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笔记小说的源、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笔记论文,城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发源期的中国古代城市笔记小说，已多托故国风物以抒个人情怀，发出今不如昔之慨叹；而在王朝更替、社会大变革之后，借描写故都繁华以寄托亡国之思的大量遗民作品，更是城市笔记小说的主流；至于专以歌颂帝都之盛、夸耀作者渊博学识为主的作品，则是城市笔记小说发展的变种。因此，使城市笔记小说具有活力的年代是变革的年代，使城市笔记小说具有活力的作者是具有遗民思想的士人。
在我国古代笔记小说领域，以过去的都城为记载内容的最早作品是《西京杂记》。这部托名葛洪的作品记录的是西汉都城长安的历史传闻。它首次以京城为题材，用特定的地域代表国家，用发生在其中的故事揭示当时的社会现状。根据葛洪的说明，这部作品是史著的一部分，是没有标入正史的轶事。作者将之整理出来，是“裨《汉书》之缺”①。因此，《西京杂记》的问世，一方面是学术之需要，一方面是笔记小说之需要。作家的个人意识倒被湮没在其中了。
《西京杂记》有部分章节描写了长安的宫室之伟，象未央宫、昆明池之类的庞大工程，或“宫门闼凡九十五”，或“池周回四十里”；也写出了内庭建筑之丽，象月影台、月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等，“皆繁华窈窕之所棲宿焉”。但更多的章节则写的是汉时旧闻，如李夫人、赵飞燕等人的故事，同时又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怪异成为此书的突出特征，难怪不被采入正史。这很符合前小说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小说创作的规律，杂闻轶事是选择的内容，较少作家个人的历史主义观点。
在中国古代的士人看来，《西京杂记》应当是缅怀历史的作品，尤其是其所记的煌煌的西汉，那是王朝强盛的时代。但考虑到作者所生活的东晋，面对丢失的西京（虽不是汉时的长安），应当是有所作为的。后世之人往往这样认识，明代孔天胤说：“今关中固汉西京也。鸿人达士，慕汉之盛，吊古登高，往往叹陵谷之变迁。”②其实则不然，我们读《西京杂记》丝毫感受不到历史主义的影响之所在，体会不到作家对历史的认识，只有大量的传奇性。这同东晋年代不思复国、安于现状的士大夫阶级的心态有密切的关系，代表了一种社会退让的倾向。于是，《西京杂记》只能是部趣味性的欣赏作品，而空有一件历史主义的外衣。因此，《西京杂记》虽然开创了以故国都城记载为标题的笔记小说创作体式，但仍停留在前小说时代小说创作“博物”的文化选择观上，士大夫的阶级属性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性质。由此而下，全部南朝小说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没有多大变化。
与东晋南朝平静的社会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北朝社会生活是急剧动荡的③，每次王朝迭代都是刀与剑、光与火的较量，是生命与鲜血的付出。就是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却成熟起一个士人阶层，他们是用传统儒学观念武装起来的，是正统儒学的拥护者与捍卫者（与南朝士大夫阶级的思想基调正相反。注意，一方面是阶级，一方面是阶层，二者截然不同）。因此，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儒学的血液，从传统中沿袭下来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支配着他们的言行。于是，面对因战乱而造成的山河破碎、人物凋零，记忆中的辉煌已是过眼烟云，不复存在。个体生命朝不保夕，必然生出历史感伤主义的情怀，大唱黍离之悲歌，重复千余年来的古调。这样，通过追记历史以抒发个人的伤感便成为他们运笔的思想力量，而最能体现历史的又是宫室、城邑、人物、物产、传闻等。这样，客观的历史真实与作家的主观努力相结合，必然产生出托故物以抒情怀的文章，《洛阳伽蓝记》便属此类作品。
《洛阳伽蓝记》描写的是洛阳城的佛教建筑。众所周知，北魏是佛教的世界，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佛教建筑星罗棋布，竞比高低，佛教建筑也就成为洛阳城的标志。作者杨衔之虽署名“魏抚军司马”，但这已是东魏北齐间了，京城已经迁到邺，洛阳城则在战火之后将遍体伤痕的躯体展示在洛水岸边。这样，作者“因行役，重览洛阳”，所见到的只能是荒芜残破的故都。作者看到，兵乱后的洛阳城“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竖牧，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④。这与他先前生活过的洛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给人以深刻的感受，唤起人们苍茫的历史情结。作者缅怀历史，关注现实，吊古伤今，让人记住洛阳城曾经有过的灿烂，“故撰斯记”。因此，《洛阳伽蓝记》就成为思念故国的作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洛阳伽蓝记》内容构成的特点，以佛教建筑为依托，大力刻画寺院的壮美，以烘托当时北魏帝国的强盛、社会之繁荣（当然是畸形的），渲染出洛阳这个世代大都在北魏时的情况，有甚于前朝，是社会空前繁荣的指示，“永宁寺”条曰：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鏁上亦有金铎。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窗六户，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寺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风高永夜，宝铎合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永宁寺的营建规模与其豪华气象仅通过佛塔一事便可见一斑，至于四周建筑配备也是尽善尽美。这不是简单有限的物质力量所能完成的，这乃是国家力量的投入与象征，代表了北魏朝傲然屹立、雄视天下的气派。
洛阳作为北魏的国都，不仅政治力量强大，经济力量也是空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活跃，工商业的兴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都是《洛阳伽蓝记》所描写的，唯其如此，才能较全面地展示北魏朝的强大与兴旺。“法云寺”条记载了洛阳大市的经济生活图景：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醖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
叙述之全面、刻画之细致，后世之《清明上河图》殆不过如此。
这样的政治意图，这样的体例布局，这样的表现手法与我们所熟知的几部南宋关于城市的笔记小说如出一辙。因此，可以说《洛阳伽蓝记》是城市笔记小说的滥觞。从更深的层次讲，这类城市笔记小说乃是遗民文学的一部分，其产生年代必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年代，创作者必是前朝故老。社会天翻地覆是城市笔记小说产生的生活基础，作家思念故国、痛感今非昨是是城市笔记小说产生的内在动力，可以说，城市笔记小说是士人阶层对他们失去的生活的追记。说得实在点，是他们失去地位后失落心理的表现；说得冠冕些，是他们爱国主义情怀的表白。
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南宋朝产生了这样多的城市笔记小说，且性质一样，文笔相似，而在前朝则少之。这些著作以欣赏的眼光扫描前朝的繁盛，或当朝的兴旺，目的就在于在字里行间实现他们自己过去曾经有过的辉煌，满足他们当今倾斜的心理。然而客观上则起到了唤起人们奋进的作用，至少是掬以同情之泪，在无尽的感叹中实现思想的升华。
《东京梦华录》是深得城市笔记小说的内容特点及遗民倾向的精髓的。它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既有城市格局的记载，又有军国礼仪的描写，既有市井生活的揭示，又有民俗节物的表现，基本上涵盖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生活，表现了这座城市所具有的活力。尤其是对城市经济生活场景的展示，更说明了昔时北宋的繁荣。所有这些都服务于作者不忘故国、叹息今日国家之狭蹙、抒发今不如昔的悲慨。正如后世人所评论的那样：“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况昔人所云木衣绨绣，士被朱紫，一时艳丽惊人风景悉从瓦砾中描画幻相。庶几与《洛阳伽蓝记》并传，元老无遗憾云。”⑤从而与以后的几部城市笔记小说拉开距离，“南渡君臣，其独有故都旧君之思如元老者乎”⑥？
稍后的几部城市笔记小说一反遗民倾向的思想内容，其所记的规模盛大的城市生活不是为故国之思的目的服务的，而是盛扬当时国家的繁荣，大有“今胜昔”之感。他们满足于当时“和平”的生活，苟且偷安于一时，被暂时的和平、畸形的繁盛所迷惑，“直把杭州作汴州”。耐得翁《都城纪胜》序曰：“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明水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况中兴行都，东南之盛，为今日四方之标准。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纯厚，市井骈集，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他说出了这之后的几部城市笔记小说的思想性。这种抹杀城市笔记小说遗民倾向的做法招致了后世人的尖锐批评，“其昧于安危胜衰之机，亦甚矣哉”⑦。“虽湖山宴乐，已无志于中原”⑧。“今兹所纪，则皆耳目所素习者。钟虚不移，井邑如故，凡夫可欣可乐之事，皆适可悲可涕之端。作者于此，殆有难乎为情者焉”⑨？这种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正因为抹杀了城市笔记小说的思想性，《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这三部记载南宋临安城市生活的作品便将精力集中在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市民生活的描写上。《繁胜录》“诸行市”条记载了杭州的商业分工之细，有川广生药、象牙玳瑁、金银、珍珠、丝锦、生帛、枕冠、故衣、衣绢、花朵、肉、米、卦、银朱彩色、金漆桌凳、猪、青器、处布、麻布、青果、海鲜、纸扇、麻线、鱼、木、竹、果、笋等市行，从事的职业“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囊括了衣食住行的各个部分，以至有“四山四海，三千三百。衣山衣海，卦山卦海。南山南海，人山人海”之景象，远远超过北宋都城汴京所有的规模。
这几部城市笔记小说思想性的转移是由其社会生活所致。南宋的建立本身即是天降福予端王赵构，因此，他并不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故土上，其间虽不乏赵构个人的私心，同时也是出于对金国力强大、南宋尚不足以与之抗衡之顾虑，故只有妥协之路可走。久之，苟且偷安竟成为国策。这之中又因金国有北顾之忧，不能继续南下与南宋作战，维持了“和平”的局面，使得南宋当局得以全力经营江南。至金国亡，南宋的心腹之患已去，更助长了偷安思想。汇南富庶的经济物质条件加速了杭州的发展，以致成为宋开基以来最繁华的地方，较汴京无不及。君臣士大夫徜徉在残山剩水间，“但知流连歌舞，啸傲湖山，嬉游之事，以繁华靡丽相夸”⑩。这种笔记小说书写之式样至《武林旧事》出方有所改观，乃是因其作者又处于亡国失家的境遇，成为遗民的一分子，“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11)。感慨虽有，但不深刻。只因为元兵南下突如其来，将美好的花瓶在瞬间打破，以至还来不及体味人生最深刻的痛苦，便如烟云而逝。因此，作者所追记的只是昔时繁华，以与今日之凋零相较，实则乃是沉缅于昔日的时光而难以自拔，“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
，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丰享豫大，至宝佑、景定，则几于政、宣矣。予曩于故家遗老得其梗概，及客修门闲，闻退珰老监谈先朝旧事，则耳谛听，如小儿观优，终日夕不少倦。既而曳裾贵邸，耳目益广，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12)。因此，从作品的实际效果上看，遗民倾向仍然不足，夸耀昔时之胜则有过之，与前期作品仍属一类，“可恨者当时之君臣，忘君父之仇，而沉酣于湖山之乐，竟使中原不复，九庙为墟。数百载之下，读此书者不能不为之兴叹”(13)。这是城市笔记小说的变种。
这种改变城市笔记小说的故国之思的思想性，使之成为一般笔记小说的做法的影响是深远的。连遗民都可以不做遗民文学，况盛世哉。原有的城市笔记小说发展至此已经走上末路，背离了传统，成为太平盛世的记录。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为其代表。
《帝京景物略》选择了城市笔记小说中实录的做法，一举恢复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的手法，使城市笔记小说纯粹成为社会生活的白描。作者说：“夫都燕，天人所合发也。阴阳异特，睠顾维宅，吾知之以天；流泉朊原，士丞民止，吾知之以人。此帝京景物略所为著也。”(14)“今帝京名篇而所记山水、园林、刹宇也。”(15)按照作者的观点，他认为自己这样写，“志山水古欤，得水经注焉；志梵刹古欤，得洛阳伽蓝记焉；志熙游古欤，得武林旧事焉。”(16)然而，他们所学习者，乃是《水经注》《洛加伽蓝记》的皮毛，而将其最深刻的思想性抛之于外。
从《帝京景物略》的写作时间看，它作于崇祯八年。当时正是明朝末期，统治者内部矛盾重重，国家外部压力日重，明朝的灭亡已一天天逼近。“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谁也能感觉到的，但作者却偏偏没有察觉，而在大唱明朝定都北京的伟大意义，歌颂京城的宏伟壮丽，为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明帝国去涂抹最后一层油彩，使之有夕阳落日般的辉煌，淡化了各种矛盾的缠结，如同夜空中爆炸的礼花，虽耀人眼目，但瞬间即逝，天空则更加黑暗。幸亏作者死于崇祯朝，不然，数年后目睹明室的灭亡，又该做如何感想。因此，简单地说这类城市笔记小说缺少思想性也是不全面的，至少它是歌颂性文章。在这点上，彻底背离了城市笔记小说的初衷。
这之后的同类笔记小说有清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两部。城市笔记小说至此，内容上已经出现大量夸耀作者学识的东西，是前小说时代“博物”文化观的发展，夸耀学识也是城市笔记小说变味的原因之一。清人的这两部城市笔记小说是彻头彻尾的歌颂文章，潘荣陛说：“妄附鼓吹于盛世休明，谬以促笔短裁，杂志街谈巷语，略记熙朝景物仪文之盛。”(17)写作内容“究其大旨，无非风俗、游览、物产、伎艺四门而已”(18)。遗民倾向的城市笔记小说发展至此已经基本终结。
应当说，城市笔记小说的遭遇是很不幸的，从最初的批判性文章演变为歌颂性文章，城市笔记小说的性质发生了逆转。士人的个人意识被整个封建国家的利益所取代，虽然说文章的写法仍同过去一样，但思想变化却使其失去生命力，变成一般的笔记小说，供人们在需要时翻阅，而不是主动披览。这样，城市笔记小说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窒息自我，自绝于文学。
《东京梦华录》以后的城市笔记小说倾向性的改变，在整体上预示着这种文体的结束，但在个别地方则有例外。我们说过，使城市笔记小说具有活力的年代是变革的年代，使城市笔记小说具有活力的作者是具有遗民思想的士人。这是两条决定城市笔记小说活力的先决条件，缺一不可。近古以来，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重要变革莫过于宋亡与明灭，都是中原汉族政权败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然而两个时代的士人感受却有所不同。宋亡固然使退居江南的士人深感耻辱，但毕竟还有立身之所，当地的物产之丰很快抹平了战争的创伤，让人陶醉于轻歌曼舞的“太平”之中，逐步失去北复中原的志向，遗民思想在时间的流逝中淡然。明亡则不然，异族入主中原，使原有的士人地位、士人思想道德受到极大的打击，爱国主义成为失去家国的士人的共同思想，故国之思强烈地困扰着士人，萦绕在心头，直至清政权灭亡。因此，产生于明清之际的士人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是很正常的。这时，在城市笔记小说领域里，张岱的《西湖梦寻》使城市笔记小说在衰败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振作。
明清政权交替，江浙地区在历史的大变革中所受的冲击最为严重，士大夫的复国意识也最为强烈。我们熟知的许多文学家、思想家大都活动于此地，成就极高。于是，由他们所写就的文章无不带有怀旧的烙印，张岱的作品就是这样。他的《陶庵梦忆》“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19)。“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梁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20)。至于他的《西湖梦寻》更是如此，就连统治者也予以承认，《四库全书总目》曰：“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因此，《西湖梦寻》是典型的遗民文学，其记杭州又是“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采用的是《洛阳伽蓝记》所开创的方位记事体例。所以，它与《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同属一流。
《西湖梦寻》没有直接抒发作者的故国之情，与传统写作手法一样，以记昔日繁华为主，对比于今日的荒凉，间接地抨击清兵的暴行。作者自言：“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21)。后人也认识到这点，“故欲梦中寻之，以复当年旧观也”(22)。于是，昔日的繁华为其刻画之所在。其中的《西湖中路·秦楼》写道：
秦楼初名水明楼，东坡建，常携朝云至此游览。壁上有三诗，为坡公手迹。过楼数百武，为镜湖楼，白乐天建。宋时宦杭者，行春则集柳洲亭，竞渡则集玉莲亭，登高则集天然图画阁，看雪则集孤山寺，寻常宴客则集镜湖楼。兵燹之后，其楼已废，变为民居。
至于我们所熟悉的“西湖七月半”更是写出了杭州游湖者的盛况，人山人海，人声鼎沸。没有相当的繁华是难以聚集如此众多人物的。所以，作者极好地再现了昔时杭州的繁荣。
繁荣的描绘乃是作者寄托之所在，是在万般的回忆中淡化眼前的零落，在对繁华景观的描写之后则是深深的痛苦，作者难以忘怀家国俱逝的痛创。甲申三月的剧变给作者的印象太深刻了，“山川改革，陵谷变迁，无怪其惊惶骇怖，乃思梦中寻往也”(23)。结果《西湖梦寻》又是一部“黍离之悲”。
《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西湖梦寻》是城市笔记小说发展的主脉，尽管它们的文学性不同，但思想是一致的，结构布局大抵相仿。至于其它一些城市笔记小说则是支蔓，乃是学习模仿的产物。虽然它们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城市笔记小说的正常发展，甚至窒息了城市笔记小说的生存，但终因成就有限，影响不大，没能破坏掉城市笔记小说的声名。
注释：
①《西京杂记·跋》
②《西京杂记·序》
③东晋南朝的王朝更迭虽也频繁，但那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之间的取代；虽也有杀戮，但只限于集团内部。因此，东晋南朝王朝的更迭多是兵变性质（梁灭亡除外），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影响不大。
④《洛阳伽蓝记·序》
⑤明毛晋《东京梦华录·跋》
⑥钱曾《读书敏求记》“梦华录”条
⑦武林掌故丛编本载“御制题南宋都城纪胜录”
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城纪胜”
⑨卢文弨《报经堂文集·梦梁录跋》
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湖繁胜录”
(11)(12)四水潜夫《武林旧事·序》
(13)明宋廷佐《武林旧事·跋》
(14)《帝京景物略·序》
(15)(16)《帝京景物略·略例》
(17)《帝京岁时纪胜·序》
(18)《燕京岁时记·跋》
(19)《陶庵梦忆·序》
(20)《陶庵梦忆·伍崇曜跋》
(21)《西湖梦寻·自序》
(22)《西湖梦寻·查继佐序》
(23)《西湖梦寻·王雨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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