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发展时代的改革逻辑与改革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生论文,框架论文,逻辑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进程中，国家推出全面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进农民养老体系建设试点，启动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民生举措。2010年2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最近，国家发改委提出，以前的五年计划或规划主要追求国富国强，“十二五”要实现向追求民富民生的转变。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的民生发展开始整体加速推进，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民生发展时代。
一、中国进入民生发展时代
后发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上要经历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民生发展等若干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阶段。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具有三块重要基石，即法治、民主和社会保障或民生发展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先后经历了制度转型和政治发展、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两个30年。中国需要再用30年的时间展开社会建设和民生发展。惟其如此，才能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民生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新阶段的主题。
(一)现代化主题转变的基本逻辑：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到民生发展
民生发展即国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它不同于解决民生具体问题的过程，是民生领域的全面发展；它不同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而是国民生活领域的发展。民生发展时代即重点和优先推进民生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历史上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其历史主题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对集中地推进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领域的全面发展。
民生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根本目标，是发展的高级形态，进入民生发展时代标志着一个国家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成熟阶段。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要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民生发展。只有实现了这些发展，一个国家才可能最终成为成熟的现代化国家。
早发的现代化国家大多经历了一个相对集中的民生发展时代。例如，英国先是经历了以资产阶级革命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然后经历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劳动权益缺乏保障、劳动条件恶劣、剥削程度提高、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破坏等。由于经济发展建立在压抑民生发展的基础上，民生发展滞后，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1788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这次危机，英国采取了一系列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扩大国内需求；在军事上侵略中国，打开中国市场；在社会和民生领域，就是建立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险、儿童补助等方面的福利制度。1948年，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已经构建普遍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福利国家②。
美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进程。从独立战争到1776年独立，是美国的政治发展时期，此后，美国开始推进以工业革命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随即出现民生滞后和社会乱象。一是腐败，二是假冒伪劣盛行，三是劳动者劳动条件恶化③。面对当时的社会乱象，一批新闻记者、作家、出版商，用新闻报道、用纪实文学、用小说揭露当时美国社会的各种弊端，推动政府加速民生建设。美国开始进入所谓“进步时代”(1880-1920年)。美国“进步时代”的核心是建立基于公共服务原则的现代预算体系，而这一体系推进政府面向民生。按照这一制度体系，政府收入的获得要强调基于公平的所得税制度，支出则强调预算的透明，进而突出民生和公共服务④。可以说，“进步时代”也就是美国的民生发展时代。
此外，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先是通过解散财阀、民主改革等三大改革，继而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进社会建设，逐步解决了经济发展后的民生问题，建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福利制度。1968年日本超过德国成为第二经济体，开始启动国民收入倍增，全面推进民生发展进程。
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有诸多反面的例子，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不注意民生发展，导致社会问题激化和社会撕裂。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所谓“拉美病”，20世纪60-80年代，拉美国家独立后，在政府主导下推进进口替代的重工业化战略，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忽视就业扩张和收入公平，民生发展和社保制度“碎片化”，⑤由此导致拉美国家普遍出现贫富悬殊，社会分裂，导致社会骚乱和政局动荡。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后要重视民生发展；民生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全面推进，集中推进民生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民生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根本目标，是发展的高级形态，集中推进民生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进入发展的成熟阶段。只有经历这个阶段，才能真正建成现代国家。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进的现实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开始了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先后经历了制度转型和经济建设、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两个30年，中国需要再用30年的时间展开社会建设和民生发展。
1.解决“发展后问题”的现实要求
邓小平1993年9月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发展后问题”。他提出几个重大判断和担忧：一是“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二是“分配问题大得很”，“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三是“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⑥。
当前，中国也开始面临诸多“发展后问题”，现实已经开始印证邓小平的判断和担忧。一是分配不公加剧。财政部最新调查表明，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1978年到1984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稳定在0.16。1984年开始，一路攀升，到2007年达到0.473，这表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⑦。二是民生压力加大。民生安全压力增加。1993年开始，中国进入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时期，进入环境破坏加速时期。2005年，中国食品安全开始进入事故多发期。由于供水设施老化，原水水质下降，供水片面市场化，导致供水系统系统性风险累积，饮水安全也开始进入事故多发期。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压力加大。一方面，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08年，城市老人中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占14.6％，农村则超过20％，城市老龄空巢家庭占49.7％，农村则占48.9％。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养老社保体系跟进不够，2008年全国60岁以上享受养老保险的只占36.4％。机构养老设施不足，全国480万老人需要机构养老，目前只有235万张养老床位⑧。医疗负担快速增长。1978-2007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由110亿元增长到11289亿元，人均由11.45元增加到854.43元，折合315美元，增长74.6倍。尽管如此，人均水平与美国的6347美元、加拿大的3452美元、巴西的755美元、古巴的333美元仍然有较大差距⑨。三是民生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民生发展滞后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在经济上，由于分配公平度不高、社会保障不足，导致内需扩张乏力，国内消费市场总体规模不大，不得不片面依赖国际市场。在政治上，分配不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消解开始构成“社会墙”，引发社会隔离。
可见，当代中国的“发展后问题”本质上是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后民生发展滞后的问题，因此，要解决“发展后问题”，必须集中推进民生发展。
2.中国民生事业发展的路径延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民生。前30年主要是实施平均主义的低水平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生事业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总体改善、局部脱节阶段和有重点的发展阶段。具体来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经济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也获得总体改善，但是，开始出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局部脱节。一方面，伴随“铁饭碗”、“大锅饭”等平均主义的打破，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传统民生保障体系，如就业、医疗、住房、教育领域的原有保障被破除，而新的民生保障体系尚未建成。这样就形成两个脱节：一是民生领域破旧与立新的脱节，二是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两个脱节带来诸多民生问题，有些问题延续至今。例如，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中国经济季报》的资料，由于经济原因，约有48.9％的中国居民有病不医，29.6％的病患应住院不住院⑩。
世纪之交，中国民生发展进入重点推进阶段。由于上一个阶段出现的两个脱节现象，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暴露诸多社会问题，开始出现上访频发、群体事件燃点下降等现象，以至于一些人称之为“世纪危象”、“社会隔离”、“社会墙”。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明确要求，十七大明确做出推进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开始有重点地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包括推进积极就业政策，解决就业问题；推进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做出了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户籍制度改革等重大决策。
但是，总体上看，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上不同步，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现有的民生带有重点性和局部性，迄今为止采取的举措主要是解决民生的重点问题，即就业、教育、社保，收入分配、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等方面进展缓慢，总体上看，民生发展尚未全面展开。当代中国需要将民生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解决重点民生问题到全面推进民生发展。
总之，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加快整体推进民生发展进程，需要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到民生发展时代。
二、民生发展时代的时代特征与改革逻辑
民生发展时代作为国家现代化发展以及民生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具有自身的时代特征、领域和内涵，具有相对于经济发展时代而言不同的体制需求。
(一)民生发展时代的时代特征
基于先发国家民生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辨析出中国民生发展时代的时代特征。
民生发展时代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新阶段，是推进民生发展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步的时代，是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是用民生发展统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时代，是提升民生水平、拓展民生内涵、扩大民生空间、提升民生质量的时代，是集中推进民生制度建设、民生体系建设的时代。民生发展时代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具有特定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主导性。即民生发展主导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目标、价值和标准。民生发展高于这五大发展，整合这五大发展。真正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原理，真正全面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都不再是目的，而是实现民生发展的手段。
二是全面性。伴随经济的发展，民生发展不仅提升民众的物质福利，而且全面改进民众的精神文化福利、生态环境福利、社会参与福利，不仅改善当代人福利，而且呵护后代福利。总体上看，民生发展时代的民生涵盖四大领域，即经济民生、社会民生、文化民生、生态民生。其中，经济民生是民生物质基础，经济民生以保障人民群众劳动权益、收入权益和消费权益为基础，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社会民生是民生的基本保障。如果说经济民生主要发生在家庭、市场等私人领域，属于私域民生，那么，社会民生则发生在公共领域，属于公域民生。如果说经济民生主要强调福利水平的提升，社会民生则主要强调福利的基本保障，即安全网功能，强调民生的底线公平。此外，民生发展时代还要全面启动文化民生和生态民生发展进程。
三是均衡性。在民生发展时代，民生福利要实现均衡发展和公平享受。民生发展时代将逐渐打破传统的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民生福利差别，实现全国范围内民生福利的均等化和全民范围内的公平化。
四是制度性。在民生发展时代，不仅要全面推进民生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像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一样，形成一套制度作为保障。具体来说，民生发展时代的重要任务是形成中国特色现代民生制度安排。
五是参与性。民生发展时代民生事业的推进采取政府主导、民众共建共享的模式。中国的各项发展事业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民生发展也不例外。如果说此前阶段民众主要是提出利益诉求，接受政府民生安排，依靠政府民生努力，那么，民生发展阶段将是全民参与的过程，即民众享受民生福利的前提是全面参与民生建设，民生发展是一个共建共享的过程。民众全面参与民生发展促成民众对国家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参与，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和地位进一步增强，社会和谐程度不断提高，构成民生发展时代的强大动力。
总之，在民生发展时代，民生地位提高，民生数量增加，民生厚度增强，民生广度扩展，民生质量提升。民生发展将具有主导性、全面性、均衡性、制度性和参与性等新的时代特点。
(二)民生发展时代的体制需求与改革逻辑
民生发展时代具有特定的体制需求。如果说经济发展时代的体制需求集中指向经济效率，那么，民生发展时代对体制的需求集中指向社会公平。经济发展时代需要的体制实际上是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确保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制度安排，民生时代需要的体制则是确保民生发展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这种体制需求的变化，决定了民生发展时代改革逻辑的变化。
首先，改革的目标从面向经济发展转向面向民生。经济发展时代的改革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推进经济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被扭曲为“GDP增长最大化”。民生发展时代的改革目标则是解放和发展民生，在现有经济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推进民生发展，实现民生福利最大化。
其次，改革的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时代的改革主要在经济体制领域展开，破解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体系和相关宏观政策体系。民生发展时代的改革，主要在社会领域展开，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体制是直接决定民生状况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面向民生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深化到社会体制改革领域。例如，分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最终必须改变社会力量配置。分配不公是制约民生发展的重要方面。收入分配不公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和分配机制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体制机制问题。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因素，一是资本的强势导致的劳动所得偏低从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二是各种垄断导致的行业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三是城乡二元和户籍歧视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地位、部分行业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以及二元并立的社会管理体制等社会体制因素最终决定了收入分配秩序和分配格局，社会力量配置最终决定了收入分配机制，社会话语权最终决定经济分配权。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顺理分配秩序，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要改革社会体制，提升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构建公平的分配体制。
可见，尽管民生发展时代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更要服务于民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要适应社会体制改革的逻辑。其次，社会体制改革也要肩负起修复和弥补前30年经济体制改革缺项和不足的使命。例如，通过扩大民生扩大内需，推进发展方式从外生型发展方式向内生型发展方式转变，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消除双轨制改革导致的权力分配、等级分配、身份分配、同工不同酬等超经济分配的弊端。第三，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拓展空间，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构建新的平台和起点。
第三，改革的出发点从物本转向人本。30年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遵循的是物本逻辑，即经济增长优先的原则。改革总体上以增加物质财富为目标，包括扩大国际市场、引进外资等开放措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构建发展型地方政府等改革措施，都指向经济增长成果的最大化。这种以物为本的改革展开逻辑掩盖和遮蔽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改革中出现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收入占收入比重下降等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重视体制机制的增长刺激功能，忽视制度的人本价值，相对重视资本利润，相对忽视劳动报酬，相对重视基础设施、财富生产等物质部门发展，相对忽视教育、社保等人文部门发展。
面向民生发展的改革本质上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改革，即构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以人本为出发点，要求扬弃前30年以效率为主要目标的改革设计指导思想，在改革的指导思想层面注入人本、公平的要素，使改革围绕人的需求展开，最终达到改革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境界。
第四，改革的动力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前30年的改革主要基于经济理性，即基于“经济人”、“看不见的手”、“GDP主义”等理念的观念体系。改革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背离社会理性的现象。例如，国家对教育、科技等社会事业的投入水平长期难以提升；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不惜强拆强建；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惜破坏环境，一些代工企业单纯靠压低员工待遇和生存条件降低成本。
面向民生发展的改革本质上要尊重社会理性而非单纯的经济理性。首先，改革要由社会良知而非经济理性驱动。其次，改革理念的逻辑起点是要把行为主体当作“社会人”、“道德人”、“生态人”、“情感人”而非单纯的“经济人”来对待。再次，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也即社会的全面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发展作为改革展开的主线。如果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围绕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核心展开，在面向民生的社会改革中，要围绕调动人的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展开。
第五，改革的评价标准从经济发展最大化转向民生发展最大化。前30年经济改革的评价标准主要是经济增长及其速度。围绕民生发展的改革的评价标准要发生相应变化，即民生发展及其速度。具体来说，一是民生改善程度，包括GDP含金量、幸福指数等。二是民生发展公平程度，包括共同富裕程度、社会公平程度等。三是民生体制机制建设程度，主要包括民生发展制度化程度等。
三、面向民生发展的体制改革框架
国外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的民生发展阶段，要整体推进面向民生发展的制度建设，包括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政府职能及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建设和民生制度建设。现代化的每一个新阶段都需要相应的体制框架。
国外的民生发展主要通过经济危机、社会动乱等极端事件或“扒粪运动”等民间行为推动的。中国要通过主动的、理性设计的改革进程来推动。
中国的民生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体上涵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这一过程要延续30-40年的时间，当前，需要在把握民生发展时代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民生发展时代的体制需求和改革逻辑，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形成推进民生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实际上，民生发展时代也为中国未来改革奠定新的基点，拓展新的空间。
(一)执政党的改革：着眼于推进民生发展
民生发展时代给执政党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即执政党建设必须着眼于推进民生发展。
首先，民生发展水平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基本标准。纵观世界各国执政党的历史，可以发现当政者和执政党推进民生发展的能力与绩效从根本上决定执政党执政时间的长短。这是因为，在执政时代，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是改善民生的能力，执政的成效主要由民生水平来衡量，执政的基础主要是民生发展。因此，要摆脱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执政能力标准，把民生发展能力作为衡量执政能力的根本标准。
其次，民生发展能力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执政党的建设必须积极主动根据时代主题的新变化、顺应历史要求的新变化提升执政能力，避免因为民生问题发展、激化乃至导致执政危机而陷入消极被动。为此，要把民生发展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执政重点，把民生发展作为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基点和价值追求，把民生发展能力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
第三，培育社会、融入社会、领导社会是执政党建设新的领域。社会领域是民生发展的基本领域。在传统体制下，由于缺乏社会建制，脱离群众会导致执政危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建制逐渐形成，执政党如果脱离社会，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导致执政危机。要想不脱离群众，关键要全面培育社会，主动融入社会，积极领导社会，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等社会建制作为联系群众，发展民生的载体。
(二)政府改革：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民生服务型政府
在民生发展时代，政府的主要职能不再是直接参与经济发展，而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宏观指导和政策环境的同时，重点提供和完善民生发展方面的公共服务。因此，民生时代政府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首先，政府的主要职能要实现从经济职能向公共服务特别是民生服务职能的转变。经济发展只是实现民生发展的基础和手段，经济职能最终是为民生发展职能服务的。民生发展时代，要加快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推进从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特别是民生型政府的转变。
其次，政府的主要目标要逐渐从经济目标向民生目标的转变。在政府目标优先序中，要进一步突出民生发展的优先地位。GDP增长目标、通货膨胀控制目标都是服务民生的辅助性目标，真正的民生目标应该是就业、幸福指数(包括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发展指数(包括人均收入、收入公平、预期寿命、健康水平)。近期，国家“十二五”规划基调从国强到民富的调整以及就业指标地位的上升，标志着这方面的转变已经开始启动。
第三，政府的支出重点要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发展。民生发展时代要求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民生支出和社会开支的比重。
第四，政府民生政策设计要实现从传统决策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转变。经济发展时代涉及民生政策的设计主要依照政府主导、经济主导、生产者主导、资本主导逻辑，较少考虑公众、民生、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民生发展时代涉及民生的政策的制定要转变上述决策逻辑，要通过听证会、咨询会等方式，在民生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考虑公众、民生、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诉求。
(三)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内生型发展体制机制
首先，以民生发展为取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以利益为导向增强经济活力，推进经济发展。民生发展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扩大民生领域和深化民生内涵为取向，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以前的改革重点主要是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民生发展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破除制约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有利于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体系。当前，重要的是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公平分配为导向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时代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主要以拉开收入差距为导向，结果不仅导致收入差距过度拉大，而且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GDP占比连续22年下降。民生发展时代的收入分配改革要立足与构建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指向公平的机制，包括构建居民、企业、政府收入协调增长机制，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构建企业受益和劳动报酬合理分配机制，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建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机制，扩展居民收入来源；构建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弥补初次分配差距。
其次，以民生发展为基点转变发展方式。传统发展方式建立在民生发展缓慢甚至受损的基础上，是民生发展的最大障碍。传统发展方式具有“四高四低”的基本特征。即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高出口依赖低内需拉动。这种发展方式压抑民生发展。具体来讲，一是压抑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压抑民众消费的增长，三是导致社会群体收入分配不公，四是导致国民各种福利流失。因此，要推进民生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构建有利于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发展方式。
(四)社会改革：构建政府主导、国民共建共享的民生社会模式
民生发展时代社会改革的实质是社会重建。未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建设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社会重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下的社会是典型的“土豆社会”，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相互之间缺乏分工协作关联的松散社会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进行第一次社会重建，将“土豆社会”改造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铁板社会”或单位制社会。改革开放30年，伴随单位制社会的解体，社会出现隔离，现代社会建制与体系尚未形成，迫切需要推进第二次社会重建，即将隔离社会整合为有机社会和有序社会。
民生发展时代社会重建的目标模式是建立政府主导、国民共建共享的民生社会模式。强调政府主导，是由民生发展的公共性或半公共性决定的。民生发展需要公共规划引领，公共投入支撑，公共政策支持，公共组织推动，因此必须强调政府主导。政府主导主要体现在规划、投入、政策和组织等宏观层面。强调公众参与共建，是因为，民生领域的建设具有公共性和广泛性，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参与。民生发展需要社会信任作为基础，社会信任的构建需要政府与民众共同努力。因此，所谓“共建共享”，“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共建”是指政府主导、民众参与民生建设，“共享”是民生发展的结果，“共享”意味着国民公平享有民生发展成果。
民生发展时代社会重建的重点是针对社会需求构建相关社会体系。首先是响应弱势群体的需求构建社会扶持体系，确保底层社会群体权益，包括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化养老体系(十二五时期，老年人口达到2亿)，农民工留守家属综合服务体系等。
第二是发展面向社会基本群体的社会公共产品体系，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住房体系，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体系。
第三是建立健全利益平衡机制，特别是建立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社会群体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社会利益矛盾化解机制、社会利益协商制度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等。
第四是改革社会对话机制，促进社会沟通。当前，已经通过政府与工会的合作基本建立省市一级社会对话机制，还需要建立多层次的政府、雇主、工会三方协商机制，实现三方平等对话，化解劳资纠纷，同时，在微观层面坚持劳动者主体地位，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
第五要推进社会流动体制改革。当前，由于传统世袭制社会遗留影响，加上新出现的一些潜规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流动正常渠道不畅，垂直流动机制扭曲，导致社会底层缺乏上行机会，中间阶层缺乏健康成长空间，优质资源向少数人集中，已经开始形成社会隔离和断裂。必须通过改革，构建基于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体系。
注释：
①陈晓律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②陈晓律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③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④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⑤即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程度不同。
⑥《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⑦方晖：“财政部调查现实中国收入分配已达高度不平等状态”，原载《国际先驱导报》，2009-12-29(1)。
⑧中国网：“关爱空巢老人，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http://www.sina.com.cn，2010-01-28。
⑨中国新闻网：“中国未来五年医疗消费每年将增一成”，http://news.qq.com，2009-06-21。
⑩“为什么半数国人有病不医”，原载《武汉宣传》，2007年18期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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