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根源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作者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出发，指出“左”的危害丝毫不比右的轻，甚至更加严重，而且由“左”转向右，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左”的根源来自于政治、经济、思想、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等等方面，只有清除根深蒂固的“左”，才能更好地搞好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
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鲜明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 〕我认为这不但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思熟虑的总结，而且也是对十月革命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瞻远瞩的概括。
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就不断出现右的和“左”的倾向与流派。有时右倾很突出，有时“左”倾占上风。到19世纪末以后，第二国际内部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越来越增强，终于成为主要倾向和主要危险，结果导致1914年8 月第二国际政治上的破产和组织上的分裂。经过俄国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左派的坚决斗争，才战胜了右派逆流，迎来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但此后，在国际共运内部，随即新涌现了带引号的“左”倾思潮。列宁虽然曾经及时加以批判，但是并未能清除其影响。由于有深重的经济、阶级、历史、政治、思想、组织等多方面的根源，“左”的思潮和势力反而愈加严重，在共产国际组织和许多共产党组织中盘根错节，不断抬头，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招致了多次重大波折，使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备受其害。
周茂温、刘学良、宋桂修等同志编著的《悲剧与思考》一书挑选了共产国际（1919—1943年）和几国共产党情报局（1947—1956年）两个国际组织以及苏联、中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柬埔寨、蒙古、印尼十个共产主义政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具体论述和分析，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从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从十月革命以来“左”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是怎样导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连环悲剧。这些悲剧首先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渐次扩大到国际舞台上。从20年代苏联清党、肃反扩大化起，中经共产国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共产党情报局的一系列反铁托分子事件，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一连串悲剧应该说其背后都贯穿着一条“左”的黑线。人们从表面现象来看，大都以为苏联东欧国家最后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葬送的。如果进行深层次剖析，就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左”长期难以纠正，才助长了后期的右。后期的右是对长期的“左”的惩罚和反动。全面来看，应该说，先“左”后右终于合葬了苏联东欧带有严重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弊端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原东欧也有个别国家如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一“左”到底，坚决反对市场经济和多党制，不惜用武力镇压上街示威游行的人民群众，结果失败得更悲惨——共产党的政权失落，罗共解体，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许多国家革命和建设反复实践的铁的事实都证明了：“左”的危害丝毫不比右的轻，甚至更加严重；而且“左”往往最后通向右，转向右。铁的事实还证明了：“左”比右更难克服、根治，因为“左”具有更加深刻的根源。列宁当年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真应该再写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老成病》，来诊治“左”倾这个沉疴宿疾。
“左”的错误所导致的一连串悲剧，不能不促使人们去深入思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左”倾顽症如此根深蒂固？如何才能根治“左”倾毛病，使国际共运重新振兴？
对“左”和右的本质与表现，毛泽东曾经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他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少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2〕
对“左”的根源我们应该多视角、多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种社会思潮总有其社会经济根源和社会阶级根源。“左”和右这两种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内部错误思想派别的共同经济根源在于小生产，共同阶级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以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个体化小生产是一个很长的社会历史进程。在这一渐进的历史进程中，小生产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左”右摇摆性，时常会反映到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内部来。“左”表现为狂热急躁，冒险冒进，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右表现为悲观失望，畏首畏尾，退让迁就，随波逐流。所以，只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产业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才可能从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方面逐步彻底铲除“左”和右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消极因素成为滋生“左”的思潮的肥沃土壤。大量自然经济的手工劳动小生产、农民的平均主义、君主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级制、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等，都使得“左”的东西更加根深蒂固，更具有群众基础，并成为“左”的社会历史根源。领导和群众都急于在自然经济尚大量存在的条件下就实现社会主义，而且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广大群众和干部在吃了苦头之后，虽然想改革体制、调整政策、改变作法，但是因受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等影响，“左”倾错误始终难以纠正。
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掌政权的条件下急于求成，这是“左”的东西根深蒂固的政治根源。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总是希望早日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取得胜利，这就容易犯“左”的急于求成的政治错误。但是在尚未执掌政权的情况下，犯了“左”倾错误受挫之后，没有政权为依托，难以在短期内东山再起，即使再犯“左”倾旧病，再次受挫后，就更难复起。可是在执掌政权之后，有政权为靠山和支柱，“左”倾顽症就很难克服，尽管“左”的路线和作法一再受挫，还可能依靠政权的力量，长期推行“左”的一套；或者改头换面，继续贯彻“左”的主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左”的体制和政策长期不改，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最终连老本——政权也会丢掉。
“左”还有思想认识的根源。毛泽东在《实践论》名篇中对右和“左”的认识论根源作了深刻的说明。他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3〕这就是说， 右和“左”的认识论的共同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脱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知与行相脱轨为特征的。如果细加分析就能发现：“左”不仅有时把幻想看作真理，有时把仅在将来可能实现的理想放在现时来做，而且有时把在外国实践取得成功的经验简单照搬到本国（如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要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起义的道路），有时还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教条式的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上，反对在改革开放中向前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总之，“左”的认识论根源背离唯物论和辩证法，会滑向机械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左”的思想意识根源是一些人的极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严重。他们好大喜功，争强斗胜，总想超前达到目标，为个人功名和晋升捞取政治资本。为此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糊弄群众，投机取巧，随机应变等等。这些人往往以“左”的革命词句来掩盖自己的卑鄙私欲，自我标榜，唯我独革，好像越“左”越革命，拿大帽子吓唬人。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吹捧，苦心钻营，争权夺利；上纲上线，排除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们干革命搞建设并不在行，耍阴谋、搞“运动”却很熟练，有的赤膊上阵，有的蒙上面罩，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伪装宽宏、给予出路。总之，想方设法把人整死、憋死、气死，以显示自己绝顶革命。这些人尽管口中念念有词，心中却未必都深信“左”的这一套是客观真理，不过是投其所好、迎合需要，把“左”作为个人向上爬的阶梯。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康生之流的所作所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左”之所以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还有人们思想方法的根源。从20年代国际共运中出现“左派”幼稚病以来，人们总认为犯“左”的错误只是革命者思想幼稚，方法不对头所致，而革命立场还是坚定的，革命大方向还是正确的。犯右的错误则是丧失阶级立场，大方向根本错了。于是，在革命队伍中“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习惯势力。实际上，“左”与右一样，既是立场问题又是方法问题，二者是相通的、互变的。
1930年9 月周恩来针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明确讲到：“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4〕1937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同意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我们党曾经存在“左”的而不存在右的传统的看法。他还具体分析了为什么只有“左”的传统的四个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传统不十分深厚，……（四）错误……没有得到彻底克服”。“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些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5〕可惜这种“左”的传统、 认为“左”比右好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时期都没有克服。1962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有的同志认为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的思想，明确指出：“‘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6 〕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使中国革命惨遭重大损失之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又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岂不是生动的明证？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对反“左”为什么比反右难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住。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7〕尽管有国际和国内的大量实践经验，尽管历经大约70年之久的多次挫折，尤其是亲历“文革”十年极左的切身浩劫，然而，“左”比右好的观念在广大干部中还远未清除，以至于在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左”的倾向又几次抬头。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总结历史经验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几十年的‘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8〕为什么右不会而“左”会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呢？这是很值得深思和深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左”成为一种习惯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左”在思想上批判不彻底，在组织上处理不严格。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犯过三次“左”倾和两次右倾路线错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曾经在思想上作了较为彻底的清算，在组织上为了团结更多同志一起工作从轻处理，实践证明其后果是良好的。可是建国以来，屡次把较为正确的主张误当作右倾乱加批判，而且组织上从严处理（轻者撤职降级，重者戴帽、开除、下放劳动，甚至关押）。这样势必助长了“左”倾。到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整个转向“左”的方面，也就不可能正确开展批“左”，以至于发展到“文革”十年的极左。1971年林彪事件的爆发，本来是一次开展批“左”的大好机会，可惜迅即又改为批形“左”实右，“左”的错误依然坚如磐石，顽固矗立。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只是着重揭批其反革命罪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之后，曾经大规模开展过批“左”，可是思想上批判并不彻底，组织上处理更为宽大。这样，就助长了宁“左”勿右，使得犯“左”的错误者并无自知之明，还自以为是，有恃无恐；于是一有风吹草动，“左”的思想照样能够推波助澜。
“左”的根深蒂固，还有一个政治上对应的原因，那就是右的反复出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全过程中，要不断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强大势力的包围。由于受资产阶级和平攻势与和平演变的影响，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内部总是会不断产生右倾思潮和派别。几乎每一次出现右的，就有“左”的伴随而生。右和“左”往往同时兴起，互相加深，或者交错形成，彼此渗透。这也证实了物极必反、均势守恒的定律。从国际共运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改良主义促进了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激发了工团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助长了“左”倾机会主义。列宁于1920年总结历史经验时就曾经指出：“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9〕我国近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证明了：每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右倾思潮的抬头，都助长了“左”倾的回潮。所以只有坚持反右反“左”两条战线的斗争，警惕右的，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才能使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逐步开拓新的前景。
“左”倾思潮难以克服还因为有其国际根源。从十月革命胜利和共产国际建立以来，一直在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方针，总力求社会主义能够尽快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以至全世界取得胜利，早日实现世界大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具有“左”的色彩，它又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际组织；受其领导的影响，各国共产党也有“左”的思想，而且也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共产国际虽然早已于1943年解散，但是其思想影响和组织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在当代世界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和新生产力革命迅猛发展、世界一体化的趋向逐步加强的新形势下，如何防止右、又克服长期已成习惯势力的“左”，实行适应当代新情况的新战略，以重新振兴国际共运，这是有待各国共产党认真探索的重大问题。
从以上十个方面的根源可以看出，清除根深蒂固的“左”具有长期性、艰巨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愿广大读者读完本文之后，对“左”的根源和如何根除“左”的影响，能够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做到心中有数，正确对待。
注释：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228—329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3〕《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283—284页。
〔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52页。
〔5〕《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08页。
〔6〕《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7页。
〔7〕《朱德选集》第387—388页。
〔9〕《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