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芳[1]2002年在《名词化现象与英语书面语体正式程度关系之功能解析》文中提出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不仅为隐喻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许多西方语言学家都对该理论给予了极大重视，并把它运用到诸多领域。然而，在中国，对语法隐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对语法隐喻现象与语体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更少。本文试图涉足语法隐喻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进行语体研究。 本文旨在运用语法隐喻理论分析名词化现象与英语书面语篇中语体正式程度的关系。全文共由六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简要介绍语体及名词化并陈述本文的写作目的。 语体研究是语言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功能主义语言学认为语体的正式程度与语法隐喻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作为实现语法隐喻的主要手段之一，名词化与语体也有着某种联系。弄清楚两者的内在联系对英语教学及翻译实践有很大帮助。但是，迄今为止，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不甚多，也不够系统。为此，本文作者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性探讨。 第二部分，介绍语体正式性的概念及其识别。 语体的正式性是个连续体。语体的正式程度在词汇选择、语法层面都有所体现。功能主义语言学认为名词化的出现频率能够显示语体正式程度的高低。 第叁部分，从功能语法角度探讨名词化现象，主要论述了名词化的定义、实质，名词化结构的语义特征及其识别。 名词化是把句子中的动词或形容词转换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从而使名词或名词词组获得动词或形容词的意义而具有名词的语法功能。名词化结构的双重语义特征为其识别提供了依据。 第四部分，阐述名词化现象与语体正式程度的关系。 名词化是英语书面语篇的基本特征。名词化结构在各种功能变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名词化结构的使用可以使语体获得更正式、严肃、客观的效果。因此，其出现频率显示了语体正式程度。 第五部分，以科技语体为例，探寻名词化与语体正式程度的关系。 文章选取了科技文献和科普文章两种正式程度不同的科技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些语篇中名词化出现频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名词化的出现频率的确可以体现语体正式程度的高低。 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文中的理论论证与实践对比都显示出名词化结构的使用与语篇语体的正式程度有着密切联系。根据名词化结构的出现频率来预测语篇的正式程度是可行的。 文章最后，作者指出这篇论文只是运用功能语法理论进行语体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王婷婷[2]2009年在《名词化短语动词在英语新闻报道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的新词语不断扩充着英语词汇库。这些新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英语原有语言材料与构词法结合而成。就形态结构看,现代英语构词法主要有叁种：词缀法,转换法,合成法。新词语中复合名词所占比例最大,而新词语中的复合名词有一部分是短语动词经过转换法形成的,即名词化短语动词。新闻报道紧跟时代步伐具有时代气息,因此,英语新词语往往首先出现在英语新闻报道。以往研究大多把目光放在了对名词化的研究、短语动词的研究。文献检索发现,虽然也有一些研究涉及新闻报道中的名词化现象,但是对英语新闻报道中的名词化短语动词的研究却几乎是空白。本文研究了英语新闻报道中名词化短语动词在语法,语义和语体叁个方面的特征,同时根据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分析了名词化短语动词在英语新闻报道中广泛应用的深层背景,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果：第一,语法特征：通过与普通名词比较,总结了名词化短语动词重音、复数形式、拼写、充当句子成分及常用搭配等方面特征。第二,语义特征：名词化短语动词与短语动词在语义上关联密切。名词化短语动词可以表示一种具体的或在特定场合下表现出来的行动或行为；可以表示该短语动词行为的结果；可以表示原短语动词行为的主体；也可以表示原短语动词行为的客体；名词化短语动词还具有一词多义的特点。第叁,语体特征：作为名词化的形式之一,名词化短语动词是实现语法隐喻的一个主要手段。韩礼德指出,语法隐喻与书面语体密切相关,书面语体比口语体更加正式。他认为词汇密度可以区分书面语体和口语体,以体现语体正式程度。英语新闻报道属于书面语体,英语新闻报道中的名词化短语动词可以精炼语言、简化句子结构,同时名词化短语动词又可以表现说话人对某事物的看法、情感和态度等。现代英语新闻报道为了追求新颖别致常常交错使用不同语体色彩的词汇以吸引读者,名词化短语动词的这些特征符合英语新闻报道用语的要求,因此得以在英美国家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中频繁出现。英语新闻报道大量使用名词化短语动词使得语言表达更加生动鲜明,研究现代英语新闻报道中这些名词化短语动词不仅可以使英语学习者及时掌握不断涌现出的英语新词新义,扩大词汇量,而且可以帮助英语学习者使用符合英语语用习惯的表达,提高英语语言知识水平和语言交际能力,更好地理解英语新闻报道。
田荔枝[3]2010年在《我国判词语体流变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选取古代、近代、现代几个时间节点上的典型判词,用语体学的理论考察我国判词语体从古至今的发展变化,力图通过具体判词文本语言证实：我国的判词语体从古至今走过了一条封闭——开放——封闭——开放的路径,呈现出一个“之”字形走向,从古代判词的文学化、情感化、道德化至近代判词对传统的扬弃及域外的引鉴,以至现代判词语体的政策化、政治化、军事化、新闻化等等,均说明从古至今判词语言更多地是被背后的意识形态所操控,未能完全走上法律语体规范轨道,中国判词语体的规范化(或现代化)尚需假以时日；判词语体的形成除了制判主体的主观制导因素外,社会客观语境的变更亦会决定判词语体异质要素的增加、个体特征的形成,从判词语体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分化、融合的嬗变轨迹即可显示其在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下所呈现的不同个体特征,归结出判词语体形态与社会文化共变的规律性。法律语言的本质属性是工具,因而对法律语言的研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影响、指导法律实践。对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的研究也如此,而有了语体的规范,语言的规范才可能是全面、科学的规范。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包括五章内容。导言部分介绍了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论文的大致框架和写作的思路与方法,以及必要的文献综述。第一章阐明我国判词语体及其特性,界定概念并明确判词语体在语体体系中的位置,为下文的展开奠定理论基础。作为语用学范畴的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景需要而形成的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这些经过抽象而形成的特点的综合体就构成了语体。每一种语体均系适应人类社会交际需要才产生,都有着表现自己语体特点的不同的语言材料、语言手段。它们实际上是各种修辞现象所组成的一个抽象综合体。一种修辞现象或少数修辞现象是够不成综合体的,只有多种修辞现象才能组合成特有的语体。判词因其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为世人所重视并成为法律文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种,其语体特色足以代表司法书面语体特征,因此选取判词语体规范问题加以研究应该颇具代表性。我国判词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化,形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判词语体作为语体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语体样式,是语言运用在司法判决领域时所形成的功能变体,是为适应司法裁判交际领域、目的、任务需要,运用全民语言形成的语言特点体系。其语体特点表现为：理性化、专业化、书面化、中性化。语体可以划分出诸多种类,从语言表达方式是可以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前者主要诉诸于声音,而后者则诉诸于书面文字。书面语体又因其交际领域、目的、任务的不同划分为事务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和科技语体。判词语体在语体体系中所处位置应该为：语体——书面语体——事务语体——法律事务语体——司法事务语体——判词语体。第二章我国古代判词语体的阐释。包括古代判词语体的简要历史流变、语体特征阐释以及形成因素等叁个方面。本章主要选取《朕匜铭》、《春秋决狱》、《龙筋凤髓判》、《甲乙判》、《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新语》以及清代于成龙、陆稼书、张船山、樊增祥等判词语料,证实古代判词经历了由萌芽、雏形、繁荣、成熟几个历史阶段,每个历史阶段虽然在语体上略有变化,但总体上风格趋同没有明显变化,即主要表现为语体的文学化、道德化及情感化叁方面特征。形成古代判词语体上述特征的原因主要涉及制判主体与社会文化两个方面。古代(尤其是唐代以后)制判主体的诠选途径和方式注定了判词语体文学化的趋势。据《文献通考》记载,唐代科举选官考察制判目的是为了检验士子“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引伏”的水平,从而保证这样诠选的官员不仅精通诗词歌赋,而且具有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对于判词优劣判断的重心却又放在判词的文采之上,讲究文辞的华美,对仗的工整,用典的精当。如此以来判词写作的文学价值得到提升,实践意义和实用价值反倒被贬抑了,因为所取者无非学问精通,文章美丽,而不一定适合从政。在现存的唐代判词中,绝大多数都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文学化倾向,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另外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作用。古代中国礼法合一,引礼入法的法律制度,为判词语言的道德化提供了坚实的话语环境,因此,中国古代判词自汉代董仲舒开创《春秋决狱》的制判笔法后,形成一种制判传统,即判决依据法律和社会道德,法律和道德部分,语言的道德教化色彩浓厚。同时,古代中国司法行政合一,司法专横,不公开、不平等,司法行政化,重刑轻民等司法制度的状况,制判主体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审判人员,尤其唐宋以来的判词,一般用于基层州县地方官对民间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流传于进的唐宋判词多为应试之作的“拟判”,而非实际审理案件的“实判”。明清的实判,一般很简短,很少成文成章。总之,古代判词与现代判决书的差异甚大,不应同日而语。注定制判主体往往以“父母官”而不是法律职业人的话语来处理案件,训导说教甚至情感化语言出现非常明显,情感化是古代判词语体的别样特色。第叁章我国近代判词语体分析。主要对近代(1848——1949)清末、民国的判词语体特色、成因等问题进行分析。选取清末、民国及陕甘宁边区的典型判词语料为分析对象。此期,我国古代判词在语体特色上发生重大转变,可以说晚清以来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之下被迫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正是在这种社会变迁中,传统判词语体开始了向现代判词语体的转型。在语体特色上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模式化、简明化、逻辑化。其成因主要涉及法律制度与语言运动的现代两个方面。自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传入,中华法系解体,司法文书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古代司法文书被废弃,判词制作从模式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清末变法休旅,宣统年间有沈家本编纂的《考试法官必要》所载,借鉴日本、德国的司法文书制作经验,结合中国法律文化实际,启动现代司法文书格式,对民刑等主要判决文书格式做出了统一规定,我国判词语体模式化程度初见端倪。民国时期的司法文书承袭清末制定的司法文书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期盼次对于清末指定的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均有不少变化,论证讲求逻辑性增强,内容要素细化,语言专业化程度加强,同时保持简明晓畅的风格,结构更加严谨。判词语体呈现出较高的规范性。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政权所使用的司法文书格式基本上采用当时通行模式,虽有变动但甚微,语言风格上虽文白间杂但更加通俗,易于理解,只是因为政权性质的不同、司法制度的不同判词内容上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另外,自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朝帝国大门以后,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逐渐增加。最初中国只知道西洋船坚炮利,后来意识到要革新武器必须革新生产,最后明白基本问题在于革新教育。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而言,挽救民族危亡的危机意识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统一运动——以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为目的而展开的白话文运动,这一语言运动对传统判词语体的现代性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四章我国现代判词语体思考。现代中国司法文书的最大特点是四个法域即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司法文书并存。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判决书语体规范问题。其中选取建国初期、文革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近年来的判决书语料为分析对象兼及与台湾、香港判决书的语体比较。总体上来说,我国大陆判词语体1949年以后处在一种封闭的语境中发展,并在毛泽东语言这种权威话语、核心话语的影响下形成了其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的独特个性；而台湾判词语体较多地保留了20世纪40年代末大陆判词语体原型的模式共性,充分显示了两者间相延相续的血脉关系。伴随20世纪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判决书语体可大致分四个时期：1949年建国初期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创建时期；1966年—1976年间的文革时期的破坏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重建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规范时期,为顺应时代发展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对各类判词的制作模式和要求进行了重构。而判词语体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根据中国国情,传承民国时期判决书格式“主文——事实——理由”的叁段论结构形式,建构了半文半白的杂合判词语体,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较强的政策性。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和40年代初期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的发展,现代汉语到40年代中后期逐步成熟规范。实现了中国语文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再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转型,完成了语文形式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的协调统一。可以说,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考察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判词语体,表现为与口语吻合的现代白话文,与此同步,50年代后期,判词结构模式由“主文——事实——理由”演变为“事实——理由——结论”的结构形式。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开始,,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法律虚无主义猖獗肆虐,否定司法程序和司法文书规格,错误地认为讲究司法程序和司法文书格式是搞“繁琐哲学”,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后,司法文书质量日益下降,特别是在“文革”十年里,随着“砸烂公、检、法”的狂潮,司法文书格式亦遭破坏。60年代以后,大陆判词语体在现代白话文的道路上走得更为迅速彻底,判词语体朝着通俗易懂的大众化方向演进。“文革”十年,判词语体强烈的政治功用性使大陆判词写作朝个人崇拜化、革命化方向发展,判词写作越来越偏离语体原型,形成了带有畸形生态的判词语体。主要表现为：政治话语取代法言法语,情绪性话语取代理性话语,直白性话语取代思辨性话语,主观性话语取代中性话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提供了判词语体发展的崭新语境,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强,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制定和颁布,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恢复,司法文书再度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发展。司法部恢复后,即由普通法院管理司负责制定并于1980年6月颁发了《诉讼文书样式》计八类六十四种,重新统一了司法文书格式。1982年国家机构改革,调整政府职能,司法部的普通法院管理司和专门法院管理司被撤销,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工作划给最高人民法院管理,从而形成了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四系统分别各自制定和修订本系统的文书格式的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在原有文书格式的基础上于1992年6月制定了《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计十四类叁百一十四种,判词格式日益完备。1996年3月,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重大修订,判词格式须伴随之进一步修订。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4月修订下发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其中删除了不再使用的刑事诉讼文书样式八种,新增加了刑事诉讼文书样式53种。同时,随着国际往来的日益增多和现代媒体的广泛传播,外来词语也伴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纷纷涌人汉语的词汇系统,形成了汉语发展史上继两汉西域借词、汉魏唐宋佛教借语、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借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借词浪潮,大量的法律术语涌进汉语词汇,判词语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指出,“通过判词,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是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①,判词的社会价值凸现,人们对其制作的要求亦愈来越高,格式和制作规范更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针对判词规范问题的讨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判决书语体风格主要表现为模式化与个性化,规范性与习惯性、明确性与模糊性、详尽性与简约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第五章我国未来判词语体的思考。主要针对判词语体的个性化与模式化、判词语体融合、判词语体的语境制约、判词语体的比较与借鉴等问题展开。针对当代判词改革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个人的思考。指出未来判词的发展须在解决好个性化与模式化、封闭与开放、坚守与借鉴等问题基础之上展开,认为传承古代判词语体精髓部分具有现实意义及深层文化基础,我国判词语体的规范化还尚需假以时日。
宋伟萍[4]2013年在《现代汉语否定极性副词分析》文中提出副词一直是汉语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现代汉语否定极性副词作为汉语副词的一个特殊的类别,近年来也受到许多学者的特别关注。其原因在于,否定极性副词在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都存在其特殊性,在共时和历时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介绍现代汉语否定极性副词作为选题的缘由；回顾和概述以往现代汉语否定极性副词研究的基本状况,指出研究中还存在的问题；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章主要是对现代汉语否定极性副词进行界定,指出否定极性副词是指强制性或倾向性地要求用于否定的语言环境的副词,并确定现代汉语中的28个否定极性副词。第叁章详细分析了现代汉语否定极性副词的特征。句法特征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首先,现代汉语否定极性副词在功能上具有单一性,只能充任状语成分。其次,从修饰成分范围看,这类副词都可以作为动修副词使用,但位于句首时其修饰成分范围上存在差异。第叁,在成分组合上必须与否定标记共现,且对否定标记有选择性；从共现次序上看,否定极性副词基本符合“否定极性副词>否定标记”这一共现规则,只有“一概”、“截然”和“绝然”存在例外的情况；从否定极性副词和谓词成分的位置关系上看,它们都是附谓副词。语义特征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首先,该类词语的词汇意义已经弱化或虚化；其次,该类词语在语义上往往表达一种极性意义；第叁,该类副词可以加强否定语义级次；第四,在语义指向上其共同特征为指后、指向句内。语用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该类词语具有加强主观态度评价的功能；此外,该类副词还具加强否定语气、提高否定凸显性的功能。第四章研究了现代汉语中部分可以用于肯定结构的否定极性副词,现代汉语中的否定极性副词与英语中的否定极性副词存在不同,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于肯定结构,这种条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否定极性副词与含“隐形否定语义”的动词共现；第二,否定极性副词与其他词语形成固定搭配结构；第叁,否定极性副词与动词“是”、“有”、助动词“要”连用,动词前可有副词“就”“都”等修饰；第四,否定极性副词与特定副词如“就”、“都”、“只”连用。从原因上分析,这些肯定用例的出现与语言的动态性和语言使用的个体差异性有关。此外,这类副词在不同结构中在语体选择上存在差异。第五章是小结部分,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进行总结。
李晓丽[5]2011年在《商务英文合同中的名物化结构及其汉译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以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为基础,对商务合同中的名物化现象进行分析,阐述了名物化在商务合同中的语篇功能,并分析名物化在汉译过程中的处理方法,从而得出了一些新的商务合同汉译的翻译策略。
刘佳男, 张伟[6]2015年在《浅析语法隐喻对中学生英语阅读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语法隐喻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韩礼德《功能语法导论》(1985)一书中,标志着语法隐喻的理论性研究的开始。语法隐喻不仅出现在书面语体中,同时也出现在日常口语语篇当中。阅读被认为是从语篇中提取信息并理解信息的方式(Grabe and Stoller,2006:4),从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学生经常发现阅读中有难以理解的地方。语法隐喻构成了中学生英语阅读障碍之一。本文探讨了在英语阅读中,学生对语法隐喻的理解,探索了将语法隐喻运用到英语实际教学当中。本文意在证实语法隐喻对中学生英语阅读的影响,并帮助学生提高隐喻能力。
王宝帅[7]2016年在《外国留学生汉语虚义动词运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虚义动词是现代汉语中一类比较特殊的动词,其特殊之处首先体现为它的词汇意义已经虚化,且不与某一具体的动作行为相联系。虚义动词在句法表现和宾语搭配方面和普通动词也有一些区别。此外,虚义动词多用于书面正式语体,具有增强句子语气、协调音节节奏等作用。正因为它比较特殊,外国留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可能存在许多疑惑,因此,我们应该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虚义动词研究予以重视和关注。本研究以“加以”和“进行”为例,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虚义动词的特征进行了梳理。并采用语料分析结合试卷调查的方法,对高级阶段留学生虚义动词的运用正确及偏误情况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留学生对“进行”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优于“加以”,但二者总体运用情况比较一般,存在较多偏误,还存在回避使用及使用不足的问题。留学生对虚义动词的词汇意义和语义特征有一定了解但还不够清晰。特别是对“进行”[+不及物动词]、[+持续]、[-心理]的特征及“加以”[+二价动词]、[-持续]的特征,还存在少许偏误。留学生对虚义动词句法特点及规则的掌握和运用情况较为一般。对二者的常用宾语,留学生比较熟悉。就宾语自主搭配情况而言,留学生普遍对“进行”的宾语掌握较好,而对“加以”的宾语,学生之间的掌握情况差异较大。学生使用的带状语的虚义动词用例数量较多且正确性也比较高,状语类型主要包括介词结构、副词及部分能愿动词。学生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的偏误主要有：“进行”句中主要是误用、宾语偏误、状语偏误；“加以”句中主要是宾语偏误和状语偏误。留学生对虚义动词的表达功效十分陌生,对虚义动词的常用格式也不甚了解,这说明留学生这两个方面的知识十分欠缺。影响留学生汉语虚义动词运用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留学生自身的因素、汉语教材方面的因素,还有教学上存在的某些缺失和不足。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要正确引导学生、积极完善教材、不断改进教学。
王文格[8]2009年在《现代汉语形谓句优先序列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通过详细论证,确定了现代汉语小句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对形谓句重新定义,扩大了形谓句的外延,这是本研究的基点。然后,在大规模语料当中切分出每一个小句,分层级排出现代汉语句型句式的优先序列,确定形谓句在其中的位置。然后,排出形谓句句型句式的优先序列,从句法语义、认知等方面对优先序列的形成进行分层级评估和解释。为了进一步研究形谓句的内部差异,本文通过将形谓句短语化为定中短语,排出形谓句短语化优先序列,来考察形谓句各个下位句型句式的短语化能力,最后,将两种序列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形谓句句型句式的内部差异与短语化后的短语形式之间的联系。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两个叁角”的研究理论。既重视用“表-里-值小叁角”理论对语法事实本身进行静态的分析,也重视用“普-方-古大叁角”理论进行动态的多角验证。同时,对语法事实不仅进行定性分析,而且运用统计、对比的方法对语法事实进行定量分析。在观察充分、描写充分的基础上,全力做到解释科学合理,说服力强。本文提出了小句的判断标准,确立了划分形谓句层级的语义标准,建立了一个系统性较强的现代汉语形谓句句型句式系统,提出了“语法优选论”的研究方法,创建了一个分层级评估的评估系统、发现了形谓句能够转化为定中短语的内在机制,得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语言规律。本文着重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形谓句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回顾了小句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研究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然后介绍了优先序列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优选论(OT)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提出了“语法优选论(GOT)”的研究方法,并且对语法优选论的基本观点、内容、核心等进行了阐释。第二章对现代汉语的小句理论进行了阐释,认为汉语小句是动态的语法单位。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小句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小句是语法中具有一定形式和实在语义,并且带有语调的最小的表述单位”。本研究扩大了小句的外延,经过论证认为除了单句和复句的分句是小句外,处于句法位置上的主谓短语只要带有语调也是小句,并且指明了小句的辨识标准。在小句的基础上,我们又重新定义了形谓句,将语法位置小句也界定为形谓句的外延,扩展了形谓句的研究视野。为了解决形谓句句型句式归类的不系统,本文提出了以形谓句的句法语义为标准,结合形式来对形谓句进行归类。经过分析和考察,我们将形谓句的句法语义归纳为四个类型:无程度性状判断、有程度性状判断、性状描述和性状变化。最后,归纳出一个体系性较强的形谓句句型句式系统。这是我们进行形谓句优先序列研究的支撑点。第叁章在大规模语料的基础上,我们排出了整个现代汉语句型句式的优先序列,在其中找到形谓句的位置,观察形谓句在现代汉语句型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接着排出了14个常用句式的优先序列,在其中找出形谓句所处的位置。形谓句在句型优先序列中的位置处于第二位,其出现频率仅低于动词谓语句;在常用句式优先序列中的位置处于中间位置。这说明了形谓句在现代汉语的句型句式中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本章还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排出了形谓句下位句型的优先序列(“＞”表示“优先于”):有程度性状判断句＞无程度性状判断句＞性状变化句＞性状描述句。从这个优先序列中可以看出,有程度性状判断句的出现频率最高,性状描述句的出现频率最低。不同的形谓句句型下面还有内部情况非常复杂的下位句式,我们也排出了不同句型下面各个句式的优先序列。有程度性状判断句五个下位句式的优先序列为:S+f+A＞S+A+C＞S+比N+A＞S+对N+A＞S+Qp+A。性状描述句五个下位句式的优先序列是:S+ABB＞S+AABB＞S+AA的＞S+AA＞S+BA。性状变化句五个下位句式的优先序列是:S+A+了＞S+A+着＞S+A+起来＞S+A+下来＞S+A+下去。这些优先序列反映出,这些句型句式在语篇中使用的倾向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倾向性,我们在第四章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第四章对形谓句的优先序列进行了句法语义分析。首先在双向选择的语法理论背景下,对形谓句主语名词和谓语形容词之间的选择进行考察,发现影响形谓句优先序列的因素有以下几个:音节因素、主语因素、语义因素、语用因素和语体因素。说话者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知体现为语义。说话者在表达自己的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认知时,由于表述意图的不同,要对某些信息进行突显,在形谓句中就是要突显现时性性状或非现时性性状。因此,语用在选择形容词时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说话者为了表达一定的主旨,要选择一定的语体,而语体决定了话题(主语)的性质,即决定了语言符号所要表达的具体性或抽象性,具体性或抽象性的不同对形容词的选择会产生影响,同时由于韵律组配规律的影响也会对主语名词进行选择。最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形谓句的优先序列得以形成。在论述语义因素的时候,我们根据人们的认知规律,建立了一个形谓句的句法语义优先序列:有程度性状判断＞无程度性状判断＞性状描述＞性状变化。我们运用“语法优选论”对形谓句句型句式优先序列的形成进行评估和解释。首先建立一个分层级评估体系。然后,确定评估条件,评估条件也是分层级的。在进行第一级评估时,我们将以上述各个影响因素作为评估条件,然后将其量化,分为4个分值:4分、3分、2分、1分,根据每个句型得分多寡,排出一个评估序列,与前面的数据序列和语义序列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形谓句各个句型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第二级评估是对每个句型的几个下位句式的优先序列的评估。在音节、主语、语义和语体因素都相同的条件下,语用因素的差异是确定第二级评估条件的关键。以有程度性状判断句为例,我们发现它的五个下位句式所表现出的主观性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经过考察和论证,建立了一个“形容词与形谓句句型句式主观性强度的关联标记模式”:性质形容词和弱主观性的句式形成无标记组配,而和强主观性的句式形成有标记组配;状态形容词和强主观性的句式形成无标记组配,而和弱主观性的句式形成有标记组配。从而确立了有程度性状判断句下位句式的语用上的主观性等级,结合其他四个因素,确定了第二级评估条件,排出了这五个句式的评估序列,并与数据序列进行对比分析,最终解释这些序列的形成以发现形谓句内部的差异和联系。最后,将形谓句句型句式的数据序列、语义序列和评估序列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形谓句句型句式的内部差异和优先序列形成的各种原因。第五章是第四章工作的延续。我们对形谓句短语化能力进行了考察。具体做法是将每一个形谓句短语化为AN、A的N和N的A叁种短语,观察每一个句式能够短语化的形式的数量,能够短语化的形式越多则短语化能力越强。据此,排出形谓句短语化的优先序列。接着,对短语化优先序列进行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形谓句之所以能够短语化为某种短语,是因为形谓句和该短语之间存在着一个语用上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即形谓句语用上的主客观性能否与某个短语的定语位置所要求的主客观性适配,如果适配,则某个形谓句可以短语化为该短语,否则,不行。最后,分层级将形谓句短语化优先序列与形谓句优先序列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观察两种序列的一致度,进一步揭示形谓句句型句式的内部差异。第六章总结了本研究的思路和过程,价值和贡献,用途和意义,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由于确立了现代汉语句型系统中各种句型句式的优先序列,以及对形谓句句型句式优先序列的研究而填补了汉语语法研究中在句型句式优先序列研究方面的空白,由此产生的“语法优选论”、分层级评估系统、小句的判断标准、形谓句归类的句法语义标准、形谓句转化为定中短语的内在机制等也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刘子楗[9]2017年在《汉语四字格的构式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四字格是汉语特有的词汇一语法现象,作为一种构式,它具有强大的能产性。本文运用构式语法理论,辅之以与之有机相连的概念整合、主观性和主观化、语法化、韵律语法等理论,从语言历时、整合机制及类型学表征等叁方面对其构式功能进行研究。汉语四字格主要在韵律机制的作用下形成,通过概念隐喻、转喻及概念整合等认知手段形成了各种主观性意义,即构式意义。具体分章介绍如下:第一章对汉语四字格构式进行了界定和分类。汉语四字格构式是一种词汇层面的构式,其结构相对稳固,具有语用意义。从性质角度,四字格构式可以分成实体构式和图式构式,实体构式主要包括四字格成语、类成语和状态形容词;图式构式主要指定式镶嵌四字格;从语体角度,可以分为口语四字格构式和书面语四字格构式。第二章对汉语四字格构式进行历时研究,探讨了四字格构式的形成及其性质的转变。汉语双音化与四字格的形成密切相关,从四字格构式个体的历时演变中考察了其词汇化的动态过程,指出四字格构式从句法结构演变成词汇单位,认知动因和语用频率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考察了不同时期典型文献中的四字读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如近现代开始由于汉语词汇类型的发展,四字读单位从书面语逐渐口语化。第叁章对汉语四字格构式的整合机制展开研究,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四字格的词汇化与构式义的产生。词汇化的原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两方面。随着整合度的提高,构式意义随之产生,构式意义按表达主观色彩的不同主要分为指称义和修辞义两大类。具体来说,指称义又分为特指义、虚指义和泛指义。修辞义从狭义看,分成互文义、比喻义、夸张义和借代义等;从广义看,分成感情义、生动义和强调义,其中生动义又可分为拟声义和通感义。各种构式义间有机相连,同一种构式义内部也有典型度等级的不同,且镶嵌、对偶及互文义可以成为形成其他构式义的手段,具有提纲挈领的动态效应。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四字格构式产生的韵律机制,考察了历时发展中的格律特征及不同种类构式的韵律特点。第四章对四字格构式的类型学表征进行了研究,四字格构式具有类型学意义。具体以汉语“字本位”角度作为切入点,分别探讨了四字格形式是汉语独有的语言现象而非英语等其他类型语言所具有;方言中的四字格;与汉语具有亲缘的汉藏语系语言中的四音格等方面。
姜燕[10]2011年在《汉语口语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语口语是汉民族使用非正式的讲话风格说出来的口语,带有即时的、原生的特性。口语是语言的源泉,是语言中最活跃、最有生气、发展最快的部分,汉语口语博大精深,在汉民族的土壤上生成了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美。口语寓于可感的声音之中,语音诉诸于听觉引起人的精神性反应,这是口语美产生的源泉所在。目前国内外都存在着对汉语口语的误读,在原生口语的基础上对口语之美进行解读,可以改变以洪堡特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对汉语口语之美的误读。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口语美学无人研究,在国内对汉语口语美学的探究也是一片空白。在中国走向世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日益重要的今天,这个选题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本论文从口语美学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口语美产生的生理机制和物理情态,并在东方“天人感应”和西方“异质同构”的基础上,初步提出口语美学的理论架构。论文绪论中对与口语美学研究相关的理论背景进行了综述,并阐明了汉语口语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国外研究理论大致有四类:分别涉及听觉在审美中的重要性,语言蕴含着审美因素,语言的起源是充满诗兴的以及语言具有美学功能。国内研究成果包括语言形式美即语言的音乐美,语音与人体和谐共振产生美,口语美是人的生命意识的展现,有声语言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以及汉语具有诗性气质。汉语口语的美指的是汉语口语体系中固有的审美属性,是汉语口语语言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学价值、美学特征的总和。它是汉语口语的言语美得以表现的基础;汉语口语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汉语口语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美的语言现象,汉语口语语言现象的审美选择规律以及汉语口语审美活动本身。汉语口语美学的任务是阐明口语表达主体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汉语口语的语言体系,以及口语表达个体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己的言语。汉语口语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汉语口语美学研究更有助于把握汉语言发展动态与发展趋势,有助于促进口语表达主体思维和智力发展,有助于口语表达主体按照美的尺度来重塑口头语言,有助于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制造乐音体系,有助于重新认识汉民族文化。论文在第一章中对汉语口语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读。汉语口语美学是从人对口头语言的审美角度出发,以汉民族原生口语本身作为主要对象,研究汉语口语的音韵、语势、含蕴、情趣等与人的审美意识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此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塑造和欣赏美的科学。汉语口语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是建立在语言学和美学的基础上,探讨口头语言领域里的美或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语言的有声属性是口语美存在的基本条件,口语的美感源自语音诉诸于听觉引起的精神性反应。论文提出了“原生口语”和“次生口语”的概念,没有受到文字影响的原生态的口头语言现象称为“原生口语”。本论文主要研究的依据和对象就是汉语原生口语,以此区别于国内播音主持界的有声语言研究。论文第二章论述了口语审美关系源自于口语的发生和人的内在感应之联系。首先,口语的美感经验来源于人的感官听觉刺激。论文中提出了“听觉值”的概念。既然口语是通过在一定频率范围内的空气震动波作为载体实现语音和语意编码的人际通讯系统,那么口语的美主要通过感性活动形式,以人的感官为主要渠道传递。一系列的语音所制造的声波通过人的听觉系统吸收过滤之后,形成一种“听觉点”,这些一定范围内的听觉点的联系,成为审美关系同构对应的连接点和相通点。口语表达主体在用发音器官说出或用听觉器官接受某些口语时,通过由物及我或由我及物而达到物我同一,可以把人的生命和情趣移注到正在使用或接受的对象里去,使口语本身也具有了人的生命和情趣。人的审美注意是大脑皮下结构和皮层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系列语音流的刺激下,口语接受者通过旋律、音韵、语势等形式要素,加上汉民族语境下的丰富语言内容,在语言的一维性平面上传递着立体化和生动性的感觉,使得一维性的口语形成了二维甚至叁维的错觉,从而刺激口语接受者的想象感觉,这种特质就可理解为“听觉值”。当审美对象以语音的形式进入感官,向大脑输送的时候,会首先刺激网状结构,并通过网状结构唤醒皮层,使之觉醒起来,不断地为人的意识活动提供动力。口语表达主体将语音的“听觉值”传递给口语接受者,通过口语接受者的听觉印象,激发了对语言艺术表面特性和立体性的感觉,审美者会感到一种愉快的情感在心胸萦绕,会感到一种意识的潜流在脑际运动。这时大脑皮层不断地受到网状结构的推动,处于心理学上所说的积极的觉醒状态,从而引发美感。中国美学关于艺术发生的代表理论是“心物感应”说,如果说审美形式的表现性源于形式的普遍中介作用的话,那么口语审美形式的动力性就是源于口语表现形式的感性特征,能在“语——人”对应中获得相应的意蕴从而具有表现性。同时,人体节律作为运动的结构变化的具体表现,本身就在其张力结构中包含着一定的势能,从而具有激活驱诱的动力作用。格式塔认为人的大脑中先天存在着一些情感范式,一旦有相似的外力式样刺激知觉,外在对象和内在情感和谐同构,外在客体也便具有了情感表现性。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同外在事物的形式结构是和谐、统一的,这类适宜于人类生理条件的事物运动的节奏感,与人类建立了一种良性的条件反射。在汉语口语的独特韵律中,审美主体可以感悟生命的隽永,审美的实质是在日常原生口语中体悟、把握人的生命存在,可以在这种语音的传递中把对生命存在的自觉意识和精神自由的渴望在美学韵律中传达出来。论文第叁章论述了汉语口语区别于书面语的特点,以及汉语口语区别于其它口语的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汉语口语的美学特征和汉语口语审美活动的审美关系。人类时时在自己所创造的口语工具中直观自身,从中感觉到主客体之间的和谐与融洽,从而产生愉悦感。口语带有一种审美潜能,它使语言的运用产生美感成为可能。这一潜能的实现,体现在言语运用中就是美的创造和美的欣赏。口语的审美活动相对于书面语言来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审美行为,它更加具有开放性。汉语口语的美属于附庸美,口语语音美具有内在性、符号直觉性以及词汇具象性。论文第四章中着重阐述了汉语口语的“韵”、“势”、“味”、“趣”四个审美范畴。这四个范畴涉及到了口语美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作为诉诸于人的感性形式的口语,其形式上的美肯定是占主要的,因而从口语审美的静态和微观表现上,取“韵”范畴作为代表,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音节律规则系统,韵是语音节奏和韵律的美。汉语口语的音韵优势主要在于:汉语口语中声少韵多由此构成富于美感的乐音音节,汉语口语中音节界限清晰形成富于美感的乐音节奏,汉语口语中四声起伏构成富于美感的乐音旋律,汉语口语中多连绵词形成富于审美表现力的结构形式,汉语口语中多迭音造就回环往复的语音美感,汉语口语易押韵组成跌宕起伏的音乐美,汉语拟声词具有独特的美感效应,这些都组成了汉语口语无与伦比的音韵美。从口语审美的动态和宏观表现上,取“势”范畴作为代表。汉语口语的音势之美源自汉语口语合于生命节律的语音音势配置而带来的愉悦感,包括汉语口语语流音变之美,语调调配之美以及音步之美。汉语语音独特的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各种要素,通过形形色色富于表现力的组合,可以构成声韵起伏、平仄停延、高低轻重、长短快慢等节律的基本形式,这些基本形式在语流中按一定的规则相互协调、交织套合,就形成了汉语特有的节奏美。“味”范畴表现在口语审美的内涵上,由于汉语口语独特的会意特点,汉语口语有着丰富的的复义、含蓄与模糊之美。“趣”范畴主要表现在汉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快意人生的生活态度和口语表达方式的内外结合上,主要包括汉语口语的变异和偏离之美。这四个范畴是相互联系和共同依存的,它们共同组成了汉语口语美学网络上的纽结。论文第五章中结合汉民族思维的特点,阐述了汉民族思维模式下汉语口语美的特质。汉语口语属于高语境文化传播中的口语,汉民族整体性和直觉性思维方式造就了汉语口语重意合的弹性之美。汉语口语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会意性使汉语带上了很浓郁的民族特征,汉语口语在“意合”的影响之下形成“形散而神不散”的语序变化之美、“流水句”的铺陈之美、画龙点睛的整体性描述之美,本部分还论述了汉语口语中的类比表达方式与汉语口语形象化表述之美,汉民族主客体一致性思维方式与口语表达多样化之美,汉民族中和思想与口语表达的婉转谦和之美,汉民族崇尚均衡和谐的审美意识与口语对称美的生成之间的关系。由于汉语的丰富的再现能力,可以从外来语中吸取营养成分来补充自己语言中的缺环现象。汉民族自己的方言、叫卖语言和其它曲艺形式也积累了独特的人文特征和美学意义。论文第六章论述汉语口语美学对汉民族其它艺术形式的影响。汉语声调特点成为汉民族重“讲”轻“唱”的口语渊源,古诗一唱叁叹的重复表现为口头文学的特点,口语传承造就汉民族叁迭式叙事结构的美学渊源,借此解释了中国古代“叁迭式”叙事模式的口语渊源。文章最后论述了口语美学对书面语言创作的影响和启示,用口语来创作的作家的语言风格美的所在,以及当下口语写作的误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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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国留学生汉语虚义动词运用研究[D]. 王宝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现代汉语形谓句优先序列研究[D]. 王文格. 华中师范大学. 2009
[9]. 汉语四字格的构式功能研究[D]. 刘子楗. 黑龙江大学. 2017
[10]. 汉语口语美学研究[D]. 姜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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