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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失误的性质和根源，从中吸取基本的经验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是我国学术理论界的一项重大课题。党的十五大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深刻的科学论断，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这是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所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理论突破。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超越阶段错误的主要表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就其性质而言，大体可分成两类。一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即把普通的人民内部矛盾或党内正常的意见、认识分歧视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而采取了一系列过火的错误的斗争方法。二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即坚持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个人收入方面的差别，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焕发出人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急于求成的实质，就是超越阶段。按照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都必须有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基础。共产主义就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开始，就出现了不顾现实生产力水平而执意追求生产关系向高级方向迅速变革的倾向。直至文革结束，这一倾向贯穿始终。其主要表现，就是急于建立包含按需分配因素的公有制高级实现形式，急于限制被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分配中的商品交换法则和个人收入等社会差别。其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代表这种急于求成倾向的一个标志性口号。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当然完全承认进入共产主义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丰富的社会产品作为条件，但同时，我们却又长期错误地相信，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需要以生产关系的变革即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作为前提。毛泽东曾经这样指出：斯大林认为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增加社会产品、将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和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3个条件， 其“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3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 ”把完全取决于生产力条件的生产关系变革，反过来当成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理论失误。也正是由于这个理论失误，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失误。
例如，原来预定要在10年、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才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的短短几个月中就被极其彻底地完成了。其理由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在大跃进时代，大力推进人民公社制度，也是因为相信：“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而做出这个判断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当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含有“按需分配”的成份，即兴办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称，这“正是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的措施；也正是实现生活集体化，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巩固人民公社的基本关键”。基于同样的思路，其它部门分配中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正是因为相信分配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有助于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亿群万众的思想觉悟，大跃进失败后，党中央调整了不少具体的政策，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却坚持到了1962年，而集体劳动和各行各业分配中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则始终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最后防线，得到坚决的维护，有些还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如60年代中期的进一步缩小工资差别，发展两种教育制度，取消军衔制等。在1966年提出的著名的“五七指示”中，限制工农、城乡、体脑三大差别也被列入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奋斗目标。最初发表“五七指示”的《人民日报》社论就明确宣布，这个“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到文革后期，毛泽东甚至把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存在，也说成是“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认为倘不加以限制，就很容易变成资本主义。
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就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集体劳动、共同经营在绝大多数的农村没有多少优越性，而忽略物质利益原则、强行缩小收入差别，更难以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3.79%，差不多用了近20年时间绝对值才翻了一番。明显低于前此4年和此后20年的发展速度。这里自然存在着某些不可比因素， 但这些年间追求和实行明显超越阶段的任务、政策，严重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无疑是造成这一巨大反差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我们这一时期主要的失误之所在。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非常尖锐地点出了这个问题：“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既是对过去错误政策一针见血的批评，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可以说，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克服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理顺经济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以此激励和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伟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阶级斗争扩大化为超越阶段理论铺平道路
必须指出，尽管导致同一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其实际的发展脉络来看，经济建设中超越阶段的错误无疑是其主要的原因之一，至少是主要的引发因素。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使我们党习惯于把所有的党内思想斗争，都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如刘少奇所说：“其他各种阶级，便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经过党与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份，侵入到党与无产阶级的内部来，……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来源，……党内斗争的来源。”根据这个思维定势，当那些超越阶段的理论、观点、任务、政策被证明确实无法贯彻而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理所当然的自觉不自觉的抵制时，便十分容易地被归咎为敌对阶级的阻挠，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一旦不同的意见被烙上异己阶级的印记，就很难继续坚持。这样就形成了很不正常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生活格局。换言之，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际起着为超越阶段主张扫清思想政治障碍的作用。后来十分流行的“突出政治”、“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口号，就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与超越阶段的任务、政策两者关系的概括。
农业合作化后期，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邓子恢因坚持稳妥发展合作社的方针，而被指责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结果，无人再敢坚持稳妥的方针，农业合作化得以暴风骤雨般的速度完成。在1958年初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严厉指责主张“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与“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后，大跃进被顺利地发动了起来。接着，试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彭德怀等被定性为“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大跃进的错误又在严厉的“反右倾”空气中得以延续，甚至变本加厉。
至于从6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大批判，就其坚持斗争哲学、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才子佳人戏、号召大写13年、塑造英雄形象、强调突出政治等基本内容来看，也显然是直接为当时提出的超越阶段的经济建设任务服务的，即希望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来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教育被认为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而思想落后的群众，以鼓舞或焕发出他们的斗志，使他们能够无私地投身于建设事业。实际上，如何焕发出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一直是中央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也只有完全依赖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教育和灌输。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人民内部存在的大量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其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因此，伴随着生产关系急于求成变革的，是始终不断的、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过火斗争，则是这个思路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最后，经济形势的严峻又被归咎为基层敌情的严重，于是发动了旨在纯洁基层干部队伍、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四清运动”。当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见解和过火的斗争遭到党内越来越强烈的抵制时，坚持自己信念的毛泽东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打倒那些他心目中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当时所谓的“走资派”，主要的“罪状”无非是对突出政治、过火斗争执行不力，或比较注意按经济规律办事，即没有遵循“抓革命，促生产”的路线。
毛泽东始终认为，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和政治斗争服务的，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956年以后，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或过火斗争，就其根本目的而言，确实大多是为当时的经济建设路线、任务服务的，或者说都有其特定的经济含义。可惜的是，当时制定的经济建设路线、任务，在本质上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尽管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发展速度仍然很不理想。
失误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
建国以后我们所犯的超越阶段的错误，本质上属于认识错误，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发生了误解。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必须明确，这决非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集体的失误。尽管从历史过程来看，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尤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方面，他可能要负更多的直接责任。但在追求超越阶段的经济建设目标方面，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个雄辩的发言人或理论家而已。向往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确实是那个时代许多人共同的强烈心声。邓小平曾十分公正地强调过这一点：“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事实正是如此。例如，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就曾说过：有一次“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期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直到1964年，刘少奇仍坚持以半工半读为核心内容的“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因为他相信，这“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庐山会议上，一开始就不同意彭德怀意见的负责干部为数众多，其中包括后来在安徽大力推行包产到户的曾希圣。甚至彭德怀本人，最初对大跃进也十分乐观，曾由衷地赞扬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6 亿人民中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新发展。”至于地方和基层干部群众在大跃进时期的激情、狂热，也不能说完全是强迫命令或巨大压力的产物。相反，中央的许多政策倒确实是地方和基层所贡献的经验的总结或提炼，至少存在着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显然，必须把建国以后的超越阶段错误，看成一个有着现实社会基础的历史现象，而不能把它看作少数人甚至某个人思想的外化。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要求。
其次，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在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忽略物质利益原则是其重要的内容。毛泽东曾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物质刺激的内容，进行过极其强烈的批评，如认为：“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不强调政治挂帅，只是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因此，他认为教科书的这一部分必须重写，“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这些批评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的痕迹，即重义轻利，把追求个人利益一概视为低级趣味或有害无益的倾向。
不仅如此。整个弥漫于党内的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情绪，都可能同中国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积淀有关。毛泽东甚至还试图直接承认这一点。在印发《三国志·张鲁传》的批语初稿中，他即指出：“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结论就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显然，把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等同于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严重的理论失误。尽管毛泽东或许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上述观点没有正式发表，但在他思考这类问题时，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确实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样，刘少奇长期力主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也可以说是某种历史文化传统的折射。刘少奇在1958年曾明白指出：“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是不是可以办这样的学校呢？”显然，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直接思想渊源是发韧于民国初年、并在五四时期极为流行的工读主义。而工读主义之类的带有强烈空想和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潮，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中国渴望平均、均等的历史文化传统，提供了它们适宜的土壤。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多数是在五四流行思潮的基础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青年时代所留下的思想烙印是不容易消褪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指出我们发生错误的深刻历史根源，不仅将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前人，更有助于避免我们今后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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