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个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1]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从根本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辩证关系及其实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基本经验的理论结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体；其基本特点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之立场、观点与方法；科学地坚持和科学地发展相统一，根据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予以发展创新，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大业。具有中国特色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道路之正确选择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在我党80多年的战斗历程中，也曾因违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原则，而犯了多次“左”、右倾，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使社会主义建设一度达到崩溃的边缘，这从反面也证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法宝。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之根本的东西，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它。仅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看，就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了一系列带有共性即一般规律性的东西。由毛泽东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就无共性，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根据这种哲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事业，首先是个性、特殊性，亦即特殊的经验与特殊的规律性，但个性、特殊的经验、特殊的规律性之内包含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共性即一般规律性。像中国这样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样的个性，当然，更会包含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些一般规律性的东西。事实也正是如此。远的不说，仅从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特别是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大业，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尤其是邓小平，对这些伟大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揭示出十多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统一性与模式多样性有机统一的规律。这一规律性的理论来之不易。国际共运中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奉行传统模式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与普通、实则非常复杂与困难的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没完全搞明白这个问题，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征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具体形式（即模式、具体制度、体制等）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征概括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结果，劳动人民政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认为社会主义模式、体制、具体制度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形式。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又都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特征，在经济上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征具有同一性或统一性，社会主义模式是多样的，是统一性与多样性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揭示的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的揭示，使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找到一块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为建设各国和各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与阶段性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用邓小平的话说，需要几代、十几代和几十代人来努力完成。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几乎都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总结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就将马克思、列宁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加以细化，首先要经历需百年时间的初级阶段（不发达社会主义）；然后还可能经历中级阶段（较发达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发达社会主义）。于是，就揭示出一条社会主义长期性与阶段性有机统一的规律。这一规律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为克服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三）社会主义发展与建设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重点性与全面性有机统一的规律。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和不断丰富发展我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其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清晰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点性（即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和全面性（即社会全面进步）有机统一的规律。这一规律极为重要，它为各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不再犯忽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或轻视社会全面进步的片面性错误提供理论借鉴，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始终沿着快速、持续、健康之路前进。
（四）社会主义改革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改革、变化、发展有机统一的规律。我国将改革开放提上日程之后，理论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发掘出一个重要理论原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20世纪50年代中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原理；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坚持与发展恩格斯与毛泽东的观点，提出以改革的办法解决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论。其基本公式是：“矛盾——改革——变化——发展”。也就是矛盾要求改革，改革引起变化，变化促成发展，从而清晰地揭示出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社会主义矛盾、改革、变化、发展有机统一的规律。这一规律的揭示价值极大，它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防止僵滞，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
（五）社会主义开放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即“必然代替”与“必须利用”有机统一的规律。这一规律解决了过去各国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一提社会主义，就要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凡是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东西，都反对，都拒之门外，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受到很大损失。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对待资本主义只有把“必然代替”和“必须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利于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并保证最终取资本主义而代之。这一规律的揭示，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武器，对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克服长期以来惧怕资本主义甚多、利用文明成果太少的失误，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以至现在，持传统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人都认为二者水火不相容，不能结合或融合——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只能搞市场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的如下论断是客观真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此，邓小平实际上已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是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又揭示了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现实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根据。
（七）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有机统一的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因此，它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为此，毛泽东曾为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提出两个公式，以阐明前进性与曲折性有机统一的规律。第一个公式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3]，第二个公式是“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4]。这两个公式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前进性与曲折性之有机统一的规律。掌握了这一规律性的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就会胜不骄、败不馁，始终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而又随时准备应对事物发展中的曲折与挑战，避免盲目乐观。走曲折的路，永远向前！就是这一规律对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
（八）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要求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未来。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性、国际性的事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性、国际性的基础上广泛开展着的崭新事业，而这种世界性、国际性的事业又是在每个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世界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这一规律性理论适应了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和内部建设、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九）社会主义政治保证论：揭示了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作用、人民政权的柱石作用以及党与国家政权自身建设之坚持、加强和改革、完善有机统一的规律。邓小平、江泽民都特别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一定要同改善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自身建设相结合。对于人民政权的柱石作用及其自身建设之坚持、加强与改革、完善的关系，也是这样要求。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和人民政权自身活动的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党和国家政权就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能保持和进一步发扬党的先进性，就能很好地发挥人民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事业中强有力的柱石作用。这一规律的真理性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中已得到充分证明。
（十）社会主义目标论：揭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即最高纲领）的长期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奋斗的现实性（最低纲领）有机统一的规律。这是从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中国所犯“超阶段”、刮“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和在一定条件下对共产主义大目标又产生了“信仰危机”这两个片面性的错误之中总结出来的，也是从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在第二国际时期，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施坦，不要大目标，说斗争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女革命家卢森堡则认为，目的就是一切，运动是微不足道的；李卜克内西则将二者综合起来提出：经过运动，达到目的。我们党在1958年北戴河决议中曾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已不是长期的事情了，这是否认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的长期性，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又有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对共产主义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否认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右倾观点。大量事实证明：只有遵循这一规律，才能切实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使党成为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成为清醒而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上述十条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个性”之中抽象出来的。这些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对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与借鉴作用。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结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彻头彻尾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世纪的新实践，就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绕过种种暗礁险滩，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一定会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加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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