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全会论文,国民党论文,三中论文,初步形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一些中国革命史、现代史教科书及有关著述说，1937年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因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对此结论，笔者不能苟同。这是因为：
（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根绝赤祸”并不只是一种宣传，而是赓续实施的国策，红军西路军的几乎全军覆没就是血写的事实。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改变内外政策：对内，停止内战，放弃武力，表示要“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用“商榷”方法解决国共两党的意见分歧，共同抗日；对外，对日本侵略者“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日之一途”①。这是国民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但是这个改变只是国民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根绝赤祸”则是它的根本方针。因为全会《宣言》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以暴动手段危害民国。”并径直宣称：“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②。全会还不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反对，通过了旨在对付共产党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声称“赤祸必须根绝”，并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一是，在统一编制、统一号令之下，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二是，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一个国家不允许有两种政权之存在。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权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三是，赤化宣传与三民主义绝对不相容，也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四是，必须停止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的阶级斗争③。显而易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五届三中全会，并未改变国民党奉为衣钵的反共国策，尤其是蒋介石看到红军已从富饶的南方各根据地退却到狭小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力量大不如前时，更欲一举根除多年的心腹之患。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明派代表与共产党谈判，暗中却指使马步芳、马步青部向红军西路军进攻。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谈判中一再要求蒋介石下令制止“二马”的围攻，但无济于事。至1937年1月中旬，西路军只剩万人左右，且全部被围困在倪家营地区的43个屯庄里。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一面指示西路军停止西进，改为东返；一面指示潘汉年向南京方面解释，西路军东返系因筹粮困难，并非增援西安的主战派，如果马步芳等停止进攻，并让出凉州以西各城，西路军也可停止东返。可是南京方面只要求西路军停止东返，却不命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疯狂围攻。西路军将士四面受敌，连月血战，人、弹有耗无补，奋力歼敌25000人之后，于3月兵败祁连山。全军21800余人，只有李先念、程世才率400余人抵达新疆，其余大部牺牲、被俘、失散，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西路军接近当时红军总数的一半，他们全军失利后，红军只剩25000人了。失掉这样一支经过长征磨难后幸存下来的红军主力，既是共产党的惨痛损失，也是中国抗日力量的严重损失。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还重兵包围了苏区，准备在适当时机向被围困的红军发动进攻，达到聚歼目的；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队的清剿也在进行。这些特别是西路军三月的惨败，能证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的“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的诚意？内战没有停止，和平没有实现。
（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和平统一”基本上是一个宣传口号，三位一体联盟的被拆散就是有力的证明。这种分裂活动同样持续到这次全会后。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对内政策从字面上看是作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即由剿共内战演化为提倡“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并表示以此“为全国共守信条”。《宣言》指出“和平统一之目的，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困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权主义之大道。”“所谓停止内战，乃谓在同一主义之下，意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非谓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之举动”④。如此这样表述，这里面溶含着相当大的被迫成份。因为日本疯狂推行灭亡中华民族的野蛮侵略方针，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又要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而全会后的实践反馈，其提出的所谓“和平统一”基本上是一个宣传口号，事实上国民党及其军队则与此相悖而行。
西安事变前，西北地区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结成逼蒋抗日的三位一体秘密联盟。西安事变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策划吃掉东北军，在其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决议为“分而灭之”。“第一个步骤，是调虎离山，提出必须将东北军调出西北。第二个步骤，即以改编为名削弱其实力。第三个步骤，驱使东北军参加抗日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在战争中的消耗损失，不予恢复补充，取消番号，直到全部被消灭为止”⑤。在扣押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将军后，接着便指派40个师的兵力分5路进逼西安，还指派一些特务对张、杨所部将领进行收买策反。在蒋介石惯用的威逼利诱面前，终于引起三位一体的主力——东北军的内乱，结果导致一批将领率部公开投蒋。3月，蒋介石和陈诚分别把东北军的各军长召集到南京开会。他们在会上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方法。陈诚说：“这是为你们而改编，而不是中央来改编你们。为了你们将来抗日，象现在这样形形色色的编制，在指挥运用上是行不通的”。6月间，又召集东北军各军长到河南开封，“由刘峙主持召开正式改编会议，关于人事的去留，皆在这次会议决定。实际只不过是召集各师长到开封聆听改编的决定罢了”。总而言之，“当时没有容纳东北军方面提出意见，即接受改编也得改编，不接受改编也得改编，完全是硬性的命令，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就此各军长表示接受改编”⑥。
西北军42师师长冯钦哉、49旅旅长王劲哉、警备第2旅4团团长沈玺亭、6团团长唐德楹等人脱离西北军，投降蒋介石。冯钦哉部竟引中央军开进潼关。随后，杨虎城将军被逼出国。
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的36师和平进入西安并接管城防；2月9日，顾祝同即以西安行营主任的身份进驻西安；3年间，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西北军北调到三原。蒋军重兵包围苏区，红军被强兵压迫在极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贫困之地。三位一体逼蒋抗日联盟被拆散，东北军、西北军被瓦解，红军重陷围困，局势急剧恶化，中共一面加紧抗日呼吁和与国民党的谈判，一面又在酝酿新的战略转移。由此可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困难”，“和平统一”，不过是囿于舆论宣传罢了。张、杨、共三位一体的被拆散，以无可辩驳之事实折射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初步形成。
（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两党艰难的谈判历程，又怎么能够证明这次全会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进行了西安谈判、杭州谈判、两次庐山谈判、两次南京谈判。特别是国共两党6、7月份在庐山进行的两次最高级谈判，分歧明显。在谈判中，周恩来等多次重申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承认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发表国共两党合作宣言。但是，蒋介石继续拒绝中共的合理要求，以两党合作之名，行“根绝赤祸”之实，企图收编红军，分割陕甘宁根据地，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谈判围绕着红军改编、陕甘宁根据地改制和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共产党提出的红军改编方案由最初的4个军12个师缩为4个师16个团及2个工兵师；又缩编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3个师上面设总指挥部。但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设总指挥部，并要由国民党派遣从师到连各级的副职。关于根据地改制，共产党提出陕甘宁根据地是统一完整的行政区，不能分割，政府人员民选推荐；后来又提出政府首脑可由国民党方面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择一人为正职，中共委派林伯渠任副职。蒋介石仍然拒绝。关于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共产党提出为保证国共合作到底，两党应有一个共同纲领。蒋介石开始表示同意，并商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但不久，蒋介石径直提出要成立所谓“国民党革命同盟会”，由他当主席并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还可视情况的发展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的党，并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蒋介石的这一方案实质是要从组织上控制共产党，达到“溶共”的目的。这样，直到卢沟桥事变前国共两党虽经多次谈判没能达成协议。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有关文件提出的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是：“彻底取消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根绝赤祸”，这与共产党在这次全会前夕发表的《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出的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之精神不啻天壤之别。共产党要通过改编，保存实力；国民党企图借改编之名，行控制、消灭之实。全会后国共两党艰难的谈判历程便足以证实了这一事实。因此，也就不能轻率地表述为：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次全会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
综上，笔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一个纷繁、艰难的历史过程，目前还找不到足够的材料，能够证明国共那次会议及事件可作为初步形成的标志。既然如此，也就没有必要硬去找一个初步形成的标志。
注释：
①②④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30、429、429页。
③《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63页。
⑤⑥《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523页、526-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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