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门经济的成长与制度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门经济的成长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起步，70—80年代以较高速 度 增长的黄金时期，今天正处于跟随世界新经济潮流寻求新的发展的历史时刻。澳门长期的经 济增长的量变并没有转化为突破性发展的质变的飞跃，适时地完成经济的转型。相反从1996 年以来，经济出现了连续4年的负增长，这是令人深思的。表一的数字就是这样提出问题。
表一 1983—1999年澳门人口及本地生产总值(GDP)的年变化率
同上一年比较%
按不变价格（1996年=100）统计的GDP
年份人口* 总值 人均值*
19835.7 10.0
4.04
19845.48.5
2.91
19852.10.7 -1.30
19862.26.7
4.40
19873.6
14.3 10.28
19883.07.8
4.83
19893.05.0
1.05
19903.08.0
4.80
19915.03.7 -1.25
19925.5
13.3
7.42
19933.85.2
1.31
19943.04.3
1.12
19953.23.3
0.13
1982-1995
年均增长3.77.0
3.06
19961.5
-0.4 -1.89
19970.8
-0.3 -1.00
19981.7
-4.6 -6.33
19992.6** -2.9 -5.39
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本地生产总值估计修正》（1982-1998年）《澳门资料》（2000 年）*根据上述有关资料计算**以当年12月31日的人口计算
澳门政府从1982年起开始逐年公布本地生产总值(GDP)的估计数，期间亦多次进行修正。表 一 所见，从1982—1995年的13年间GDP的实质年增长速度，除了1985年等级个别的年分外，都 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最高一年（1987年）达到14.3%，平均增长率7%。然而，按人口平均计算 的实质年增长率却并不稳定，6年在2%以下，其中还有两年（1985及1991年）是负增长，原因 是当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GDP的实质增长率。这些，都说明澳门经济即使处于较高增长的阶 段，基础是不坚实的。至于1996年及以后连续出现4年的负增长，由不景气进而陷入危机， 更凸显了澳门经济增长的基础的不稳固性以及深层存在的问题。澳门经济要恢复和保持增长 势头达到新的发展，必须从深层找出原因，尤其是找出障碍发展的“瓶颈”，对症下药才能 实现新的突破。
以一国/地区的经济而论，其增长速度的快与慢，发展程度的高与低，是其经济成长过程的 一种现象。环顾今天的世界，回顾过去的历史，从横向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快 慢，发展的高低，是不相同甚至大不一样：从纵向比较，即使是同一国家/地区，在不同时 期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快慢高低的表现也不相同甚至截然两样。
因此，对于澳门经济经历了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衰败的现象，也必须作深层的分析。
（二）
长期以来，人们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作为独立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在分析经济增长的要 素时，都立论于生产三要素，即土地、资本与劳力。例如，亚当·斯密就认为，劳动、资本 和土地决定一国的总产出。他进一步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财富的增长，第一靠劳动的 效率，或者说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靠分工，原因是分工有利于工人提高技 术和便于改良工具及发明机器。到了今天，无论是增长经济学家还是发展经济学家，在分析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要素时，除了从不同角度引伸、扩大和补充“三要素”学说，还强调政治 、文化、社会、经济环境的作用。例如，将土地要素扩大为自然资源或称自然条件，包括土 地（土壤、地形、矿藏、水源、森林等），气候和地理位置；将劳动要素引伸为人口、科技及 专业化；将资本要素扩大为资本积累、资本集中（生产规模）及资本配置（产业结构），再加上 一个投资的社会环境。因此，归纳为六大要素：1.自然要素；2.人口；3.资本；4.产业结构 、生产规模与专业化；5.技术进步；6.社会环境，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 与社会思想意义。可见，随着西方经济的长进，经济学视野的不断扩大，认为经济的增长与 发展不只是受制于纯经济因素，同样还受制于非经济因素，这是一个经济及社会等诸多因素 相互交叉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因此，对经济必须进行跨学科的分析研究。例如，因研究经济 增长有重大贡献而获得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simon S mith)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 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 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注：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 务印书馆1981年，第21页。引自王慎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96页。
）他还进一步强调“在与现代经济发展相联系的高增长率和一系列 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社会的、不仅是制度的而且是意识形态的结构变革之间，是有着某种联 系的”。“这的确意味着，某些结构变化，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制度和信仰上的，都 是必需的，没有这些，现代经济增长不可能的”。（注：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0页。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更将制度的安排视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个“内生 变量”而居于核心地位和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道格拉斯· 诺思(Douglass Ceil North)确认，制度是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动力和决定因素，并把政治 组织和意识形态看作是解释制度变革的基本成分。人们愈来愈发现，一个节省交易成本而又 有巨大激励效应的制度安排，是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绩效。（注：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之序言及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99年， 第195—196页。
其实，制度对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的制约，早已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问题在于如何理 解制度及其作用。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批判当时的 重商主义时，已十分强调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重要意义，认为让个人经济自由的政策 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政策，指出任何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企业活动，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 最危险的。后来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则从根本制度上来研究对生产力的作用。
制度是思想、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习惯、风俗、行为乃至思想意识长期 积累的结果。被尊为“当今最著名的制度学派人物”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认为，既然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政治 、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 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道格拉斯·诺思）（注：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之序言及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99年， 第195—196页。
）“制度可以被 定义为对人类重复交往所作的法律的、行政的和习惯性的安排”（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奈）（注：斯韦托札尔·平乔维奇(Svetozar Pejovich)《产权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3月，第3页。
以上所见，各家学说一个共同之处都重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尽管由于立足点的不同引致对“制度”理解和观点的差异。例如，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 制度处于上升时期，亚当·斯密提出要发挥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私 人经济活动，从而使国民财富以可能有的速度增长。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与发展，如何 化解矛盾，成为突出问题，于是相关的经济理论纷纷出炉。制度经济学派强调要在制度安排 方面下功夫，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弊端是制度失调，主张政府通过对上层制度进行调整和改 革，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确保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发展。
对澳门经济4个多世纪来的情况作一番检视，亦不难发现“制度”因素的极其重要性及其非 常 意义。
16世纪中后期，明朝政府因应内地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利用澳门当时的地理优势和葡萄 牙的海洋优势，在澳门割地建立中国第一个完全开放的对外贸易经济特区，实行了一系列有 利于发经济对外开放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回应当时拓展东西方贸易的时代要求。这些制度和 政策遂成为有效的制度和政策，结果澳门迅速长成为东西方贸易枢纽和中西文化交汇中心， 创造了澳门历史性的辉煌。后来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澳门先天的局限，此种制度和政策 没有与时并进，及时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和有效的革新，特别是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葡 萄牙反客为主，趁机强占澳门，强行殖民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澳门经济遂一落千丈，一直苟 延残喘到20世纪60年代，澳葡政府为世界经济潮流所迫，利用外部环境有利于澳门发展的变 化，例如，中国内地对澳门的宽待与眷顾、世界旅业的与兴起、欧美在纺织品贸易及特惠税 制 方面对澳门的优惠，以及内地丰富而廉价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的资源优势，随波逐流地对老 殖民主义制度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作出一些新的部署。如1961年里斯本颁布法令，定澳门为 旅游区，准许澳门以博彩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而独家经营；私人楼宇交易仿效香港实行 分层出售方式；70年代澳门同欧美等20多个国家签定多种纤维纺织品贸易协定并建立相应制 度，同时推行工业多元化政策；1970年8月颁行“银行法”、1981年12月又颁行《保险活动 管制法令》等等，这样，推动了当时作为澳门经济的四大支柱的迅速发展。同时，葡国1974 年“4.25”革命的成功，推翻独裁统治，对外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对澳门的统治作了虽然不 彻底但仍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改革。这样，在经济上政治上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制度，推动经济 起飞，创造奇绩，澳门遂成为“亚洲瑰宝”。
然而，由于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经过400多年来的演变和发展，澳门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 发育不足、现代化水平不高的资本主义制度，深藏着严重的缺憾和弊端。表现为：(1)从根 本制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滞后，未切合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2)从市场经济制度来看，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与一个规范化的公 平而有效率的市场要求还有一大段距离。(3)从上层制度来看，无论是公共行政制度、政治 、法律制度，商业制度等都有明显的缺憾和弊病，亦未能同国际接轨。此外，社会结构和社 会意识的保守和滞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
结论是：在历史的转折而急于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的紧要关头，澳门主要制度发展滞后， 是制约澳门经济继续增长和发展的“瓶颈”，必须及时进行革新，即调整、改革和创新。
（三）
澳门“九九”回归祖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奉行“一国两制”“澳人 治澳”的方针，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因此，澳门发展经济繁荣社 会进行制度革新和安排，大前提必须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必须有利于促进和提升其现 代 化水平。
制度的革新，必然牵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旧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革新过程 就是社 会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的过程，因此，革新是极其困难的，即使是建立起来的好制度，也会 随时可能受到破坏而失败。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主编所说的：“一个坏制度可能 陷入稳态均衡，而一个费力建立起来的好制度却处于随时可能被破坏，重新回复到坏制度的 状态中。……制度演变的困难在于收益与成本的不相称。制度是一种大众享受的成果，但制 度演变的成本却往往要由少数人承担，多数人搭便车，所以改革往往是困难的。”（茅于轼） （注：斯韦托札尔·平乔维奇(Svetozar Pejovich)《产权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3月，第5页。
）鉴于澳门是个古老而又微型的社会，现实存在的利益分配结构，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 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是历史长期形成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异常稳固，改革成本不会是 很低的；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是讲究公平与效率的市场，公平与效率往往又是 矛盾的，而且要求是与时并进不断提高。公平主要是指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反对垄断；效 率主 要是指最佳运用资源和节省交易成本。可见澳门今天要推行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市场要求的制 度改革和创新，既迫切，又敏感。
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首先是受到思想意识的影响，旧的思想意识是改革的第一道障碍；而 新的思想意识是制度革新的号角和催生剂，所以要思想先行。没有思想基础的改革，推行倍 加困难；有了思想基础，再困难的也变得比较易行。所以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初期， 一再提出要“解放思想”。加尔布雷思也曾提出警告：“信念的解放是改革工作中最难对付 的一个问题，这一（改革）工作中的其他方面都取决这一点。所以难对付是因为建立在信念基 础上的权力是绝对权威性的；当信念的力量发挥到极点时，什么力量也动摇不了它。”（注：王慎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概论》第339页。
）即 使 进行法律改革，“法律是不能走在理解力之前的”。（注：王慎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概论》第339页。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特区政府亦意识到推行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由于澳 门社会的特殊性和保守性，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支持改革令权力和利益受损，往往以不同 藉口反对和阻延改革，而最响当当的藉口是怕改革不利社会稳定。即使在认同需要改革的人 群中，亦怕改革不当影响社会安定繁荣。这两个“怕”，相信是澳门推行制度改革与创新的 最大的思想（信念）障碍。制度革新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事实上，社会稳 定也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稳定，另一种是消极的稳定。建立在与时并进的制度改革与创新 基 础上的稳定，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有利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进步，这是积极的稳定 ；相反，建立在保守、落后、固步自封基础上的稳定，循环制度“陷入稳态均衡”，不仅不 利于制度的革新，甚至还产生滋长腐败窒息进步的作用，这是消极的稳定。
循序渐进按轻重缓急有序地进行制度改革，以那个制度为优先？著名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康芒 斯(commos,John R.)在他的名著《制度经济学》中强调“制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 力，其中法律制度最为重要，“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 生和发展归功于法制的作用，认为法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 ，如果作为基础的法制被推翻，“资本主义可能整个地消失。”（注：宋承先《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418、426页。
）康芒斯的“法制决定论” 虽 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过亦可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 上，没有这个所有制，就没有资本主义。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地推翻封建主义社会后，就要 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及资产阶级革命合法化，急需在掌握政权之日起，创制一系列法律建立法 制，来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资本主 义自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公平而有效率的运作，必须用法律来维护和支撑。因此康芒 斯的观点，我们在推行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安排中，可以吸取其中的精华。事实上，任何制度 的改革与创新，都必须根据法律依法推行。革新法律制度以及修订原有法律或制订新的法律 是所有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前提，澳门也不能例外。在澳门革新法律制度，当务之急是修改 、完善和提升商业法律和公共行政法律，为改革和创新有关制度提供法律依据，使之合法化 。与此同时，要提升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效率和素质，这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必须 的法治条件。
第二，改革经济制度。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人物和开创者”，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金获得者刘易斯(Lewis,William Arthur)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经济制度是促进 或阻碍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因为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是：第一，人们从事经济活 动的努力，指的是寻求和抓住机会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的努力；第二，知识的增长，内含知 识的生产、传播与运用；第三，资本的积累，指人均资本的增加和使用富有成效。而三大因 素能发生多大作用及效果如何，则取决于经济制度。那么，什么是好的有效的经济制度？刘 易斯认为，经济“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 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他又说：“制度促进增长取决 于制度使报酬和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允许专业分工和进行贸易的范围；取决 于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注：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3、170页。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安排一个好的有效的经济制度 就要营造一个富激励性的有效率的自由、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有了这样的经 济制度和这样的营商环境，才会激发人们参加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努力，才会促进知识的增长 和运用，才会吸引积累资本和扩大投资。澳门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由港，实行自由贸易 制度和免税、低税政策，但是由于这些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相关的其他制度未能完全配合， 经济制度的积极能量未能完全地有效地释放出来，有的甚至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障碍。刘 易斯 提出的好的有效的经济制度的三条准则，我们可以结合澳门的实际情况，用来改革滞后的制 度和安排新的制度。
第三，政治制度特别是公共行政制度对经济有巨大的幅射作用，它透过权力和决策直接和 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就公共行政制度而言，是公共行政权力中心，一个有权威的、 有智慧的、高效廉洁和民主的政府，才能在制度发展、政策制定和调节经济方面适时适度地 回应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要求，做到与时共进、勇于创新，主导经济发展。相反，就是经济发 展最大的阻力和束缚。
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古典的或现代的，都重视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扮演角色及其 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反对政府以行政干预市场，主张实行不干预政策，但 是亦认为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政府依然有三项职能，其中第三项就是建设以及维持公共工 程和公共事业，以利经济。到了凯因斯，他摆脱了传统观念，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趋向 充分就业均衡机制，因此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 就业。鉴于制度和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国家干预”便成为制度学派的中心思想和 基本政策主张，而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就是运用法律和政策，推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各项 制度措施。例如，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就是始终围绕着西方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性 ” 及其后果进行分析，构建他的“结构改革”理论体系，极力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和改革社会结 构。今天，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积极干预”的作用愈来愈被重视，哈佛大学经济 学教授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前年在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译本《给 我的中国读者》的简短致辞中说道：“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选择 的公共政策。”（注：N·曼昆《经济学原理》，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3页。）由此可见，我们今天要推动和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和提升社会的现代化程 度，没有一个有魄力、有远见和能干的政府来推行制度改革与创新是难以想像的。
众所周知，前朝澳葡统治留下来的公共行政制度和摊子，是落后的和弊端丛生的制度，其 中机构臃肿、架构重叠、程序繁琐、运作不畅、法治不彰、腐败滋生、管治缺乏权威和效率 等，最为澳人诟病，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桎梏”。在澳门所有需要进行的制度 改革中，公共行政制度改革已处于龙头和核心的地位，最为关键。澳人要求加快公共行政的 改革也最为强烈和迫切。然而，由于积重太深，改革的难度最大。既要有勇气面对，有决心 革新，还要深思熟虑，既要稳妥，也要抓紧进行，不能期求侥幸。革新首先要着重两方面， 一是改革公务员制度，提升公务员尤其是决策层和领导人的澳人治澳的“基本法”意识和积 极性，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有至理名言说“当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决定一切。 ”二是精简机构，革新公共行政管理制度和理顺运作系统，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还必须像刘易斯那样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没有相应的观念与制度的根本改 革 ，就谈不到经济发展。这个“相应的观念和制度”，除了上面强调的法律、经济、公共行政 的观念和制度外，还涵盖文化、社会、宗教等领域内的观念和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澳门在 这些 领域的观念和制度，亦存在偏于保守和滞后的问题。例如，中产阶级发育不足；人际崇 尚人脉关系；社会崇尚“大家长”权力和社团政治、人治主导、文化崇尚保守，欠缺创新等 等 ，这些因素对现代化自由经济的发展要求而言是负面的，制约很大，都要革新，是一个长期 的、持久的过程，一时难以立杆见影，但要持积极而耐心的态度来推行。
标签：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法律论文; 公共行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