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自语——论莫言小说创作的精神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意义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论莫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3—0079—07
施宾格勒曾说过：“农民是没有历史的，因而没有书写。”[1](p.282) 这句话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充分的体现。即使进入到中国新文学时期，以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在作品中广泛地书写了乡村，展示了乡村的历史和现实状貌，但作家们的这些叙述，呈现的基本上是俯视和外在的角度，没有传达出乡村自己的声音。甚至是拥有对农民深厚感情和坚定立场、以作“文摊文学家”为初衷的赵树理，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所表达的也只能是乡村和政党双重音符的糅杂。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小说显示了自己的独特，在1980年代后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他得以较充分地表现出乡村自我的立场，从而在较深层面上表现出了乡村的精神，叙述方法上也融入了更多的乡村文化特征。可以说，莫言小说的创作精神，是乡村的自语。
一、苦难的申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的乡村社会，我想“苦难”应该是最合适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20世纪现实中，农民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各种利益代表的剥削和压榨，笼罩着兵、匪、饥荒以及各种权力争夺所带来的巨大苦难阴影。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以来的几乎每一个写过乡村故事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涉到这些苦难，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阎连科的“瑶沟系列”，等等。在这当中，莫言以他对乡村苦难的执著和对苦难的独特理解而引人注目。
这首先表现在莫言苦难书写的坚韧和持久上。他的第一篇小说《售棉道上》就是以一场乡村，现实灾难为题材，此后几年时间里，他创作了《白狗秋千架》、《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不断深化自己对乡村苦难的叙述。1985年前后，莫言进入到“红高粱”时期，从表面上离开了苦难，转而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乡村（具体情况后面分析），但很快，在家乡“蒜苔事件”的触动下，他放下手头正写着的“红高粱”续篇，转向了《愤怒的蒜薹》的创作。正如莫言自己所说：“本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已经很红了，我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路线红下去，可这一转向却让我对现实社会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因为我的责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2](p.130) 在《愤怒的蒜薹》后，莫言一发而不可收，从《爆炸》、 《红蝗》和《欢乐》，一直到1990年代后创作的《丰乳肥臀》、《檀香刑》，以及《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和《四十一炮》等作品中，他叙述了各式各样的乡村故事，几乎无一不与悲苦相随，无一不是他乡村苦难叙述的建构者。
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这段话虽然说于1980年代，但以之来印证他整个创作也丝毫没有走样：“我近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思想核心，是我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是一曲本质是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3]
莫言对苦难的执著还表现在他对一些乡村灾难的反复书写上。比如蝗灾，比如童年的痛苦，比如饥饿，都是莫言20多年创作生涯的贯穿性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有反复的书写。像《红蝗》、《蝗虫奇谈》、《食草家族》等作品中就反复书写了北方乡村的蝗灾；童年的痛苦和饥饿主题，更是从早期的《枯河》、《白狗秋千架》开始，一直到最近的《拇指拷》、《牛》和《四十一炮》等，被无数次地反复书写，可以说已成为了莫言小说创作最突出的故事母题。
有批评家认为这是莫言创作题材枯竭的表现，但我认为，不如说是因为这些苦难给莫言留下的记忆太深了，凝结在他思想情感的深处，他只有通过反复书写的方式，才能缓释和宣泄这种记忆的苦痛。我以为莫言自己的说法最有道理：“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4](p.122) 莫言的小说是他自我心灵的抒发，而他认为最能体现他形象的人物是《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被苦难所浸渍的乡村孤儿小黑孩[4]，这正反映出，莫言之所以如此执著于乡村的灾难和痛苦，是因为它们是莫言经历的乡村生活的写照，他自己就是这些痛苦曾经的承受者。
除了题材的繁复和创作的持久，莫言的苦难书写还具有多层面的复杂深度，呈现出从外在——内心，从现实——精神，从写实——抽象的变化过程，从而细致而全面地再现了乡村苦难的面貌。
莫言的早期作品多写现实苦难，艺术表现也以写实为主。最直接的表现是他早期作品中许多主人公都是残疾者，如“总是迷迷瞪瞪，村里人都说他少个心眼”的小虎（《枯河》），被剁掉了食指的大锁（《老枪》），失去了右手的苏社（《断手》），以及失去一只眼睛的暖（《白狗秋千架》）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也多侧重写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写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受到的各种打击和失败。
然而很快，莫言开始将笔触落到苦难所给人精神带来的创伤上，更深切地关注人物心灵上的苦痛感受。《透明的红萝卜》是这种变化的最初表现。作品中的黑孩形象曾引起过众多关注和争论，主要是因为作品对这一形象塑造的抽象化，他的苦难感受被虚幻化。也就是说，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写实功能，但作者更侧重表现的是他精神上的孤独而不是他现实上的苦难。我们比较一下《透明的红萝卜》和较早的《白狗秋千架》，两篇小说都叙述了类似的少女失明情节，但叙述情感却不一样，《白狗秋千架》在其中充分宣泄了苦涩悲凉的情感，但《透明的红萝卜》的叙述态度却颇为冷漠。其原因正是莫言对苦难的关注重心从现实向精神的迁移。
莫言此后的大部分作品，更侧重从精神层面展现苦难的创伤，同时，在叙述方法上，他也从写实转向抽象，借助荒谬的手法展现苦难的无所不在，揭示受害者的痛楚和无奈，许多作品也因此呈现出浓郁的怪诞和超现实色彩。像《拇指拷》，就是一部带有浓重象征色彩的作品，少年阿义在完全无辜中突然遭遇莫名的暴力，陷身于苦难之中不能自拔，就如同一幕现代荒诞剧。《铁孩》也一样，那个被饥饿和孤独折磨的小孩，最后用来缓解饥饿的食物居然是铁。这当然不是生活真实，而是小孩极度饥饿下产生的幻觉，就如同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的幻想，反映的是弱小者肉体和心灵的深切苦痛。这也使我们想到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变形记》：在苦难的压力下，葛利高里被异化成了一只甲虫并死亡，这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但它又确实是生活的真实，是人们在无所不在、无可逃避的苦难压力下恐惧感的折射，荒诞中蕴涵的是痛苦和无奈。
现实和超现实，写实与荒诞，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展现了苦难的不同方面，也揭示了苦难的切肤之痛和无所不在的弥漫。当然，正如莫言所说：“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是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5](p.7) 莫言小说对苦难的现实和精神层面的揭示大都不是分离的，而往往是密切的结合。像他在1988年创作的《愤怒的蒜薹》，既是他最直面现实、批判态度最为尖锐的一部作品，也同时展现了农民心灵的苦痛，对一次现代“官逼民反”事件的写实式再现与对无路可走的农民内心的恐惧和彷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农民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揭示。
莫言对苦难现实和精神的复杂关注，还构成了莫言小说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场景写实和人物感受的巧妙杂糅，现实世界与感觉世界的高度统一。[6] 这种杂糅和统一，使莫言多层次的苦难叙述融为复杂的整体，而正是通过对苦难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挖掘，莫言的小说深入到乡村世界的内核处，把握到了乡村生活的某种精神和历史脉络。
二、梦想的天堂
如果莫言只是写苦难，那还不能说他真正表现了乡村自己的声音，因为乡村并非只有苦难，这一阶层之能够历数千年的痛苦而不颓，长处社会底层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独特的幻想式文化精神——这其中多少包含着鲁迅所批判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阿Q精神，也有自我嘲讽，将苦难娱乐化乃至狂欢化的精神①。 像皮影戏、地方戏剧和民歌等中国农民艺术，在将历史、崇高和苦难等进行戏剧化和反讽化的表达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文化精神。这是长期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被历史挤压的产物，其中包含着深深的无奈，但也蕴涵着一种生存的机智，是其顽强生命力的体现。
从表面上看，这种幻想与乡村苦难是相背离的，但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乡村幻想是乡村苦难的必然结果。因为中国的乡村是苦难的历史，但人不可能完全沉浸在苦难中，否则就会被苦难淹没与击倒，他必须有所调节，有所回避，最自然的选择就是白日梦，是精神幻想，只有借助于幻想，他才有可能抗击那些无处不在、无可逃避的现实苦难——就像阿Q如果失去了“精神胜利法”，肯定难以正常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另一方面，幻想虽然来源于苦难，却不依附于苦难，它一旦成立，就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气质，是对于乡村苦难的超越，也体现了乡村精神的某种自觉，它的极端表现应该是狂欢精神。
莫言的小说，在很多地方表现了这种幻想，从而在更全面和深刻的意义上再现了乡村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1980年代中期创作的《红高粱家族》和1990年代创作的《丰乳肥臀》。这两部作品从民族战争和爱情两个最能张扬精神力量的角度，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乡村生命力的原始、顽强和活力，以及壮烈的牺牲精神。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激情、浪漫和壮烈，是中国乡村梦想的集中体现和大爆发。
正如前面所说，乡村幻想与乡村苦难是紧密相连的，莫言也往往从二者相融合的角度来进行表现。或者说，莫言在表达乡村幻想时，从来没有忘记过苦难，只不过是掩藏得更严，压抑得更深，换了一种方式和角度而已。在许多作品里，幻想只不过是苦难者试图摆脱苦难命运的一种乌托邦方式。像《枯河》、《透明的红萝卜》、《拇指拷》等作品中的无辜的小受难者，都在无奈之下寄希望于幻想，希望以超人的方式逃离苦难的压迫和束缚。《翱翔》也许更有代表性，陷入包办婚姻痛苦中的新媳妇为了挣脱苦难的命运而开始逃亡，围追堵截之下，她居然飞到了天空中，虽然她最终还是被人用箭射了下来，但飞行这一行为无疑是她超越苦难幻想的最大体现。
即使是莫言那些幻想色彩表现得最充分的作品，也始终没有真正偏离过苦难。像《红高粱》系列中，英勇的村民们尽管创造了种种奇迹，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摆脱过屈辱和受欺压的地位，他们的每次牺牲、每次努力，所换取的都是失败，都是打击，最后命运无一例外都是悲剧。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剥皮”的细节具有双重的寓意，它既可以看作是乡民不屈灵魂的象征和歌赞，同时也是乡村苦难和乡村命运的写照。
莫言整个创作中，《丰乳肥臀》是将乡村的幻想与苦难结合得最为典型的作品。小说的主题之一是写母亲的苦难和“忍受痛苦的能力”[7](p.62)， 写“母亲们和她们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苦苦地煎熬着、不屈地挣扎着，她们的血泪浸透了黑色的大地又汇成了滔滔的河流”，并试图结合母亲的命运折射中国的百年苦难历史，同时又力图“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讴歌了母亲的生殖力、生命力，认为“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又象征着大地”。[8] 作品糅杂了幻想与痛苦，也体现了爱和痛到达极至后的冷酷，因此，作品同时包容着博大的温情，又充斥着残酷、死亡和暴力。
除了将幻想与苦难结合起来叙述，莫言也表现过一些具有某种独立气质的乡村幻想，寄寓着超越苦难的狂欢化精神意图。他当初之将小说《愤怒的蒜薹》改名为《天堂蒜薹之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体现了借梦想以否定、超越现实的想望，此后的《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作品，表现了更自足、也带有更强狂欢色彩的幻想精神。《檀香刑》虽然叙述的是一个关于牺牲者故事，但在作者着意的渲染下，超越现实苦难的悲壮和幻想精神已经取代了苦难的中心地位，作品将檀香刑罚作如此精雕细刻的描述，是因为作者已经将这一残酷的刑罚超现实化了，它不再是真正的苦难，已经化为了一种纯粹，一种幻想。同样，《四十一炮》也通过夸张式的叙述方式，消解了故事本身的悲剧色彩。
正因为乡村幻想与乡村苦难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复杂联系，因此，莫言对他笔下乡村梦想的态度也始终有些暧昧和矛盾。一方面，他将这一幻想与自己的苦难记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充满着自豪和自傲的态度，将它看作是自己一个神圣的精神领域，进行特别的卫护。例如，在谈到《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三部作品时，莫言就曾经说过它们“最深层里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5.p.8]。但另一方面， 他又曾指出这只是他的想像和虚构：“这是我的想像。我的家乡有红高粱但却并没有血一般的浸染。但我要她有血一般的浸染，要她淹没在血一般茫茫的大水中。我的这个家乡是谁也不能侵入的。”[9] 其实，说到底，这都是源于莫言对乡村幻想精神复杂特点的深切体会——乡村幻想既具有超越的愿望，却又难以真正走向超越，沉重的纠结也许是它不解的宿命。
三、精神的独白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乡村小说存在着一个叙述上的巨大困境，就是叙述文本和叙述对象之间接受上的矛盾。作家们尽力去刻画乡村人物，描画乡村图景，但他们的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都与乡村的主人——农民的审美习惯存在着巨大的裂隙，农民也对它们持着冷漠和拒绝的态度。唯一的例外是赵树理，他曾以完全通俗和口语化的叙述方式，赢得了同时代农民的热烈欢迎，成为他们某种程度上的代言者。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赵树理在博得农民认可的同时，却失去了文学的深层艺术境界，失去了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内容，并因此而缺乏真正的后继者。在这一问题上，莫言进行了自己具有独特意味的探索和创新，为中国乡土小说走出叙述困境提供了新的希望。
莫言叙述的一个重要技巧是采用多层次的叙述方法。莫言小说比较广泛地借用乡村人的叙述视角，通过乡村人物的自我叙述安排结构，从而使小说叙述语言具有生动、幽默、调侃和口语化的特点，故事也呈现出强烈的民间化色彩，但另一方面，莫言小说的隐含叙述者又始终保持着重要的地位，他潜在地保持着全知视角的态度和力量，主宰着小说的进程，安排小说的基调、节奏，从根本上控制着小说的发展。在这方面，他的叙述态度始终是冷静而克制的。[10] 为了让这二者达到高度的和谐，莫言小说经常运用乡村儿童的视角叙述故事，因为儿童视角的最大好处是调节起来比较自由，当作品要穿插一些与儿童叙述不完全一致的另外的声音时，它能够过渡得相对自然，同时又不妨碍作品对乡村叙述特点的表现。正是因为运用了多层次的叙述方法，莫言的许多小说故事尽管经常用幼稚、简单的语言叙述出来，故事也通俗易懂，但在故事背后却往往蕴涵着深刻的思想意蕴，甚至具有反讽的艺术效果，从而实现了可读性与艺术性的巧妙统一。
莫言叙述技巧之二是广泛借鉴乡村的文化和文学方法，却又融合着现代小说的技巧。他的小说中经常引用一些古戏文的唱词或民歌，讲述一些逸闻趣事，使小说自然地涂抹上乡村文学和文化的特点，在叙述方法上，他也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技巧，叙事流畅简洁而有所含蓄，故事性强又有所节制。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借助于不同乡村叙述者在年龄、身份上的差异，通过他们在叙述上的变化，巧妙地传达出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复杂多样，绘成了一幅内容丰富多彩的乡村图画。然而，在浓郁的乡村文化和文学特点之下，莫言其实隐含着许多现代小说的技巧，像他许多小说的整体结构就具有很强的现代特点，叙述语言也往往隐含着强烈的反讽功能。像莫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牛》，如果不是作者巧妙地以现代结构贯穿起来，如果没有作品对开头和结尾的有意设置，形成巧妙的反讽效果，那个乡村少年的叙述再精彩，也不能达到叙述的深入。
当然，正像莫言对乡村的描述经历了从现实到精神的过程一样，他的小说叙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莫言最初的那些小说基本上还没有摆脱知识分子式的语言，在1980年代中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家族》时期，莫言的小说语言虽然已经显示了自己充满张力和象征性的个性色彩，但还略显粗糙简单，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即使是90年代初的《丰乳肥臀》，也尚未达到成熟的境界，它以不同时期的上官金童作为叙述者，部分地表现了乡村的声音，尤其是前半部分，他主要作为一个旁观者，较好地展现乡村的历史和声音，也不妨碍隐含全知视角的穿插，但是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上官金童已经成年，已经成了作品所要表现的重要人物，他的叙述者身份就显得有些杂乱，与整个小说的风格不相和谐。
莫言叙述技巧的真正成熟是在1990年代以后，在《拇指拷》、《牛》、《野骡子》、《一匹悬挂在树上的狼》、《四十一炮》等作品中，他的叙述技巧得到了细致和完整的体现。而最能体现这些技巧，达到了高度和谐的，还是他于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在叙述结构上，作品高屋建瓴地安排四部分，让分属不同阶层的叙述者进行叙述，自然地传达出多音部的声音，又合成了一个相颉颃又相补充的整体，其隐含的全知视角遁于无形。这一点，莫言自己也有所阐释：“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记录了在民间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的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11] 在叙述语言和叙述方法上，作品也更广泛地借鉴了民间艺术特点，各部分的叙述风格随叙述者身份、年龄的差异而自然形成张力，更具备了丰富和变化，高密的地方戏曲“猫腔”则构成了整个作品的叙述基调，影响了整个作品的叙述走向，地方气息非常浓郁。
正是依靠着叙述上的探索和创新，莫言的小说叙述实现了乡土气息和现代思想的高度融合。他的小说语言、故事，甚至立场、精神，都洋溢着浓郁的乡土色彩，传达出了农民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并具备了较强的可读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实现了思想的深入，通过叙述上的整体特征和反讽效果的形成，他的小说远远地超越了故事本身，既体现了对时代政治的批判，对社会历史的思考，也揭示了人性中的复杂和矛盾。与赵树理的小说相比较，莫言的小说表现的农民语言可以说不那么地道质朴，但却传达出了赵树理所缺乏的独特精神，呈现了更深邃悠远的艺术魅力。莫言的小说，使赵树理和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乡村小说叙述上的两难处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乡村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
当然，莫言的叙述也不是没有限制，那就是他所表现的更多只能是乡村的精神领域，而不可能像赵树理一样完全深入到乡村的现实领域，他可以在深层次上表现乡村人的痛苦、无奈和愤懑，但他难以揭示出乡村人完整写实的现实生活。所以，不能说莫言是完美的，但他确实提供了另一种层次上的乡村叙述，莫言所体现的，不是乡村现实的真实对话，却是乡村精神的深层独白。
四、母亲与大地
莫言能够具备乡村自语的创作姿态，与他在乡村长大，经历过乡村的苦难记忆，接受乡村文化的深厚熏陶，有着直接关系。在乡村近20年的生活中，莫言体会到了乡村的苦难，也感受到其中深挚的爱，体悟到乡村的梦想精神，也接受了大地母亲的沉重和执著。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所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的歌德。”[12](p.142) 既是莫言在寻找着乡村文化的创作源泉，也是乡村文化在寻找着莫言，寻找着他作为代言者。
当然，莫言个人对文学的领悟，对乡村的深厚情感和表现愿望，也直接决定他创作的深度和力度。莫言长期把创作之根扎在“高密东北乡”这块融注自己情感和泪水的故乡土地，将“饥饿和孤独”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并且在新世纪初明确表示要放弃“为农民写作”的创作立场，转而“作为农民写作”。[13] 虽然在中国农民文化的现代水平一直没有真正提高的现实情况下，真正的“作为农民写作”是难以实现的，但这充分体现了莫言对创作和故乡深层认知后的高度自觉。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莫言对昔日的乡村经历，对故乡有这样的体会：“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虽然我身居闹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画面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14](p.226) 这不是空谈，而是他能够把握乡村灵魂、真正表现乡村自我精神的基础。
莫言创作的意义是不可否定的。首先，在文学史上，莫言创作为中国文学的真正本土化提供了经验。中国新文学以西方文学为蓝本，自鲁迅开始，新文学作家们一直在为本土化问题而困惑而努力。新文学开拓者们将农民等社会底层人物拉进了文学殿堂，并在文学大众化道路上作出了种种尝试，是这些努力的成果之一。莫言的乡村小说，在表现乡村精神和借鉴乡村文学形式方面，也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努力。他所奉献的带有强烈自在色彩的“高密东北乡”世界，是一个真正本土的乡村世界，他所表现的，是真正的中国乡村文化和灵魂。
其次，莫言的创作对中国乡村的自主表现，尤其是使农民在文化上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声音，也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新文学一直以启蒙的姿态审视乡村，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也构成了难以弥补的局限。莫言站在乡村自我立场上发言，自然表现出了新的角度和立场，展现了农民的历史、现实和美学态度。例如，同样是写乡村苦难，鲁迅等作家从启蒙立场上出发，更侧重于展现苦难于人心灵的扭曲和变异，表示对乡村文化的批判。莫言则不一样，他站在乡村内部、立足于乡村人的角度去写乡村苦难，态度更执著、偏激，却也更真挚切实。这一点，莫言与赵树理有些相似，只是赵树理表现的更多是乡村的现实声音，莫言表现的则更多是乡村的文化精神。与赵树理的质朴、本色相比，莫言更浸润着乡村文化的机智和幻想。不同角度，形成意义的互补。
莫言的创作为中国乡村小说，甚至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可足借鉴的经验，取得了当代乡村小说的最杰出成就。但是，任何作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莫言创作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影响了他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是在对乡村现实表现和批判上的匮乏。虽然莫言在《白狗秋千架》等早期作品，尤其是在《愤怒的蒜薹》中，较充分地表达了农民的现实痛苦与要求，后来也有个别作品涉及到乡村现实，但是，莫言后来的主要创作精力转向了乡村历史和传奇，比较起198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后的莫言在现实深度和现实批判上都有了一定的退步。虽然我们不能苛求作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创作方向，但当下乡村社会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乡村人和乡村文化的命运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其中的波澜起伏、洄流激荡，很值得作家关注，也是一个乡村小说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莫言之从现实转向，多少令人有所遗憾。
莫言之如此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文学和历史观念。莫言很信奉艾略特的这段话：“任何一位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具备这两种特性——突发地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义……”[15](p.244) 他也非常推崇福克纳，试图像福克纳一样“在当前的时代中寻找某种联系过去的东西，一种连绵不断的人类价值的纽带”[14](p.244)。正是在这一前提下， 莫言这样体会民间历史：“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具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不断地传诵，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提高。在他们的历史传奇故事里，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的故事时，总是使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总是洋溢着心驰神往的神情。”[16] 正是这些观念，使莫言更着意于选择乡村历史传奇的叙述，疏离现实和苦难，去侧重表现乡村的浪漫与狂欢精神。
然而，事实其实并不如此简单。中国乡村的传奇故事并不是没有是非、阶级观念，而是隐藏得比较深而已，可以说，在有着沉重而悠久历史的中国大地上，每一片乡村土地都凝结着沉重和苦痛。换句话说，苦难的沉重和幻想的轻灵是乡村精神的两个方面，但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中国乡村的基调无疑应该是苦难。漫长的底层生涯，铸就了中国乡村的苦难特质，即使是幽默，即使是幻想，也自然地带有一些黑色，包含着沉重的反讽意味，而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诙谐轻松。莫言曾经抓住过这一特质，但也有作品存在着失衡，甚至于存在以幻想取代苦难、掩盖苦难的情况，他的一些作品也表现出缺乏沉重和力量的轻浮，叙述也显得炫奇和饶舌。像《长安道上的骑驴美人》、《藏宝图》等作品，就存在着这样的缺陷。过于沉溺于纯粹的“民间”叙述中，会丧失对现实的敏锐，也会失去对乡村精神叙述的全面性。
20世纪50年代，孙犁在谈到进入城市后创作变得“迟缓”和“拘束”的赵树理时，曾经将赵树理比作花木：“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并认为“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17](p.290) 对于今天的莫言来说，虽然不再存在像赵树理一样的外在困境，但在精神上，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各种社会思潮（包括一些文学批评理论）对他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可能会促进莫言对乡村的自觉和深入，但也有可能会使他走向偏离，变得浮浅。至少他应该防止这种趋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之研究”（05CZW014），江苏省十五社科基金项目（04ZWB008）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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