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交往学说及其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说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交往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最初草稿及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都提到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形态问题。说明以劳动者主体之间建立联系为标志，其劳动产品的交往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内容、目的、手段和结果是不同的。相应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性有三种不同的交往形态：(1)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交往；(2)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的私人交换；(3)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这三种交往形式与马克思说的社会发展的三个形态是对应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人的依赖关系、私人交换和自由交换三个形态相应地被看作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经济形式。这些经济形式以其物质产品交换的不同方式、内容、手段和结果表现不同的社会交往关系。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形态和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图式，在时间顺序上，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社会，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与产品经济也称时间经济相对应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马克思得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商品经济的论断。
我认为，交往关系的历史形态的理论一方面以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形式为内涵，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经济史，是就劳动产品相交换为依据的交往形式发展变化的过程。它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未来产品经济（时间经济）几个阶段是相继演进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经济形式内可以跳跃社会制度形态，如果把经济交往形式看作时间发展的概念，把社会制度形式看作空间存在的概念，这二者之间有交叉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就是很好的例子。
世界历史的发展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俄国实现，之后又在像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实现，这些国家大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发展，工业化程度和商品经济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因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实现的。
应当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经济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设想，但却没有超越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据社会经济形态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的设想，他们也没有对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商品化程度都较低的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否很快地取消商品经济，其经济如何运转作出设想。因此，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尖锐的、急迫的问题便就是怎样发展经济，要不要消灭商品、货币，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渐明确的。
在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有了逐渐明确和深刻的认识，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它确定了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态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明确地确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加大改革力度，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从而形成以市场为主要手段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以便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这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问题。
交往形态理论表明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即作为历史发展深刻内容的生产力及其劳动交往方式是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能按人们的主观愿望任意跳跃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只有把社会所有制形态的变更和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更替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全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划分人类社会不同生产方式的标志，是反映生产力一定水平的不同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或生产关系；划分社会经济不同运行方式的标志，则是反映生产社会化不同程度的人们之间经济交往的不同形式。这使我们认识到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性，认识到在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国家体制等许多方面，但“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1972）。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规律和有效的市场机制、先进的生产组织管理方法等，是它以前各社会经济中所望尘莫及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首先就是继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快地、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两重性，即腐朽性与先进性并存：一方面资本主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这个分化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条件的，否则就会普遍贫穷。而只有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才能建立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及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页，人民出版社，1972。）。
因此，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来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序列与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定位，我们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交往关系及交往形态的发展是横亘于历史长河中的一般性的范畴，作为有联系的交往形态的发展序列，在其发展中又有各自的特殊性。应当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从时间与空间的存在中把握它。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制度范围的生产、生活都有某种形式的交往、交换活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交往、交换形式萌芽、产生、发展和发达是有关联的。比如我们可以概括为发达与不发达的、直接与间接的交往形态。所谓不发达的交往形态可以用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说明之。所谓发达的交往形态也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据社会生产的统治地位，我们可以用近现代市场经济形式说明之。这前后两种形式都还属于间接的社会交往，即马克思所指的，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价值实体迂回曲折地表现，被物的关系所掩盖，含有剥削关系的那种交往形式。高度发达的直接的交往形态则是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扬弃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化、异化状态，还社会交往的直接劳动尺度的条件下产生的，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时的价值尺度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的衡量标准，交换的形式和内容比以往更完备、更精确。恩格斯讲，劳动的效用与费用的衡量“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并说这个见解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科学论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349页注，人民出版社，1972。）讲的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相交换的一种原则。但就目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来讲，其本身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在生产交换方式还处于不发达的、间接与直接的交往形式之间的状态，因而有对自身的认识和如何发展的问题。认清这一点，可以使我们从历史发展顺序上和性质上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认识它的存在的基础和发展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首先它已具备了社会主义本质上的规定性，即已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但由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公有制的广度和深度上，在按劳分配的广度和深度上，与未来完备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还有所不同，它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因而在生产关系的性质上，还存在局部的对抗性，在私人经济和外资经济中仍部分存在剥削。在物质生产力方面，虽然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但社会化生产程度还较低，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与未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人们的经济交往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但市场化程度又比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要低。也与未来完备的社会主义中主要通过计划手段配置社会资源不同。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从人类社会所有制占有关系发展的形态上，以及从社会经济交往方式的发展形态上，二者结合起来把握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过程和发展现状，为说明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经济运行方式找到了一个科学方法，为正确判断我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历史定位，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以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72。）充分认识目前的中国的国情，认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它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条件，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首要的问题。
上述的划分方法表明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商品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起点低，它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因而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缺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技术条件，这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经历很长时间来实现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此实际国情为出发点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必须长期致力于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划分方法能够使人们认清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阶段性，及其艰巨性。因而在实际的工作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又要注意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避免混同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而犯盲目过渡、急于求成的错误，把目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坚持社会主义的总体方向结合起来。
二、市场经济中人与物的矛盾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解决
在各种经济活动中，都要有组织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的因素和人的劳动与之结合的物的因素。在这里，人是指参加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生产者经营者个人，也可以指生产者经营者集体；物则是指经济活动的客体，它包括劳动产品本身，及为完成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而提供的各种物质保障因素。人与物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各不同社会交往形态的特征。
马克思把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社会生产的交往形式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的生产能力和个性的发展，作为表现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性。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各社会经济形态表示的依赖关系，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另一方面是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自然经济形态，及与之对应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奴隶的社会经济中，人们多以家庭和部落为基本生产单位，人们开发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很低，物质产品匮乏。与此相适应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以血缘亲戚为联结纽带的关系，这也是一种生产单位内部的关系；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奴隶主和封建庄园主的经济上政治上的依赖关系。它以人的依赖性为主要特征。由于产品的稀少，交换的发生是非常偶然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是直接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不必通过物的媒介来进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而在私有制经济中，又建立起各种宗法的人身依附关系。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统治地位，才使人摆脱了传统的对自然界和他人的依赖关系使人成为相对独立自由的人。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使劳动者成为出卖自己劳动力商品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又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把劳动者变成机器的附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内在矛盾，使其陷入新的危机中，产生了新的异化现象，即摆脱了旧的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人，又陷入对物的依赖关系如形成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在这里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概括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打破了原有的人的依赖关系，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新的貌似均等的平等交换关系。劳动者有了人身权利和人身自由，他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因而，在历史上，商品经济第一次使个人由依附走向独立。在这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市场上企业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过程才得以实现的，这从经济关系上促进了劳动者独立个人的形成，他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交易主体。商品经济形式还通过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来配置资源，它的运行是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的，即要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这种交换原则要求具有自主性和主体地位的各类交换者。马克思指出：“只要把商品或劳动只是看作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看作它们之间的等同，那就是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只单纯地看作交换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79。）又说：“交换过程的各主体表现为商品的所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80。）
劳动力商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私人交换形式的发展而出现。它比较在此之前的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为劳动者的人具有人身自由，二是劳动者除了拥有劳动力之外，丧失一切谋生手段，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从整体来看，劳动力商品的买方市场也很重要，这就是要有自由购买劳动力商品的物质条件和法律保证，要有使劳动力使用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的组织劳动条件和技术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劳动者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的独立的人，他凭借自身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谋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商品经济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竞争机制在社会中形成，使劳动者的体能和智能潜力得以源源不断地发挥出来，使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从而劳动领域不断开拓，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说：19世纪中期，“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当然，这里的劳动者的独立性还不是完全的，劳动者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一方面，在资本家看来与其它生产物质条件是等同的，在人格上他与资本是占有剩余劳动的对立关系，这是私有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公有经济中劳动者主体才具有了独立的人格，他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人，也是支配自己劳动的主人。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的社会经济中人们的关系作出了预见，认为这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理解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每个劳动者对公有制财产的占有管理并担当相应的责任，同时享有相应的公有资产权益，这也就是劳动者的公有资产责任的主体性。然而，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劳动者只是名义上的主人，劳动者有劳动的权益和责任，对公有资产没有明确的责任，这也正是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主”性，人人所有，人人无责任。因而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关键就是使劳动者享有明确的公有资产责任权力和收益，承担公有资产增值或亏损的责任和风险。由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要发展商品经济，不论在生产领域，还是在生活领域，人们仍然要通过商品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的商品性质也已是人们的共识。已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消灭了劳动力商品，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无法执行。实际上，在现有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所有制条件下，全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没有完全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在这样情况下劳动者以非商品形式与生产资料结合，这就会对属于他人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有依附关系。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比较劳动力作为商品的时代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讲的按劳分配的执行过程仍要实行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的原则，他曾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72。）
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通过商品交换来进行，因而这里人们的关系也必然出现商品经济中所固有的人对物的依赖性。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72。）劳动产品只要通过交换表现为商品，就必然有物化的性质，进而必然产生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种物的依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打破旧体制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有积极影响，但对物的过份依赖，又会制约劳动者创造性和个人能力的发挥，还容易产生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的倾向，忽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影响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如何看待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如何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关系的物化倾向，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经济中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别在哪里，研究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从而大大提高社会主义生产，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基本的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市场经济中，人与物构成了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双方，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有自身的利益和自主活动方式；它既可以是生产者个人，也可以指生产集体。物则是经济活动的客体，包括商品、货币、交换价值以及为商品交换的实现所提供的物质保障因素。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的物化，表现为以一个特殊媒介物为标准来衡量的关系，即表现为生产者相互交换其产品和劳动，生产者的产品和劳动只有通过交换这一社会关系转化为交换价值及其物质承担者货币上，其利益和价值目标才能实现。人与人的这种交往关系表明，生产者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生产活动要以物的联系为基础，以产品的交换形式作为生产者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种人与物的关系表明，在市场经济中，一切事物不论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是其劳动产品都具有物化的倾向和性质，并通过物的形式表现，形成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讲的就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们的这种双重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得到表现和实现的。因而人的价值从以往的亲缘、出身等自然秉赋特征转为表现在商品、货币的交换关系上。摆脱了旧的依赖又形成了一种新的依赖性。
然而，历史上正是这个摆脱了旧的人的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由于实现了这种个人的一定形式的解放，也就促成了具有独立性的人的生成，这个独立性就是摆脱了人身的依附关系，具有经济自主性。因而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来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总和还要大的生产力。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财富的私有制为基础，私有者阶级的统治目标建立在对商品、金钱的占有，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上，因而，这又大大强化和巩固了外在于人的物对人的统治，致使人屈从于物的异己的力量的支配。社会上一些东西包括名誉、良心都纳入了商品交换的范围，使人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变成物对人的统治和支配关系。马克思曾这样作过深刻的描述：物对人的统治，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立足原则，它表现为两个特性：一是物的世界的增殖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79。）二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6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上的根本区别，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物对人的支配关系。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是内在的结合，按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能够对物的依赖性加以合理的限制，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面发展。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第三个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交往形态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是摆脱了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交往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交往形态递次发展的思想又表明，不能超越于某个社会交往形态而发展，假如没有“物的依赖”代替“人的依赖”，不首先争得人的独立性，人就不可能从自然经济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进一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因此，前一个发展阶段为后一个发展阶段“创造了条件”。
中国是在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和改革的历程。新中国的诞生，摧毁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对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形式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认识不足，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关的最大弊端就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的依赖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企业及生产者个人都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生产经营行为受上级主管部门的计划控制，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实践证明，它阻碍了人的进一步的解放，束缚了劳动集体与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也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生产力。而我们针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使各劳动集体获得自主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的权利，成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机体。这样，就使生产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个人从集中的计划体制中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自主经营和追求经济效益的独立性，为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改革二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确实是一次解放，说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正是有了这种变革，才大大促进了“人”的变化，不论是企业，还是劳动者个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自觉努力发展自身的能力，以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为向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然而，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体制初建时的机制不健全，以及商品交换固有的物化的性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倾向于物化的特征也无例外地在当今社会上表现出来，例如金钱至上、权钱交易等。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制度上的优越性以及各种调控措施，把人对物的依赖性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却不可能完全消除它，这是物质生产力的基础决定的。面对这个矛盾，我们一方面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加强物质文明的建设和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需加强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来建设的、运行的，人的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状况。只有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人才能健全的发展，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而这就必须紧紧抓住人的精神文化思想建设，塑造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发展并具有崭新人格的一代文明人。在此，我们理解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不仅有物质的现代化，还要有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最终还是人的现代化。因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进行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特征。
在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发展生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为克服商品经济固有的弊端，我们又大力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的时代特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对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统一和矛盾的关系，及怎样在这种对立统一中协调这种关系，也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文明社会与封建社会进行对比，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又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中虚假的一面，从而指出了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为进步的文明状态。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高度的文明状态。资产阶级在他们统治的几百年时间，在物质文明上，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了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然而，由于私有制的性质，由于生产的目的和动机，资本主义的文明又建立在阶级关系的对立基础上，它的社会文明的巨大发展，又以对本国和殖民地国家、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剥削和掠夺为前提，以物质和文化成果的享用的不平等为代价。因而，私有制社会文明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开始就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58。）对资本与剩余价值的追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及私有制社会条件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两重性。那个不同利益主体的商品交换所产生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性的根源正在于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制度上消除了占社会经济统治地位的私有制度，而以公有制经济形式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这一方面说明这样的经济结构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还说明这个经济结构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它是不完全公有制经济，还部分存在私有经济，这个私包括个人私有经济，也包括一定的利益主体的集团经济，也即大私与小私，同时说明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社会经济的一些弊端仍然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在通过市场经济形式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把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性所表现出的种种弊端加以限制和克服。
应当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有矛盾统一的关系。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从根本上说存在着一致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要求把对企业自身局部利益的追求纳入到同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相统一的界限之内，当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自觉地服从全局利益。从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来看，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我们国家工作的中心，它可以使我们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商品经济有助于克服小生产思想意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为此而实行的改革、开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这就要求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提供有力的方向保证和舆论导向，以及智力支持。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不仅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给社会精神生产和生活以巨大的积极影响。因为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是一种先进的交往方式，要求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全体社会成员不断提高素质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总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应当把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其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也有矛盾的一面，市场经济的运行要通过商品交换，要服从商品经济固有的规律，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的原则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真正事实上的平等是社会上消灭了阶级和重大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然而商品经济本身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平等。如何沟通某个分工领域的活动与社会整体运转的关系以及商品生产者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使其协调发展，一般商品经济本身正是缺乏这种机制，因而出现某种片面追求局部利益的倾向、不正当地追求商品和货币的倾向。因而容易产生无视国家的法令、政策、纪律和规定，用各种歪门邪道牟取私利的现象和违法行为。另外，商品经济有很长的历史，存在于多种社会形态中，必然会卷带一些多种社会形态的代谢物。这些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矛盾的。正因为如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程中，更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这两个方面处理得好，就会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局面。物质文明建设是一切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起巨大推动作用，并且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3。）我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和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改革的实践，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共同理想、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热情，振奋艰苦创业精神，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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