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根据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之不同，依据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起源，划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一类是内源型现代化道路，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道路，又称内源型变迁，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另一类是外源型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进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被迫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其间多次试图走向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道路，但有的夭折，有的半途中断。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并得到人民群众高度认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无论是从时间还是性质上看，中国这次重新启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属于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的国家与内源型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现代化启动时间维度的差异所引起的内部、外部的环境与条件发生的变化，导致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独特的“现实必要条件”。能否把握好这些“历史规定性”和“现实必要条件”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实现自己发展战略的前提和现实基础。外源型发展中国家与内源型现代化国家相比有不同的优劣势，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提出外源型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化解劣势，从而构建了现代化理论中的后发优势理论。
一、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基础
后发优势理论是对西方主流和传统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其基本内涵是指在先进国家和地区与落后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后发优势主要是从时间维度来说的，即后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存在后发优势就是因为它们在发展水平上比先进国家和地区落后，落后也为其跨越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优势。在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制订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模式，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大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后发优势属于国家和地区战略层面的问题，它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命题。一般而言，实现这个命题有两种思路：赶超战略和跟随战略。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采取跟随战略的结果可能被越拉越远，而赶超战略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赶超战略又分为两种方式：激进式和分步式。激进式赶超战略违背经济成长规律，不能从总体上实现目标，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就属于典型的激进式赶超战略。分步式赶超战略是可行的选择，我国目前正是选择这样一种战略，即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基础上的分步式赶超战略。
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如果利用好自己的后发优势完全可以追上发达国家，这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用后发优势挤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一流强国的行列。20世纪的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利用后发优势迅速进入中等发达资本主义行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利用了后发优势，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①。
二、以后发优势为基础的不同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和后发优势的同质性
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内源型现代化国家和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劣势和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都是以后发优势理论制订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模式，其中，东亚、拉美和印度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尤为显著。由于三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同时依据后发优势理论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东亚、拉美和印度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东亚后发优势理论特点是“经济优先主义”，亦称“经济第一主义”②。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或中心。经济第一主义是东亚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拉美地区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是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认为：世界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将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纳入其经济体系，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不断地被依附化的过程，而这种依附是导致非西方国家不发达的主要根源。据此理论，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模式则采取了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拉美国家强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本国工业发展的政策，有意识地以扭曲市场机制的办法来保障本国工业的发展。印度的现代化理论则是以“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印度实行计划经济，建立公营企业。其计划经济的前提是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包括公营和私营两部分经济。公营经济主要靠国有化、新建企业等办法不断补充。印度政府的国家干预主要是“半管制”模式，这是一种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混合模式。政府通过“半管制”模式组织生产，引导和影响私营部门的投资和生产，使其与公共部门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发挥各自的作用。
尽管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分析后发优势理论的优、劣势的角度不同，在实践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模式也有不同特点，但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了重要的一致性。这些不同发展战略和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后发优势理论做基础，利用其潜在的后发优势，这些后发优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的路径不同，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共同点：报酬递减方面的后发优势，科学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后发优势以及结构转变方面的后发优势。
报酬递减方面的后发优势，主要是指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所产生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的资本丰富，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此将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这个方面的后发优势现在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是否存在。从各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数据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大趋势是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发达国家大多数是储蓄率高于投资率，这表明资本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这个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可能比发达国家要高。
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话题，大多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由发达国家发明创造的。发达国家发明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被认为是公共产品，具有溢出效应，这对于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来重新研究和开发这些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他们只要花费较小的成本就可以把这些科学技术引进并运用于生产中，这一方面节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也缩短了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制度和经验，这就节省了在实践中摸索和试验的时间和资源，这也是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就是结构转变方面的后发优势，这方面通常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发展中国家最初都是农业国，经济发展过程就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最终实现工业化。落后的农业部门生产率较低，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较高，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工业部门，可以提高这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生产率较快地增长。这方面的后发国家优势在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那里所有部门都现代化了，生产率差异较小。不考虑其他因素，仅就结构转变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要快于发达国家。
三、现代化发展战略进程中我国后发优势面临的潜在挑战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已经得到科学的总结，在不同的时期，也被一些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但是，更多国家的发展结果并不令人乐观。这说明后发优势的潜能不可能自发地发挥出来，它们需要后进国家和地区创造使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以及一套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多次中断与重启的国家，它的经验、教训和现实问题为各国政界和学者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确地发挥后发优势并且为其从潜在的能力变为现实的优势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地实施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国进入人均国民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按照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美国经济史专家罗斯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把现代化的坐标图画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做准备、起飞、向技术成熟推进和大众高消费。③罗斯托关于经济成长五阶段的理论，颇有牵强之处，但作为一个比较分析框架，仍有参考价值。我国现阶段处于罗斯托所说的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根据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这个阶段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中国在这一阶段仍然要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由于现代化阶段的推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现实问题，使中国曾经出现的后发优势正在不同程度地流失，中国的后发优势面临新的潜在挑战。说是潜在挑战是因为他们在未来的现实中可向优势方面转变，也可变为劣势。
1.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推进，人口、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压力和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提前到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面临着巨大的时间差，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也会出现资源紧张的局面，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普遍落后，使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这样发达国家国内资源紧张的矛盾会被化解，所以，发达国家阶段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资源成为助其腾飞的条件。而今，发达国家面临着再发展，发展中国家都在实施赶超型战略，世界资源出现了整体性紧张，我国能够利用国际资源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的条件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遇到的诸如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对经济的严重制约，是发达国家在大众高消费阶段才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人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严重制约的时间方位前移，为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提出了新的挑战。
2.发展不平衡的现代化向相对均衡的现代化转变。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由于追求绝对的公平而处于过度的平衡状态，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特点之一就是现代化过程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面临着现实的挑战，整体表现为相对的不平衡向过度的不平衡转化，另一方面则是处在发展战略阶段上的转变：由过度平衡经过相对不平衡状态在向相对的平衡转化。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持社会各个主要因素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进程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处在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的中国面临着多项严重不平衡的挑战，主要包括：(1)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中国表现为东中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从经济总量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50%、30%和20%变为2003年的59%、24.5%和16.5%；从人均GDP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由1980年的1.5:1和1.9:1扩大为2002年的2:1和2.6:1。(2)城乡社会的二元化，城乡人均收入和社会发展的差别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1.86:1，2004年扩大为3.21:1。与世界范围线比较，发达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为1.2:1，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5:1。(3)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过大，引起的社会不公和各阶层利益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98年国家发改委估计的数字为0.3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综合各方面的数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或达到0.4警戒水平。(4)经济与政治和文化发展不协调的深层次矛盾逐渐转化为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社会矛盾的凸显，使潜在的政治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避免相对不平衡向过度不平衡的临界点转化，以及应对几种不平衡的合力出现是继续保持后发优势的重要条件。
3.国家在现代化的作用的两面性及其变革。国家干预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特征，所以，外源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④。外源型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干预的模式，不论是东亚的专权主义、印度的半管治模式，还是拉美的官僚—权威主义。三种模式在国家干预模式的共性是：政治集权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强力干预的模式成为现代化学者中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肯定国家强力干预的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它。(1)在现代化启动初期，国家强力干预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与内源型国家不同，外源型国家在市场发育，民族独立和维护政治稳定，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及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认同的差别，都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内源型国家相同。所以，对于现代化的启动和初期运行，国家的强力干预对外源型国家是必不可少的。(2)国家干预模式的适度性。通过对实施适应型发展战略和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国家相比，后者发展模式创造了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发性成就。但后者被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型国家”，这种模式创造的发展速度往往不能持续，并造成自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分的集权与干预导致官僚政治的巨大膨胀，给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可能造成经济生活的政治化。国家干预模式应该是适度的，强力干预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决不能说国家即政治权力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推行现代化的大变革进程中可以无限度地集中化与扩大化”⑤。(3)国家干预模式的转换。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初期，对外源型国家来说，这种模式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化启动初期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与功能开始变化，最显著的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特征，这一分离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强化与国家政治结构的弱化。如果国家承担的角色与功能不相应地改变，就会引发发展性的危机，以国家强力干预模式“只能是一种发展的过渡形式，是不能持久下去的”⑥。我国是典型的国家强力干预模式，高度的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在现代化启动的初期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时期，随后长时间地引发发展性危机和现代化的中断，如果说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随后的金融危机从世界意义证明了这一模式的有限性，而我国从自身证明了它的缺陷性。国家干预模式的转换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表明我国已在实践中开始寻求国家干预模式的转换与创新。我国国家干预模式的转换与创新应从三个着力点入手：首先，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其次，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进国家与市场分离的步伐；最后，准确定位政府的角色与功能，避免政府功能的越位与缺位。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预模式的制度创新。
4.从外源型向内源型现代化发展道路过渡，实现现代性的内部生成，使内部因素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以英国为首的内源型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但是，内源型和外源型国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德国和日本最初走向现代化都是外源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外部压力引起内部因素的逐步变动，社会的内部因素逐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现代化道路的模式就发生了转变。我国是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外源型的发展道路为我们在借鉴和引进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只能使我们跟在别国的后边，并且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巨大影响。只有逐步走向内源型发展道路，我们的现代化动力由外部条件的推进转向内部因素，社会内部自身的力量将形成合力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模式的现代化才会持续稳定发展。当前我国由外源型向内源型现代化道路过渡将面临以下挑战：(1)从要素的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道路不尽相同，有的是依附本国的资源，有的是依附外部的资本和市场，而有的是凭借自己的科技创新。我国特殊的国情和需求，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发展模式，而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并没有改变竞争的实质，却使竞争的形式大大改变。以往的竞争变成了人才的竞争，经济、军事的竞争变成了科技创新的竞争，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科学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在改革开放30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是它的副作用也随之暴露。核心技术无法从国外购买，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竞争中不受制于别国，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原始创新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集成创新能使各种相关的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而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可以达到再创新，获得更多的科技成果。(2)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创新。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二战以后的经济崛起以及1997年的金融危机，学者们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对经济发展和创新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制度”。⑦衡量制度的标准是看这种制度能否激励创新，不断释放创新的潜力，同时也要看这种制度本身是否具有自我调适和创新的能力，不断自我完善。二战后东亚的崛起以及90年代的金融危机使人们从文化层面的探讨转向制度的分析，二战后东亚经济迅猛发展的实质是对传统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造的结果，而东亚金融危机的实质也是制度危机，它表明曾带来“东亚奇迹”的政府主导型制度的创新潜力已经耗尽，东南亚面临着新的制度转型的挑战。中国作为东亚的大文化圈和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亚其它国家有相似的历史规定性，特别是中国又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中国能否保持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持续进行，将取决于能否顺利实现制度转型，并建立起能够持续激励创新、同时自身模式也能够不断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3)最终形成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决定动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呈现出一个时间差和顺序模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沿着技术—制度—文化变革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不协调，无法生成自身的现代性因素，只能靠外部的挑战、引进外部的因素来刺激内部因素的变化。我国是典型的外源型发展中国家，正在向外源—内源混合型过渡。最终实现社会内部因素的发展潜力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地出现，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内源型现代化国家。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00-10-13.
②韩琦.对拉美、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比较[J].山东经济，1999(1).
③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28.
④⑤⑥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85,189,191.
⑦马宏伟.东亚崛起与危机的制度分析[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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