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10-0055-06
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这一认识源于对先秦时期各类“含事”材料的具体分析和全面探讨。在前一时期的工作中，本人通过仔细寻找叙事行为发生、成长与壮大的痕迹，研究诉诸各类传播媒介的叙事形态，观察传世典籍的贡献与影响等，初步勾勒出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基本轮廓。为了更集中地阐明这一认识，我将研究中的诸多心得系统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在先秦叙事中，叙事诸要素由朦胧走向清晰，对叙事行为的驾驭逐渐成熟，其中记言能力的迅速成长尤为令人瞩目。
叙事的基本要素为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始末，甲骨上的卜问记录虽与通常意义上的叙事有一定距离，但问事者已经用独特的格式为容纳这些要素留出了空间，有些卜辞已经出现细化倾向。 卜辞开启了一种从问答导入正文的叙事程式，作为一种以神明为受述者(narratee)的文字通讯，叙事在这里被赋予高度的严肃性与神圣性。青铜铭文扩大了叙事的规模，逐步规范了“由大到小”的时空表述次序，事件始末在铭文中获得了相应篇幅，人物面目也逐步变得清晰。值得注意的是，铭文的记言艺术有突出的发展，一些铭文中“王曰”、“王若曰”的内容占据了主要篇幅。雄辩、生动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构成了铭文“言胜于行”的特点，并由此呈现出一定的戏剧色彩。青铜铭事奠定了“人神共鉴”的铭事传统，从这以后，在大型硬质载体上铭勒文字不单意味着牢固地记录事件，其仪式上的意义还隆而重之地将所记内容昭告天地神明。
在《尚书·金滕》、《诗经·卫风·氓》等优秀的叙事篇章中，开始出现连贯的事件与完整的故事，也可以看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金滕》对成王三项举动（“查验祷词”、“执书以泣”和“出迎周公”）和故事结局（“偃禾尽起”、“岁则大熟”）的叙述，说明古人已萌生记事须首尾兼顾的思想。《氓》对故事全过程的记述细致而周详，所展示的人物情感相当细腻。以《左传》为代表的史传运事，表现出古人已经能熟练地记述线索复杂、时空跨度大的历史事件。《左传》对行动的叙述可与记言媲美，重耳兴霸故事延续24年，左氏将这个故事放在分别代表5个阶段的5年内集中讲述，天才地解决了依年布事与事系于人的矛盾。记言艺术在诸子之文中攀上高峰。《庄子》的人物语言瑰丽奇伟，多含耐人寻味的反讽音调；《战国策》的说辞呈现出一种敷张扬厉、辩丽恣肆的雄辩风格，令人叹为观止。《论语》中夫子之言迂徐柔缓，却能产生出点睛夺魄般的效果，这种以精粹之言为“眼”的语录体叙事对后世之文影响甚大。在记言艺术高度发达的古代，对话体小说必然在其他小说形式之前成熟。即使用现代观念来看，《庄子·盗跖》也是一篇颇为规范的对话体短篇小说，它的开篇与结局均为孔子与柳下季的对话，故事的主体则是孔子与盗跖的对话，其中盗跖对说辞的痛驳长达一千余言。就结构的严密与对话的精彩而言，《盗跖》与后世名篇相比不遑多让。屈原笔下丰满浮凸的女性形象，标志着先秦叙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了新的水平。《九歌》中山鬼、湘夫人等形象的主要秉赋，那“既含睇兮又宜笑”的绰约风姿，那“思公子兮未敢言”的脉脉柔情，孕育了宋玉《神女赋》中绝代佳人的艺术胚胎。作为中国叙事史上首次用浓墨重彩装扮出台的丽人，这些人物身上带有泥土芬芳的风流气息，熏陶了后世一大批女性文学形象。
先秦时期叙事诸要素发育顺利，它们为后世叙事进一步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世界各民族的叙事史上，这种较高水平的起点一般都会被后人视为值得自豪的传统。
第二，先秦叙事已经表现出相当清醒的自觉意识，作者的主体意识亦有所抬头，这些促进了对艺术形式的讲究，导致了叙事中虚构成分的增多，为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分道扬镳、各领风骚作好了准备。
初始阶段的叙事应当是对事件信息的被动摹仿与记录，其典型表现为先秦瞽史对“言”的机械诵记。随着记事载体的丰富与认识能力的提高，叙事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与神明通话的卜问为问事者带来了庄严自豪感，中国的史官精神，其核心之处在于记事之笔外关神明内系良知，对所记之事绝对不能因循苟且。铭文的“铭者自名”性质，导致“叙述者”(narrator)“称美而不称恶”，因此青铜铭事必然是一种带有夸饰成分的炫耀性叙事，“隐恶扬善”在宗法制背景下进入我们的家族纪事传统。在《诗经》的史诗片断中，可以感到一种对部族历史的有意识的记诵，周人其实也尝试过用诗篇形式记录自己的过去。“吉甫作诵，其诗孔硕”等旁白类诗章则告诉我们，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穆如清风”、“孔曼且硕”等既是自誉，也体现了诗人的自信，“凡百君子，敬而听之”更显示了他们的白重与自尊。
子史叙事中，叙事的自觉意识表现得更为充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乃是因为《春秋》的一大功能在于留存记事者的评价，孔子的目的是通过记述史事将“乱臣贼子”钉上历史的耻辱桩。《左传》中的“君子曰”（包括“君子谓”之类）凡87见，这个数字表明叙事主体在《左传》中频繁地现身文本，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评价，显示出一种指导阅读的高昂姿态。“君子曰”是叙事学中“介入叙述者”(intrusive narrator)的中国代表，西方的“介入叙述者”到18世纪始见活跃，由此可以看出先秦叙事中“君子曰”的难能可贵。“君子曰”的深层影响表现在开创了“卒章显志”的叙事程式，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布下了一种思维定势：在讲述完故事后倘若不安排有形无形的“君子”出来议论一番，这种叙事似乎便不完整。诸子之文中的寓言，其功能亦为宣扬作者的观点。屈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的创作者，膨胀的主体意识使屈赋中的“感事”成为一种横放不羁的情感流溢，所谓“骚体”就是在这种感事之情的喷涌中形成，激情澎湃的叙述者驱驭着映入自己迷茫之眼的日月风云、善鸟香草等密集意象，与它们一道进行着风驰电掣般的天地神游。凡此种种，表明这些作者不但意识到自己在叙事，明白自己是为某种既定目的而叙事，而且认识到自己是叙事的主宰，这一切使得叙事形式逐渐变得讲究，也使叙事内容中出现程度不等的虚构因素，创造性叙事就是这样在实录性叙事中逐渐生成。《尚书》中的《金滕》与《左传》、《国语》中的许多篇章，完全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诸子之文更蕴藏了大量文学精华。
先秦时期文学尚未正式独立，文史兼涵的经史子典籍构成了“双水分流”前的共同渊源，后世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都有充分理由从中追寻自己的传统。从文学立场上看，《尚书》、《左传》中的“诬谬不实”，恰恰代表着文学性叙事在史传母体内的躁动。先秦史传中的文史矛盾可用“史有诗衣”或“虚毛实骨”来描述，如《左传》中的骨干事件大体真实，但敷演其外的微细事件未必皆为可信，因为作者一般不大可能获得那些“如聆謦欬”般的信息。晋灵公使鉏
刺赵盾之事应属事实，鉏在行刺过程中的思维活动与自言自语则为想象的产物。细枝末节的虚构与通体虚构之间并无堤防，一旦作者的兴趣由记事移向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叙事中的虚构因素便会由“衣”向“体”蔓延，由“毛”向“骨”侵蚀。《战国策》除记述摇唇鼓舌的纵横家之言，还穿插了70余则纯属虚构的寓言故事。《穆天子传》与《晏子春秋》由“虚毛实骨”发展为“真名假事”——穆王与晏子实有，穆王共西王母唱酬与晏子“二桃杀三士”等却未必有。在这些“非子非史”、“亦子亦史”的叙事中，虚构因素进一步增多，文学色彩趋于浓厚。产生于秦汉时期的《燕丹子》、《吴越春秋》与《越绝书》等杂史杂传，继承并发扬了“真名假事”的叙事传统，其形态具有典型的由史传向小说过渡之特色，为后来文学性叙事“脱史入稗”奠定了基础。
第三，先秦叙事在中华民族叙事思维上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其形态、倾向与特征对后世叙事发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的一个意义是它属于过去却不断作用于现在，本文之所以认定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关键在于先秦叙事的许多基本特点为后人承传不息。在历史性叙事中，这种传统的惯性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春秋》为中国史传开编年体先河，其实质为“依时而述”。《国语》则体现了“依地而述”的思路，它先记周语，然后分别记述列国之语。“依地而述”不具备“依时而述”的系统性，但避免了须在同一时间内记述多国史实的麻烦，可以实行集中程度更高的叙事。《国语·吴语》对吴王夫差的记述近于为夫差作传，这种对“一人一事”的集中传述不但是对编年体的超越，同时也是以人物为纲提携各类事件的纪传体的先导。纪传体的雏形出现于先秦晚期的史著《世本》中，它的“依人而述”由《春秋》的“依时而述”和《国语》的“依地而述”发展而来，这种囊括力极强的、能够各不相扰地反映各类事物在时空中连续性存在的纪传史体，经过司马迁的大力弘扬，最终成为煌煌“二十六史”一以贯之的定式。
先秦叙事对后世文学性叙事的影响则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在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形态上的影响。例如荀况《成相》摹仿的说唱艺术为曲艺之祖，曲艺后来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今天流行的还有400多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仍用“鼓”、“相”之类的打击乐器担纲伴奏，形态上并未发生很大变异。曲艺中的说书（唐宋时为“说话”）一支直接哺育了宋以后的通俗小说，在其形态上打下了深刻烙印，讲史话本的遗痕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历历可见。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成的章回小说中，涌现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叙事经典。楚辞与《荀子·赋篇》对汉赋的影响亦属此类，《赋篇》携带有“赋”之所以为“赋”的文学特征——敷陈铺排，《卜居》中的屈原一层复一层地抒发胸臆，已露出后世赋文奔腾汹涌的端倪。还须提到，《赋篇》、《卜居》中以客主问答之辞为开篇的做法，对后世叙事结构产生了持久影响，“遂客主以首引”成了导入正文的一种常用叙事手段。
二是思维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沉淀在不易觉察的意识深层，只有在将其拈出分析之后，才能显现其与后世叙事文学的联系。正因为潜藏得深，它可以顽强地穿透各种文体的壁垒，作用于后世作者的叙事思维。《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一节，隐藏着一个主人公搬救兵战胜对手的原始模式，这个模式在后世叙事作品中累见不鲜。《西游记》中孙悟空一身都是本领，但遇到对手后总是上天入地去搬救兵，这说明“搬救兵”作为战胜对手的必备程序，已经置入了中华民族叙事思维的“记忆装置”。《山海经》介绍神怪的外形时，其想象力往往表现为器官、肢体的变形与奇特，如人兽器肢的混合（“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及器肢数量的增减（“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为人一手一足”）等。古代小说主人公的面孔后面也似乎透出某类神怪的影子：《西游记》的主角分别是金蝉、猴精、猪妖与水怪，《三国演义》的刘备“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水浒传》的宋江“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常以与动物相关的比拟（“豺声”、“蜂目”、“熊虎之状”）来喻示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时至今日，我们仍喜欢用“虎背熊腰”、“莺啼燕语”、“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之类的词语来臧贬人物。
三是倾向与特征上的影响。先秦叙事重视记言与对话，多用引征、意象与隐喻，提倡简练与含蓄，这些构成了先秦叙事的显性“遗传特征”，它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叙事文学。在这些倾向与特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隐喻性叙事，它是先秦叙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先民造字时就懂得让汉字构形部件相互发生共振，如将动态的“鹿”置于静态的“土”之上合成为“塵”字（“塵”的古体是“土”上有三只“鹿”），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小的叙事单元——鹿群在土地上奔跑带起滚滚尘土。以后隐喻性叙事又由“字”蔓延到“词”，如卦爻辞中“飞龙在天”、“潜龙在渊”等意象，容易引入联想起异质而同构的人生境况；由寓言故事压缩而成的成语，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常备语汇，汇聚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巨型故事库。人们在使用成语时，实际上等于从中挑出某一故事，心领神会地传递不欲明言或不便直言的信息。再进一步，这种隐喻手段又由“词”扩大到“句”，如《诗经》中的“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等，诗歌中的“兴”可谓最具民族特色的国粹，“兴象”与“拟象”之间的共振，奏响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叙事和弦。
先秦叙事的材料足以证明，中华民族使用的是一种最具叙事优势的语言，除了通常的信息传递方式之外，汉语的字词句还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叙事。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发扬了这种叙事优势的文学样式，其风格往往优雅蕴藉，如唐诗的主要“法宝”之一就是隐喻意象的叠加与组合。而未能继承这种隐喻传统的文学样式则往往难逃訾议，如汉代赋体文学的一味铺陈固然实现了“欲人不能加”，但也因此失去了用汉语叙事时那种独具一格的含蓄意味。
第四，先秦叙事处于中国叙事史上的拓荒阶段，它播下的许多种子为后世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生长点，它建立的一系列范型亦获得绵延不绝的发扬光大。
从发生学角度看，开疆拓宇时期出现的一些具体形态，常常会成为后人模仿的对象，其中初露端倪之物亦有机会发展壮大，由嫩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叙事文学中有不少东西伏源于先秦：后来那些逐渐定型的叙事手段与模式，那些包含着强大生命力的母题的故事，那些丰富性与复杂性都颇为可观的文学性格，在先秦叙事中多可找到它们的雏形与源头。提起叙事作品的开篇，我们会想到先秦时的“遂客主以首引”；谈到结尾时的“曲终奏雅”，我们又会想起“君子曰”之类的“卒章显志”。不管是在哪种文体中，中国人下笔时总会不自觉地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格局行事，历代（包括当今）重要的政治文告也常常从前人的贡献起笔，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史墙盘铭。所以有人这样描述：“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是靠历史叙事，先列举三代故事、先秦典籍、二十四史一路下来，然后续上你的当代叙事一小段，这样你才能得到自己内心承认的合法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大家公认的正统性权威。”[1]再如，《氓》不仅以其“怨而不怒”为后世“怨妇诗”奠定了情感基调，它的“开端与结局复合”的结构方式亦为后世“蟠蛇章法”之祖，诗中讲述的“痴心女子负心汉”故事更成为文学史上不断重复的母题。像《氓》这样的篇章绝非凤毛麟角，由于处在历史长河的上游，先秦时期中每一个讲述得出色的故事都能进入中华民族的叙事传统，以其独特之处对后人发挥影响。
先秦叙事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故事以“集团军”的方式存在。庄子有意识地将多个寓言故事聚拢在一起，这种集腋成裘的尝试发挥了“故事群”的威力；韩非、吕不韦进一步将“故事群”组织成“集团军”，使故事按题旨聚集成不同层次的“故事族”，最后归入一个庞大的“故事库”。《说林》、《储说》与《吕氏春秋》就是这样的“故事库”，它们反映出古人一种伟大的叙事追求——“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而世上之事多如恒河沙数，人类实际上不可能真正用笔墨复制出另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庄子、韩非与吕不韦只能聊备其梗概。尽管如此，先秦时代建立起的这些巨大的“故事库”仍是中国叙事史上一道骄人的风景，它们集中了闪烁着民族智慧之光的种种寓言故事，“故事库”实际上就是“智慧海”，几千年后我们仍觉得需要从中汲取人生启迪。然而古人也未忽略故事的微观层面，《吕氏春秋》在“察微”类下记录了一个“卑梁处女”的寓言，说的是吴楚边境上的采桑女子因戏闹而生仇隙，双方的意气用事导致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引发吴楚之间规模浩大的鸡父之战。这个故事不仅说明古人早有“防微杜渐”的意识，从叙事学角度看，它表明古人在先秦时代就注意到织成故事之网的细微行动具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宏伟的故事大厦是由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砖石垒砌而成。
先秦的许多故事就单个而言不一定有很大意义，它们聚合在一起却变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后世叙事按以下四种方式在这片“土壤”上蓬勃生长：一是先秦典籍中关于某个事件的简单记述，经过后人不断的添枝加叶，最终发育成羽翼丰满的故事。孟姜女故事属于这方面的典型，最初它只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一个小事件（杞梁妻拒绝齐侯郊吊）[2]，经过两千多年来滚雪球般的连续性叙述，这段不起眼的记述变成了妇孺皆知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二是先秦典籍中的故事本已具备相当基础，后世的倍加关注与反复叙述使其如烈火烹油。元代纪君祥据“晋灵公不君”事写出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以后“赵氏孤儿”又随杜哈德(Du Halde)的《中国通志》漂洋过海，在18世纪的欧洲大放光彩。[3]三是后人讲述的故事虽与先秦时代无直接干连，其叙事策略却是来自对先秦叙事的借鉴。例如，《左传》叙事几乎涉及了冷兵器时代的全部可能行动，在它之后对实施“空城计”等兵法的叙述往往很难摆脱它的影响。孙绿怡云：“《左传》中出现的战略、战术：兵不厌诈（僖公二十五年、哀公十七年），‘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公五年），围点打援（桓公十一年），设覆诱敌（桓公十二年），骄兵必败（桓公十三年），空城之计（庄公二十八年），设间用谍（僖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连环计（僖公二十八年），……等等，皆被《三国演义》等小说采用。”[4](P134)四是塑造人物的策略薪尽火传，先秦时代的文学性格在后世同类人物身上继续生长。《战国策》（《秦策一》、《秦策二》）中的陈轸，可以看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先驱，罗贯中正是汲取了塑造这种军师型形象的历史智慧，才能将智术过人的诸葛亮刻画得那么成功。同样，《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中的齐桓公，也为后来刘备等求贤若渴的人主型形象描绘出了基本轮廓。
以上便是我的基本认识与主要观点。先秦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代，考古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国古代文明基本上是在中国区域内独自发生与成长起来的。叙事传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背景决定了它应该有独属于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写作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探求和揭示这些规律与特点。只有懂得事物的源泉和根基，才能更好地认识它们后来的发展，因此本文的讨论对象虽然属于先秦，其作用力却是指向现在。李泽厚说：“传统是非常复杂的，好坏优劣经常可以同在一体。如何细致地分析剖解它们，获得清醒的自我意识，就显得比单纯的‘保卫’或‘打倒’，喜欢或憎恶，对今天来说，更为重要。”[5](P302)本文在研究中没有刻意掩饰对传统的归属感，但还是努力做到在分析剖解中保持清醒与客观。先秦叙事传统确实很复杂，它散见于甲骨青铜、卦爻歌辞、神话史传、诸子言论、民间文艺和宗教祭祀等多个方面，其形成过程亦表现为各种叙事形态与“含事”材料的融汇互渗，为了合理地反映它们在传统中的作用，我设计了以传播形态为线索的论述框架，逐一讨论各种叙事形态的条件、功能与贡献，并对诉诸声音与来自民间的叙事行为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这种安排或许有利于描绘出先秦叙事的独特面貌。不过，传世的先秦史料相对不足，其中讹伪脱错成分在所难免，加之本人对文献资料的把握力不从心，这些障碍使得我的工作挂一漏万，很可能已在一些地方与叙事传统的真正精髓失之交臂。尽管如此，本文仍愿成为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引玉之砖，万变不离其宗，对传统认识愈深，对后世流变的把握就愈透彻。当然，这项工作绝不可能一蹴而就，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如果你需要传统，就得花上巨大的劳动才能得到。”[6]为了弥补本文留下的诸多遗憾，今后我将继续在这个领域内不倦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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