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60年经世学派与近代地理观念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近代论文,观念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地理学观念移入中国近代早期人们的思想视野应该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此后20年间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初创时期。这种观念的显性价值在于首由地理，然后延伸至该地理国家的史志、政治、科技、工商、矿政等，它理应算是近代中国人西学架构中的原初因子。近代早期的世界地理关注直接地受惠于经世学派的促动和思想支配。本文拟就此作一考察。
一、世界中心主义理念与经世学派的重兴
19世纪早期，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的观念基本上是模糊的，大致停留在“以我为中心”的认识世界阶段。早在战国末年齐人邹衍所持“九州”说即大体上表现出这种“世界中心主义”理念，《史记·邹衍传》载其曰：“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数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分布情况，中国古籍中言及四方邻国者较多，诸如《史记》、《汉书》等均有记载，但几乎未能逾越亚洲的范围，至于西方诸国的地理人文观念几近阙如。就19世纪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势更甚。这方面的书籍多来自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是第一位将16世纪的地理新发现介绍到中国的人，但他所讲的五大洲之说却难以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认可。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撰《总目提要》对利玛窦所述五大洲之类居然表示怀疑，因为它“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1〕。
其实，在那个时代，群臣大多“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在学术环境方面也是尚空谈，轻务实。所以，即便是有了解世界地理人文知识的机会也痛惜地放弃了。美国的赠书曾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让黄恩彤婉拒。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原因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2〕。可以说，在19世纪40年代前，由国人自己所撰的地理类书仅有3部：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版）、 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年版）、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版）。难怪中英开战后， 道光皇帝尚不知“英吉利”位于四大洲的哪个角落。世界自然地理观念如此匮乏，人文社情更是未可知晓。鸦片战争前后有一个文人汪仲洋以诗作描述英国人：有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3〕。 两江总督裕谦多次明确地描述英国人不能弯曲腰身和两腿，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4〕。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局限于东亚一带。中华文明长时期在东亚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积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即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蛮夷之邦”的三重关系。对于西方诸国，官方文书中蔑称其为“夷”，并在其国名旁加“口”字旁，如英、法、美三国，分别称其为“
夷”、“ 
夷”、“咪夷”。除国名外，当时在西方的人名、船名也加“口”字旁。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性，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16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即便是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至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傲视的惯性和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中西通商200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西方， 反而坚信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19世纪之前不仅中国士人自认为中国是世界事务的中心，即便是17～18世纪来华之天主教耶酥会士在欧洲造成的印象，也认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5〕。 但是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使西人自信心与日俱增。到18世纪50年代，他们只承认中国文化优于周边国家许多，却已逊于任何基督教国家了〔6〕。但中国士人更强调中华文化、政治、经济的天下中心位置。 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并不特别需要了解全球，特别是被视为“蛮夷”的西方诸国的地理、人文和经济，即便是与之通商，那也是“天朝”施之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这就不难理解，1793年、1826年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来华， 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将其当作“咭唎贡使”来接待，结果不欢而散。1834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William JohnNapier）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行款式”递交的文件〔7〕。1838 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的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8〕。尽管1834年之后， 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称为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待〔9〕。
近代初期，西学观念的懵懂状态与当时学术导向的空疏、繁琐是相关联的，无论是汉学、宋明理学，还是以桐城派为代表的词章之学都是脱离实际、空泛无聊的死学问，八股取士的标准和导向也囿于斯。“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10〕。政治如此，思想形态更甚。空泛、务虚的旧有学术状态、思想现状确实走到了历史的死途，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预示了它的末日，而一批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士人，起而力求匡正，由此，19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感兴趣的现象，随即推展出近代初期学术思想阶层的经世学派。
重新受到关注的经世思潮，强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其目标既指向中世纪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辩，认为它“空”；另一方面，它也认为考据学著作的迂腐无用。程朱理学只能“以晏安鸨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汉学的脱离实际则表现为繁琐的考据、训诂，“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经世学派曾于17世纪名噪一时，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的镇压政策，时至18世纪为经院学派所取代〔11〕。
学术与政局相因应。19世纪40年代是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经世学风在这一时局的促动下逐渐成为显学。经世学派的运脉在于主张通经致用，反对空谈不实。开湖湘经世之先河的胡宏曾说：“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12〕。时至清道光年间，贺长龄、魏源编辑发行《皇朝经世文编》，对学术思想界的经世之风产生深远影响。在此书序言中，魏源等阐明了经世学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即强调现实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洞心性之学，主张学术与现实密切结合。嘉道以还，陶澍、贺长龄、魏源等湖南经世学派崛起，湖南成为经世学派的大本营，其地位诚如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下）中所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也。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沐浴经世之风、致用之雨的经世学派，无论其个人的经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相似或不相似，他们之间的思维、情感、倾向、行动，均表现出一种“心理同质性”，即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正是这一经世务实的文化性格，使得“世界中心主义”、“中心王国”的地理学观念开始解析、坍塌，新的变奏也就孕育其中。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演绎即始于斯。
二、睁眼向洋第一步：世界地理的近代关注
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经世学派关注的焦点是国内时局问题的务实性改革。这个时期清朝国势已逐步迈入衰弱之路，当时兴起的白莲教起义更是给颓弱的国势和清朝政权以沉重的打击。经世学派关注的问题涉及镇压起义的方法和漕运、盐税的全面改革等等。
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对东南沿海侵扰的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经世学派瞩目的焦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内政问题转为关心“夷国”、“夷人”的有关情况。著名的经世派人物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曾有过预感，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并关注到海防问题的紧迫性。那时撰述的海防著作大多将注意力移向广东沿海一带。鸦片战争之前的1836年，著名的军事将领关天培曾编辑了《筹海初集》。战后，梁廷枬、俞昌会和李福祥也曾在海防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见解〔13〕。实际上，关注海防与了解擅长海战的西方国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经世派人物更注重“知夷情”、“通夷闻”。初始的通晓途径便是由翻译西报来达成“知夷”目标。还在1839年时，林则徐曾在广州命令翻译外国报纸〔14〕，并上奏建议设立一个官办译局。郭嵩焘在1859年奏疏建议设立一个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15〕。除报纸外，西方的地理、历史、法律和政治方面的资料都被看作是了解夷国情势的重要途径。在如上资料和著作中，具有初始价值和影响较大的要算是经世派人物所作的对世界地理的近代关注，这应算是近代中国人睁眼向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奠基性工作。
应该说，进入19世纪以后，以经世派为代表的清末社会有识之士已经对皇朝的闭关政策颇有微词，他们希望能够了解夷国现状，单凭古书中那些“得之传闻，无可验证，文人藻绩，华而鲜实”的述奇志异之作根本无法满足。1840年，“天朝大国”与“日不落帝国”开启战争，英国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大门，如此，才“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6〕，这种接触始自经世学派对世界地理的近代关注。
首先应该提到的声名较小但是却有着早期影响的世界地理著作当算是谢清高的《海录》，“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17〕。谢清高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18岁时，从商人走海南，风覆其舟，为“番舶”救起，“遂随贩焉”，“遍游海中诸国”，后因双目失明，才结束海上生涯。1820年春天，杨炳南在澳门遇见谢清高，听其讲述在海外的见闻，觉得很有价值，将其记录成书，名为《海录》。地理学家李兆洛的《海国集览》、《海国见闻》曾取材于《海录》所记的内容。1840年以后的几年，《海录》曾被多次翻印。1842年王蕴香辑印《域外丛书》，1843年郑光祖辑印《舟车所至》，潘士成所辑《海山仙馆丛书》，都收录了《海录》。该书原分为95则，次第记录了谢清高所述在95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海山仙馆丛书》卷首有一目录，将95则分为三章：自越南迄柔佛，题为“西南海”；自溜里迄妙哩士，题为“南海”；自大西洋迄开于，题为“西北海”。大体上，“西北海”为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海”主要指南洋群岛；“西南海”则是欧、美、非、大洋各洲的总称。在“西南海”一部分中，谢清高叙述比较详细的是大西洋国（葡萄牙）、咭唎国（英国）和咩哩干国（美国），而尤以大西洋国内容最多。该书也涉及到以上诸地区中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在地理科学上最具价值的是《海录》对太平洋岛屿和白令海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的记载，这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算是较早的〔18〕。林则徐为了了解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19〕。
1840年以后，清代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注意世界地理问题，至1861年，已写出了22部以上的著作〔20〕。在林则徐的支持下，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的《地理大全》于1841年译成中文， 定名为《四洲志》，有8700余字，这是在经世思潮影响下中国人最早翻译的一本世界地理书籍。近代之初的经世学派人物中，关注西方，研究编辑世界地理著作的最具声名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徐继畲和梁廷枬。
魏源本是一个学者，战前著有《默觚》、《老子本义》、《书古微》等学识深厚的著作。战争的炮声与其经世思维的趋向牵引了他的思想视线。1841年8月与林则徐相会， 收到了林氏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开始了新的课题的研究。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计80万字。 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地理历史著作。它所依据的资料有四个方面：（一）林则徐组织编写的《四洲志》；（二）历代史志；（三）明代以来我国士人和来华传教士地理著作；（四）西人报刊图表等。取材极为丰富。作为图志兼备的开创性巨著，它除了以国外地理内容为主外，还涵盖了科学著作、政史、历法、宗教、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给天朝大国以重创的英国是该书着墨较多的部分（卷33至卷36），书中记道：“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则筹夷必悉地球全形”，“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魏源曾在宁波参与审问英战俘广突德，据其供词，参考有关资料还撰写了《英吉利小记》一书，揭露英国资本主义“性贪而狡”的本性，并且，魏源已认识到英国侵略的主要手段，“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济，遂雄”〔21〕。在这一点上，魏源比因循守旧的天朝士子儒生们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天朝大国”独尊天下的世界中心主义观念由此开始崩塌。对于魏源，梁启超曾评曰：“好作经世谈，而最注意边事……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22〕。在人们普遍不知“英吉利”为何物的“天朝大国”，《海国图志》的功能和价值远非今日同类地理著作可以比拟。该书之所以闻名于世，序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的精当之论在成书以后曾导引出一幕一幕的反帝自救的历史壮举，诚为史界共知。
关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环志略》，则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畲所编，于1848年出版。该书与《海国图志》同样是不同凡响的探求夷情的重要著作。作者徐继畲是一名学高务实的官员，鸦片战争时期任汀漳龙道，在福建漳州地区组织防御。后历任广东盐运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至福建巡抚。1842年以后，福建厦门是第一批正式开放的五个口岸之一，很快就发展成为“华洋杂处”的码头。1844年，徐继畲办理厦门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知识的无知，恰遇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得到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 此后他广泛搜集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全书总计10卷。它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海国图志》更详尽准确，并较少附会臆测，此书也对西方诸国的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等作了较多的记载，并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
还有一部著名的地理学著作不可漠视，这就是梁廷枬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入祁
、徐广缙幕。这部于1846年杀青的著作，对美国和英国介绍较详尽，并涉及到基督教的问题，对宗教问题的评判足见其功力。书中关于产业革命中诞生的蒸汽机的描绘，给懵懵的中国人以清新奇异的感受。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学冲击——中国反应”这一研究近代中国的典范（Payadigm）在美国虽早已被费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视为过时，但是不可否认，“西学冲击——中国反应”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学荡击，被迫作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观念的大变化，这是不以历史评论为转移的。以“制夷”为出发点的近代地理观念的演进，即是一个合乎“冲击”说的重要开端。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使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半个世纪以后，万里长城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对了马、恩的话。对此，王氾森评曰：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倾覆之下的困境”〔23〕。面对困境，鲁迅的誓言是：“我以我血荐轩辕”，此即自救中国的共同质点。无论是经世之风的劲吹，还是近代地理观念的骤兴，单从自身方面寻求原因恐怕难以获得合理的诠释。近代经世派士人是在抱着既憎恨又无奈，既模仿又务实的心绪下，走上了“器物——政制——文化”这一“师夷”历程的，本文论题即是这个历程的开端。
这一开端的健康的思想心理背景，也即是源于当时经世派士大夫济世、务实的思想风气。此时，空疏、繁琐的经文考释在民族变局的刺激下，已渐趋失去往日的学术魅力。近代世界地理的人文关注在经世思潮的侵润下，已不单是纯学术问题，更浸染上政治救亡的色泽。魏源瞩目的焦点，无论着眼于战争抑或是和谈，其中心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期的清台湾道台姚莹也对世界地理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的愿望是能够使中国的无论老幼都能获得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并且希望中国免受耻辱，他着眼于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夷人征服〔24〕。
三、制夷主题中的价值索论
注重实功实效，鄙弃空谈心性，是经世派士大夫的学风标记。“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崇实黜虚”，应算是经世学风与传统的汉学、理学、词章考据的本质区别。在清朝国势日衰而传统理学之风仍旧盛行的背景下，经世思潮的辐射与务实学派的衍生，在中国近代初期便有了积极的意蕴。即令它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也还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框架，但相对于陋儒旧学已增添了新的有生命力的新式学术倾向。在这种治学倾向的熏染下，一批思想开明的经世型士大夫走上了睁眼向洋的历史征程，其初始步伐便是缘于“制夷”需求的世界地理观念的演进和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的渐次抛弃。
“制夷”是封建末世和近代初期的历史主题，如何应因这种历史主题，不同思想背景的人物作出了迥然有别的抉择。冥顽守旧的旧派人物执迷于“以德服人”、“诚信化敌”、“曲加优礼”，这种典型的“天朝大国”意识既预示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恐怕与他们推崇和遵从的那种劳心劳力而又无所作为的理学、汉学、训诂的文化习性不无关系。封建训蒙旧法，“始入塾，先念百家、三字经、弟子等书。次大学，次中庸，次论孟，次诗经……四书五经读毕，问其如何讲解，茫然不知也……问以中外大势，国家之情形，则懵然不晓也；问以天文地理之事，亚欧非澳之名，漠然谟知所对也”〔25〕。清朝末世的经世人物则抉择了“知夷情、通夷语、观夷事、师夷术”并藉此“制夷”、“御夷”的相对求实的道路。
“制夷”首先应当“知夷情”，它在后来变成愈演愈烈的西学热潮。近代中国人的西学结构体系庞杂而渐变，内容和范围越来越广，由表层而入深层，由枝节而入根本。它表面上是近代中国对西学认识的嬗变，也说明了天朝帝国正由原来唯我独尊和世界中心主义的思想神坛上跌下来。这种思想理念的流变是一个过程，而近代初期世界地理观念的渐变则具有初始性和导引性价值。由世界地理而延及世界技艺、格致、矿政、工程、法律、政治以及思想等，次第深入，由此，在整个“知夷情”和西学东渐的宏大系统中，它起着引导、促动其他方面的认识拓展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对世界地理的人文关注，也促使近代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向，西方世界的社情民风、思想意识等文化类质也缓缓移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视野中去，它与传统社会产生了种种冲突、调适和糅杂交混，在这个磨合机制的推动下，社会的近代化步伐即姗姗走近了。
“制夷”既是清廷政权的自我救助，也是近代中国人反对外族入侵的时代性课题。经世学派及其对世界地理观念的演变的贡献，并非仅仅是为了清廷政权的自保自救，它在客观上也为社会各阶层的反帝斗争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为近代中国人学习和获取西方先进的思想价值观念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先导性条件。应该说，在中世纪的状态下，中华民族群体意识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崇权威、畏夫命、讲传统、重经验、喜保守、主自强、行排外等方面，尽管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它仍有积极的价值，但更突出的是它在总体上已经束缚制约着反帝、改革、革命进程。西方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新质事物的输入和吸纳，渐次改变了这种旧式的民族群体意识，而衍生出一种新型的民族精神。作为这一过程初始的近代地理观念的价值和地位，恐怕不能作较低程度的评判。颇具声名的美国传播学家弗里特·罗杰斯在1962年出版的《创新发明的推广》一书中，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化和接触型变化两类，前者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后者的动力来源于外界的新思想新信息，并且确认第三世界国家多属接触型变化〔26〕。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新思想新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地理观念的输入以至最终确立，对于变化民质，增强救亡变革的社会能量，对于将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中世纪状态推向近代化轨道，也就具有重要的动力源泉的意义。
注释：
〔1〕〔18〕钟叔河：《走向世界》，第42—43、48页， 中华书局1985年版。
〔2〕《郭嵩焘日记》第1册，第186—18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俄国赠书的书目可见何秋涛：《朔方备乘》。
〔3〕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
〔4〕《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页。
〔5〕参见Arthur O.Lovcjoy"The Chinese Origins of aRomantism",in idem,Essays in thd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1960),PP.99—135,particulavly 102—110。
〔6〕Chinese Repository,III.8(Dec.1834),P.379;Eliza G.Bridgman,ed,The Life and Lobors or Elijah ColemanBridgman( NewYork,1864),P.216。
〔7〕〔8〕〔9〕《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6—168、 329—331、223页。
〔10〕陈旭麓：《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陈旭麓学术文存》，第719—7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关于清代学派的材料，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较多的叙述。
〔12〕胡宏：《知言》第1卷。
〔13〕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491、535页。
〔14〕见《澳门新闻报》、《华事夷言》，载《鸦片战争》第2 册。
〔15〕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2—134页。
〔16〕马克思：《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17〕《嘉应州志》卷3，吕调阳：《重刻〈海录〉序》。 实际上，中国人亲历泰西留下的中文记述，当以樊守义《身见录》为最早，只是由于其埋没不彰，《海录》方为史家看重，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第39—44页。
〔19〕（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45页。
〔20〕这22部著作有些收录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年序），有一些用单行本出版，有7部现已存佚，仅存书名。
〔21〕《海国图志》第24卷。
〔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3〕王氾森：《古诗辩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1页，台北1987年版。
〔24〕姚莹：《东溟文后集》第8卷，第10—11页。
〔25〕《开民智法》，《大公报》1907年7月21日。
〔26〕参见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第297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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