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寻找最佳模式——90年代资本主义模式争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述评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年代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以来，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历程。在这500年间，资本主义一直处于不断演变和扩展的过程之中。这种变动过程一方面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内在价值和基本制度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体现为资本主义不断被具体化，被拥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以及社会结构等特征的社会所诠释，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模式。进入90年代后，这种双向运动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资本主义模式的多元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模式间的比较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会，不同背景下的人士和组织试图通过对不同模式的比较来选定一条最佳道路。
一、全球化时代与后冷战时代：争论的背景
实际上，二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中已经出现了几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模式。根据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发展时序标准，可以区分出：属于先行发展模式的英国、法国，属于后发赶超型模式的德国、日本，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美国。二战结束后，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为一些国家寻找到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机会。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日本的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以其产生的骄人经济成绩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取得了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并列的地位。除了传统发达国家继续完善自己外，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以及东亚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以独特的发展方式和制度建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瑞典模式和东亚模式也随之得到认同。瑞典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完备的福利制度。东亚模式秉承了日本模式的基本精神，充分发挥了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全力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这两大模式不同于长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样板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因此在70年代引起了资主义世界内部不小的争论。
总的来说，冷战期间尽管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的争论，但是这类争论相对于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处于次要的地位。另外，美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霸权也限制了这种内部争论。美国模式成了衡量一切模式的标准，以及不同模式的仿效目标。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动，资本主义面临着崭新的环境。在这个以后冷战和全球化为标志的时代中，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争论成了政界和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之所以这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失去了原有的制度对手和意识形态敌人。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分法无法继续充当其判断标准和认知尺度。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不仅无法归咎于外部，而且失去了评判的尺度。资本主义必须面对自己，从内部检讨自己的成败得失及未来前途。
2.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一方面削弱了美国模式的强大地位和“完美”形象，减轻了美国模式对其他模式的压制；另一方面动摇了美国价值理论在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优越地位，有利于不同价值理念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为模式间的比较和讨论开辟了更大的空间，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3.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使既有的模式难以应对。在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中，最突出的也许是资本力量的急剧增强，这不仅体现在资本数量的膨胀方面，更体现为资本自由流动能力的大大提高，带来的潜在风险愈来愈大。由于各国开放程度的扩大以及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国家对资本的约束能力大打折扣，在二战后形成的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稳定的资本—劳工关系、市场—国家关系已经难以维持，资本和市场力量日益强大，不仅挑战着原有的由国家控制的、倾向于劳工利益的福利制度，而且使国家原来管理经济的机制和规避风险的能力相形见绌。
4.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相伴随的是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国家间竞争正在朝着两个方向变化：一是传统的以争夺领土为目的的军事竞争正在逐渐弱化，以争夺市场为目标的经济竞争得到了普遍重视；二是在经济竞争中，各国普遍把注意力放在诸多非经济因素方面，比如文化、制度等。实际上，这些非经济因素直接决定了各国的模式差别。因此，从某种意义看，目前各国的竞争就是不同模式的竞争。
二、模式争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冷战的结束在90年代初一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造成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结束纷争的短暂幻象，似乎下一个千禧年盛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集中反映了这种欣喜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维持太久，很快就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和争论的全面暴露而平淡下来。美国首先成为批评的对象，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模式争论在90年代的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美国遭到了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强烈批评。欧洲的批评所依恃的是欧洲发达的福利制度和能够照顾到包括雇员在内的更广泛利益团体的公司治理结构，即所谓的利权人结构（stake—holder）。德国成了欧洲批评依靠的榜样。出于这种原因，欧洲人士把美国模式称为野蛮的资本主义。法国人米切尔·阿尔贝的《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一书（Albert，1993）是这种批评的集中代表。他在书中指出以市场和个人为本位的美国模式忽视了社会整体的利益，使经济沦为一种“赌场经济”，造成了充足的物质与贫乏的精神的矛盾背离。
亚洲的批评主要来自东亚。这种批评支柱是东亚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而诱因则是美国长期以来对该地区的严格控制和轻视。在东亚的批评中，日本和马来西亚的批评似乎更为突出。前者以石原慎太郎抛出的日本说不“三部曲”为代表，后者则由马哈蒂尔政府出面。日本和马来西亚的批评暴露了它们对地区领导权的野心，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东亚国家重视东亚文化价值和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的倾向，反映了他们对自身文化与制度的信心和参与国际对话的平等意识。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在亚洲引发了更加强烈的批评，批评的矛头直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批评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亨氏的观点反映了对西方力量削弱、美国霸权衰落的心理恐慌，带有浓厚的冷战情结；二是亨氏构建的文明冲突前景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带有明显的对非西方社会的不信任，甚至偏见。
面对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批评，美国也不甘示弱，不断给予回击。欧洲最先成了其批评的对象。于是，欧洲与美国的争论成了90年代模式争论的第二阶段的主题。这场争论的直接诱因是欧洲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明显衰退迹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长时间持续偏高，福利制度造成了无效率的庞大政府和缺乏竞争力的劳工。德国的问题尤其严重。1996年3月，失业率11.1%达到了占领期后的最高峰。据官方统计， 失业人数达到了420多万人。失业率增加并没有降低劳动力成本， 从1990年以来，德国单位劳动成本增加了22%。这些因素使得德国经济停滞。德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被认为出自曾经造就战后奇迹的德国优势。它们包括：曾经一度充满合作和创新精神的工会现在变得越来越自私，死抱着高水平的工资福利不放，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增高；银行与公司的密切关系限制了公司的活动自由和深入的制度创新；高税收、繁琐的规章制度，国家的过多干预以及公司治理结构造成的拖沓使本国资本大量外流；等等。曾经是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遇到的问题反映了欧洲相当一批国家的处境。欧洲经济的困境成了1997年6 月西方八国首脑丹佛会议上的重要议题。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提出要建立“市场主导的民主主义”，炫耀美国的成绩，不点名地批评了欧洲模式的弊端。但是欧洲领导人显然对克林顿的“牛仔资本主义”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美国模式带有经济上不平等、不安全的成分，难以克服。
对亚洲模式的质疑虽然一直不断，但缺乏一种系统全面的理论解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krugman，1995）给这些质疑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而使模式争论走到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东亚模式成了众矢之的。克鲁格曼在文章中提出，东亚无经济奇迹可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技术进步或组织创新，而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继续，即依靠高投资及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转移。这种类似于原苏联的模式一旦出现投入枯竭，资本与产出比例达到富裕国家的水平，东亚的竞争优势就会失去，收益将减少，增长将急剧放慢。
克鲁格曼的理论出现之后，受到了亚洲学者和一些亚洲问题专家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克鲁格曼把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简单化了，没有看到亚洲特殊的制度建构、文化传统以及对国民素质的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为亚洲模式辩护的声音被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削弱了。亚洲危机的出现虽然有着深刻的外部原因，但也暴露了亚洲模式的内在缺陷。亚洲模式过时论借机弥漫开来。对亚洲模式的批评主要来自美国以及由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重弹其在拉美债务危机时的老调，以救援资金为条件，要求印尼、韩国等问题严重的国家按照它的计划实行全面的内部改革。同时，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公开批评亚洲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说，亚洲模式已经过时了。有意思的是，在以往一直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定地站在一起的世界银行这一次却保持了谨慎态度。以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为首的相当一批世行官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不能因为亚洲危机就全面否定亚洲近几十年取得的辉煌的经济成就以及进行的制度创新。亚洲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些国家过早实行的资本自由化措施。
纵观模式争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我们发现9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争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争论涉及的范围有所扩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讨论不再囿于原来的少数学科之中，而是扩散到许多学科，其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管理学尤其突出；另一方面讨论还从理论界转向了实践领域，企业界和政界的许多人士对模式间的比较非常感兴趣，把对模式间的比较研究放到战略高度，视为决策的必要前提。
2.通过模式间的比较，不仅对现有模式有了进一步认识，而且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这方面，法国人阿尔贝的著作非常突出。他认为，日本、瑞典等有自己特点的模式，都应该和德国一样归属于莱茵模式。莱茵模式和美国模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模式。两大模式虽然彼此间有着诸多差别，但根本的区别在于：美国模式强调个人成功和短期的金融利益；莱茵模式强调集体成功、认同以及长期利益。与美国模式相比，莱茵模式有两个特征最为突出：一是经济优先性；二是社会优先性。通过对不同模式的比较，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不是，而且从来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践。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它们没有一个能够给重大的社会问题提供惟一明确和最后的答案。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与运动的综合体；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本身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为国家与市场的矛盾、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以及民主与自由的矛盾。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这些矛盾产生的问题，而且目前的趋势表明，市场、个人以及自由的力量正在扩大，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平衡，存在着威胁社会和民主的潜在危险。“开放社会”在市场的无限扩张面前难以实现，因为过度逐利的竞争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和谐与相互宽容，必然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压迫（Soros，1997）。
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所有模式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模式自身的反思意识有所加强。首先遇到问题的是瑞典模式。从1986年首相帕尔梅被暗杀后，瑞典经济就开始出现危机，失业增加，经济速度减慢。伴随这些经济问题的是诸多政治问题：偷漏税严重，排斥外来移民，政治丑闻不断，高级官员和企业家纷纷流失。有人甚至断言，“这是一个只愿分配财富而不愿去创造财富的国家”（布拉特，1996）。相比之下，德国模式遇到的问题似乎引起了更广泛的反应。关于德国模式的前途，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德国经济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它会激发德国各界的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因为德国历史上的危机带来的变革与成功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点。第二种意见是彻底改造派。这一派的代表主要是一些大企业的领导和学者。他们认为应该按照美国模式来改造德国模式，全面改革各种制度，比如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和投资者提出要改革现有的“利权人”结构，提高“股东价值”，把追求效率放在首位。第三种意见倾向于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代表人物出自政界和学界。这一派承认现有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但只要进行积极改革，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德国模式的优势。罗格尔·德韦克（1997）的文章集中代表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德国模式的支柱——社会市场经济的三个组成部分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当路德维希·艾哈德设计这个模式时，经济可以同工业划等号。聚集在工厂中的人们需要规则来协调利益关系。现在随着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工业组织逐渐消解，网络替代了工厂，工作形式趋于多样，工业时代的制度已不再适应。在市场方面，产品寿命越来越短，竞争愈演愈烈，国家的调节能力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在社会方面，社会保险越来越昂贵，国家支出不断上升，但财产分配一年比一年不均，失业问题严重。这些变化使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难以适应新情况，但这不等于说其使命已经完结，只要进行自我革新，仍然前途光明。德韦克还提出了几条改革原则。它们包括：社会市场经济应对少数不能把握市场机会的人负有照顾义务；社会公益就是使个人有能力自主和激励他们自主，鼓励团体自助；国家不应事必躬亲，负担过重，而要确立规则，引导社会行为；简化庞杂的劳工法，使社会福利非官僚化；抑制社会公共福利税的上涨，降低劳动成本；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简化公司成立的审批程序等。
尽管美国近几年的经济状况非常好，甚至有人提出“新经济”一词，用来描述美国经济的充满希望的一面，但是美国模式的一些内在缺陷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布热津斯基在《大混乱》一书中特别列举出困扰美国的20个问题。他担心国内出现的社会文化难题会在两方面对美国的地位产生危险：“一方面，一个基本上由缺少深刻的人口价值理念的、追求物质享受思想所支配的社会形象，总会削弱美国社会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特别是作为自由象征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一形象总会在全世界多数贫困的广大群众中引起过于夸大的物质期望，这类期望无法得到满足是可以理解的，但期望落空就必然会加剧他们对全球不平等的愤恨之情”。布氏的这种忧虑在美国政界、学界以及企业界引起较大的共鸣。亨廷顿（1996）撰文警告说，美国文化并非普遍适用的，有其局限性。《华盛顿邮报》1997年11月4日的一篇文章也谈到， 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蕴含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并且可能是危险的傲慢的态度。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1997年11月在乔治敦大学演讲时也特别强调：“我们不学会改变我们的领导作风，我们最终会在全球引起极大的怨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因而除非我们采取更注意‘学习和聆听’的领导作风，否则我们会引起许多怨恨。”
1997年爆发的亚洲危机使人们对亚洲模式的弊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外部批评和内部的反思集中在东亚模式的两个主要问题上。一是发展战略的失误。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速度和出口，所以投资集中在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加工产业以及高利润的房地产业，忽视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造成了投资瓶颈和泡沫经济。国际短期贷款的大量涌入，虽然暂时弥补了资金缺口，但这些游资具有极强的投机取向，一旦撤去，就会造成国内经济的混乱。国家金融监管不力，贷款具有倾向性，一方面使资金流向半导体、消费电器等少数产业，造成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资金被少数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型企业占用，使融资风险性大大提高。一旦这些企业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银行业的正常运转。二是体制结构的缺陷。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中，东亚模式的传统优势——国家干预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一方面政府决策难以跟上市场的变化，容易造成政府行为失败；另一方面国家与企业界、银行界的长期密切联系，产生了一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的存在限制了体制本身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因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7）尖锐地指出，对亚洲经济奇迹的最大挑战可能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对于东亚模式的前途，除了东亚模式“过时论”外，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东亚模式现在遇到的问题只是暂时的，是“一场青春期的危机”。这场危机有助于这些国家调整畸形的产业结构，并获得更大的出口优势。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使这些一度自我陶醉的新兴工业国能够冷静下来，更好地调整现有制度。
4.在模式比较中，欧美国家积极寻找“第三条道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不同于美国模式和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的另一种模式。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就业、福利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美国模式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减少福利，以放宽就业限制和工资限制来增加就业，而就业的增加则是以贫富差距的拉大为代价的。欧洲模式则把维持高福利放在首位，因而牺牲了就业和经济增长。显然，这两种解决方法都有着明显的缺陷，因此有人提出寻找第三条道路来弥补二者的缺陷。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1997）就认为，发达国家不一定非得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存在着既能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又能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第三条道路”。要达到这个目标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给予雇主在雇佣和工资福利上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改革福利制度，逐渐减少现金补助额，以至完全停止补助，以增强劳动大军的适应能力；全速发展经济。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各方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因此需要各方的妥协让步以及政治领导人的协调。赖克说：“工人们必须放弃那些束缚雇主的僵硬法律，雇主们必须把增加的利润用于提高工人的技术和扩大他们的营业，而全球的投资家和银行家则必须更加耐心，只要是为全力以赴提高劳动者适应能力而欠下的公共债务就应宽容。”
许多西方人认为“第三条道路”并非空想，有现实例子，荷兰就代表了这个方向。在那里“开放、生机勃勃的市场与提供慷慨的社会福利，以及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正义结合在一起”。荷兰的成绩在丹佛八国首脑会议上受到了高度评价。在过去5年中， 荷兰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荷兰6.5%的失业率也大大低于这些国家。 荷兰的成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政府对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加以控制， 使之保持低水平；2）放宽聘用和解雇限制，减少开设企业的手续；3）积极发展临时就业市场。据统计在过去4 年中荷兰的职业介绍所增加了50%。临时工中介机构每年把大约30%的在册人员推介到全日制工作岗位上。现在荷兰的临时工和业余工人人数已增至工人总数的10.5%。经济学家们认为，失业率的急剧下降与这些工人数量的增加有着直接关系。4）最重要的一点是荷兰长期形成的协商传统和妥协文化。荷兰同英、 法、西班牙等国相比，一直致力于避免意识形态的对抗，并且10多年来一直由左翼与右翼联合执政，工会与资方能够通过谈判实现妥协与合作。荷兰经济部的一位官员说：“荷兰奇迹，如果存在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会可以被说服去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在1997年5 月份的一份报告中，经合组织指出，荷兰成功的“办法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这涉及各个社会伙伴，但显然没有对社会内聚力构成威胁”。
荷兰的成功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该模式无法复制，但是其成功却为陷于福利困境的欧洲国家指明了一个改革方向，即国家、社会要主动适应整个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快速的全球化进程，改革旧的僵硬的体制，通过有弹性的创新的体制来寻求同时代变化的契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探索现在已经成了西方主要国家中流行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政治实践。英国的布莱尔、德国刚当选的总理施罗德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俨然成了“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发言人和代表。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寻求新的模式以消除时代变革带来的冲击成了西方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背景。
三、对模式争论的思考
9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争论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挑战面前暴露出的问题以及为迎接挑战所做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模式争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对90年代模式争论的了解，我们可以得出下面一些初步结论：
1.快速的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种文化、每种制度乃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在全球化面前，所有的制度都暴露出了弱点和不适应之处，并且为了迎接全球化，主动调整着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种制度都必须完成两个最基本的任务：1）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应对全球化对国家管理经济能力的挑战。快速的经济全球化不仅削弱了国家传统的经济职能，而且要求国家必须重新定位自己。国家首先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顺应信息技术发展，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的再培训；二是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强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监管，控制和减少金融风险。2）以平等的对话姿态对待制度间的关系， 减少制度间的相互攻讦，加强制度间的对话和交流。
2.模式争论表明，没有一种模式是完美的，也没有一种模式是可以一劳永逸地存在下去的。任何一种模式都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的产物，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具有时代局限性和空间局限性，不能照搬和移植。同时，一旦某种模式确立起来，就会逐渐走向僵化和保守，成为阻碍发展的外壳。它不但会造成人们的行为定式和思维定式，而且会造成制度缺陷沉淀，形成制度创新的阻力。德国模式、瑞典模式以及东亚模式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这点。
3.学习、改革、创新是任何一种制度不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途径。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各国在制度建设上都在循着这条路前进。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加深，学习也由被动向主动，由单方向双方，由间断向不断转变。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更新也要求某种制度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改革自身，革除陈规陋习和保守思想，并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审时度势的敏锐目光和革除定势的勇气，更需要创新的合理顺序和最大范围的利益协调。
4.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在进行反思；同样，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更需要反思，要重新审视既有的概念和范式，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关注当代世界的最新变化，使理论更具有生命力，以便更客观地分析研究对象，借鉴对方的有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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