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183;育人#183;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人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2)03-0006-04
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现在必须认真考虑德育、育人和人格教育这些基本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江泽民同志就“以德治国”问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首次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着重强调了“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此前，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关于“三讲”的重要讲话中，引用了《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以之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显然，此时，江泽民同志就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并认为“以德治国”是思想基础。江泽民同志的思想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礼记·乐记》讲：“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孟子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司马迁讲得就更透彻：“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何况，不可能无时无处无事都有“法”，都可“绳之以法”，“德”必须作为“法”的思想道德基础。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特点，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作了精辟阐述：“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江泽民同志强调“以德治国”，其本质就是“以德育人”；对领导，就是“为政以德”；对群众，就是“化民成俗”；就是“我无欲而民自朴”，“化成天下”。
“以德治国”对于教育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正是“育人”，而非“制器”。人之所以为人，而非为物，因为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活的得教育，无形的“灵魂”得净化，是“育人”；死的才琢制，有形的结构得加工，是“制器”。人之所以为人，而非为禽兽，因为人有“灵魂”，即有复杂的思想、感情、精神境界，遗传因素、基因只能提供思想、感情、精神境界形成的基础，这当然极为重要，猴子就是猴子，猴子不会变成人；而后天因素、环境、教育却决定着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即使具有爱因斯坦般的遗传因素，出生后给狼衔去了，活下来，只能成为狼孩，似人非人。后天因素中，教育尤其重要。“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学就是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熹讲得对，习惯、感情在学习知识中同时成长，思维能力、精神境界在不断思考中同时形成；人应该在受教育中成为“人”。人异于物，异于禽兽，人有能动的思维，有社会的感情，有复杂的精神境界。我们办教育，最根本的是心中要有学生。没有学生，就没有教师，就没有学校，因而也没有了学校的教育。教育的自身就是要“育人”，也就是开拓人的主动思维能力，陶冶人的纯朴感情，升华人之所为人的神圣精神境界，即要“明明德”，要“成人”，要“新民”，要“至善”，素质教育之所以重要也在于此。所以，我常给学生讲：“你们上大学，干什么？我看有三条：第一，学会如何做人；第二，学会如何思维；第三，学会掌握必要的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三者不可分割，相互支持，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然而，做人是基础，思维是关键，知识与能力则必不可少。”“以德育人”，就是讲，做人是基础，是基础的素质，是素质的基础。其实，对中小学生，对一切受教育者，何尝不是一样！只不过对这三条各自要求的广度和高度有所不同而已！我们的教育是“育人”，而非其他。“育人”如果成了“制器”，育出了一个书呆子，制出了一个器材，即使是一台高智能的计算机，但毫无能动的思想与创造的能力，仍然不好。“育人”如果成为“豢养”，养出了一个“缺德有才”的“害才”，一个“衣冠禽兽”，甚至比禽兽还不如的黑心“人”，吃父母，吃家庭，吃朋友，吃社会，吃国家，吃人，那就十分糟糕了。
显然，“以德育人”，如何做人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础的。做人，最核心的是要有“人格”。没有“人格”，就不算人，只有人形，而无人实。
什么是“人格”？按照辞书解释：从心理学讲，就是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从伦理学讲，就是个人的道德品质；从法律讲，就是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人格的“格”字，用得非常确切。“格”，就是标准，《礼记·缁衣》讲：“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格”，就是品质，苏轼批评石曼卿“诗老不知梅格在，只看绿叶与青枝”。因为石曼卿只从外形上去区别梅花与桃、杏，“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而不能从内在品质即“梅格”上去区别，而作为“寒心未肯随春态”的“梅格”，则是更为重要的了。“格”，还是量度，是规格，鲍建的《芜城赋》讲：“格高五岳。”“格”，还是明辨，探求，例如，格物，《大学》讲：“致知在格物。”“格”，还是纠正，例如，格非，就是改正错误；如《论语·为政》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国”，老百姓就“有耻且格”了。可见，人格的“格”字，用得多么好！“人格”又多么重要！管仲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又正如顾炎武所讲，耻为四者之首。无耻何格？！
正因为人格如此重要，所以我十分赞同将人的思想素质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人格”，上一层的是“法纪观念”，最顶层的是“政治思想”或“政治方向”。显然，最顶层的是根本，方向一错，一切都错，全盘皆误，因为这关系到“为谁服务”、“对谁有利”的这一最根本的问题。生死的泰山鸿毛之衡量，其理在此。然而，最基础的是“人格”；没有人格，所谓的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所谓的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所讲的政治大道理，那都是包装自己而对付别人的、骗人的、整人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没有人格的“正人君子”、“阔豪显富”、“堂堂大人”、贪官污吏，如此等等，都是“变色龙”、“硕鼠”、“蠹虫”；至于那些身窃要位、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则是更为危险更为狡猾的敌人了。世界上决无没有人格的正确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方向。“法纪观念”，遵纪守法，当然重要；没有法纪来规范，只凭“人格”讲话行事，就难适度，就可能导致出格，适得其反。“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是，没有“人格”，哪能有真正的“法纪观念”，哪能真正遵纪守法？法纪在他们手中，一用于打击别人，二用于拉帮结派，三用于伪装自己。古今中外，哪有例外？！
“人格”如此重要，如此关键，“人格”就成为如何做人这一基础的核心，“人格”在人们心目中自然就有个不言而喻的起码标准，高于此的，就是人格高尚；低于此的，就是人格卑鄙；越高于此，就越高尚，就是仁人，就是圣人；越低于此，就越卑鄙，就越不似人，越不是人。
高尚，用来肯定人格，极为确切。高者，在一切之上也；尚，有超过、尊重、久远等意，还可以等于“上”。人格高尚，是人高于禽兽之上，超脱禽兽之界，人格应受尊重，精神久远流芳。“人格”还有一个人的伟大事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流芳千古、脍炙人口的名句，是范仲淹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提出的。他另一名篇《严先生祠堂记》，对东汉严子陵作了评价。文中引用了《易经》蛊卦的上九爻，称赞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还称赞严的“节”没有谁能比，称赞严的“心”“出乎日月之上”，称赞严的“风”“山高水长”。这里所讲的“节”、“心”、“风”，其实都是“人格”，都高尚。高风亮节良心，就是人格高尚。
卑鄙，用来否定人格，极为深刻。卑者，下也，在一切之下也，与高相对。鄙，有下贱、庸俗、粗陋等等之意。人格卑鄙，是人处于禽兽之中，乃至低于禽兽之下，人格应予否定，精神臭气薰天。卑鄙、无耻、龌龊、下流，人而无耻，胡不遄死！十年浩劫的“文革”，浩劫之最就是摧毁人格，摧毁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凡敢于公开讲真话、坦诚说实情的，不把黑讲成白，不把白讲成黑，不把鹿讲成马，不把马讲成鹿，凡真讲良心讲天理的，凡坚持知耻知辱的，都没有好下场。“四人帮”干的就是“卑鄙无耻”。当代有位诗人讲得好，那时，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甚至，卑鄙是高尚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鄙者的墓志铭。一切颠倒了，道德败坏了，精神污染了，人格扭曲了，世上哪有真、善、美？！“有奶就是亲娘，利我即为真理。”有的是无耻。孟子讲得好：“无耻之耻，无耻矣！”“四人帮”粉碎了，“文革”结束了，然而，“文革”在思想意识上流毒之广之深，决不可低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主要非指个体，而指一代又一代的社会风气。败坏好风气易，形成好风气难。“风俗者天下之大事。”风俗即风气。同一事物，风气不同，感情不同，境界不同，立场不同，看法就不同，甚至全异。试看今天，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与非，对与误，善与恶，美与丑，正与邪，光明与黑暗，光荣与可耻，伟大与渺小，如此等等，轻则模糊，进而混淆，甚至颠倒。这不值得深思吗？有人借“市场经济”之名，以掩自己丑恶之实，而不敢面对市场经济的基础原则“公平竞争”，更不敢面对由此导致的服务于顾客、服务于社会这一有利于社会的实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信用经济，无德何能有信？无耻何能有法？无信无法，哪能算市场经济？
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青年一代有个响亮的口号：“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天下为己任，急祖国之所急，需人民之所需，服从组织分配，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旧中国的废墟上，以高度的责任感与极大的热情，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建设自己的国家，以苦为荣，以累为乐，以奉献为幸福，越苦越荣，越累越乐，越奉献越心甜越幸福越自豪。今天，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东风劲吹，建设前无古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正在探索中蓬勃发展，各方面已经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着极深刻的变化。我们没有必要完全如同50年代那样，只以服从组织分配这一种方式来实现远大的理想。但有一点是永恒不变的：要祖国强大，要民族繁荣，要社会进步，要人民幸福。还有一点，也应长铭在心：由19世纪跨入20世纪时，中华民族蒙受无比屈辱，中国人民遭罹巨大苦难；而今天由20世纪跨入21世纪时，伴随着我们的，是无上的光荣，是巨大的自豪；为此，我国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高尚其事”，成仁取义，乃至流尽了鲜血，献出了生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在，有些年轻人也有句口号：“到公司去！到海外去！到钞票最多的地方去！”到公司去，如果是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开发新产业，用以创业，这是改革所急。到海外去，如果去学习高新科技，学习现代管理，加强同国外的合作与联系，用以报国，这是开放所需。到钞票最多的地方去，而钞票最多的地方往往是高新科技前沿，往往是金融要害，往往是发展关键，如果取西方之所长，补我国之所短，个人大受惠，国家更受益，这当然也好。事情不是看表面，而是看实质，看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此亦复如是。从清朝末到今天，我国派出了大量留学人员。他们之中爱国者极多，别人问曰：“为什么要回国？”答曰：“为什么不回国？”可也有那么一些人，别人问曰：“为什么不回国？”答曰：“为什么要回国？”是“不”是“要”，只一字之差！而这个“不”与“要”的潜台词，有时其“义”相距甚远，令人深思。进一步而言，关键还不在于“不”与“要”这一字，必须的是：心向神州，情系华夏，梦绕故土，饮水必定思源，数典永不忘祖。而报效祖国越多越有效就越好，形式可以不拘，人格同样高尚。李正常有首七律《闻郎平毅然回国任职作》写得多么好：“粪土他邦百万金，归情切切意沉沉。太平洋水深千尺，不及阿郎报国心。”高层次人才确应如此。我们这样做，不是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只有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古老的民族，富强了，繁荣了，发展了，才能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外国”所长蒲慕明先生，在2001年2月1日《科技日报》头版报道的答记者问中，认为人文对科技人员有巨大作用，首先是树立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其次是开拓视野，渊博知识，丰富想象力。蒲先生是美籍华人，出生于台湾，学于新竹清华大学理工科，后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现应聘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研究所所长。他在大学时就十分喜爱诗词，是从事文史活动社团“观澜社”的积极分子。他在答记者问中明确指出：爱国诗人闻一多先生的名诗《红烛》现在还在照耀着他前进。爱因斯坦讲得多么好：“不管时代的潮流与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的高贵品质，超越时代与社会，走自己的正确道路。”品质就是人格。我十分赞成我校涂又光先生的看法，人文、人文教育有两大作用：提升精神境界，放开思维想象。此即，纯洁“灵魂”，活跃思维，而纯洁“灵魂”，高尚人格，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之所在。如果我们的教育离开了这点，离开了素质教育，离开了德育、人文教育、人格教育，而急功近利地只顾去育“才”，只顾去育这么样的“能力”、那么样的“能力”，只顾去育口头上的“德”、表面上的“德”，却希望能“育人”而“成人”，这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的近视行为，这叫做“舍本逐末”，乃至“吞食恶果”。这里，决没有讲“才”、“能力”不重要，但就重要作用而言，前者是更为基础性的。
西方有位哲学家讲得十分深刻：世界是靠“傻瓜”建成的，而不是靠“聪明人”建成的。“傻瓜”者，就是人格高尚的人，只要人格高尚，就可以达到《中庸》所讲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的精神境界，为社会的进步尽职尽责。而那些“聪明人”，就是私心太重的人，终日钻营一己之利，“闹嚷嚷，蝇争血”，人格至少不高。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这一名篇的结尾写得多么明白、准确、深刻：“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点精神”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指出：“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这就是“人格”！这就是高尚的人格。
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文件，切中时弊，紧密结合时代精神，继承与弘扬了我国优秀的民族精神与道德传统。这个文件的实施，确系“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文件所列出的“基本道德规范”，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人格标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第一位是爱国，而归结起来，“基本道德规范”讲的就是“负责任”。做为人，必须对社会负责，文件明确指出：“坚持尊重个人合法利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正因为如此，所以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即对人民负责；原则是集体主义，即对集体负责；基本要求是五个“爱”，爱是高度负责任的感情表现；只有极端的热忱，才有极端的负责任，才有深深的爱。1998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太好了！作为大学生，是高素质的；而作为公民，这一高素质就应表现为负责任。高层次人才不负责任，还叫谁去负责任？！有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必然有“依法治校”，“以德治校”，也必然有“依法育人”，“以德育人”。大学之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培养人格。孔子的接班人曾参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省”就是在“修身”，省什么？忠吗？信吗？习吗？一句话，负责任吗？通过对实践（谋、交、习）的“省”、反思，来检验自己的责任感，来个“自知者明”，来个“过则勿惮改”。习，不是学习，不是复习，而是实习、实践，实践圣贤在“传”中的教导。“传”当然要学。“三省”就是把学习、思考、实践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修身”。我们就应这么办学，让学生在学校的熏陶、教化、养成之中成人，在学习、思考、实践三者相结合之中成人，成为高度负责任的人，这是“育人”必应有之果。颜渊称赞孔子教育学生为：“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正是熏陶、教化、养成，也是学习、思考、实践。其实，熏陶、教化、养成也包含了“以德育人”与“依法育人”的交融的过程。李岚清同志一再推荐青少年要看法国电影《居里夫人》。为什么？我认为，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评价是最好的答案。他指出，居里夫人的伟大首先不在于她的聪明与才智的卓越，而在于她的精神与人格的伟大。为什么爱因斯坦能作出如此准确的评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有共同的高尚人格，有共同的心声，他们之间无疑会有强烈的共鸣。爱因斯坦讲得何等透彻、感人：“一个人活着应扪心自问，我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一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高标嘲蓬雀，逸韵并群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居里夫人，这就是爱因斯坦，就是白求恩，就是张思德，就是雷锋、王铁人、邓稼先、孔繁森、蒋筑英等等古今中外的一切志士仁人；这也就是做人，也就是人格，是人最重要的素质，也是人的事业的根本，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以德治国”，就是要以“育人为本”，“以德育人”，以先进文化教育人。“育人”就应使被育者首先学会做人，人格高尚。育人当然应该从少儿时期抓起，“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根苗不正，何以为继？！然而，作为教育战线龙头的高等教育所培养出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素质如何，做人如何，人格如何，是“有德有才”，还是“缺德有才”，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社会的进退与事业的成败；缺才必败，缺德自垮；缺德富才，灾难之源！禅宗六祖有句话值得反复思索；“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还请注意荀子的告诫，“君子之学也，以善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缺德之高层次人才，学得越多，越有才华、能力，就越是灾难。国力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更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更是高层次人才的素质（首先是人格）的竞争。高等教育直接关系到高层次人才的素质、人格；历史经验，应为明鉴，载舟覆舟，警于未萌，居安思危，所宜深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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