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史研究
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地位、作用与双重角色
王文佳
摘 要： 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是日本出于建立战时体制的需要，由官方扶持、授意成立和领导的具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妇女组织。它是战时体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疯狂杀戮、支持侵略战争、维持战时经济、稳固后方阵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间接加害者，应该对自己加害者的角色进行深刻反省，以便在防范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 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地位；作用；双重角色
日本妇女这朵“东洋之花”，在世界上展现的传统性格是妩媚温柔、恭顺内敛、勤劳忍耐。但是在1931年至1945年的对外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把占人口一半的日本妇女聚集在“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女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以及后来统合的“大日本妇人会”等官方妇女团体旗帜之下，纳入到战时体制之中。日本妇女成为疯狂旋转的战争机器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疯狂杀戮、支持侵略战争、维持战时经济、稳固后方阵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间接加害者。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直接受害者角色的宣传和同情较多，甚至肯定其对于战争的“热情”和“奉献精神”；① 村上信彦：《日本的妇人问题》，东京：岩波新书，1978年，第27、92页。
对其间接加害者角色的披露和研究较少。直至浏览战争期间日本女性杂志的有正义感的人士，发现“那些杂志中出现的女性不同于一直以来作为受害者的形象，而是活生生的支持战争的形象”，由此受到“震动”，从而开始对其加害者的角色进行研究和披露。② 加纳实纪代：《铳后史笔记》，东京：思想的科学社，1995年，第3页。 本文正是出于矫正偏颇的目的，对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地位、作用与双重角色进行深入研究，以求在防范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成立与地位
19世纪末期以来的日本妇女运动日益高涨，涌现出两类不同性质的妇女团体。一类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没有官方做后台，这是日本在走上近代化道路过程中，由于受到近代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民间的妇女团体，以追求妇女自身权利为目标。如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影响，1886年12月成立的“东京妇人矫风会”（后更名为“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以推动改良社会风气、禁酒禁烟、一夫一妻制和废除娼妓为运动目标；1924年12月成立的“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后更名为“妇选获得同盟”），以争取妇女政治权利为运动目标。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1927年7月成立的“关东妇人同盟”，同年10月成立的“全国妇人同盟”，同年11月成立的“社会妇人同盟”，1929年1月成立的“无产妇人联盟”，都以争取妇女权利为运动目标。这一类民间妇女团体都有一定规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妇女运动，其中以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开展得最为活跃。① 石月静惠：《两战期间的女性运动》，东京：东方出版，2001年，第265—270页。 但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和战时体制的建立，这一类民间妇女团体大多逐渐衰落直至消亡，只有“妇选获得同盟”等少数民间妇女团体，在妇女运动目标上实现了由争取妇女权利向“支持时局”的“转向”，才得以继续存在下来，但它们在战时的地位和作用远不如官方妇女团体。
对这些问题要区别对待。例如：福建省高考用全国卷，中考全省统一命题，这属于导向不同；道德与法治、历史等学科全面使用部颁教材，这是教材不同，授课的依据、内容发生了改变等等。这些都是在校本教研中发现的实际问题。
另一类是国家主义性质的官方妇女团体，由官方扶持、授意成立和领导，这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出于建立战时体制的需要而成立的具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妇女组织。这类官方妇女团体在分立时期有三个：第一个是“爱国妇人会”，1901年3月成立，以贵族院议长和陆军大臣等官方势力为后台，以军事援助为目标，是日本第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妇女团体。其会员大多为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妇女，1931年之前，拥有会员153万，是日本国内最大的妇女组织。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妇人会”得到厚生省的指导提携，会员发展到170万，以后又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膨胀，1938年6月会员达到360万。② 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2》，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第90页。 第二个是“大日本联合妇人会”，于1931年3月成立，由文部省直接策划和领导，以町村妇女为主，整合了全日本一些妇女组织，成为具有全国性的官方妇女团体，其同期会员多于爱国妇人会。第三个是“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其前身是于1932年3月成立的“大阪国防妇人会”，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由陆军省作为强力后援，一跃成为声势浩大、异常活跃的一个官方妇女团体，其支部、分会覆盖到日本全境及朝鲜，中国台湾、东北、华北、华中地区，1937年末会员达到685万，1941年9月会员达到925万。③ 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5》，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第473页，第486页，第27页。 会员成分复杂，不仅有家庭主妇，也有纺织厂、被服厂、商店、餐馆、医院、学校等各个行业的妇女，还有女艺人和妓女，如东京新桥一带的料理、演艺、妓院的女老板们，把手下900多名妇女组成“艺妓连”，作为一个分会。④ 藤井忠俊：《国防妇人会》，东京：岩波新书，1985年，第65页。 后来，为对国民团体进行统合，消除以上三个官方妇女团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倾轧，由日本政府内阁出面，于1942年2月将三个官方妇女团体合并成为“大日本妇人会”，从此官方妇女团体进入统合时期，其会员发展对象普及到20岁以上的日本全体妇女，当年会员就达到1900万。⑤ 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5》，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第473页，第486页，第27页。 “大日本妇人会”几乎将全日本适龄妇女都纳入到这个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妇女团体之中，置于国家的严格统制之下。1945年6月，为进行“本土决战”，日本内阁决定将“大日本妇人会”编入全民参加的“国民义勇队”，原会不复存在。
那段日子想起来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谈恋爱。当时公司没有给我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在身边，我在那里也没有认识的中国人，她是唯一一个跟我讲中文的人。每天看到她，是当时唯一开心的事情。她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
国防必须由国民而承担。男子在战场，冒着炮火硝烟，不惜牺牲生命而奋斗；妇女安闲地生活，这不是举国一致的国防。战场的男子不管怎样顽强，只要铳后妇女悲伤地哀鸣，战争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妇女在国防上应尽怎样的职责呢？大部分妇女不是与男子一样扛枪上战场，也不是立志做护士到前线作战，而是发挥世界上无以伦比的日本传统妇德，做国防的基础，尽铳后的力量。⑦ 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5》，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第473页，第486页，第27页。
习近平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现今帝国正面临重大时局，我等全国两千万女子团体会员鉴于光辉皇国历史，正确认识时局，取得团体训练之成绩，逐步达成日本妇人之美德，以赤诚之心完成保卫后方之任务。⑧ 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7》，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第61页。 “爱国妇人会”大张旗鼓地开展“妇人报国运动”，明确提出其目的是：
The authors are grateful to CINVESTAV del I.P.N. for providing the resources to carry out this work.
动员全日本妇女，唤起铳后妇女的觉悟、克服非常时期日本的经济困境、肃清反国体思想，妇女团结起来保卫国家安全。① 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2》，第507页。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在战时具有重要地位，这就是在战时体制中“做国防的基础，尽铳后的力量”，这是日本妇女团体对战时体制与本身关系的自觉认知和表述。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揭示出这样一条战争规律：“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⑥ 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就是“总体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其它翼赞团体（所谓“翼赞”，就是“帮助天皇”的意思）比较起来，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活动范围最广，情绪也最为狂热，所以在战时体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在各自的宣传中都有明确表述。“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成立后对其宗旨是这样阐释的：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是应侵略战争的需要而成立和急速膨胀的，是战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支撑侵略战争开展了多种活动，发挥了显著作用。
二、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主要活动与作用
这样，日本妇女就越来越成为后方基地的主力军，“做国防的基础，尽铳后的力量”之地位日益突出，这是战时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以及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第一，以“忠烈殉国”激发疯狂杀戮。日本军队在侵华期间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疯狂杀戮了无数中国人。是谁让日本军人变成了杀人魔鬼？这固然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赋予了日本军人兽性，但其中也有日本妇女“忠烈殉国”的激发作用。1931年冬，大阪步兵第35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从中国东北战场回到大阪家乡，与21岁的未婚妻井上千代子完婚。新婚蜜月与战场硝烟迥然不同的对比，让这个下层军官产生了恋妻厌战情绪，随着归队日期的临近而变得郁郁寡欢。井上千代子把这些看在眼里，决心“以死尽责”，让丈夫无后顾之忧。就在井上清一归队前的那个夜晚，千代子趁其熟睡，悄悄用一把小刀自杀。这个娇小柔弱的女子并不能使自己一刀毙命，就一刀一刀地割开了自己的喉管，忍着剧痛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满榻榻米都是血污。她在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洋洋万言遗书中写道：
第一个后果是一个叫安田的日本妇女，以井上千代子的亲属和媒人身份，联合了40多个当地家庭主妇，发起成立了旨在发扬井上千代子精神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并引起其他人效仿性自杀；第二个后果是这类“忠烈殉国”的事件及宣传，极大地鼓舞了战场上日军士气，激发疯狂杀戮。井上清一重返中国战场后在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任指挥官，于1932年9月指挥部下残酷杀害中国平民3000多人，制造了“平顶山惨案”，作为向井上千代子的“祭礼”，成为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起惨案的刽子手，引起整个日本侵略军的效尤，烧杀奸掠、无恶不作。③ 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1页。
第二天清晨，井上清一面对新婚妻子的尸体和遗书，托付他人料理妻子后事，默默地收拾起行装，按期登上军舰重返中国战场。当时的日本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井上千代子被誉为“军国女性”“效忠天皇”“昭和烈妇”“忠烈殉国”。更有日本著名的电影公司“日活”以这次自杀事件为内容，在极短的时间内拍摄出了宣扬军国主义主题的电影《啊，井上中尉夫人》，尽情鼓吹年轻的妻子为激励丈夫出征，不惜自杀以断绝他后顾之忧的做法。这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
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果让我说为什么而喜悦，那就是能在明天丈夫出征前先怀着喜悦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从此后不要对我有一丝的牵挂。② 井桁碧编：《日本国家与女性》，东京：青弓社，1977年，第70页。
第二，以“军事扶助”支持侵略战争。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以多种形式对日本军队进行“军事扶助”，发挥了支持战争的恶劣作用。一是通过捐献、街头募捐、向商家募捐等渠道，募集到大量慰问金，用来慰问在战场上作战的日本军人。二是在车站、港口、机场举行盛大仪式，欢送向战场出发的军人，迎接从战场归来的军人及阵亡军人骨灰，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振奋了士气。三是在精神和物质上慰问和扶助伤残军人及家属，祭祀亡灵，宣扬“英雄”；对生活困难的军人家庭提供经济、生产、就业、食品、物资帮助。四是组织防空、防火、防洪、防灾和“本土决战”的训练和演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军事配合作用。五是各个官方妇女团体都出版了宣传刊物、宣传册，并印发宣传单，频繁举行“支持国策”演讲会、战事形势报告会、忠君报国演唱会、电影放映会、祝捷会、恳谈会等，煽动狂热的战争情绪。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次日晚，“国防妇人会”发起了东京百万市民“祝捷游行”；同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的次日晚，各个官方妇女团体都参与组织了东京百万市民“祝捷游行”。六是组织妇女给前方军人写慰问信，鼓动女大学生、女中学生给前方军人写求爱信，发动妇女给前方军人缝制祈求胜利平安、武运长久的“千人针”慰问袋，号召全日本妇女每人向前方军人捐献一件“有情有意”的慰问品，还多批派遣妇女“战场慰问团”甚至“军妓团”犒劳在中国战场及海外战场上的侵略军。这些慰问活动，一方面极大地助长了前方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也煽起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军人崇拜气氛。据统计，仅在1941年10月31日从九州港口向前方战场启运的慰问品中，就有13.7万多封女大学生、女中学生给前方军人的“求爱信”。① 石月静蕙：《两战期间的女性运动》，第333页。 七是官方妇女团体作为战时体制神经的末梢，在各地组成了为数众多的“女子自卫团”“女子巡逻治安队”，协助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官方妇女团体还把女大学生、女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动员组织起来配合“圣战”。八是组织妇女直接参加“本土决战”。1943年3月，美军打响了冲绳岛战役，这是日本在二战中进行的唯一一次“本土决战”，日本当局下令“军民玉碎”“不许投降”。在为期3个月的战斗中，冲绳岛日、美双方死亡共约20余万人，冲绳岛居民死亡达12万余人，其中接近半数为女性。这中间有一支被称为“姬百合学生部队”的战地救护队，由240人组成，其中冲绳师范和县立一中女生222名，带队教师18名，进行战场救护，结果伤亡惨重，有226人丧生。② 岛袋淑子编：《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第2卷，冲绳：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1982年，第204页。 这是官方妇女团体成员直接参与战争行动，其受害者遭遇与加害者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以“铳后奉公”维持战时经济。一是“女子就劳”。随着日军在各个战场上伤亡惨重，日本国内适龄男性被大量应征入伍，造成城市和农村男性劳动力严重短缺。日本政府通过法令逐步推行和强化战时“女子就劳”政策，以补偿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用女子劳力支撑战时体制。战前日本的民族传统是让妇女做家庭主妇。尽管包括首相东条英机、厚生省大臣小泉等官僚不太赞成“女子就劳”政策，但在除此之外别无它策的情况下，日本不得不一再突破过去女子劳动的禁区和年龄界限。如1939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就劳务动员实施计划的女子劳务者的就职》法令，强制征用女子到矿山、重工业部门从事重体力劳动。据厚生省1944年2月的调查统计，当时从事工矿业、重工业、土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重体力劳动的男性劳动者为960万人，女性劳动者为264万人，占总数的27.5%。③ 堀幸子：《十五年战争下的女子劳动》，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年，第330页。 1944年日本政府相继颁布了《强化女子挺身队制度方策要纲》《女子挺身劳动令》，将征用女子挺身队队员由过去的14岁至25岁未婚女子，扩大到12岁至40岁的单身女子。所谓女子挺身队，就是应战时紧急需要，征用大批单身女子到军工厂进行军事化的繁重劳动。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45年3月，征用的女子挺身队队员为472，573人。④ 日本劳动省编：《劳动行政史》第1卷，东京：劳动法令协会，1961年，第1091页。 二是“国防献金”。这与在前面提到的“慰问金”比较起来，其渠道更广、数额更巨、用途更大。据统计，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年时间内，陆军省收到“国防献金”3，636万日元，海军省收到“国防献金”1，957万日元。⑤ 《东京朝日新闻》（东京）1938年7月7日。 官方妇女团体还发起“军用机献纳运动”，筹集到的巨额“国防献金”更是难以尽数。仅《朝日新闻》副社长、主笔绪方竹虎从1937年8月开始，就先后捐款800万日元，另认购战斗机15架。靖国神社在1943年12月捐献“香资”30万日元，并将认购的战斗机命名为“靖国神社号”。⑥ 《信浓每日新闻》（长野）1943年12月9日。 甚至还出现“自杀献金”者。有一个名叫神保七五三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成员，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年老体弱、多病贫困，几次捐献才勉强凑够100日元，自愧“不能为国家做事”，遂在一次防空大演习时跳海自杀，留下遗言：“愿牺牲一身，求将所得生命保险1万日元捐作国防献金。”⑦ 《东京朝日新闻》（东京）1937年8月6日。 三是进行“爱国储蓄”和认购“爱国国债”。日本当局竭泽而渔式的战时经济搜刮，叫普通民众家庭本来都已陷入经济困境，但官方妇女团体却带头发动民众进行“爱国储蓄”和认购“爱国国债”，仅1939年“爱国储蓄”就达到100多亿日元，1941年达到170多亿日元。⑧ 《东京朝日新闻》（东京）1942年3月2日。
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11/65)16.92%,其中患肢肿痛7例,下肢深静脉血栓4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3/65)4.62%,其中患肢肿痛2例,下肢深静脉血栓1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4.62%显著低于对照组16.92%(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第四，以“家庭报国”稳固后方阵地。日本当局在1938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制定了《家庭报国三纲领·实践十四要目》，1942年颁布了《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随即把城乡全部家庭都卷入到战时体制中来，对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也实现了严格的统制。日本当局赋予官方妇女团体的作用是以“家庭报国”稳固后方阵地。“家庭报国”是日本战时体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其它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一是把每个家庭都变成了“效忠天皇”的臣民训练所和实践场。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把“天皇与国民的关系视为父子关系、宗家与分家关系”，把“天皇权威的神圣化、绝对化、正当化”统一到“效忠天皇、灭私奉公”目标上来。二是把各家各户都编进“邻组”的战时居民组织中来。“邻组”是日本在历史上引进了中国唐朝的保甲制度，“在日本德川时代实行的居民组织”。①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高海宽、张义素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第116页，第133页。 为对城乡居民进行严格的战时统制，日本当局通过官方妇女团体配合警察机构，从1938年开始先在东京、继而在全日本城乡重建和推广了邻组，并于1940年9月由内务省下达了《关于部落会、町内会配备指导训令、通知》，规定在城乡部落会、町内会这种地方行政最基层组织之下建立邻组，一般以10户为一个邻组，到1941年5月，全日本城乡共建立邻组133多万个。②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高海宽、张义素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第116页，第133页。 在邻组这个战时体制的居民组织之内，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组织各类活动特别活跃。如政治类活动有：每月定期召开邻组例会，内容有遥拜天皇、升国旗唱国歌、奉读敕语、效忠宣誓、悼念阵亡皇军将士等；战争类活动有：传递落实政府有关战争的法令和通知，进行战争、征兵动员，举行防空演习等；生活类活动有：进行居住登记、摊派储蓄国债、金属回收、征收杂税，特别是实施粮食、油、盐、糖、肉、蛋、衣布、棉花、木炭、火柴等一切生活物资的配给。由于连年战争造成生活物资越来越匮乏，邻组在这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治安类活动有：实行“连环保”制度，发动邻组居民互相监督揭发具有反战言论、倾向、背景的“非国民”“国贼”“奸细”，③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高海宽、张义素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第116页，第133页。 在许多邻组还有警察和特高课部门安插的“眼线”，通过邻组实现了法西斯主义对国民的严格统治。
三、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
“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在1937年8月的一份宣言中提出：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④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9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03/c1024-27543345.html，2018年 1月 15日。
按照这个精神，有必要厘清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其着眼点不是追究战争责任，而是明确道义责任。
第一，从“集团行为”方面来考察，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是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世界各国的现代社团，只要以追求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科学为主旨，都会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但从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成立与地位、主要活动与作用来考察，却看不到对日本社会有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积极意义。
从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集团行为”方面来考察，其领导人和成员的直接受害者角色是非常明显的。集团行为是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基础上的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始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和信仰，并成为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什么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呢？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后开展，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其次，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但是，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优越性，正是由于这个深刻的内因才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广泛传播、蓬勃发展。
采用Fox 4000对柠檬果醋的整体气味进行区分，该电子鼻系统包括18根传感器[13]，包括A组：T30/1，P10/1，P10/2，P40/1，T70/2，PA/2；B组：P30/1，P40/2，P30/2，T40/2，T40/1，TA/2；C组：LY2/LG，LY2/G，LY2/AA，LY2/GH，LY2/gCTL，LY2/gCT。
日本人同美国人或一般西方人之间的最大区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更强调集体、牺牲个人的倾向了。⑤ 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今日本人》，孟胜德、刘文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将护理教学效果分为认知领域(知识)、动作技能领域(技能)、情感领域(态度)3类[15]。研究者以此理论为依据，自制教学效果评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知识、能力、态度3个维度，共11个条目，采用Likert 3级评分：差为1分，一般为2分，好为3分。课程结束后，利用班级微信群发放问卷，采用问卷星形式，以不计名方式调查。对照组发放问卷177份，回收有效问卷172份，有效回收率97.18%；试验组发放问卷192份，回收有效问卷185份，有效回收率96.35%。
日本这样一个岛国，在战时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于一时，其秘笈就在于“集团行为”，即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产生的爆发力。在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之所以能够显赫于一时，其秘笈也在于“集团行为”，即举国一致的“铳后之女”产生的凝聚力。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具有集团化、军事化、官方化、大众化、封建化的特点，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的意志，通过官方妇女团体这个组织，灌输给日本广大妇女。在战争期间，她们一方面以母亲、妻子、女儿、女人等家庭和社会角色，承受战乱带来的死亡、伤痛、疾病、饥饿、贫困、违心嫁人、甚至充当慰安妇的惨痛苦难，另一方面又以“忠烈殉国”“军事扶助”“铳后奉公”“家庭报国”等战争参加者角色，遭受战火吞噬和男性军国主义者的无情蹂躏。在战争结束之后，许多日本妇女还要继续战争直接受害者的痛苦体验，失去亲人的痛苦，自身伤病、女性经历侵犯的精神折磨等，都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如日本妇女为“嫁军人报国”就付出了惨痛代价，她们只能自己默默地长期品尝“战争未亡人”的苦果。所有这些都使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承认其直接受害者的角色，有利于从日本女性的立场体验和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的罪行，有利于让日本女性成为反战和坚守和平的重要力量。
国防动员是军民融合的重要领域，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有其自身的领导体系、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比较成熟的资源配置渠道。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落地落实，必须重视抓好国防动员军民融合发展。要充分发挥国防动员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独特优势，聚力在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实招、用真功。
第二，从所谓“膺惩暴支”方面来考察，① 所谓“膺惩暴支”意为严厉惩罚暴力反抗的中国人。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又是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间接加害者。所谓“膺惩暴支”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再扩大对中国侵略战争的借口。本来是日本在步步紧逼、侵略中国，可日本政府、军方和媒体，却把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说成是“支那暴行”，向日本军队和民族灌输所谓“膺惩暴支”的强盗逻辑。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是这种强盗逻辑的狂热接受者，所谓“膺惩暴支”也是日本妇女参加官方妇女团体一切活动的动力，而实际上她们对于这场侵略战争也确实发挥了助桀为虐的恶劣作用。所以从所谓“膺惩暴支”方面来考察，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是侵略战争后方保障的直接参加者，从而也是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间接加害者，这涉及到日本民间对战争的全面思考与自省。
日本政府首脑、军方高级将领及犯有各种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法庭审判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应有的追究，如118名甲级战犯。那么作为日本国民，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对于这个问题日本人士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领导者有责任论”和“国民无责任论”，主张日本政府和军方领导者，无论是对国际和国内，都负有战争责任；而国民作为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属于受骗者、受害者，不负有战争责任，也不负有道义责任。按照这种意见，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当然不负有战争责任和道义责任，这也导致今天日本民众普遍对战争缺乏应有的全民思考与自省。第二种意见是“一亿责任论”和“一亿总忏悔论”，主张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共同承担，而不是由领导人单方承担。这就意味着，说是“一亿有责任”和“一亿总忏悔”，但其实包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在内谁也不用对战争负责任和忏悔，这也导致今天日本部分民众对当年的战争责任者、哪怕是战犯缺乏应有的痛恨。第三种意见是“国民间接加害论”和“国民道义责任论”，主张无论处于哪个阶层、何种地位的国民，只要有“膺惩暴支”的言行和行动，就在客观上助长了侵略，哪怕对被侵略国家人民没有直接加害行为，在客观上也有间接加害行为，也是间接加害者，应该承担道义责任。如日本学者河原宏指出：
如果不是陷入一亿人总忏悔的论调，也不仅仅把民众作为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而是问及战争的责任，特别是道义上的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大概都应该承认，不管是战时还是战后，自己是有责任的。② 河原宏：《日本人的战争》，东京：筑地书馆株式会社，1995年，第185页。
日本妇女活动家秋山洋子曾经提出过发人深省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问题：
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体制的共谋？③ 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页。
笔者反对前两种意见，同意第三种意见，认为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对被侵略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杀戮、侵害和苦难，在客观上是间接加害者，应该承担道义责任，这种间接加害者和道义责任，集中体现为她们作为女性，以“东洋之花”特有的魔力助长了日本男性军人在战场上的兽性，以占半数国民的力量，全程地、忠实地、不可替代地支撑了侵略战争。尤其是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领导人，更是为虎作伥的间接加害者和应负道义责任者，但却没有任何人受到追究。所有这些，都值得日本女性，对当年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的加害者的角色进行深刻反省，以便在防范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值得人们对战争中女性的地位、作用和角色予以重视和研究，以便以史为鉴，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作者简介： 王文佳，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邮编130024）。
（责任编辑：林 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