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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济区是指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四个地区范围的经济区域，通称“两岸四地”。1993年4月世界银行在一份正式报告中首次将它视为一个整体分析单元，称之为“CHINESE ECONOMIC AREA”，简称“CEA”。就中华经济区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连锁效应看，其相互协作与经济整合，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原则下，生产因素基于追求最佳利润或比较利益而进行的自由松散型的交流结合。它既具有明显的互利互惠与共同繁荣的发展绩效，又存在某些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
中华经济区的经济效应
在理论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果主要表现在，通过经济整合，发展区域内分工，使各地区的生产发挥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连锁效果，从而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增强生产竞争力，改善产业结构。中华经济区的经济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成长效应：发挥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的经济效果。
对台、港、澳经济而言，扩大国际贸易一直是其重要原动力。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而台、港、澳经济仍能维持中度成长局面，主要系得力于祖国大陆市场的开拓。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合作，不仅有助于台、港、澳对外贸易的持续成长以及社会经济日益繁荣，而且有助于其淘汰、转移夕阳工业，加速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从港台两地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看，香港在1995年11125亿港元的转口贸易货值中，一半以上是港商从内地直接出口国际市场的产品，大致相当于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60%，其对香港经济成长的贡献之大不言而喻；台湾在中华经济区域交流与协作中也获得大量好处，其中仅贸易顺差一项即达830多亿美元。
对中国大陆经济而言，台、港、澳资金的不断注入，大幅度地增加了中国大陆生产资本的投入，有效地弥补了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提高了大陆加工出口工业的水平，对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据统计，至1996年6月，中国大陆累计批准台港澳投资项目近20万个，已开业的企业超过10万家，实际利用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雇佣员工达600多万人，工业年产值上万亿元人民币。台、港、澳企业以生产性项目为主，同时兼有旅游业、房地产、工业区成片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不仅带来了有形的资产、技术设备，而且引入了无形的市场观念和管理经验，使大陆在发展经济所需的硬、软件方面，都得益良多，并且在增加就业机会以及培养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开放效应：促进区域市场与国际经济的相互接轨。
中华经济区的交流与协作，有力地促进本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相衔接，带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随着台、港、澳厂商纷纷到大陆投资设厂，大陆沿海地区迅速形成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加工出口基地。1995年台、港、澳资企业的出口创汇高达400多亿美元，约占大陆总出口的30%。两岸四地的经济交流，加速了大陆沿海地区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对美、日、韩资金的投入起着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他国家在比较利益的诱惑下也纷纷跟进。
就香港在中华经济区对外开放的作用而言，“九七”后香港的转口贸易港地位可能会相对减弱，但其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将扮演中华经济区“资本运转基地”的角色，在两岸四地的金融联系中居主导地位，尤其在内地企业发行股票、债券、获取外部资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香港证券交易所可进一步推行向中国开放证券市场的政策，为内地企业股票上市提供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安排中国的政府债券及商业债券在国际上发行；另一方面，作为跨国公司的“跳板”，香港可继续协助其向内地扩展业务，既充当跨国公司的顾问和合伙人，促进语言文化的沟通，又协助经营、管理和生产、分销，从而扩大跨国公司对内地的投资。
（三）依存效应：促进两岸四地经济协作体的加速形成。
两岸四地的经济交流，产生了某种替代作用。由于台、港、澳资金及技术移入祖国大陆，与廉价的劳力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贸易竞争力，提高了中国大陆的出口能力，使其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中逐渐取代港台产品，成为国际出口贸易中的一支主力。实际上，由于港台与大陆贸易及投资关系的互动作用，中国大陆已成为港台扩大对美出口的“第二空间”，台、港、澳的对外经济循环因而出现了“转向效应”，大大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如台湾由于出口市场转向大陆及香港，对美国的依赖已从1984年占出口的48.8%下降至1995年的23.7%，对台湾分散出口市场与经济稳定起重要作用。因此，中华经济区的“自我循环结构”正逐步取代“美日效应”，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两岸四地的共同影响看，已产生一种逐渐趋高的“依存效应”，日益形成互相连结、互相依存的经济协作体，出现了国际上流行的说法“中华经济圈”，或世界银行所指的“中华经济区”。就投资而言，1995年台、港、澳资金是中国大陆最主要的外来资本，合计约占大陆外资的75%；香港则是台侨外资本的重要来源地；而中资也成为香港外来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贸易而言，香港与内地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内地对外贸易的近2成是同香港或通过香港进行的，香港转口贸易的近9成与内地有关；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1995年已达9.3%，大陆对台湾的贸易依赖度则为7.5%，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市场的依赖度达15%，加上对香港出口市场的依赖度，合计高达23.4%。90年代以来，香港及中国大陆成为台湾对外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地。
中华经济区的扩大效应
两岸四地通过经济交流，将各自的经济优势结合起来，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的分工合作，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互补、互利的经济效果，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整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发展，产生了中华经济区的扩大效应，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以因应经济区域化潮流的压力。
（一）扩大效应：增强两岸四地经济交流的互动功效。
从宏观上看，1995年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达5.76万亿元（折合美金6940亿元），若加上台湾（2636亿美元）、香港（1400亿美元）以及澳门（73亿美元）三地的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这四个经济实体的总和则相当于11000多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综合经济体。从贸易数额看，香港（3714亿美元）、中国大陆（2809亿美元）、台湾（2152亿美元）、澳门（40亿美元）四地的对外贸易总额合计达8700多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仅次于美国、德国居第三位；外汇储备包括台湾（903亿美元）、中国大陆（750亿美元）、香港（520亿美元）和澳门（15亿美元）四地，合计近2200亿美元，超过日本（1675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
如此庞大的经济实力，仅是将现有两岸四地的经济实力静态地综合起来（仅用加法），如果中华经济区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形成一个有形或无形的“经济共同体”，其相互牵引和取长补短所可能产生的扩大功效（需用乘法），将放大中华经济区的发展效益，其所能达到的境界，一定比现有两岸四地经济实体分别运行所能达到的实绩总和要大得多。其扩大效果如果以一个30%的保守指数来表达，则上面显现出来的数字将扩大1.3倍，中华经济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14364亿美元。若以购买力平均价格推算，1995年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在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58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6.73万亿美元，日本为2.66万亿美元）。
（二）国际效应：提高中华经济区的国际地位。
以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地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目前虽然仅占全世界总产值的8%，尚不及日本一国的经济实力，但是，两岸四地的经济增长率均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更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90年代前半期都在二位数以上，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使中华经济区成为亚太乃至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未来发展前景普遍被经济界看好。即使不算中华经济区的互动功效，仅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经济体目前的实力预测，至2000年四者总和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10%；至2010年达3.35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18%；因此，国际上预测，在下一世纪初，中华经济区将会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经济力量，壮大到足以与美、日、德等经济强国分庭抗礼，成为全球经济的“第四极”。
如果将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考虑进去的话，其放大功效以上述标准衡量，至2010年中华经济区的经济总量将达到43500亿美元，约占全世界总产值的23%，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这是现有四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仅靠自身运作所不能达到的成效，必须有赖于彼此之间经济协作的进一步加强，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正常化，相互之间淡化对立意识，增加共识，在经济上形成休戚相连、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更有利于提高中华经济区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中华经济区的发展障碍
中华经济区的交流与协作虽然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并取得初步成效，但也存在一系列的制约因素，主要障碍有以下几方面：
1、政治上的歧异，阻碍了中华经济区的发展进程。中华经济区建制化一直未取得理想进展的最大障碍，主要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区域经济整合，从合作范围到运作方式，均需经过各经济实体长期磋商、谈判之后才能决定；在整合过程中，也需不断地沟通与协调。但是，两岸四地的经济是在不同的政治力量支配下发展起来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由于内部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立，它们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可能是纯经济的，总会带有某种政治上的考量。随着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和1999年澳门主权回归中国，港澳与内地在政治上的对立态势将趋于缓和，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对立成为抑制中华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尽管台湾当局迫于经济上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措施，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延续和强化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与措施，如迟迟不开放直接“三通”，从而阻碍了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更重要的是，近期台湾当局“谋求对等政治实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岛内分离主义（包括“台独”和“独台”等）日益抬头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彼此的相互信赖。由于双方缺乏互信，任何偶发事件都足以使两岸关系陷入低谷。因此，政治因素的干扰对中华经济区的整合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能否排除意识形态的阻力，减少政治上的磨擦，通过经济上的交流与协作，缓和或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是中华经济区发展的关键所在。
2、经济上的异质，使中华经济区缺少区域化所需的内聚力。两岸四地在生产技术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差距，大陆内部各省区间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各方从经济协作中所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及利益分配的不均，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华经济区的整合。在经济体制上，两岸四地彼此没有共同的价格指标，各项经济计划的评估没有一致的标准，在建立产业分工体系方面不易达成共识。在经济贸易结构上，区域内贸易占本区域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还不高，经济整合所产生的贸易扩张效果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从两岸四地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及资金的相互需求看，无论是中国大陆，或台、港、澳，其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还大于区域内相互间的需求；从贸易自由化目标看，除港澳基本上实现贸易自由化外，中国大陆与台湾相互之间的市场开放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区域经济整合的要求，两岸一方面都在积极发展外向型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则限制内需市场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台湾对大陆产品进口的限制条款颇多，阻碍了区域内贸易的自由化。
3、西方国家阻挠，干扰了中华经济区的正常交流。随着两岸四地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疑惧愈趋加深，担心强盛的中国会成为西方强权的对垒。于是，各种试图离间两岸四地的论调纷纷出笼，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其主要论调是“一个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经济圈’正在隐然成型中。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到下个世纪初就可能追上美国和日本，……最使西方国家担心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将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雄厚，到下个世纪初可能成为西方疑惧的强权”，“对于美国而言，最好的亚洲前景是中国分裂”，这些论调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阻止两岸四地特别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保持中国目前的分裂状况，以便其从中坐收渔人之利。西方国家拖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支持港督彭定康与中方对抗、以至向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表现，都说明了西方国家的心态。
总之，在目前政治制约、经济异质以及国际阻力的现实环境下，中华经济区只能遵循相互调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交流途径。虽然两岸四地的经济关系还处于局部的经济合作或初级的经济联系，尚未发展到组成“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的程度，也未形成具有正式组织架构或建制性安排的所谓“经济圈”，但是，就松散式的意义而言，中华经济区的雏型已经存在，它不受地理位置、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以至政治对立关系的影响，完全是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自然汇合在一起。两岸四地的经济力量，自发而又自觉地走向经济交流与协作，而且越来越紧密，这是符合经济区域化发展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