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中国沃土的经济发展观——评《张培刚选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沃土论文,选集论文,发展观论文,经济论文,于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培刚选集》（以下简称《选集》）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文丛》中的一部，由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选集》收集了张培刚先生的11个方面的论文80篇，约70万字，内容十分丰富。《选集》反映了张老先生从事经济研究70余年的学术成果，尤其集中地反映了张老先生植根于中国沃土的经济发展观。
一、张培刚先生早期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丰硕成果与其经济发展观的根基
张老先生早在1934年至1940年，就对旧中国农村经济和粮食经济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而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广西粮食问题》（1938年）、《浙江省粮食之运销》（1940年与张之毅合著）三部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就农业经济的变迁、粮食产销盈亏、货币金融调剂、农产品价格变动和农民生产与生活等问题，撰写了30余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社会科学杂志》、《东方杂志社》、《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国农村》、 《经济评论》等刊物上， 现被收入《选集》的有21篇。这些论文，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而且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它主要表现在：
（1 ）对旧中国农业经济的凋敝和农民生产的艰辛与生活的困苦作了真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这方面，收入《选集》的有9篇。例如， 张老先生在《民国23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一文中开门见山的指出：“中国农业经济的衰落，年来与日俱剧；民国23年只不过是衰落加剧的一个过程。”（《选集》，下同，第57页）接着以翔实的数据对民国20年（1931年）、21年（1932年）、22年（1933年）和民国23年（1934年）的农业经济进行了对比分析，列举出作物耕作面积减退、大多数农产品产量减产、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购买力指数下降和农产品输出剧减等等状况，深刻说明了中国农业经济年复一年的衰落过程。关于农民生活，该文以农民收支状况说明了“农民生活益陷窘状”；以农民购买力剧降说明了“农民生计窘困的加剧”；以农家借债的借款次数和借款总额一年比一年增加等统计资料，更加说明了“农民是挣扎在地主、商人的脚尖下”和“呻吟于高利贷压迫之下的苦景了”（第77—78页）。收入《选集》的其他8篇论文均有类似的深度分析。
（2）对旧中国的粮食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探讨。 张老先生30年代对旧中国的粮食经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收入《选集》的有5篇， 只占一小部分。它所研究的重大问题，包括粮食种植面积的增减、产量丰欠、区域划分和区域输入与输出、运销及运销成本、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价格的波动及对粮农生产、生活的影响、国米自给程度和洋米倾销的关系等，均有不少独到之处。其中，关于粮食作物分布同人口居住方式及经济活动区位化的内在联系的分析，揭示了粮食运销成本构成若干带规律性的问题，通过对各种估算方法的分析比较而推荐了“省单位运销推算法”作为比较准确地估计我国粮食盈亏和自给程度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解决粮食问题，仍具有参考价值。
（3）对旧中国的货币和金融调剂农村经济的研究。收入选集的4篇，其中1935年有3篇。 这几篇论文反映了张老先生早期的货币和金融观。其主要观点为：一是农村金融的调剂，对于农业生产的促进及农民生活的改善，居重要地位。二是应推进农村金融机关的设置和增加。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占有重要地位，“若以各种农村合作社社员总数346211人，和全国农民3.4亿人相较，则千人中只有社员人数1人，比之欧美多数国家都在10人到100人以上者真是瞠乎其后！”（第234页）。三是应用能顾及佃农利益的新式金融组织替代以高利贷为目的操纵在地主商人之手的金融机构。
（4）《选集》还对30年代旧中国土地问题、租佃制、合作社、 市场和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以及沦陷区农村经济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这些研究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参考价值。
（5）《选集》对以上众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中， 运用了大量实际数据，荟集了旧中国1934年到1940年的社会与经济状况第一手材料，其引用的当时报刊的统计资料，填补了旧中国农村统计材料奇缺的一些空白，对于我们研究旧中国农业经济、农民困苦的生活状况和农业合作社史，具有资料库的作用。
（6）《选集》对农村调查方法的论述，有4篇，这4 篇论文均为30年代所写，是张老先生身体力行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科学方法的总结，对于当今青年学者社会经济调查仍具有典范和指导意义。
张培刚先生对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之所以能作开创性的贡献，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决不是偶然一时之成就，而是长期关注、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所积累的结果。张老先生早期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丰硕成果，奠定了他经济发展观的基础，成为他经济发展观的根基。他的经济发展观是植根于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的。第一，他早期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使他一方面认识到农民、农业和农村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只有先进的大工业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就促使他正确地选定“农业国工业化”这一关系到像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作为他终身致力于研究的对象。第二，他早期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使他非常熟悉农村经济情况和农村经济运作的规律。这就为他后来研究农业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使他尔后的理论创新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致于步入迷宫，对各派纷呈的学术观点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不仅如此，这还使他在当时就能敏锐地观察到农业技术改革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及其一般技术经济变革的规律性，即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从狭隘的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的大生产的条件和若干具体的技术经济规律。第三，他早期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所初步形成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直接成为他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理论支撑点。比如农业国要工业化，必须包括农业、农村的工业化。这是他1935年就已形成的观点：工业化一语“含意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都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第277页）。 再比如他早期对粮食问题的研究成果，就成为他后来写《农业国工业化》这本专著第二章的理论支撑点，在研究“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时，特别是第一节研究“联系因素之一，粮食”中，强调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农业向社会供给粮食，是它的主要功能；人口自然增长和职业变动与对粮食需求的关系；粮食与经济活动区位化；粮食收入弹性和替代性，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完全是他早期学术观点的继续和发挥。
二、张培刚先生为探寻中国工业化道路而创立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与其经济发展观的形成
张老先生为探寻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早在武汉大学本科和进入社会科学研究所时期就开始了思索。他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历史中便认识到，它们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仍得力于“产业革命”和实现“工业化”。“中国要想振兴经济，变落后国为先进国，也必须实现‘工业化’”。通过对中国农村的长期了解和实地调查，他还认识到，在中国以及其他农业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就不能只限于城市，还要包括农村。正如他在选定思索甚久的《农业与工业化》一题作为博士论文时说：“我满怀激情和向往，脑海里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这一中心目标，特地从世界范围来探寻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工业化的理论和政策，以及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等等问题。”（第4页）经过艰苦的探寻，终于在1945 年底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文稿。1947年春，该论文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张老先生是获得哈佛经济学最佳论文奖的唯一的中国人和亚洲人），并收入《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年出版（英文本）。该学术专著的出版在国际经济学术界和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在作者本人不知晓的情况下，1951年该书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这部本来为探寻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著作，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国际经济学术界认为，《农业与工业化》这本著作是第一次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和研究了农业国或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崭新课题的力作。因此，《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张老先生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张老先生创立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不仅具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在理论的建树上，则可以说独树一帜。选入《选集》的论文有18篇。其中，《农业与中国的工业化》（1945年10月）、《对‘工业’和‘农业’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的深层次探讨》（1945年12月）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发展经济学主题）概述》（1993年）这三篇代表性论文，对张培刚老先生自己创立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大致轮廓和主要之点，作了六个方面的概述。
1.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农业对工业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张老先生关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农业工业化过程中的贡献和基础作用的研究，与其他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比较，有“三个最早”的理论贡献：第一个最早提出并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农业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必要条件，农业对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收入）“五大贡献”，这比1961年西蒙·库兹涅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提出的“四大贡献”早了16年之久。第二个最早把农业现代化包括在工业化的含义之中。张老先生最早重视农业的论点，与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以牺牲农业片面发展工业的观点相比，更是难能可贵。相距20年后，农业才引起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视。第三个最早论证了农业与工业平衡发展的问题。这也是发展经济学有名的“二元结构”转化论的核心问题。张老先生的这一认识比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认识也要早10多年。
2.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和含义—“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 张老先生早在40年代所界定的“工业化”的这一定义和含义，具有独创性和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其重要意义正如张老先生自己所说的：“我认为我关于‘工业化’的这个定义能够防止和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第508页）这种对“工业化”的片面理解， 至今仍然存在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工业与农业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前苏联也曾长期存在，以致大大制约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过去在采取集中计划经济时，曾一度全面仿效前苏联模式，虽然后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但长期以来，从指导思想上到具体政策措施上仍然强调优先发展制造工业，而忽视或不够重视发展农业。尽管我们现在十分强调突出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但仍需要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政策措施上把农业真正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因此，张老先生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和含义—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关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先行官”作用。张老先生上述“工业化”的定义，不仅包括有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而且还强调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重要性和它们的“先行官”作用。张老先生早在40多年前就曾经强调指出：“从已经工业化的各国经验看来，我说的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第509—510页）张老先生还特别强调运输和能源动力这样一类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称为工业化的“先行官”。张老先生先见之明的这一观点，在长达半个世纪期间，已经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过程的顺利推进与“瓶颈”阻碍的实例中得到了印证。
4.关于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张老先生早在40多年前，就提出了作为发动和定型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五因素：（1 ）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的和物的要素所有权的分配；（4 ）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 ）企业家的创新才能—改变已有的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改革已有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鉴于它们的性质和影响各自不同，张老先生又把它们归纳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包括：（1 ）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2）生产技术。另一类是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包括：（1）资源。（2）人口。至于社会制度，张老先生认为：它既是发动因素， 又是限制因素。究竟如何判断，要看时间、地点等主客观条件而定。张老先生的这些见解和论述，均富于创造性。尤其是关于人口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与管理才能的发动作用的观点，对照中国及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现实情况，更感到张老先生观点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5.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是张老先生创立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他曾在英文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全书共6章）来详细地论述。张老先生在《选集》中， 为了简明扼要阐述这个问题，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各概括为三点（第513—517页）。
关于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改革或改进是相互影响的，但两者相互影响决不相同。它们相互影响总的趋势为：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改革，比较明显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相当大；当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现代工业的各方面对农业的改良和农村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第二，当工业化进入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如果让市场规律继续起作用，就将会引起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动，“农业生产方式的重新定向”。第三，随着工业化过程的进展，由于农产品市场的扩张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和亩产量必然会增加，农业生产规模必然有所扩大。但又由于农业与自然界紧紧相联，受自然规律和生物规律之制约，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比工业品低等因素，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必然较制造工业的增长速度为低。
关于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也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当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到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当然，这样的劳动力转移是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或前提的。其表现为两个方向的力量作用：一为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拉”（Pull）的作用，另一为农业或农村“推”（Push）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力量往往综合在一起作用。第二，随着工业化进展，能被城市现代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次序将首先是城市的手工业者或工场劳动者，然后能被城市吸收的将是乡村手工业者，最后能被吸收的才是农业劳动者。认为中国迟早要实行工业化，也必然会发生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中国由于农村人口特别庞大和产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必然更加缓慢和艰难。第三，当工业化进行到比较高的阶段，农业的改进与农业的机械化过程就会相应发生。预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前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数庞大，农业劳动力价格低廉，引用机器是极其困难的，是不容乐观的。具体而言，只是抽水机和脱粒机等小型机械，尚能有一定应用范围。
张老先生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就一个农业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来说，随着工业化进展到较高阶段，农业生产的绝对数量虽将继续增加，其经营规模亦将有所扩大，但其农业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必将逐渐降低；同样，其农业劳动者人数，亦可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或其他方面转移，而在绝对数量上有所减少，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有所降低。张老先生并从此结论出发，明确地提出了工业化的两个标准：一是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 二是农业劳动者总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由原来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
概言之，张老先生对农业国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和对农业剩余劳动转移这一发展经济学核心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要比现代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人研究所得出的相同结论大约早了近10年。可见，张老先生这项研究成果具有其超前性和预见性。
6.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的问题。在利用外资方面，张老先生认为，如果外资得到有效的投资和运用，而无损于本国政治独立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前途，则是有益的，并将大大提高工业化的速度。
在对外贸易方面，张老先生着重分析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与工业国的贸易条件及各自的相对优势地位，“农业国和工业国贸易条件的相对利益，首先须看所交换的是何种产品。总的来说，农业国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为国外对它们的产品的需要，一般是较少弹性的”（第518页）。 张老先生的分析还弥补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在这方面存在的欠缺和不足之处：第一，他们忽视了收入的影响。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将要升到较高的水平。凡是需求弹性较大的产品，在经济扩张中必将有较大的利益。据此，工业制造品较之农产品，一般均有较大的利益。第二，他们没有考虑供给弹性和生产调整的弹性。一般来说，国内生产弹性愈大，则输出国外的收益愈大，即工业制造品则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比起工业品来说总是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张老先生关于农业国与工业国的贸易分析所最先应用的“需求的收入弹性”、“供给弹性和生产调整的弹性”理论，此后在国际经济学界有了进一步的运用和发挥，并以不同方式演进而成为如“不等价交换论”、“中心—外围论”、“依附论”等等学说的一种理论依据。
三、张培刚先生倡导建立的新发展经济学与其经济发展观
张老先生倡导建立新发展经济学之时，正值西方发展经济学面临严重危机之际。大家知道，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是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二战后创建、60年代的兴旺发达时期和70、80年代的衰落和困惑时期。60年代，发展经济学伴随着战后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热潮，发展经济学作为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课题，一时茂然兴起，研究成风，书刊、著述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种增长理论和经济模型竞相提出，发展经济学呈现一派兴旺发达景象。然而，到了70、80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除少数的小国和地区诸如亚洲“四小龙”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如战后初期所期望的那样实现工业化，经济社会问题反而成堆，困难丛生，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由此人们对早期发展经济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政策，表示出了相当的失望，西方发展经济学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与此同时，西方发展经济学在以往取得的理论成果，如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计划化、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进口替代战略和贸易保护制度、“双缺口”模型及“外汇瓶颈”论、国际新秩序论、减轻贫困和满足基本需要论以及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理论和政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非难和否定，尤其受到复兴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连发展经济学的生存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正是这时，张培刚先生于1989年分别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第522页）、 《关于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第551页 ）。他力排众议地指出，发展经济学尽管遇到危机，但发展经济学不仅不应该“趋于衰亡”，不仅不会边际收益递减，而就其任务而言，仍然是极有其生命力的，可以说是大有作为，方兴未艾，前途未可限量（第523、551页）。出路在于建立新的发展经济学，其主要途径有二：其一，扩大研究范围，加强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都应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各自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问题。其二，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深度，采取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综合的研究方法，来考察经济发展问题。
此后，张老先生依照自己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路，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撰写的大量论文，已收入《选集》的就有：《对“工业化”定义的重新表述和进一步探讨》（1991年）、《关于工业化“起步”或经常“起飞”问题》（1991年）、《“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区别和联系》（1991年）、《智力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1991年）、《外贸、外资与经济发展》（1990年）、《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1991年）、《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1991年）、《农业对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作用》（1991年）、《农产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系》（1991年）、《新发展经济学的由来与展望》（1991年）、《计划与市场》（1992年）、《新贸易理论及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95年）、《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995年）、《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现代化—论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1995年）、《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1996年）、《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思考》（1996年）、《“牛肚子理论”——简释中部崛起的理论基础》（1997年）。
与此同时，张老先生着力于将自己有关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许多构想进一步系统化，于1992年主编了《新发展经济学》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该书的出版意义十分重大， 如果说《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出版是张老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次开拓性贡献，那么，《新发展经济学》的出版，则可以说是张老先生对发展经济的第二次开拓性贡献。《新发展经济学》的出版，不仅是发展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对发展中大国，尤其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大国，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张老先生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改变了以往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大国问题研究不够、研究不深的现象，着重以发展中大国为重点研究对象，对发展经济学原有理论逐一进行审慎的重新评价，在肯定农业国工业化仍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增加和加强了一系列有关大国发展理论问题的探讨和分析。诸如：农业在工业化前的经济文化背景、工业化与现代化经济的兴起、人力资源的开发、现代乡村工业的兴起、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外部经济冲击对发展中大国的影响、人口和生态环境、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等等，把发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中国当前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并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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