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档案学理论创新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认真回顾我国五十年来档案学理论建设的历程，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档案学建设是十分有意义的。应该说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经过五十年的建设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也基本上适应了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但从世界档案学理论的角度看还存在些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在新世纪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全面推动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建国后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经历了五十年，如何评价我国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当前它重点应当向何处发展？这是值得每一位档案工作者认真思考的。吴宝康先生在《中国档案管理精览》一书作的序中指出，中国应加快“全面（世界性）地建设档案学”，因为“国际档案事业的发展呼唤着档案学的全面建设，这种客观发展的需要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挡的”。①陈兆祦先生1998年在《谈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一文中指出：各国档案学研究各有特色“但是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档案学理论、原则，特别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只适合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②笔者认为这些论述从总体上能回答上述问题。
现今世界信息技术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快，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国档案工作的共性日益增多，今后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无疑应该走面向世界的道路。如果用这一发展趋势来审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已有成果，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我国现有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中有哪些理论、原则，尤其是基础理论能走向世界，可以适合大多数国家并为其所接受？若以“适用于大多数国家”为评判标准，迄今为止我国为“全面（世界性）地建设档案学”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些问题也许提得较为尖锐，但却是现实。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广大档案工作者致力于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力图推进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但客观地分析，在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倾向：一是以我国已有传统档案学理论为出发点，并借助相关学科理论力图解答档案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二是以国外档案学理论为借鉴力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应该说这些做法都是必不可少的，无可厚非的，同时也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但如果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些做法仍存在着缺乏自我创新的缺陷。
二、问题的成因
理论创新涉及到创新实践、创新方法与创新观念等问题。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中创新不够、未能真正走向世界的问题的成因主要为：
（一）档案馆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国外一般偏重于档案馆事业建设的研究，因此适合大多数国家的档案学理论主要应是关于档案馆的理论与原则，如档案馆性质与功能、馆藏建设、档案鉴定与利用、档案馆布局与建设等。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建国以来一直以档案室工作为发展重点，产生这一现状的原因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没有健全的档案工作机制，当时确应首先从基层单位档案工作抓起，否则档案馆工作就成了空中楼阁。二是我国社会近五十年来处于深刻的变动时期，多数档案室曾历经建立——发展——挫折——恢复——发展的过程；在体制改革的大潮中有的基层档案室又面临如何生存问题，因此长期以来理论工作者不得不把相当的精力与时间放在档案室工作研究上。三是现代通讯与计算机技术在档案系统应用起步较晚，九十年代方广泛应用于企事业单位，这样，基层档案室又面临如何收集与保存电子文件的问题。按我国的档案管理体制，电子档案目前尚未进馆，人们对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研究的注意力较多的还是处于档案室阶段。
由于上述原因致使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中相当多的论述都是围绕基层档案室的管理体制及其收集、整理与利用等工作展开的。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档案学理论自然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档案工作实践与理论需求便有了一定的差距。正如吴宝康先生所说：“我国档案学与西方档案学相比较，从发展阶段上说，似乎明显有所不同。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反映着尚处于档案事业建设初期阶段的特点，而西方档案学，经百多年的研究已传统地深入到档案业务的诸多具体问题中，特别表现在现代化技术对档案事务以及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③笔者理解这里所讲的初期阶段的特点除管理水平的差别外，恐怕与我国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一直以档案室工作为重点有关，档案馆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二）宏观理论思考不够
档案学理论要能适用大多数国家，还应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宏观思考从中总结出档案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这一点恰是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中所欠缺的。
究其原因首先与我国的国情有关，建国以来前三十年整个国家处于较为封闭状态，档案界缺乏充分了解国际档案工作实践的窗口与渠道；后二十年虽经改革开放，逐步形成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大环境，但真正认识世界、推动档案学理论发展尚需一个过程，且从事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对外交流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畅通和扩大。其次对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档案部门看待基础理论的作用多是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离现实有段距离，客观上存在一种重实际应用、轻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从现象看，我国档案学刊物数量与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理论研究相当活跃，但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属于对已有档案学理论的重复与诠释，对档案学理论创新建设的意义不大。相反，国外一些理论研究就不是这样，以国际档案理事会1992年编著的《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为例，冯子直先生在序中指出该书“汇集了30年来国际档案界学术研究的优秀成果，在国际档案界有比较重要的影响，被公认为标志现代档案学研究的国际水平”。④该书共12编，基本内容多是针对档案馆的，几乎涵盖档案学的各方面，如档案馆作用、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档案法律、档案整理与鉴定、档案利用与保护等。我们且不说其具体理论内容，就其形成而言，它的每一部分几乎都是进行世界性调查的结果。例如《档案馆的责任与档案工作者的职责》一文是作者在对25个国家的26位档案工作者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档案、发展及国际主权》一文的作者至少到过非洲15个法语国家。如此广泛调查研究的结论无疑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三）主攻方向不明
所谓主攻方向不明，是指档案学理论建设没能紧紧把握住研究与发展档案学基本理论。
档案的基本属性是一种社会记忆，开展档案工作的目的应该是为社会服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政治因素与历史传统的影响，我国档案工作中“重藏轻用”的观念根深蒂固，以档案馆工作为例，我国档案馆普遍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比欧美国家的档案馆事业发展几乎晚了半个多世纪，且直到1980年才提出开放历史档案的问题，致使我国档案馆理论是档案馆近乎在封闭运行状态下形成的。面向社会的档案利用工作开展不力，包括馆藏建设、档案鉴定、档案利用等在内的一系列档案学理论也难以真正形成。
与理论研究方向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舆论引导不够，例如8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界关于档案与生产力的关系、档案有偿服务、档案经济效益以及企业档案的资产性问题曾展开一系列讨论，有些争论目前还在继续，这些讨论对活跃档案学学术、提高社会档案意识尽管多少有益，但笔者认为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妨先放眼看一下世界档案工作的情况，却不见对这些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反复争论，因此笔者以为如果真正认识到了档案的基本属性，这些问题是不需要花费如此长时间来争论的。而在发展档案事业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因此档案学理论创新的方向应抓住本质，抓住最根本与最稳定的因素，即抓住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和抓住现代管理技术在档案工作各个环节中的应用。
以上仅就与档案学理论建设中创新不够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除此以外可能还有其它原因。
三、对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如果说以前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创新不够存在一定客观原因，在我国基层档案室已建立五十年和国家改革开放已二十年的今天，这些客观原因应不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在全面推进档案学理论建设中应不断有所创新。为此笔者认为以下三个问题值得考虑。
（一）正确处理理论的个性与共性关系
对我国现有的档案学理论未能很好走向世界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宣传不够，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关键还是我国档案学理论缺乏共性且自我创新不够。在同样背景下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的有关文献却被外国刊物大量转载就是例证。如前所述，现有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受国家体制影响较大、整个档案工作长期以档案室工作为重点、档案馆开放利用工作相对滞后等。一个国家的档案学理论特色太多难以走向世界，但没有特色也是不可能的，共性是对个性的总结，个性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成了共性。吴宝康先生指出：“全面地建设档案学任务的提出，丝毫无意取消各个国家对档案学的研究与发展，相反，全面建设档案学必须以各个国家对档案学的研究为基础。没有各个国家对档案学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全面的、世界性档案学”。⑤这一论述可以作为我们处理档案学建设中个性与共性关系的基础。我们今后在全面建设档案学理论中，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是应当继续坚持的，不能因全面建设档案学理论而丢掉中国档案学的特色，但应把握住研究的大方向，应重视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尤其是档案馆事业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忽略共性的研究。
（二）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全面创新建设档案学理论中，我们需要继承我国传统的档案学理论，继承永远是创新的基础，但对某些传统档案学理论不能过于迷恋，尤其是不能把一些传统与习惯做法作为理论加以坚持，不能一味强调传统而忽视变革和创新，因为有些理论与做法毕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或本单位具体环境中形成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档案工作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档案管理正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例如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档案所有权、档案利用中的法律问题、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的管理等，面对这些新问题需要我们在管理实践与理论上有所创新。同样我们也需要学习国外档案学理论，并加以掌握和利用，但应防止一味诠释与套用。笔者不反对对国外档案学理论的宣传和引用，但这如同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设备，维修得再好，它仍然是进口设备而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我们对国外档案学理论应该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全面建设档案学理论中不结合本国情况就没有特色，只有继承而没有创新的理论就没有进入世界档案学的资格。在结合中国及世界档案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在继承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和学习国外档案学理论中争取有所创新应是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努力的方向。
（三）正确处理个人研究与团队作用的关系
全面建设档案学理论需要众多个人的艰苦研究，进而形成一批学术中坚力量，但有时更需要发挥团队的作用。为此建议国家档案局或中国档案学会能像国际档案理事会那样把国内有关专家组织起来，制订一个档案学理论建设发展规划，就档案馆理论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攻关研究。应该说我国的一些档案学者目前已有不少颇具创建性的见解，问题是要抓住机会并形成成果。我国在这方面已有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例如以对档案学影响较大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谢伦伯格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为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最初提出于1940年，成熟于80年代，而在1960年曾三同志提出了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的问题，前者是站在文件的角度研究档案的形成规律，后者是站在档案的角度研究档案的形成规律，有人称之为“殊途同归”。但遗憾的是我国档案工作者没能抓住机会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没有从理论上全面阐述清楚档案的自然形成规律及其对档案工作的具体规定与制约作用；谢伦伯格关于档案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的理论形成于五十年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国档案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档案对于档案形成者所具有的利用价值”和“对档案形成者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所具有的利用价值”。⑥对此同样也是没有抓住机会深入研究下去，总之六十年代错过了一次使中国档案学可能走向世界的机会。我们已经失去了不少机会，希望今后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