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的变迁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规律论文,体系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3-0045-06
世界体系的历史变迁，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系统变化，国家间的竞争随着这种变化而有规律地展开。世界大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系统领域竞相发展，在每个时期的世界体系中形成了不同的领导国、挑战国及依属国，表现出某种有规律可循的周期性变迁。如近代以来的领导国家相继由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后的美国所获得。本文试图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为切入点来研究大国的崛起，以全球大历史的视角来分析世界体系的结构变迁，力图探求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规律。
一、世界体系的结构变迁
世界体系是指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诸多结构单位的最大聚合体，它作为人类的社会组织，随着人的繁衍和社会的组织化，一直在不断变化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范围极广又颇为复杂的学科，需要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进行研究，从构成国际关系的无数事件中抽取出揭示体系存在的结构模式和变迁机制[1]29。这不仅要依靠国际关系的本身研究，还有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本文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变迁过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整个人类形成的以合作为核心、经历繁荣或战乱的时期而达到一体化或均衡化的可能性的竞择发展过程，具体包括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创新、社会领域的协调合作(或分离)、政治领域的选择和经济领域的存贮与输送等方面的连续变迁过程，这种结构变迁过程表现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等组成的四维结构层次的发展过程。
经济结构变迁过程是指生产与贸易组织模式在农业、矿业、工业中的发展变化，如生产新技术不断涌现——青铜器、铁器、钢铁、电子等，贸易交换网络不断拓展——开拓新贸易线路(陆路、海路、空路)和散播革新发明。
政治结构变迁过程是指活跃地带(active zone)为应对世界问题进行创新而成为世界体系中心，如从以强权帝国为中心，转向以培育创造力的开放、自由、自治的主权国家体系为中心。
社会结构变迁过程是指在创新推动、学习成果与平等需求之间的持续紧张力作用下产生的人类社区凝聚发展，即世界社会化(world socialization)，如由于大城市力量、社会威望、创新能力的差异而形成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社会交互依赖发展。
文化结构变迁过程是指世界体系的意识状态的变化，如从基本文化到世界信息网络的明显多元构成的普遍认同。
为了解释这种四维结构层次的世界体系变迁过程，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 .H.McNeill ,1963)以一种世界视角将世界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即古代世界(中东的主导优势)，古典世界(欧亚四大文明的总体平衡)，现代世界(世界扩展，西方的主导优势)，后现代世界(世界范围的世界主义)[2]，说明世界体系结构变迁是一种进化发展过程。关于进化的思想，是人类研究世界的核心观念，可溯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思想。在中世纪“神启宗教”时期，进化思想则迷惘于自然神学的智能设计——上帝创造世界。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大卫·休谟(1711-1776)认为世界物种是通过随机形成的自然选择而不断进化的；孔多塞(1743-1794)则作出了人类精神是不断进步的论断，认为历史乃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进步过程，进步就是人类无限的可完善性，体现于平等与和平[3-4]。19世纪后期，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出现后，实现了人类关于世界进化思维方法的伟大革命，即由抽象到个体的群体思维方法、偶然性与必然性统一的思维方法，达尔文论证了世界物种进化是在生殖性与生存性结合的自然选择作用下的多样化过程。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则研究了人类社会的进化问题，首创“适者生存”提法，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认为社会通过劳动分工而进化，主张分化、发展的社会优于单调、静止的社会。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1818-1883)也提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五大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把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进入20世纪以来，关于社会进化的研究日益深化和细致。
国际关系学的进化研究以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为代表，他对于国际关系学进行了开创性的进化理论研究，将国际关系放在一个深远的历史视野和宏大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通过对世界大历史的阐释来探讨国际关系的体系进化。他认为，物种进化中的自然选择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适者生存”的生存能力的普遍自然选择；二是“基因突变”的随机出现的性选择，说明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复杂变化过程既有外在环境因素的刺激，又有内在遗传基因的变异。而人类社会进化的自然选择是一种学习过程，50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进化就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进化过程(coevolution process)。进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根据自然选择推导出的进化式学习，体系中的国家通过学习与竞争来解决不断产生的具有挑战性的重大社会问题，进而实现世界体系的变迁[5]331。
因此，综观世界体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可将世界体系的结构变迁归纳为以下四点：
1.坚持考察世界体系的五千年大视野，可以证实国际关系多中心主义的观点，摆脱国际关系中威斯特代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产生的狭窄的欧洲中心主义视野。欧美成为世界中心主导地位，仅是近500年以来的现象。而从世界5000年的大历史来看，则是世界领导中心由亚洲向欧洲的交互转移，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现过诸如苏美尔城邦、古印度帝国、中华北宋帝国、阿拉伯帝国等领导中心。世界体系的结构变迁是多个中心此起彼伏，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领导中心。
2.世界体系结构变迁的根本因素是创造性学习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学习并有重大科学创新标志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成为世界的领导中心。欧美之所以在近500年以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就在于其经济结构的市场化、政治结构的民主化、社会结构的组织化、文化结构的自由化。欧美这一领先趋势只有等待新的国家和地区做出重大科学创新才能改变。
3.世界体系结构变迁体现为制度化和组织化两种趋势并存。在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中，国际行为体由城市、城邦国家发展到帝国，再发展到民族国家、国际组织；行为体内部不断趋于制度化，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组织化。当前的全球化、一体化，就是这两种趋势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体系行为体通过不断革新来完善其组织形式，表现出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导地位。
4.世界体系结构变迁是一种进化发展过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共同组成国际社会系统，不同系统结构的功能创新变化是在进行学习的理性选择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包括重大的创新标志和学习进程。
二、世界体系中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
运用体系、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发展，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结构分析现代世界体系的变迁机制，可以发现，大国兴衰的规律性变化是一个不断学习创新的周期性竞争过程，进而能够把握世界体系中大国领导权的周期性更替的历史规律。“探讨世界战争是怎样重复发生的，以及如英美那样的领导国家如何有序地相互替代。”[6]1
关于经济结构的变迁机制，可借用经济学上的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波周期理论(Kondratiefe Waves，K-waves)来解释，即世界经济每隔50-60年为一个经济周期(economic circumstames)，要经过革新、成长、成熟、饱和和衰退五个发展阶段。通过革新，产生出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和资源、新商业组织形式，并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随后产生出高额利润，吸引投资规模的扩大和银行信用的扩张，社会经济走向繁荣；最后，各企业群起仿效，竞争加剧，出现过度投资，盈利机会逐渐消失，经济走向衰退；直到再次出现新的创新，经济才会重新复苏，再出现新一轮经济周期[7]5。经济周期性进化导致全球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并伴随着竞争与战争。由于全球视野下的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是相互结合的，把经济周期循环和政治上战争的发生放在同一视野中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发现战争与经济长波相互影响的关联性。
世界历史上经济长波随着战争而呈现出周期性发展，经验性地解释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长波的周期性变化过程，在世界体系中产生了不同时期的经济和政治领先国家，如农业经济时期的中国北宋王朝，商品经济时期的意大利、葡萄牙、荷兰，工业经济时期的英国，知识经济时期的美国。两次经济长波周期后，必然通过一场战争崛起新的经济和政治领先国家，实现大国政治领导权的更替。一次政治领导权更替周期为100-120年，世界大国之间会爆发全球性的争霸战争，随后产生出一个领导国家，并以它为中心形成一个世界政治系统，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以来的美国。莫德尔斯基通过对15世纪至今的世界体系中在国际政治领域的领导国家和挑战国家的战略政策和兴衰历史的分析，揭示了这些领导国家基本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地缘上处于岛国位置的安全优势；二是社会结构上具备开放民主的联盟特性；三是军事上拥有辐射全球的有效海空力量；四是经济上处于主导工业贸易的世界重要地位；五是创新上具备解决世界性难题的革新能力[6]16。这五个条件使得该国能成功获得世界领导权并承担领导责任，发挥领导功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合作创造共同利益并缩小冲突范围，维持并发展世界政治系统。这样，领导国成为提供者(the producers)，其他国家就成为政治系统的享用者(the consumers)，全球秩序的提供者和享用者就构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但是，当领导国家实力不足以应对世界体系的新变化后，潜在的挑战国家(the challengers)开始不愿继续“搭便车”，当挑战国家判断出破坏系统的预期利益远远大于“搭便车”而获得的利益时，就会奋起争夺领导权，通过战争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系统。莫德尔斯基据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大国领导权长周期理论(Long Cycles of Leadership，LC)。可见，政治结构的变迁机制也表现出周期性。
尽管莫德尔斯基对领导国兴衰的历史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理论创新性，但是，他在一些历史分析与主观判断上，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弥漫着一种宿命论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人类社会难以避免战争，会在百年一次的领导国更替中遭受战火的威胁。显然，他过分强调了战争的作用。尽管世界体系中政治结构的变迁机制是领导权周期，但是，这种周期的转换方式是多样的，既有战争方式，又有和平方式，例如在英国取代荷兰成为领导国的过程中，虽然有三次英荷战争，但真正实现英国掌握领导权的原因是后来的英荷同盟；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领导国更不是通过美英之间的战争完成的。因此，随着世界体系进化与人类社会进步，大战争方式实现领导国转换的现象必然越来越少，和平方式将成为普遍选择。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大国间关系日益相互依赖，和平主义思想深刻影响政治、经济、安全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这只会使各国更为理智地用和平方式解决分歧，领导国和平更替方式将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选择。
纵观民族主权国家产生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实质上是国家能否具有解决时代重大全球性问题的战略政策，以及科技和制度的创新。因为世界体系中追求领导权和主导重大制度创新这些恒久的核心成份呈现出持续的变化，符合典型的“自然选择”进化的特点。每个长周期内一定有区别于其他长周期的重大创新，如公元1500年以来现代化的确立就是一种重大创新，它由不同的长周期中的领导国贡献出一组连续的创新过程，如葡萄牙的航路大发现的冒险精神，荷兰的新教伦理价值观、商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的工业革命、“光辉孤立”战略和创立自由国家而完全走上了世界殖民帝国，美国的知识和信息革命带来的经济优势、民主化的政治模式以及核武器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8]12。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导国家，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同的创新模式。只有在长周期中具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和主导重大创新的国家，才能获得世界领导权。
因此，在研究经济、政治结构变迁的基础上，应逐渐将研究视野扩展到社会、文化的运行规律上，认识到世界体系进化是一种学习创新过程，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世界体系进化的宏大理论。其中，政治进化的领导权长周期是其理论核心，而社会文化进化的学习创新则成为其理论的前提，即世界体系中的社会文化进化过程的变迁机制是一种学习创新过程，大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是能否学习创新，领导国总是在学习前一个周期领导国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创造，才取得成功。
三、大国崛起的关键是学习创新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般存在着结构体系变迁的研究与个体层面学习的研究。结构体系变迁模式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个体层面学习模式则认为，一个经过学习阶段的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做出不同反应，因为学习使国家具有新的预期和行为准则，因此，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对外政策、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等)。将结构体系的演变与学习模式结合起来就能发现，国际关系的结构是靠一种进化学习过程逐渐塑造、调整和发展出来的，本质上就是学习创新。这种研究既基于历史又着眼于未来，并吸收社会科学其他门类的资源、工具和知识，把生物学提供的“进化”扩展到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理解之中，用社会心理学提出的“学习”来理解不同国家的行为模式的动因，将进化与学习结合起来揭示世界体系中的社会文化结构变迁过程，进而证实大国兴衰的周期性。因此，从进化学习角度研究国家关系，就能理解世界体系中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大创新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也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大国获取领导权的崛起战略可分成四个阶段：设计国家战略(Agenda-setting)，建立联盟(Coalition-building)，重大决策(Macrodecision)，实施战略(Execution)，依次形成一个学习创新周期。
世界体系社会文化结构的学习创新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机制是周期性的学习过程，不仅包括自然选择和变革，而且包括社会合作和扩展影响。世界体系的变迁进化形成了变革、合作、选择和扩展这四种学习机制(variation、cooperation、selection、reinforcement)。一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凭借着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能力和主导基本制度创新而掌握世界领导权，这个过程需要经历文化思想的变革、社会发展的合作、政治博弈的选择以及经济影响的扩展等四个基本学习过程，具体表现为设计国家战略、建立联盟、重大决策和实施战略四个阶段，以此造成世界体系的周期性进化和文明国家不断涌现与发展。这种进化的机制就是社会文化革新与扩展的学习过程。
其次，由于世界政治系统是一种战略扩展，随着世界帝国、城邦国家、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出现了领导国、同盟与联盟、国际体制以及世界性组织，政治领导权周期转移的关键是社会文化的革命与创新，这显示出政治系统的社会化和学习化过程。因此，世界体系的分析对象不应是国家，而是国家的战略政策，需要考察这种战略政策能否解决当时具有挑战性的重大全球性战略问题。那些能成功解决这种问题的国家就能成为领导国，并通过战略政策的优势而扩展其先进性，影响和教导其他国家实行相仿的发展战略。
再次，世界体系进化的定向性表现为有组织的复合性，不同于有序的均势状态或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不断流动着的起伏有序的进步过程，进而形成一种针对外部世界的复合性整体学习能力，即国家战略政策的变革、创新和扩展。这是一种综合体系的进化，正如“路径依赖”(path-dependant)一样，继承上个阶段的条件状态而为下个阶段创造新的条件状态，显示出进化的、面向未来的不可逆性。综合体系进化的条件状态既包括国家应对全球问题而追求领导权的战略政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政策)，又包括长周期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机构建设。因此，世界体系的研究重点在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长期综合变迁，而非某个具体国家。
最后，世界体系结构的综合进化(coevolution)，指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不同结构的综合发展，取决于全球领导权的选择和全球组织化的联合范围。经济结构的K-长波和政治结构的LC-长周期共同作用于国际政治经济。现代社会结构的兴衰显示出社会组织化的发展，民主化的延伸促成社会合作模式的全球共同体，文化思想结构的世界观念推动着人类进步。表1展示了公元930年至今的综合进化过程。全球体系自10世纪的中国北宋时期开始，经历了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的扩张和衰落，西欧在总结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基础上，创造了更大的世界组织化的条件。到了后西欧的全球化时代时，综合进化的趋势已日益明显。
通过表1可以看出，世界体系进化过程具有四个层次的周期性发展时期，经济层次的K长波经历了K1—K19，每个周期约为50-60年；政治层次的领导权长周期经历了LC1—LC10，每个周期是经济长波的两倍，约100-120年；社会层次的民主化发展阶段经历了D1—D5，每个阶段是领导权长周期的两倍，约200-240年；文化层次的思想革命自复兴到启蒙，再到世界观念，每次思想大解放时间包含两个民主化发展阶段，约400-500年。世界体系进化发展的这些周期不是单纯的历史循环，而是复杂的人类历史阶段性进步过程，其中的推动力就是创新与革命。即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创新，并促成领导国家的优势扩张现象，最终推动世界体系向全球体系的不断进化，推动国际社会的民主化与全球化。
如果说长周期是对世界体系进化过程的宏观描述，那么学习创新就是对世界体系进化过程的微观解释。宏观描述指的是所有行为体的进化发展，研究的是世界体系变迁进化是否发生和通过什么途径进行；微观解释是指研究世界体系变迁的进化机制是否具有定向性的不断学习创新。所以，社会文化结构的学习创新为政治结构的领导权长周期理论提供了完整的微观解释。即谋求领导权的国家的战略政策，是在学习模仿前个世界领导国家的优势部分基础上进行变革，以解决世界面临的新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崛起为世界强国，进而瓦解了前个领导国家的正统性，以合作方式建立起新的联盟，导致前个领导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出现分散化，最终通过竞争选择而获胜，取得世界领导权并建立起新的世界体系，使其他国家学习模仿其优势因素。之后，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又会出现新的谋求领导权国家，将沿着这种学习过程，进行新一周期的世界体系的变迁。
综上所述，综合考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世界体系进化变迁的长周期，是吸收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以及生物学关于进化的思想，通过宏观的长期的世界历史视角，分析世界体系变迁的进化过程和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客观地阐明世界体系并不是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一波又一波平稳的态势，而是表现为有规律地打破均衡，由不均衡到均衡再到新的不均衡的周期性进化，每个领导国家获取领导权的长周期都包括四个阶段：设计确立全球性的战略政策，建立合作性的联盟，进行重大决策性的竞争，实现国家的全球性领导权。国家力图主导制度创新和具有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的战略政策，是推动世界体系进化变迁的根本动力，而大国崛起的关键就是学习创新。学习创新作为一种进化的机制，充分解释了世界体系的综合进化，说明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危机、冲突以及战争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追求世界领导权的竞争取决于国家能否进行创新，并是否符合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全球化的进化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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