一曰贡举）人，皆本部长官贡送政官，若无长官，次官贡，其人随朝集使赴集。至日，皆引见办官，即付式部。已经贡送，而有事故不及试者，后年听试。其大学举人，具状申太政官，与诸国贡人同试。试讫得第者，奏闻留式部；不第者，各还本色。”同时，它也规定了贡举考试的程序，即“凡试贡举人，皆卯时付策，当日对毕，式部监试，不讫者不考。毕对，本司长官定等第、唱示。”（注：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对日本、新罗的影响》，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年出版，第85、85、93、93、94页。）
就考试的科目而言，按照《养老令》之《选叙令》的规定，式部省主持举行的诸科考试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六科，尤其是秀才科的选拔与考试，最为注重“博学高才”。而后，受到唐朝重视文学、进士科试诗赋的影响，日本朝廷于730年在大学寮设置文章生20人，文章得业生2人，成立文章科。到了820 年《弘仁式》颁布之后，日本的贡举制度尤为注重秀才、进士二科，取文章生名列前矛的两名，将其称为“秀才生”，“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按指秀才、进士）之贡举”。（注：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对日本、新罗的影响》，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年出版，第85、85、93、93、94页。）到了九、十世纪，秀才科超过了进士、明经、明法诸科，呈现出独占鳌头的态势。
就人才的选拔任用而言，《养老令》规定：对于贡举考试的及第者，授予一定的官阶并酌情录用。不过，即便是贡举考试入选者历经艰辛而得以授予官位，但是也无法比拟实权贵族子弟所世袭的官阶，更不可能进入到参与朝政、谈论国策的核心阶层。对此，日本学者高桥枚乘评价认为：“不是大学的学艺养成了官吏，而是血统造就了官僚。大学所发挥的不过是令官僚之人成就自己的一个功能而已”，“日本古代的文献虽然承认大学是培养贤才，培养朝臣学问之机关，但从未记载大学是为了培养官僚。”（注：高桥枚乘：《日本教育文化史（一）》，讲谈社学术文库1978年版，第78-79、75页。）
日本贡举制度尽管施行了有利于破格选拔人才的推荐方式，但纵观一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及第者不过是凤毛麟角。802年，太政官奏云：“建法（《大宝令》）以降，殆向百岁，二色（秀才、明经）出身，未及数十。”（注：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对日本、新罗的影响》，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年出版，第85、85、93、93、94页。）根据日本学者高桥枚乘的研究，自704年到938年的二百三十余年期间，参与秀才科考试的及第者，不过区区六十五人而已。（注：高桥枚乘：《日本教育文化史（一）》，讲谈社学术文库1978年版，第78-79、75页。）而且，即便是为数不多的贡举及第者，也局限在了一批世袭贵族子弟之中。由此可见，日本的贡举制充满了浓厚的贵族色彩，它并没有实现通过中国科举考试大量选拔人才，尤其是打破社会阶层，破格选拔庶士这一根本目标。
日本的贡举制度尽管模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但无论是考试的内容，抑或是及第授阶，还是考试者的身份，二者之间的异质性可谓是一目了然。（注：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不过，正如天野郁夫所指出的，最为显著的，可以说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目标在于打击贵族势力，树立遵循皇帝旨意的官僚阶层，而日本的贡举制度则是以贵族制度为前提，它的实质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移植”律令而已。（注：天野郁夫：《考试的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2-3、28、30-31、56、58、59页。）尽管日本天皇也曾利用贡举制度选拔卓越人才，试图打破藤原一族的统治地位，但是其结果不过是贵族之间的地位更替而已。由此，日本古代的以公卿教育为主的学问知识越来越趋向贵族世袭化，（注：内藤湖南指出日本的古代教育经历了以公卿教育为主的时代、中流教育时代、庶民教育时代三个时期，以公卿教育为主的时代逐渐形成了以纪传道为家业的菅原、大江世家，以明经道为家业的清原、中原世家，以明经道为家业的船桥、伏原世家。参照内藤湖南著，储元熹、卞铁坚译：《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4页。）
十世纪以后，日本式部省所进行的贡举考试，“唯以历名推士，未尝问才之高下、人之劳逸”，“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不依门风偶攀仙桂者，不过四五人而已。”（注：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对日本、新罗的影响》，载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1987年出版，第85、85、93、93、94页。）至此，贡举制走向空泛化与形式化，成为一种科名官僚世袭制。到了十二世纪，伴随着日本公卿政治的崩溃，尽管中央形式上继续保留实施式部省试，但名目业已全变，一切唯经权贵人物推荐士子接受考试，考试内容也不外是应酬宴会与行幸的赋诗，几乎是无条件及第。而后，大学寮被烧毁，不再重建。由此，日本古代的贡举制也就伴随着日本律令制国家一道而消失。
二、江户后期的“学问吟味”
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动乱之后，1603年，日本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江户时期。江户幕府初代将军德川家康采取文道治国的方针，大力推行注重儒学、创办学校、鼓励出版的文教政策，推动日本文运走向发达与兴盛。但是，江户初期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极大地限制了日本的社会阶层流动。对此，18世纪中期朝鲜通信使书记官申维翰在其纪行文《海游录》之中提到：“日本没有根据科举制度录用人才之法，官吏无论大小皆是世袭制，所以奇才俊物不能出世得以自鸣。民间人士之间，抱恨而去世者，多为此类。”（注：李进熙：《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讲谈社1992年版，第274页。）
进入江户时代后期，教育历史上一个最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人才”一词开始频繁出现。根据美国学者罗纳德.P.多尔的研究，“18世纪中叶以来，各藩所发布的公布设立藩校，或者改变教育政策、使之更为明确化的布令”之中，“人才”一词不断被提起，成为了一个时代流行语。（注：罗纳德.P.多尔著，松居弘道译：《江户时代的教育》，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40、180-181页。）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地方性的藩校、民间教育机构大量涌现的一个时期。也就是说，打破身份制度，奖励学问知识，选拔优秀人才，开始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的社会思潮。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了所谓的“江户版”科举考试。
1787年，江户幕府试图进一步扩充幕府臣僚的培养机构——昌平校（昌平坂学问所），开始导入“素读吟味”与“学问吟味”的定期考试制度。所谓“素读”，即采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不过，“素读吟味”并不是吟诵中国古典，而是以7—14岁的幕府臣僚的子弟为对象，以测试生员的学习水平与基本素质为目的，一年举行一次的口述考试。所谓“学问吟味”，乃是以幕府将军的旗本、御家人——直属武士的子弟为对象，三年举行一次的学术考试。但是，与水平考试的“素读吟味”不同，它的实质是一场竞争性的选拔考试。所谓“江户版”的科举制度，也就是指“学问吟味”的考试方式。
就“学问吟味”的考试对象而言，幕府指定昌平坂学问所的教授为考官，以朱子学的学习者为对象，进行四书五经或《孝经》一类的文章典籍的考试。之所以限定为朱子学的解释方式，乃是因为江户幕府于1790年下令给昌平坂学问所，指出：幕府自建立以来即代代崇信朱子学，朱子学乃是“正学”，阳明学一类的儒学流派乃至新兴的“兰学”均为“异学”，此即“宽政异学之禁”。（注：叶渭渠：《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168页。）不过，“学问吟味”的考试对象并不只限于昌平坂学问所的朱子学者，而是所有的学习“正学”——朱子学之人。由此可见，这一规定为日本的人才选拔打开了一道突破等级制度，破格录用人才的天窗。
就“学问吟味”的考试程序与科目而言，分为“初场”（预备考试）与“本试”，前者持续一天，后者持续四天。本试分为经义、历史、作文三科，合格者“根据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等，各自给与褒奖”。（注：大久保利谦：《日本的大学》，创元社1943年版，第104、105页。）不过，“学问吟味”的考试竞争激烈，足以媲美日本古代的贡举制。根据日本学者大久保利谦的研究，自1792年到1865年的七十余年期间，江户幕府举行了17次考试，甲等及第者66人，乙等及第者415人。以1794年举行的第二次考试为例，237名应考人员之中，甲等5人，乙等14人，丙等28人，合格率不过20％而已。（注：大久保利谦：《日本的大学》，创元社1943年版，第104、105页。）
“江户版”科举制与唐朝科举制度的最为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与“叙位任官”——即官吏的选拔之间具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倒不如说，它更为接近一种褒奖名誉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奖励学问、推动教育。而且，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慨叹自身的社会地位，但是仿佛也热衷于接受这样一个审查与褒奖的方式。正如罗纳德.P.多尔所指出的：“江户时期的日本学者并没有一个人认识到要完全废止世袭制度，……他们所能够期待的，也只是改革封建制度，为人才提供一个活动的空间而已。”（注：罗纳德.P.多尔著，松居弘道译：《江户时代的教育》，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40、180-181页。）
那么，究竟为什么江户时代的“学问吟味”会被冠以“江户版”的科举制度呢？我认为，首先它具备了与科举考试相互一致的内涵。概而言之，其内容是来自朱子学的四书、五经或《孝经》一类的儒家典籍；其考试的程序，也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大同小异；其性质与科举考试一样，是属于竞争性的选拔考试；其褒奖方式尽管接近于名誉性的“褒奖”，但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第二，在于它与科举制度的功效——选拔人才不同，实现了“均质化”的知识普及。正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以“素读”为手段的读书方式，结合“素读吟味”、“学问吟味”的考试方式，不仅昌平坂学问所如此，乃至地方藩校、名家私塾也大多采取了这样的学习方式，从而使江户时代的学问知识获得均质化的快速推广，（注：中村春作：《江户儒教与近代的“知”》，塘鹅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3-116页。）从而为日本的近代化教育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不过，如同日本古代的贡举制度一样，“江户版”科举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科举制度的实施是中国官僚政治体制的基础和标志，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官僚政治也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发展。但是，日本江户时代政治体制的实质，却并不是一个官僚制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贵族制度或者武士阶层的国家。在这一前提下，所谓的日本科举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开放而且公平的社会系统。而且，随着西方的学问思想不断涌入日本，“学问吟味”是否具有真正的实用价值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质疑。由此，“学问吟味”这一“江户版”的科举制度也越来越趋向形式化与空洞化，难以应对西方近代化的文化冲击与社会日益高涨的人才需求。
三、明治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的江户幕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才缺乏的危机。受到中国魏源《海国图志》“英国篇”与“美国篇”的影响，幕府末期思想家桥本左内在向政府提交的《建议书》中提到：“若由局外者视之，政府诸有司选举之法，未尽其术，故诸民自生不服之意。”（注：源了圆：《幕末日本通过中国对“西洋”的学习》，严绍汤、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397页。）不拘一格重用人才或许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一大要务，但是就“选举之法”而言，可以说桥本左内排斥了中国的科举制，更为倾向于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
1868年，明治新政府颁布了《王政复古的大号令》，首先明确了“人才登庸乃是第一急务”的思想，并采取了“征士”的方式，即直接选举提拔“各藩士乃至都鄙有才之人”。不过，这场“征士”的官吏选拔活动最终归于失败，成为明治维新的推动力量，即“萨长土肥”四大藩阀扩张自身势力的一个工具。（注：天野郁夫：《考试的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2-3、28、30-31、56、58、59页。）针对“征士”活动的弊端，日本新政府建立了太政官的咨询机构——公议所，开始讨论官僚的选拔考试制度。1869年，进入新政府的洋学者神田孝平向公议所提出了“进士及第之法”的建议书，提倡以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参考，树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试制度。
所谓“进士及第之法”，具体而言，即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广泛招徕“海内有志之士”，考试的科目为注重实用的“和学、汉学、经济、文章、天文、地理、兵学、律学、医学、博物学”，考试官员经政府临时任命。考卷的审阅采取闭名的方式，经多名考试官员共同批阅。考试分前后三次进行，三次皆取得“上等”成绩者封为“甲等”，可任命为四等以下之政府官员。而且，采取印刷公布的方式通告考试者的姓名、成绩与合格者的任用官职。（注：天野郁夫：《考试的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2-3、28、30-31、56、58、59页。）
神田孝平的“进士及第法”提案，显然是直接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作为一名洋学者，神田孝平深知西方世界给予中国的科举制度以高度的评价，他们承认考试之公正当数“汉土第一”，而日本却对科举制度本身存在了一定的疑惑与批判。但是，神田认为科举制度只要解决了考试科目与考试公平的问题，必然是超越“古今万国”的“良法”。（注：天野郁夫：《考试的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2-3、28、30-31、56、58、59页。）因此，建立具有新学考试内容、注重考试的公开性与公平性的“进士及第之法”，可以成为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
不过，针对选拔人才与兴办学校孰为先的质疑，神田孝平只是一味地强调了人才选拔的重要性，却没有意识到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公议所通过了神田孝平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然而却没有得到实权人物的支持。作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木户孝允认为：“振兴全国学校，广泛普及教育，则是今日的一大紧急任务。”岩仓具视也指出：“为了选拔培养人才，应该在国内设置研究汉、和、洋学各种学问的大学校。”（注：顾明远、梁忠义主编：《世界教育大系 日本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196页。）也就是说，明治新政府的实权人物关注的乃是普及教育的学校制度，而不是否定自身政治利益的、自由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因此，神田的这一提案并没有得以具体化地实施，而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也最终走向了为近代的学校制度所取代的道路。
到了西方传来的19世纪中叶的近代，作为历史残骸的科举制度为什么会被日本人再次提起？在此，凭借所谓的“复古主义”思想或者“回归东方”的一种情感，或许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本身。而且，作为洋学者的神田孝平也未必会期待这样的一个复古体制。倒不如说，神田的本意是试图将它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个适应近代化发展之需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不过，就日本近代的政治体制而言，明治维新打破了等级制度，提倡四民平等，“废藩置县”，实现了天皇的亲政与政权的统一。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倒是充分地适合了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基准。但是，近代学校的兴起却使日本科举制度的未来发展打上了一个巨大的休止符，神田孝平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成为了日本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声回响。
概而言之，日本的科举考试可谓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公元8 世纪到12世纪的古代时期，日本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采取了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第二个阶段是日本封建制度走向成熟的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也是以中国的科举制度为蓝本，采取了“学问吟味”的选拔考试制度；第三个阶段，则是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所出现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尽管它提到了改革考试内容，扩大考试阶层，增强考试公正性的要求，但是却并没有得以实质性地施行，只是成为日本向近代学校教育过渡的一个铺垫而已。
纵观日本的科举考试，可以说它并没有足以发挥中国科举考试所注重的贤能治国、广泛取士、注重修养、强调公平的一系列功能。诚如学者刘海峰所指出的，“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注：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而日本古代的贵族制，并非官僚制的国家体制，江户时期的武家社会的幕藩体制，明治初期的藩阀掌权的政治体制，皆没有为科举考试提供一个广泛取士、公平竞争的政治基础。由此，也就造就了日本科举制度的贵族色彩浓厚、注重汉文“素读”（注：日本学者尤为注重考究科举制度的实存现象之一的“素读”的读书方式，认为它是一个日常性的语言与精神性的语言融合在一起，渗透到了人的灵魂之中的学习方式。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确立了近代日本人的“共同想象”，形成了近代日本人的基本素养，为日本的“出版语言的创立”与“国语”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日本“江户”版科举制度的研究视角，乃是侧重在以教育的普及为手段的近代国家意识的形成与文化的连续传承这一维度。对此，可以参照中村春作《江户儒教与近代的“知”》，塘鹅出版社2002年版、辻本雅史的《“学习”的复权——模仿与习熟》，角川书店1999年版。）的特征。科举制度曾经在中国所发挥的强大的政治价值即官僚制国家的树立，并没有在日本得以实现，它只是游离在政治体制的边缘地带，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功能。
京都大学教授原胜郎在参观南京国子监时候，指出科举制“是文明的一大奇观，虽是欧美诸国，也没有与之媲美的（选拔制度）。”（注：平川祐弘：《西洋的冲击》，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5页。）这一评价与明治初期美国博士戴维特.莫奈尔的高度评价如出一辙。但是，随着近代日本的西方化与汉学批判、去“亚洲化”思潮的发展，科举制度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制度也受到了深刻的批判。或许，现代社会并非是一个如戴维特.莫奈尔所说的科举制度“复权”的时代，但是，以科举考试为代表的东亚考试文化圈，乃至几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历史回响，作为一个文化与教育的实存现象，依旧会令我们浮想联翩，回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