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文化建设：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中国论文,性文化论文,途径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04(2004)01-0058-05
亨廷顿认为，“制度不过是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制度“是一种规范性文化”，“社会规范和制度对人们行为指出一定的方法，形成一定的样式”。[1]广义的制度就是一种制度性文化，它的核心是规则与规范。
大学制度就是大学的“制度性文化”，即大学存在与大学所必须遵循的规范体系及其文化心理调适制度。制度的变迁受传统的影响远比现实需要的影响要大得多。基于此，对大学制度的任何理性设计不一定是可靠的，理性设计的制度很多是不可付诸实施和难以实现的。因此，制度的建立问题本质上是行为问题以及影响人的行为的哲学基础、思想观念、习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等文化范畴的东西。制度的建立实质是制度性文化的建设，因而，对大学制度的研究与建设必须着重从以上方面着手。
一、中国大学进行制度性文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1、制度性文化建设是中国大学尚未基本完成的课题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滥觞于西学东渐，萌芽于蔡元培改造旧北大。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实质上是将旧北大作为读书做官之地改造为读书治学之地。从哲学思考而言，它初步确立了认识论哲学在中国大学中的地位，因为中国大学千百年来一直是政治论哲学的一统天下。为什么要强调认识论哲学呢？因为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根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认识论哲学，认识论哲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哲学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可以明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及其改革实践具有何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是蔡元培及一批大学校长的改革举措孕育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种子，只是这些“制度的幼苗”还很脆弱。
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进步，一方面归结为蔡元培、郭秉文等一大批大学校长及那些大学的锐意进取，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上得益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制度，同时一批近现代大学的确立与发展又丰富和充实了现代大学制度。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被行政命令制度、计划管理制度所代替。当然，不可否认，行政命令制度对当时大学的改造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大学毕竟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行政干预对当时大学资源的重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就大学自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其所失之影响是深远的。最大的损害莫过于大学制度上出现的倒退。
改革开放以后，大学校长及学术界开始寻找失落的家园，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逐步回归，其重要标志是《高等教育法》确定了大学“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格局。法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表明我国政府和社会已开始认识到大学的本质性意义。这是一种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信号。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以“学而优则仕”为主要观念的政治论哲学根深蒂固，认识论哲学的生存氛围尚需营造，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的传播空间需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目前中国大学制度的缺陷，也兆示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艰巨性与长期性。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的仅是一种框架，如果没有牢固的根基，框架就危如累卵，随时都有倒塌之虞。
2、制度性文化建设将为大学校长领导和推动大学发展构建一个平台
在存在根本缺陷的大学制度中，高等教育主体不是大学，不是大学校长和大学教授，而是一种行政的权威。这种权威需要的是服从，而不是创造，这亦是中国部分大学无所作为、不能也不敢有所作为的症结所在。
在以是否与上级主管部门保持一致，是否坚持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作为检验大学校长政绩的首要指标的制度环境中，只有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才能获得“称职校长”的称号，否则就有不称职之嫌。也常常只有与上级保持一致，才能获得上级的重视与支持，获得一些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在这种制度环境的作用下，创新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于是大学刻意地使自己的管理行为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图和规章制度吻合，最好成为主管部门的“跟班”，做到“严丝合缝”，而不越雷池半步。大学校长需要一个创新环境，也需要一个能发挥自主性作用的平台，而这种需要，也只能由现代大学制度提供。正如现代企业制度造就现代优秀企业家一样，现代大学制度造就现代优秀大学校长。新制度派的代表人物戴维斯·诺斯指出，只有当新的制度能给创新者带来更多的利益时，创新才有可能。[2]
中国大学的创新能力不足，甘冒风险的创新大学稀缺，一方面在于国人甘冒风险的个性品质匮乏，大多数人不愿承担太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于他们缺乏一种宽松的制度环境，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环境，这些都有赖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正如企业家只有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才会勇于创新，才会率领全体员工在市场大潮中搏击一样，现代大学校长也只有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才会获得充分施展聪明才智之空间。
有识之士建议“试行大学校长职业化，由教育家治校，把大学校长的遴选权交给学校的教授们”。并认为“首先这是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也是国际发展的趋势。以哈佛大学为例，在哈佛大学366年的历史中，共经历了26位校长，平均每任14年，最长的是艾略特(Eliot)，任职长达40年。另外，还有6位任职也有20年之久．这些人都是以校长为职业”。“其次，我国自己也有职业化的教育家来领导大学的成功经验”。“如蒋南翔领导的清华大学，吴玉章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匡亚明先后领导的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周荣鑫领导的浙江大学，朱九思领导的华中工学院，李昌领导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都是以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为特征的。同时还认为，“职业化的校长应当具备四个条件：要精通教育学原理，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依照教育规律办学；以校长为职业，在胜任工作和大多数教授同意的前提下，不受任期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决策、管理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在任内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做一个完全的校长”。[3]
3、制度性文化建设，是适应中国加入WTO后大学国际化的迫切需要
世界贸易组织(WTO)实际上是包括一系列协定和协议的约束原则和机制构成的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具有世界体系特征的制度。由此决定了中国加入WTO后，必须使目前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框架向国际通行的规则看齐，在法律、规则、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整和改革。WTO涉及教育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教育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规范服务贸易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协定》中。因此，其基本原则规定也就成为各成员国制定的执行国内教育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那么WTO的《服务贸易协定》也成为现代大学国际化的制度文本，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新基石。
同时，WTO一旦成为政策和法律，它就会上升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交往理念和经贸道德信条，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因此WTO又从文化价值这一途径影响和充实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加入WTO，促使劳动力与人才市场进一步分化，对中国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做出相应的结构性调整；人才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势必要求教育摆脱狭隘眼界和封闭模式，主动参与经济科技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过程，造就能迎接未来挑战的新型人才；教育市场也将面临直接被瓜分的危险，一些国外跨国公司和教育机构将必然介入中国教育市场。
中国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竞争原则等，也必将作用于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人才与技术的竞争必然转化为高等教育不同办学机构间的竞争，并对大学的规模、结构、质量及效益提出新的挑战。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不断深化自身的改革，尤其要打破传统体制形成的制约高教发展的各种平衡关系。市场因素的作用更加突显出来，必然要求大学变革以往主要是靠上级主管部门单一计划调节的运行机制，使大学能够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更加主动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
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现代大学制度尽快建立。吴敬琏先生在其《制度重于技术》一书中指出：“计划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也不是科技发展的成功之路，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如果由政府主导科技发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日本通产省主持电子工业发展，最终使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吃了败仗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4]同样的，在发展和建设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树立这个观念，即制度重于权力、重于技术、重于经费。只有建立了新的现代大学制度，才能调动大学办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形成良好的环境氛围，造就有影响的大学校长和大学。
二、中国大学制度性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与内容
制度是思想的客观化、具体化和有形化。现代大学制度除了管理体制外，还包含在层次上高于它的哲学基础、思想理念，以及层次上低于它的教学科研范式。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融合具体与抽象、历史与现实、思想与规则、问题与方法等的一个非常丰满的概念。笔者认为，中国大学制度的根本缺陷不在体制，体制弊端只是它的一种表征或表现形式。教学科研范式的缺陷痼疾也是一种相应的表征。改革体制的弊端不能局限在体制本身，应从体制外寻找，从体制产生的源头寻找，治病不能仅治标。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根本改变中国大学制度缺陷的出路在于：重新审视哲学基础；重新思考中国大学理念；移植、创新与本土化；调适与整合中国现代大学的文化心理。
1、重新审视现代大学制度的哲学基础
高等教育认识论的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人们不难发现认识论的端倪。
作为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基础的重要理论成果，纽曼的知识传授、洪堡的知识发现，赫钦斯的智性涵养，是西方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的三块坚实的基石。19世纪德、英的科学研究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种新大学理想的产物。在20世纪，威斯康星思想的产生，使一直担负着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为主要职能的大学开始担负起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以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为主要观点的政治哲学与认识论哲学开始并驾齐驱，甚至逐步占有压倒的优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关于高等教育基本问题的讨论，仍然离不开“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和“纯知识”这一重要思想。“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无疑拥有认识论哲学的内核和本质，与历史上认识论哲学基础的发展存在着本质的联系。
大学是一个充满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场所。在我们这个良莠并存、错综复杂的社会中，改造社会，增进人类道德和智慧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大学身上。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大学可以作为人们的精神堡垒，发挥着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丰富人的思想的重大功能。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虽然需要不断地与商业、政治和社会实践相联系，但是，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它们又必须游离于商业的、政治的以及形形色色的现实改革的控制之外。正如著名高等教育学者弗莱克斯纳指出的：“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wants)，而是社会所需要的(needs)。”[5]在此，我们认为大学不应仅是“服务社会”，而应是“引导社会”。
在欧美，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交替地在高等学府中占统治地位。认识论哲学的特征就是主张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不受价值影响”地探讨深奥的知识，了解生存的世界，顺其自然地产生“坚持真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思想理念。在中国，认识论哲学基础上建立的大学几乎没有出现过。无论是先秦的辟雍，汉代的太学，还是唐代的国子监，甚或历代的书院，他们“格物、致知”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是“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迥异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以寻求知识作为做学问的目标，而是“学而优则仕”。中国大学在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学科建设以及重大研究（基础、应用、开发）的关系等问题上一直迷惑不清，说到底是中国大学对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的忽视与偏离。
2、重新思考中国大学理念
认识论哲学奠定了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基础，它对现代大学理念的产生具有决定的意义，又通过理念这一层面来影响规范现代大学制度。政治论哲学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大学为公众服务”等理念又对现代大学制度作重要补充。思想理念构成哲学基础与大学制度联系的中介。重温大学教育思想和大学理念可以从源头探寻现代大学制度的真谛。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构成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中的主体内容。韩延明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大学理念归结为古典的与新兴的。认为古典的大学理念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新兴的大学理念有育才兴国、可持续发展，面向社会和国际化。[6]哲学思想解决了大学制度应该是什么，大学理念解决了大学制度为什么要这样，体制和机制解决了现代大学制度如何运行和怎么操作的问题。因此，重新思考中国大学理念，可以发现体制与机制上的弊端与症结，解决体制与机制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体制与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3、移植、创新与本土化
我国大学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舶来品，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两次高潮出现在我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20世纪20-40年代，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前后加起来也只有半个世纪，然而现代大学制度在西方是先发原创型，在我国则是后发移入型。从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索西学与中学的融合，高教界亦如此。中国大学面临双重任务，即现代化与本土化。
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一直注意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本土化问题。《壬戍学制》（1922年）的制定、修改和完善过程反映了大学现代化与本土化并举，重视本国国情与外国文化相结合。[7]《壬戍学制》的成熟与通行的根本原因有三个：一是反映了中国国情。二是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三是习得了西方大学制度的精神实质。《壬戍学制》在现代大学制度上的成就，无疑对于今天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直接意义。因为我国大学改革的根本出路应建立在现代大学制度上，不仅在于形，而且更在于质，在于神。今天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中的优秀思想，最重要的是消化和创新。如巨型大学理念，大学城理念，应该说它是市场理念而不是政府行为，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政府办开发区，因为巨型大学城还是首先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不要大学他治或学术禁闭。中国近代大学的辉煌业绩得益于一批文化大师特有的人文修养和对传统经典的谙熟；得益于他们学贯中西，“立足中体，借鉴西用”的文化观；得益于他们“教育救国”的赤子之心，敢于坚守大学理想，不怕丢官弃位的牺牲精神；得益于他们对西方文化，更确切地说对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和著名大学精神实质以及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和大学缺陷与症结的准确认识与把握。这些，也正是当代大学校长最值得思考和应受到启发的几个方面。
4、调适与整合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心理
从历史比较的视角不难发现，“和世界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大学运行着官、学、商三种功能，目标完全不同的机制，大楼多于大师，设备重于师资仍是普遍的现实”。[8]今天我们已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我们对一流大学的理念仅仅停留在口头或文字游戏上，对大学精神和现代大学制度仍然觉得可有可无，仅作为文件或科研论文议论的佐料。距离现代大学理想的王国，比起蔡元培等前辈来我们并不离得更近。而且我们还有必要重走他们披荆斩棘闯出的一条现代大学之路，揣摩他们领会西方大学神韵的要诀。
中国的“改良、革命、改革主要立足于制度决定论，人们往往对制度建设必须的文化心理背景视而不见”。[9]同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对不同的文化国度和文化个体的作用、形式和程度并不一样。制度是硬件，配套的观念是软件。制度需要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去掌握和支配。在自我世界里，中国人的价值观容易凝固，西方文化难以进入人们内心世界，文化反思与建构落不到实处。因此，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必须从文化根源上追溯和从文化心理上调适。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点：
(1)中国大学必须有视科学与学术为生命的价值观，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弱势。因为这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文化根基和源头。没有这个根基和源头，“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犹如浮云。
(2)中国大学要以科学和学术的眼光研究大学管理，即首先把大学当作学术机构管理、研究和运作，行政次之。大学的管理对象是知识与人力资本，是知识管理。
(3)中国大学要有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和开拓创新的信心与勇气。西方文化强调个性化，东方文化以忍让著称，两者互补相得益彰。对于缺乏个性的民族适度突出个性也是当今时代所需的，特别是千篇一律的大学办学格局尤其需要个性化的大学校长去打破，拆除体制的樊篱。世界优秀大学均是有个性的大学。个性是创造性之源。
(4)深谙中西大学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本校传统文化，通晓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是大学提出并实施富有个性化办学理论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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