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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0;G301文献标识码：A
1 江泽民的“科学技术动力观”
1.1 “科学技术动力观”的提出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江泽民曾多次指出，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提出来的，“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关于生产力的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在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宣传中，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中，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反思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的源泉，把握当代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进步巨大推动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94年的《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1]在1991年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也曾讲道：“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这些观点很鲜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且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重要动力”、“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可以概称为“科学技术动力观”。
1.2 “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确立的社会发展观
江泽民的“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确立起的社会发展观，是对历史上实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作出的，是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结果的既成事实的陈述。
人类有自己的文化生活有五六千年；真正把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到生产上，并引起社会生产、生活的巨大变革还不到300年。但是，科学劳动的起源是与人类文化生活的起源一致的——人们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的客观规律，这种在劳动过程中寻求规律的思考就是脑力劳动，也是科学劳动的开端。认识事物、寻求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这是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由实践到理论、由现实到规律的思考过程，正是这个过程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越向前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后来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相比，其主要的差异之一，就发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同水平上。例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时千年而变化不大，其生产和消费都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准静态的平衡，就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不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不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时也把科学变成“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使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使“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2]马克思讲的这么多“第一次”所指出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变成了“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生产也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这样，最终形成了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越发展的正向良性循环。
应该明确，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与生产的关系是历史的、变化的，这里并没有谁是绝对的决定者、谁是绝对的被决定者的问题。在古代与近代早期，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生产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整个说来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范围，科学本身的发展还处于“前科学”和初级阶段；此时，生产决定科学，生产的发展决定科学技术的进步。因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生产不仅为科学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且一般社会知识和智力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技巧，科学的内容也多半来自对生产者的直接经验的总结。到19世纪，科学逐渐与直接劳动相分离，技术才逐渐以科学为基础。随着20世纪大工业的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整个生产过程不再屈从于劳动者的直接技巧，而是随着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断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技术全面地以科学为基础。科学知识，通过技术科学和工程手段转移或渗透于生产领域，形成新的直接生产力。这时，科学技术虽然也离不开生产，二者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但科学技术作为相对独立的实践领域，它具有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机制，其内容来源从主要方面看不表现为对生产者的直接经验的总结，相反地，生产者只有通过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等途径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才能从事生产。在现代社会中，生产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者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实际操作者，生产过程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运行过程；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占有第一重要的地位，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1.3 “科学技术动力观”全面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科学技术动力观”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放到了一个显著位置。此前，中国提出的一系列科技思想中，对科技价值的理解通常是主要着眼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致都是如此。当然，不论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都丝毫投有否认和排斥科学技术精神价值以及其他社会价值的意味。但是，从整体上说，过去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强调得不够全面。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互动，存在着科技社会化进程。所谓科技社会化，是指将科技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显然，科技社会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公众尽可能地提高其科学文化素养，掌握更多、更高水平的科学知识；二是（也是更主要的）让公众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确定科学的生活方式，使社会生活更富创造性，更积极向上，充满生机和活力。[3]在古代，科技力量不强，科技社会化并不突出，直到近代，科学技术才显示出其知识的力量，正如弗里西斯·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近代初期（15-17世纪），自然科学的功能还主要不是促进经济腾飞，而是作为反对封建教会和经院哲学的思想武器即作为精神力量对人类生活发生影响的。近代科学的先驱们不惜生命代价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给封建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生产力功能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科技社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那种实事求是、客观而公正的本性，否定迷信、不承认教条的革命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创新意识，学术自由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观念，为真理和正义而义无反顾的科学品格等，对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益的，是值得借鉴的。
1996年2月9日，江泽民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讲道：“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1]1996年5月26日，江泽民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1]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论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搞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
事实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确立为新时期科技工作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最初起，就坚持把科学技术的精神力量与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1991年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在强调“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就强调了“坚持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充分发挥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要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大力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科学论证和提出建议，推动科学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和推广。”[1]
1.4 “科学技术动力观”完整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英雄时代，也是人类陷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到更多地依赖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1]；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江泽民写道：“如果用更多的科技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那么，我们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1]由此我们看到，江泽民在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探索相结合的实践中，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江泽民不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的重要论断。这一切，标志着“科学技术动力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都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如果以此来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或基本职能即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第一力量或最高力量，科学技术的最高价值目标则在于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然而，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的基本职能和价值目标就不只是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而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使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日臻昌盛。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不断地保证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更多的大掌握了知识，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才能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化。
2 “科学技术动力观”与自组织科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的生产力动力观），而科学技术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江泽民的科学技术动力观），那么科学技术就是比生产力更深层次的动力，就是动力的动力；唯物史观的经典框架，事实上已经被“科学技术动力观”突破了。[5]这种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动力观”的概念逻辑体系的客观必要性。事实上，江泽民与马克思、邓小平一样，都是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来也没有认为科学技术处于比生产力更深的层次。
应该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自组织结构不断更替的过程（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如果我们把研究自组织系统演化的科学理论——协同学用于考察社会生产力系统，用“序参量”概念及其原理采描述和解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与影响，[6]即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在生产力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由生产力各种独立要素的协同作用所产生的、又反过来支配它们运动的动力因子，我们就可以处理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又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出现论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就要认为科学技术处于比生产力更深层次的悖理问题。
2.1 协同学与序参量
协同学是德国著名学者赫尔曼·哈肯(H.Hakcn)创立的自组织科学理论；它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保证与外界之间有物质流或能量流运动的情况下，自发地产生一定的有序结构或功能的行为。“序参量”是协同学的基本概念。哈肯把序参量概念引入自组织过程，认为子系统的合作形成序参量，而序参量又支配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的行为，从而主宰着系统演化的进程和结局。
按照协同学理论，一种因素、子系统或运动模式（包括某种相互关系）要成为支配系统运动过程及演化结局的“序参量”，就必须具有以下特征：它是由系统内部大量子系统在竞争与协同作用中产生的集体模式，并且能够进一步支配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的行为和运动；它基本上贯穿于系统演化过程的始终，因而它本身必定是演化寿命长的变量；它能够度量系统有序程度的变化，因而它是反映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以及从有序到新的有序的变量；它是极其活跃的“革命性”因素，系统内的变化总是首先从它开始，它的变化又总是支配着大量子系统以至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
2.2 科学技术的“序参量”特征
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具备作为该系统序参量应该具备的所有特征和条件。
首先，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以及它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日益增强的作用与地位，是社会生产力系统客观发展的自然历史结果；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本身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非线性地相互作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支配”着生产力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的演变与发展；这正是“序参量”的“支配原理”所描述的。
第二，科学技术一旦产生，便立即成为度量社会生产力系统有序程度的主要参量。传统生产力系统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有序演化，一方面渗透着科学技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所表征和支配。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决定了生产力系统的性质与水平。
第三，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序参量”支配作用，在社会生产方式剧烈变革的阶段（即自组织理论描述的相变“临界”阶段）表现得更为鲜明。社会发展的历史，十分清晰地证明着这一点。例如，正是植物知识的积累与栽培技术的发明，动物知识的积累与养殖技术的发明，结束了原始人类天然采集和渔猎的时代；正是金属知识的积累与冶炼技术的出现，开辟了青铜和铁器时代；蒸汽机的发明与热学理论的建立，使大机器工业取代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变成现实；而电磁理论的诞生和电气发明创造了一个电气时代；至于现代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则使人类进入了电脑自动控制的新时代。由此可见，每一次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应用，每一次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不仅引起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发展，而且还都引起震撼世界的变革。这正是江泽民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使系统丧失旧的稳定性而向新的更高的稳定有序结构跃变的“不稳定”模。
第四，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序参量”还可以从它是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长寿命”变量加以说明。社会生产力系统总是由一定时代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当时纳入劳动生产过程与范围的劳动对象所构成；任何个别的、具体的劳动者，当时的劳动资料和纳入生产的劳动对象，从自组织理论来看，均属于“快变量”——生老病死、旦夕祸福，个别的劳动者因新陈代谢规律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的演化阶段相比，是快变量；任何具体的劳动工具与其他劳动资料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因而也是快变量；至于劳动对象，它在生产过程中本身就是变换的对象，所以更是变化最快的快变量。拿科学技术与上述“快变量”相比，科学技术在生产方式运动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发展着；它一旦成为现实生产力，即按照其科学原理和技术规范、技术手段形成的生产过程，就要一直运作到这个过程被另外更新的科学原理和技术规范、手段所取代为止。而这个过程常常标志着一个经济时代。牛顿力学从建立到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部分取代（在高速运动领域），整整支配了人类思维方式二百多年；牛顿力学迄今仍然是宏观物体低速运动规律和宏观工程技术的基础。与劳动者相比，这种支配过程时间要久长得多，就像语言与个别的语言使用者的关系一样，一旦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应用了某种科学知识或技术发明创造与基本技术规范，那么它就要反过来支配具体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及整个生产过程。
很显然，按照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序参量”这种概念逻辑，人们能够合理地得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的结论。
2.3 从“序参量”角度把握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系统的推动作用，是与“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重要论断根本一致的
江泽民的“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十多年里，江泽民以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为指导，科学把握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先后做出了科学技术“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1]，“二十一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1]等重要论述，形成了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核心和主要动力的先进生产力理论体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论断。江泽民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1]
江泽民关于“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重要论断，阐明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体现方式、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的体现方式、作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的体现方式。它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正是根源于现代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先进生产力是由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新成果转化、物化而成的，科技进步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先导。自18世纪工业革命起，蒸汽机、内燃机、电机、钢铁、化工、汽车、电讯等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接踵而至，并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引发了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次次飞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以科学发现和重大技术发明为特征的原始创新异常活跃；微电子与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加工（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空间开发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高技术群落的崛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改造能力，并且真正成为了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集中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现代科学技术十分鲜明的特征。
毋庸讳言，从“序参量”角度把握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系统的推动作用，是与江泽民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重要论断根本一致的。我们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经典框架下作出这样的表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系统的“序参量”，因此，它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3“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江泽民作出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等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学说。江泽民的“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揭示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实物）生产力，至于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则是直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才逐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明确起来的。江泽民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概括、总结、提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科学技术动力观”，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科技和知识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实物）生产力，并且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速度乃至方向。其实，人类的一切创造物（或物质产品）都是科学知识的凝结，只不过有知识含量高低的不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也就是人类科学知识发展的低级阶段，而今天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正是人类科学知识发展的高级新阶段。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或智能）水平即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物化。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水平、速度乃至方向的。当今时代是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成为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给予定位和确认，确认科学实践的社会第一实践的客观地位，确认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的客观支配地位及其主导作用。江泽民的“科学技术动力观”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飞跃，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实践路线。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是中国依靠现代科技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举措。
收稿日期：2003-06-30；修回日期：2003-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