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妇女研究面临的若干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中国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女研究作为一门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当代中国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近10年来，不少社会科学家及实际工作者对妇女研究的历史、理论及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妇女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并为妇女问题研究的深化拓展了领域。
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各种因素形成的综合变迁力量经常不断地冲击着昔日既有的妇女学研究思路。尤其当前一些与女性有现实关联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如，女工减薪待业回家、重男轻女溺死女婴、拐卖妇女及卖淫纳妾等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并阻碍了我国妇女群体的整体发展。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较为棘手的新情况、新问题，本文认为：转型时期，中国妇女研究本身同样也将面临若干转型。
第一，研究客体的转型：由单纯的以妇女为研究客体的研究转变为研究妇女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与全面、深入的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一场改革，实质上都属于社会结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变革。改革的发展进程加速，便意味着结构调整和变革速度的加快，意味着原有的集团、群体乃至个人的利益分配结构变化加剧。在现实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看到，这种结构的调整或变动常常引发一些不同程度的社会混乱，原有的社会规范和平衡关系模式开始弱化，至少受到怀疑，而新的规范尚未建立或处于不完善状态。换言之，社会结构的转型会使整个社会在新旧规范的交替衔接间隙中处于“失范”状态，因而导致大量无规则的短期行为产生。
比如，“40岁女工被优化下岗”的问题，就是企业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时出现“用工失范”的必然结果。确切而言，它是企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急切走向市场时发出的某种短期化行为。再比如，我国近几年出现的乡村田间劳力的女性化趋势，及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滞后现象等，显然也与农村转换体制结构时出现的某种过渡性“失范”大有关系。此外，拐卖妇女、卖淫纳妾、溺弃女婴等一类古老问题的重现，也或多或少与结构调整中的制度不健全有关。……凡此种种都提醒人们：改革时期，妇女发展在诸多方面面临的各种障碍有其深刻的社会结构原因。妇女研究只有深入到社会结构层次，去关注现时结构调整对妇女的处境、地位和发展的影响，才能真正把握研究的主动，揭示现象之本质，以达到治本之目的。
第二，研究宗旨的转型：“妇女解放”向“妇女发展”的转型。
妇女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历史上长期以来都是承受着社会和经济的重压，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因此，早先各国的妇女研究都以“妇女解放”基础理论为宗旨，强调改善女性地位，保护妇女权利，实现男女平等的立法。两个多世纪过去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妇女解放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社会现实。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就是惊人的、令人瞩目的。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立法手段将妇女广泛地带上社会，使妇女权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地位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得到了实现。可以说，从社会、国家等外环境的层面来说，中国妇女在许多方面已获得解放，甚至这种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是，就妇女本身的内环境而言，由于长期受社会、国家优越性的保护，不注意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女性群体依赖心理较强，表现在各个方面都惯于认同一种求得保护的后退意识。
比如，改革至今，当用工制度随之调整，甚至在自己作为女工已经被优化下岗的情况下，仍然有众多的不适应者在翘首以待着照顾性的工作，在呼喊平等的同时企求保护。当谈及“提前下岗”或“无工作可做”时，大多数被访者对此虽然牢骚满腹，但总认为这是“政府、单位的责任”，“与改革有关，与己无关”。再比如，许多乡村妇女面对自身在非农身份转移中明显处于弱势的状况，非但不察觉，反而心甘情愿地回答说：“自己没有那种外出的能力”，或认为：最终“丈夫会带我们出去”。除此而外，中国无论哪个阶层的女性都普遍存在着“替代成就感”，以夫为本位，夫唱妇随，以牺牲自己换取丈夫事业成功的女性形象经常见诸于各新闻媒体。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宣传或牺牲对讴歌英雄事迹、对当前的道德品质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从长远来看，甚至从目前现实的社会竞争来看，它不利于女性的发展。换句话说，它对女性角色的发展起着一种角色误导作用，因为它无疑是对“男主外，女主内”这一定型角色模式的再度强化。
如此淡薄的女性群体意识和主体意识，不仅与现阶段妇女解放进程的深入多有抵牾，也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极不适应。因此，妇女研究若继续着重以妇女解放及妇女保护为宗旨的话，必将会与现实脱开距离，延缓女性的真正解放，加剧妇女问题的出现。我们认为，转型时期，我国妇女研究应以妇女发展为宗旨，重视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切切实实地从教育入手，解决妇女的具体困难，帮助女性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完善的伟大变革中，转变观念，有效地提高自身素质和知识化水平，以增强女性竞争能力，适应改革的变迁环境。
第三，研究主题的转型：“平等”向“自愿均衡”的转型。
“平等、发展与和平”是联合国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提出的当代世界妇女研究的三大主题。经过20年的研究实践和倡导，我们发现，作为主题之一的“平等”概念，在中国普通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并不十分浓烈，代之而起的却是男女崇尚一种和谐自愿的均衡状态。比如，在众多女性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出现了部分女性自愿选择在家的回归；在男性涉及的许多领域，女性并不乐意参与；同样对女性的某些专业领域，男性并不感兴趣……
尽管这些现象是否是属于该有的趋势尚无任何说法，但我们坚持认为，倡导男女双方自愿均衡比强调平等似乎更贴切、也更为现实。这是因为：
（1）平等作为一种相对的比较的概念， 在妇女研究中意指男女两性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家庭生活中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着重强调同等、均等或平均，给人以两性平起平坐、毫无差别之感觉。当社会要求“平等”，政治与经济体系真正以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为前提时，平等就能够创造一种两性公平发展的宽松的和平环境，此时平等与效率相一致，但是，过分强调平等原则，就有忽视或抹杀男女之间的差别之倾向，甚至把性别差异看作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根源，以至努力去铲平这种不依人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生理基础上的差别。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激发女性个体的积极性，反而会造成一种普遍消极的社会心理。这意味着曾经为妇女解放而出现的平等原则已经走向自己的反面，乃至既无效率可言，本身又使女性陷入了双重压力的角色困境，变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这种平等中包含不平等的事实足以说明，要维持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几乎仅仅是一种理想，实际上难以做到。而均衡，尤其“自愿均衡”，它与平等的概念相比似乎更多地包含一种男女互补后达到实际平衡的概念。它不否认差别，承认差别的存在，并在两性互动过程中自发地一次次形成稳态，共同体现其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社会价值。应该说，自愿均衡是男女两性相互取长补短、相互协作的结果，是一种较为科学客观的理想态势。
（2）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平等”包含着相互间在同一起跑线上，对同一目标发生竞争和超越的涵义，常与争夺、均分相联系。可以想象，一旦因某一社会资源的短缺而造成得失不均，便会爆发两性对立乃至冲突，社会因此丧失秩序无法正常运行。所谓“均衡”，由物理学的能量定律可知，它是指物体受外力拨弄后总会自发地恢复到的能量最低状态，即自然平衡态——稳态。象社会的成长有分离和聚合两种方式一样，人类两性在其生息相伴的历史长河中，也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由差异导致的分工的发展，分工越明显越复杂，两性间的依赖性亦增大，其结果必然产生整合后的均衡态。这种均衡由于是人类自愿选择的结果，表征两性的和谐与一致，因此它是社会稳定、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3 ）从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自愿均衡”为男女两性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生存空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进，过去的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对男或女性进行统一调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西方文明的冲击、新旧文化的交融，使得整个社会多元化、世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带来的就业岗位数增多、劳动力需求的多样化等使女性的就业状况和就业模式必定走向多元。此时倡导男女间“自愿均衡”正是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们进行多元化选择的需要：比如，不论男女，有人选择经商，有人选择从政；有人愿意留守岗位，有人愿意回家带孩子、做家务；有人乐于奉献，有人乐于享受……。总之，“自愿”为我们勾勒出的五彩缤纷但却井然有序的理想均态，是促进社会繁荣的条件。
第四，设计形象的转型：由单性形象设计转向双性形象的设计。
以往的妇女研究十分重视女性形象的设计和重塑。“女人不是月亮”、“女性角色重塑的模型不是男性”、“女性职业角色形象”、“女性回归自我”等专题讨论，无疑对女性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作用。可是，过多或不切实际的长期渲染女性形象的塑造反而会产生错觉，引起负面效应。因为就“女性该怎么、怎么样”这一命题而言，它不仅包含着对女性过去和现存形象的否定，而且作为一种单方面的导向，无论怎么说，它仍然有意无意地将女性置于被诱导的从属地位，而男性依然至高无上，掌握着主动。尤其，出现过一些文章或传媒经常着意地提醒中年妇女该如何、如何美化形象，使自己在丈夫面前永葆青春；还有些时不时地要求女性处处与男性相媲美的宣传。这类宣传其实是对女性形象的贬低，或者是一种误导。为什么时至今日，男性就不存在形象设计问题？为什么男性形象就等同于楷模或标准呢？说到底，还是传统的男权中心思想在作祟。
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男女两性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愈益接近，两性合作以及两性在人格心理特征上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和互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同社会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的“双性化”理论，但时下妇女研究重视双性合作、重视男女两性形象的同时重塑具有十分现实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1）时代的发展、 科学的进步以及男女两性在社会职业上的接近，为两性角色的重塑提供了可能。妇女解放运动最早发韧于近代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产生了新的劳动部门，并开辟了新的劳动市场，使妇女走出家庭，结束了由于生育后代的天职而被长期束缚在家庭之内、与社会生活发生隔离的历史。而科技的发展加速了劳动的社会化、电气化，也使男性的臂力丧失了优势，并帮助女性克服了体力等生理因素上的局限，这为男女两性在社会职业上的接近提供了前提。从家庭走向社会，女性人生经历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她角色形象的重塑；同时亟待注意的是，传统的男性角色也应在女性走出家庭、与其共同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变动中做出相应的变化和重塑。否则，单谈女性角色的重塑是极其艰难而极付代价的。
（2）家庭结构的变化，为两性合作和互化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社会学家注意到：“传统的家庭制度——通常指扩大家庭或联合家庭……正在瓦解。”〔1〕而新型的小家庭（夫妇家庭或曰核心家庭）正在增多。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导致男女两性的家庭角色的变化。比如，男人就必须在女人不在或失去工作能力时担任女人的角色，反之也如此。况且，随着家庭结构的由大变小，家庭轴线也由过去的亲子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夫妻间的情感要素上居为婚姻的首位。从情感的角度去看家庭中的男女，那种基于性别之上的家庭内部分工就不可能非常严格。
（3 ）思想和观念上的变革也使人们改变了对原有的性别角色的刻板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男女性角色的重塑提供了舆论环境和精神动力。以男女的社会和家庭劳动分工为例，这历来是塑造、标志两性不同的性别角色的重要方面。事实上，这种严格的分工往往主要是由习俗和观念所决定的。费孝通先生在评论这种分工时说，乡里人认定“‘男做女工，一世无功’。分工的用处并不只视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用以表示社会的尊卑……”〔2〕这也就说明， 为什么在目前城里人已经习惯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尤其是知识阶层更为如此），而这种现象在许多农村却要遭人耻笑。可见，传统观念的改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男女角色的重塑，反之同时倡导男女两性角色形象的重塑，对根治传统的两性地位的尊卑观极有好处。
注释：
〔1〕古德：《家庭》，社科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2〕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