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左”葬送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只有突破斯大林模式，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为什么提出“主要防‘左’”
——警惕“左”，必先识别“左”
——深刻反思“文革”，才能真正深化改革
——回到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路
——新“左”派的选择性记忆与青年的历史意识
——用改革化解发展和稳定的“硬障碍”
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王贵秀
改革作为一种新的伟大革命，其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它的推进特别是实质性的推进，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改革前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极左”思潮和“极左”势力。改革后期(21世纪以来)，改革已进入深化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刚初步形成，还很不规范，而政治体制改革又严重滞后，在此情况下，一个强势的权贵既得利益阶层就得以形成。此时，改革的阻力，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种权贵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和压制；其次也有“极左”思想及其指导下构建和固化起来的集权体制的禁锢。当前，这两种阻力突出表现在阻挠(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对于前者，我在《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的一篇短文中曾指出：政改的最大阻力来自权贵既得利益阶层。这里着重谈谈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反“左”防右的论述
20年前，正当“左”的东西猖獗之际，邓小平针对长期存在的只反右不反“左”的积弊及其危害，作了深刻总结。主要包括：
1.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而不是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2.这种危险的具体的突出表现。“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
3.“左”的可怕之处在于以“革命”的名义吓唬和打击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被他搞掉了。”
4.总的结论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基本经验，也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这些论述为我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排除“左”右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方向，为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其精神对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历史上只反右不反“左”，越反越“左”的惨痛教训
只反右不反“左”或名为反“左”实则反右的思想和做法，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此这般反对错误倾向，必然会越反越“左”，以至达到登峰造极，而造成难以收拾的可怕局面。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仅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开展过多次所谓路线斗争，而每一次几乎都是反右，实际上没有真正反过一次“左”。而所谓反右，往往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正确的当作右的来批，甚至“左”右颠倒，把“左”也当作右来批。有时也不得不表示要反一下“左”，但最终变着法子还是归于反右，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极左”理论和做法：以反“左”开始而以反右告终(如庐山会议)；有的名为批“左”而实为批右，如“四清”中有所谓批“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又批其“极右实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批了一阵子“假左真右”。这就是说，明明是“左”的东西或“极左”的东西，往往硬要说成(当成)右的东西来批、来整，这就使人谈右色变，患上“恐右症”，而“左”和“极左”却成了“革命”、“进步”的代名词。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奉行“‘左’比右好”以及怕右不怕“左”，“宁‘左’勿右”，患有“恐右症”者，以往不在少数；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也不乏其人。
即使是在反对“极左”比较得力，推进改革比较顺利的时期，由于“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干扰，而造成一定的曲折和反复，也时有发生。如屡有利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或反对“西化”、“分化”以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等等情况，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无限夸大，拒绝借鉴资本主义中所蕴含着的合理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主义”或“模式”都不能照搬，但这不等于不能借鉴，汲取其中合理的东西。
三、“左”右概念可否弃之不用
近来有人认为，随着“革命”的淡出，“左”右问题可以不必管了，其概念也可以淡出，以至弃之不用了。对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有人对“左”右问题上所犯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深恶痛绝，急切地期望以后不要再搞此种“斗争”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其精神应该加以肯定。然而，这绝非不再提及“左”右问题，摒弃“左”右概念所能奏效的，而且，这会对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带来很多困难。试想，把“左”右问题上所犯错误作为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不仅需要牢牢记取，而且需要结合新的情况不断深化对它们的认知。再试想，在“左”右问题上长期形成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以及错误做法，在现实中仍然这样那样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人往往继续用这些理论工具来分析研究当今许多现实问题，并用它们来表达和争论。如果“左”右概念一旦被废弃，那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工具与他们对话、交流、沟通呢？再试想，“左”与右的问题，“左”与右的概念，西方国家也在广泛使用。虽然，他们的用法和含义与我们大不相同(在他们那里，与右相对的左不加引号；左与右都是中性词)，但我们分析研究西方国家有关左与右问题的社会思潮及其变化，不能不使用左和右这类概念。
其次，“左”右概念或“左”右问题本身异常复杂，加之长期错误地开展反右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造成了许多难以厘清的混乱，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基于此，当前和今后，围绕“左”右问题、反“左”反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很多，如“左”右概念的由来(为什么通常我们在“左”字上加引号，而在右字上则不加引号)；“左”倾与右倾的区别和划分标准；“左”右倾与左右派的区别和联系；反对“左”右倾向与两条战线斗争；西方国家所说的左和右(或左派和右派)与我们所说的“左”和右有何区别；等等。要研究这类问题，非使用“左”右概念不可。
再次，当前改革遇到来自“极左”方面的责难不可忽视。最近几年，改革发展到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共存，矛盾和问题突显。而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几乎都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归之于改革开放。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诸如公权滥用，市场扭曲；权钱结盟，贪腐成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加剧，伦理道德沦丧；等等，在“极左”眼光看来，都是根源于改革开放，根源于放弃阶级斗争，背离“继续革命”，使资本主义复辟。因此，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继续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回到“文革”时期那种“极左”的一套，甚至比那时更“左”。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进实质性的改革，使改革有所深化，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确实冲破那些干扰和抵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左”阻力。
四、当前的“极左”最突出地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左”、“极左”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解放思想，冲破“极左”阻力的干扰和阻挠在不同时期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当前，“左”的、“极左”的干扰和阻挠最突出地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冲破“极左”阻力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给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实现重点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习惯于拿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 (不妨称之为“左王”、“左顽”)，常常故技重演，把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用过的“姓社、姓资”的大帽子，又动辄用在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企图以此来阻止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研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些人对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很适合决策者的口味，或最容易被当权者接受，因此其影响不可小视。在他们看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就是很好的，或者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已经变得很好了，无须进行什么改革了。今后的任务只是进一步“完善”，使之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其奇妙的论证方法和政治逻辑是这样的：
他们对我国原有(或现有)政治体制(即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给予全盘肯定和高度赞扬，认为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好、最优越的政治体制，既突破和超越了我国传统的集权专制(“集中”)体制，也突破和超越了西方民主体制，美其名曰“集权(集中)与民主相结合”的体制。其基本政治逻辑和路径是：在非常时期，把党国一体化(一元化)的高度集权(极权)动员体制发挥到极致，大搞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实现全民动员，不惜在全社会范围冲击和打破(打乱)正常秩序，从而取得别的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轰动效应。以此来证明我们的体制无比优越。其“有力例证”就是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等特殊事件。有的高层领导者，为了使这种体制的“优越性”持续不断地得到充分发挥，竟然扬言要把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非常之举“常态化”，真是匪夷所思。有的政治学者为了用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证明我国现有政治体制无比优越，竟然不顾起码的逻辑常识，硬说北京奥运会与此前和此后的奥运会“完全不同”。请问：北京奥运会与其他所有奥运会“完全不同”或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岂不是说它根本不是“奥运会”吗？！那它成了什么呢？！把这种逻辑用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上，那就是说，我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与古今中外的其他所有政治体制都“完全不同”，岂不是说它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体制”，而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了吗？！以如此“左”的思维方式来评估和维护原来的“极左”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岂不成了无稽之谈？！
当前，深化改革成为热门话题，但议论的几乎都是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而对政治体制改革偶尔有人提到，也是一带而过，大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用大帽子吓唬人的“极左”思潮和势力，大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之势，使得“识时务者”只好在这方面不吱声。这从个人利害关系考虑，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但是，从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考虑，这就很令人担忧。这已经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到各级领导机关的民主科学决策，直接影响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更加严重影响到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和深入，等等。再不从实质上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现有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加剧，从而引发社会以至政治危机。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路径
要从实质问题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警惕和防止由对现实不满引向自下而上的传统“政治革命”，而坚持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党内民主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以为，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处于极端的特殊重要地位，其自身的民主改革和建设，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具有巨大的驱动力；作为全社会的先锋队政治组织，其自身的改革和民主建设，理应走在前列，给国家和社会作出示范，发挥带动作用；作为有严密组织系统和严格纪律的政治组织，率先实行民主改革，易于掌控和约束，困难和风险比较小，基于这些，把党内民主改革和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最佳选择。
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党内民主提升到党的“生命”的高度，并强调了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还具体指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组织和党员意志的党内民主制度。这就从“基础”、“重点”、“入手处”和“目标”诸多方面为新时期执政党民主建设描绘出了一幅宏伟而清晰的蓝图。党内民主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按照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确实体现和落实党员的主体地位。而关键是实现和保障党员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这是贯穿于党员八项权利的灵魂。
(2)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加大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力度。关键是建立党代会执行机关的常设机构——党代会常设委员会。
(3)调整和理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改变权力授受关系模糊不清以至颠倒的倾向，把“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思路细化和具体化，逐步见诸实践。
只有突破斯大林模式，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叶书宗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模式是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率先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第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是在斯大林模式下，迅速崛起为“冷战”年代的世界两霸之一的。1991年末，苏联由于历次改革失败，始终在斯大林模式的樊笼内打旋，导致联盟国家解体，苏共自行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这些都已写进20世纪的历史了。
由于历史、时代背景、国情、民情等多方面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决定向苏联“一边倒”。并选择了斯大林模式。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毛泽东说：“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在我们的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 [1]
历史的事实也确实如此。1955年，中国国家工业化计划起步不久，中共党内高层领导对于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如何对待农民、处置城乡关系，也即如何借鉴苏联经验，发生了一场争论。有关这场争论，毛泽东总结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鼓舞着我们，“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
毛泽东接着说：“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必然碰到年年增加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求同现在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2]
毛泽东给这场争论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语：“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3]于是，毛泽东也和当年斯大林制造“反右倾斗争”，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一样，在全党、全国大批特批“小脚女人”的右倾错误，掀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国农村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全都从单干户、互助组、初级社，连跳三级，进入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全国农村更上一层楼，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道路，就是踏着斯大林的脚印一步步地走过来的。
不错，1956年，毛泽东确实批评斯大林对农民的政策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伤害。”[4]但是，毛泽东既然选定了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道路，农业集体化也以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道路为模板，事实也只能和斯大林一样，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狠挖农民，甚至比斯大林挖得更狠。1956年6月12日，即在农民已进入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在调查江苏、浙江两省的农村情况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浙江临海县的农民，劳动一年，扣除农业税、生产成本之后，每人可得原粮454斤，折合人民币31元8角，每月可得2元6角5分。1955年副业、土特产产值只占总产值的35％，并有下降趋势。农民，包括副业在内的收入，每月也只有4元多。”[5]苏联在实现全盘集体化之后，农村连连发生大饥荒，甚至出现饿殍遍野、人吃人等惨状。人们不敢相信的、已往都被认作是西方世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诬蔑的这些悲剧，却被大量解密的前苏联历史档案证实是事实。中国由于走斯大林的道路，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之前，饥荒、饿死人的事情也不是没有，甚至很严重；人民公社社员劳动一天只有几分钱，也不是个别现象。
其实，斯大林模式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关键不是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多少、给的代价高低的问题。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关键是把农民作为国家实施超高速工业化计划的资金积累源泉，保证国家在实施超高速工业化计划中，对资金、粮食、农副产品、劳动力等等的需求，进而使农村的集体农庄体制成为与城市企业实行国家所有制相统一的体制。全盘集体化之后，斯大林确实得心应手地把全国上千万分散的、难以监督的农户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从而为建立行政命令和惩罚体制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正如徐天新所说：没有农业全盘集体化和集体农庄体制，“就没有单一的计划经济，就没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也就没有斯大林模式。”[6]
在构建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方面，1928年，斯大林扭曲事实，虚构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在苏联社会接连不断地制造“清党”、“大清洗”等残害人的运动。仅1936～1938年的一次“大清洗”，现在从俄国中央档案馆仍然有据可查的，就有1344923人无辜受到迫害，其中681692人被枪毙。[7]斯大林就是通过这些运动，禁锢、直至从肉体上消灭有不同看法、思想的人，实现个人集权。毛泽东也完全接受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不断地制造几乎首尾相衔的各种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整人运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国国内矛盾的实质的提法，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上升为具体的、你死我活的“两个司令部”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就是脱胎于斯大林模式，糅合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诉求，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旷世明君情结综合而成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化。
由于斯大林模式系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命运，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国内学术界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各种看法、意见，也有过激烈的交锋。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苏联历史档案大量解密，为研究苏联历史提供了原始资料。相关的史学研究者们纷纷利用这些资料，多角度地去观察、审视苏联历史，对斯大林模式也有了更为真实、客观的认识。经过这么些年的努力，尽管史学研究没有尽头，各种看法也总会长期存在，但是对于斯大林模式，可以说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它的历史真实。
什么是斯大林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南泉教授说：“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8]陆南泉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决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关系的组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2)政治上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限制，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3)以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用强制乃至暴力手段，推行超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道路。(4)以公有经济为基础，以产品经济为理论，建立起与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此外，在民族问题上，把联邦制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在对外关系上，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一系列支撑斯大林模式的理论，等等。这些主要方面“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互为条件”[9]。
我认为，陆南泉教授对斯大林模式的概括，既体现了他本人的深入研究，又融会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总体成果，较为准确、全面，符合历史实际。因此，对于斯大林模式，只要是尊重历史的学者们，可以说都已有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什么？不就是改革斯大林模式嘛！如果不是改革斯大林模式，那又是“改”什么？“革”什么？如果不突破斯大林模式，就谈不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即从原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经济建设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视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这种观念虽然不是根深蒂固，但也是相当顽固的。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巡时明确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6月12日，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时又再次说：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样，我国方才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于这个观念的转变既艰难、又漫长，因而就更应当珍惜它。
怎样珍惜、怎样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就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来看，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有机的进化过程。经济体制的改变，一定会要求或者说带动政治体制的相应改变，社会才会协调地前进。譬如英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世纪末，先后改革陆军，实行短期兵役制；取消捐官制；创设内政部，以监督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进行了三次选举改革，基本上普及了公民的选举权，等等。到20世纪初，工党崛起并在议会中取代自由党，原来的保守党与自由党两党制，也演变为保守党与工党的两党制。这些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变的需要，不断使内阁制处于动态的完善过程中。法国、美国也都有相似的情况。可见，社会的发展、稳定，需要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相互协调。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互动，也可以比作是社会前进的“两条腿走路”。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亟待政治体制改革能相应地跟上经济体制改革，不然的话，不仅无法迈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令人担忧的是，在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跨出步子的当口，学界中却出现了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颠倒历史事实，美化、讴歌斯大林模式的现象。说句实在话，斯大林模式早就被它的故乡，被俄国自己于1991年末以剧变的极端方式否定掉了。到了2l世纪，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学界，去“惋惜埃及的肉锅”，又有什么意思呢？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国学界发生的美化、讴歌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讴歌中国化的斯大林模式，意在阻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我国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上。因为改革开放已30多年的今天，即使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概也不至于公开要求回到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反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吧！所以，美化、讴歌斯大林模式，是阻止政治体制改革，乃至反对改革开放的最好方法。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反对改革的势力就是借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之机，像个人崇拜盛行年代那样地无限歌颂斯大林，实际上是向斯大林时代回归。因为没有比歌颂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更能唤起苏联人昔日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之情了。由于向斯大林时代回归，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终于被实施“安乐死”，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当前，改革开放面临的是：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相应地、不容迟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一定要跨过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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