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冲突”(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冲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非社会学分析与社会阶级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冲突”
阶级分析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看到了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中的意义。如阿隆认为，“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一个矛盾着的、即为阶级斗争所左右的制度来解释”。[30]“马克思的社会学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学。它有几个基本论点：现时的社会是一个对抗性的社会，阶级是全部历史悲剧，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悲剧的主角。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它将导致革命，将标志着史前时期的结束和非对抗社会的到来。”[31] 熊彼特也肯定了马克思阶级观念的价值。他说：“即使我们压低它成为这样一个命题，即历史事变常常可以借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各个历史时代中的现存阶级结构总是解释历史的重要因素，那也还剩有足够的东西使我们有权说，这是一个和经济史观本身同样有价值的概念。”[32]
尽管如此，但他们并不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学说具有严格的(科学)社会学意义，相反，他们在这个学说中看到的据说是逻辑矛盾和思想混乱。熊彼特提出：“十分奇怪的是，就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系统地解决过这个明明是他的思想枢纽之一的问题。他之所以把这个工作推迟到太晚的时期，可能是因为他运用阶级概念来思考得那么多，以至他完全不觉得有必要陈述它的定义。同样可能的是，在他心中还有一些有关阶级的问题未曾解决，而且由于他对于现象坚持纯粹经济的和过分简单化的概念，他为自己制造了某些困难，阻断了他走向成熟的阶级理论的道路。”[33] 在他们看来，虽然马克思力图从纯粹经济利益的方面去划分阶级，然而由于社会集团现象的复杂性，马克思不得不借助于道德的、哲学的手段修订其阶级概念，并使之简单化。因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并非严格的社会学分析。
他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作为一种提示，也许是有价值的，它提示我们在权力政治的斗争和其他的发展问题上，应留意阶级斗争所扮演的这一重要部分，尤其是自从柏拉图对希腊城邦政治的分析用过阶级斗争这一工具后，就很少有人再使用这种工具，马克思的这个提示就更有价值”。不过，他们真正想说的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不能反映社会冲突的真实面貌，甚至就阶级事务而言，也并非就是两大阶级的对抗。“事实上，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两个集团本身内就有严重的利益分歧来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有着过度简化的危险，即使我们承认贫富之间的问题永远是一基本重要的问题，亦复如此”。[34]
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们还断言马克思的上述“失误”会导致严重后果，那就是把一切社会冲突(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都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必然否定以非外部冲突方式(非制度化形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因而堵塞了通过制度改革去改善社会环境的道路。“事实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把阶级斗争化为行政管理问题，正如有可能以经济、军事和政治手段来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和不合理，从而使资本主义本身稳定化一样。总之，经济冲突不一定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它们不一定就会导致阶级之间公开的政治斗争。”[35] 正是从这一基本估计出发，“马克思学”的学者们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提出了非难。
西方“马克思学”认为，马克思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将趋向两极分化，中间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分化的预测，已为今天社会发展的事实所完全推翻。“两极分化的现象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阶级结构并没有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简单地分化为两个阶级。与此相反，阶级结构普遍倾向于复杂化了：资本主义愈‘先进’，社会分层就愈加复杂和多样化。”[36] 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场景就是“白领的兴起”、“科层制”的建立和“多元化”社会的形成，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抗。波普尔把马克思的“观测上的失误”归结为他的工业主义立场。波普尔认为，当马克思分析中小资本家、小手工业者、农民等将在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大量破产，并转入无产阶级行列时，“这种描述当然是相当正确的，特别是对手工业为然；许多无产阶级来自众多的农民，也是真的”。但是，他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有个前提，即资本将渗透到一切领域，所有传统的经济部门都将不能继续维持。然而，这个前提并不可靠。因此，“马克思的观察虽然值得称赞，但他所描写的却有缺点，他所探求的变化是一种工业化的变化；他的‘资本家’是工业资本家。他的‘无产阶级’是工业工人。虽然事实上许多工业工人来自农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民都会变为工业工人，甚至农业的劳动者也不必然会与工人因团结和阶级意识联合在一起”。这样，至少农村的地主、中产阶级和农民不会消失，加上工人中必然会分化出来的新中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于是我们发现，阶级结构的发展可能不是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分裂为两个阶级，而是可能发展成下面的样子：(1)资产阶级，(2)大地主，(3)其他地主，(4)乡村工人，(5)新的中产阶级，(6)工业工人，(7)流氓无产阶级(当然，也有由这些阶级组合而成的发展)”。[37] 但是，如果认真地来分析一下，在波普尔所列举的名目繁多的“阶级”中，有哪个阶级是独立于资本关系之外的？难道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保留着完全旧式的地主和农民吗？难道其中所列举的许多“阶级”不是基本上还是分属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吗？如果有什么新的变化，那就是出现了所谓“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然而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这些又怎能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阶级呢？
丹尼尔·贝尔则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从工业化的角度观察社会阶级这点并没有错，另一方面却认为马克思的“失误”是由于其“两大图式”间的冲突，即“纯粹资本主义”图式和现实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反差。贝尔把排除中间阶级存在的“两大阶级对抗模式”称为马克思所设计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从一种“经验性的描述”中得出来的，而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纯粹资本主义”模式始终是其中的基本点。依据这种模式，他设想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或者被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所消灭，或者要从属于它。这种设想针对正在分化中的旧中产阶级来说确有其合理性，但它不能概括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事实”。[38]“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曾经有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旧’中产阶级的话，人们对于正在出现的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等的‘新’中产阶级又要说些什么呢”。[39] 而正是这些，构成了第二种图式即现实资本主义图式的基础。在贝尔看来，马克思业已看到了由于银行制度、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所必然意味着“白领”壮大，因而已对他的“第一图式”作了暗中的修改。他说：“由于马克思表明利润率的下降并无内在倾向，国家能干预和缓和(即便不是阻止)经济危机，以及技术已成为资本再投资的一个公开方面，因此他在第一种图式中提出的倾向已经有了修改(即便不说是误用)”。[40] 他认为，马克思的真正失误，是没有从第二种图式中引伸出资本主义可能和平发展的结论，相反，马克思却力图把新发生的情况也纳入他的阶级分化的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基本的社会学倾向、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财产社会化性质的扩展会迫使社会矛盾的尖锐化”。[41]
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们之所以特别强调“新中间阶级”的理论意义，是想借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调控的无限可能性。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白领阶层”是否就是真正的“中间阶级”，而被他们归入“新中间阶级”行列的社会群体是否都能构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独立地位的社会阶级。这就涉及到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真实含义和现实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中，也并非所有人都否认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的当代意义。如海尔布隆纳就认为：马克思“关于公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的预言也同样实现了。乍一看，这个预测似乎被资本主义制度下‘中等阶级’公民的人数不断增长的事实所直接否定了。但是，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给无产阶级下定义，即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没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那么马克思所预言的倾向就被惊人地证实了”。[42] 各种统计数字都确凿地表明，随着资本的增长和集中，资本主义各国的工资劳动者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至于这些新加入者的社会作用和阶级性质的新特点问题，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然而，无论如何，总不能以此作为推翻马克思阶级分化理论的充分依据。
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们大都正确地看到，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在马克思学说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例如，米尔斯就谈到：马克思学说——事实上是一切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因素和力量中，工资劳动者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成熟和没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动因。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对这一过程何以会发生以及何以必然发生的解释。[43] 然而，在他们看来，对于无产阶级的分析，最充分地暴露了马克思分析方法的缺陷，并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学说最严重的“挑战”。
这种“挑战”据说来自马克思期望的落空。在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看来，马克思“所指出的主要动因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发展；他指望这支力量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成为事实。预定会推动这支力量起作用和发展的趋势一般并没有出现，即使是偶然地和部分地出现了，也并没有带来他所预期的后果”。[44] 这种说法显然不仅排除了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转向社会主义的大量事实，而且排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确实存在的深刻矛盾。诚如法国的皮埃尔·维拉尔教授所说：危机、阶级矛盾、革命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经济和思想指导的国家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不可能纯粹是人为的创造，也不可能从马克思的愿望中产生，马克思仅仅指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以及发生危机和革命的可能性。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是从世界范围内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因此，不应割裂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联系，不应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时稳定永恒化。
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看来，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分析主要有三个错误：(1)夸大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对立；(2)夸大了工人阶级的发展前途和力量；(3)夸大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觉悟。从第一方面看，他们认为工人和资本家虽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共同利益。波普尔引用了巴克斯在《马克思主义——验尸》一书中的一个观点，该书认为“企业家和工人一起来剥削消费者，是非常可能的；在一种受保护和垄断的产业中，工人可以分享剥削；而这种可能性指出马克思夸大了工人和企业家之间的对立”。[45] 米尔斯、熊彼特等人认为民族矛盾更甚于劳资矛盾，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往往能得到包括本国工人在内的国民的一致拥护。在他们看来，“阶级、特别是阶级联盟肯定是通过民族国家起作用的，但是，以这类政治结构和民族主义意识为基础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却往往能改造阶级和阶级联盟。一个民族国家和另一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别，要大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之间的经济差别”。[46] 其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可以分享高额垄断利润并形成“工人贵族”的倾向，以及暂时缓解其国内矛盾的现象，早已被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揭示。不过由此不正好证明了资本的国际化使得民族问题同阶级矛盾发生了有机联系，世界性的民族问题因而也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矛盾冲突的范围了吗？这充分说明，劳资矛盾本质上不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必须从世界范围加以考察。
关于第二个方面，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产业工人的潜力和作用而在今天遇到了麻烦。D·麦克莱伦写道：“总的来说，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变化，劳动大军的队伍减少了，‘生产性’工人在现有整个劳动力中的比例降低了，在一些制造业领域，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所减轻，而在一些服务行业中，劳动强度又有所增加。因此，劳动一词的范围扩大了，尽管有些工种被‘非技术化’了，但奴役雇佣劳动的现象比资本主义初期或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要少，而且，至少在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员中，对工作的指导和速度普遍存在相当大的个人自主权”。[47] 他由此得出结论：传统的工人阶级消失了，通过特定劳动方式衡量工人的方法不灵了；单一的工人阶级利益不存在了，工人阶级不可能再形成统一的政治见解，决定工人政治态度的决定因素已不是经济利益，而是职业、教育和“闲暇”生活等。但是，被列举的所有这些变化都还不足以否定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因为马克思强调的恰恰是劳动性质的差别，至于劳动形式(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行业差别、收入差别等，都不是衡量工人阶级的根本依据，而现代工人的根本特征仍在于他们对资本的雇佣劳动关系。马克思早就强调过“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48]
关于第三个方面，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文章。米尔斯首先承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期待，是着眼于其长远的、根本的阶级利益，但这种期待和人们通常所看到的只关心眼前利益的工人相距甚远。马克思看到了这种距离，他消除这一距离的方法是借助于“阶级意识”概念。通过阶级意识，工人阶级认识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并形成了自觉团结的革命意识，但这样一来，阶级意识的产生便成了首要问题。他说：“马克思心目中的那种阶级意识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还没有全部了解，但可以肯定，这一过程所包括的决不仅限于一般的经济发展或特殊的对生产资料的关系”。[49] 他由此推论，这种和“根本利益”相一致的阶级意识，必定具有非经验性的道德意义。它并不是从工人的自发经验中产生的，而是和某种哲学观念相结合的结果。他的结论是，马克思因此不仅神化了工人群众，也为某种反民主的行为提供了根据。悉尼·胡克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以便把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联系起来。他写道：“这里马克思步黑格尔的后尘，而黑格尔则效法卢梭在一般意志和个人意志之间做出区别……使他们认为有理由在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和表面利益之间，即在工人所想象的他们要求什么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知道的他们真正要求什么之间引进类似的区别。这种区别便把极权主义浅薄的一面引进马克思主义，而列宁则已驱使马克思主义达到一种灾难性的结论。”[50] 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看来，消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日常经验间的差距，靠的绝不是某种哲学观念或某个救世主，而是这个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能够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这又源于它没有本阶级的私利)是工人阶级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内在根据。
对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来说，赋予无产阶级以彻底革命性似乎是马克思所作的这种“先验分析”的“最大失误”。在他们看来，事实上无产阶级不是缺乏革命的阶级意识，便是在某种革命之后迅速分化出新的特权阶级。因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不断增长，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日益发扬的预测”，是极不可靠的。说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消退，某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把它归结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如海尔布隆纳就认为：“工人阶级思想立场上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福利制度发展的结果，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是缓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倾向，并为加强‘被异化的’工人的政治忠诚而创造一个基础。”[51] 偏见较深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则把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论述，说成是“马克思的犹太幻想”，这种说法显然是源自庸俗历史学派的恶意中伤。例如汤因比就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的必然性作为全能的上帝来代替耶和华，以近代西方世界内部的无产阶级来代替犹太人。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弥赛亚的王国。不过透过这种无聊的伪装，传统犹太教明显的天启内容就突显出来了，它实际上是前期犹太法师马克思的犹太教，而由这位哲学家经纪人呈现在近代世界中……”[52] 在这里，资产阶级学者的文明面具和学术外衣一变而成为粗俗的谩骂。在他们看来，人间不可能出现天使，我们都是利字当头的凡夫俗子。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首先自称代表“人类良知”并一贯打着“全人类利益”旗帜的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以全社会名义以及肩负历史使命而发难并获得成功的恰恰是资产阶级大革命。马克思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不过是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能够领导社会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须这样那样地要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因此，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的吻合，绝不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幻想。只是和先前起过进步作用的阶级相比，无产阶级能够始终保持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并通过其自身的解放推动和最终导致人类的普遍解放。
四、批判与辩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功能冲突”
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大都谈论马克思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蜕变”，即由革命的批判武器变成了维护某种特殊制度的辩护意识。如果这种变化是确实的，那么，是社会主义实践扭曲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学说本身中包含着导致这种扭曲的成份？海尔布隆纳提出，“答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最终应是意识形态还是批判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它的有用性将随着它的目标的到达而耗尽。它也许可能被确定为新制度的官方信条，用辩证的词汇宣布人类已经从资本主义时代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在那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存在只能成为人类发展的新枷锁，即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是完成人的历史任务的枷锁”。[53] 他认为，这种成为人类发展新枷锁的可能性不仅是由于现实中某些人的需要，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潜藏着这种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和目的方面跟一般教会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完全可能，它的哲学将像各种一般教会的哲学一样，仅仅以意识形态和神学告终”。[54] 不过，他认为，作为一种批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辩证观点以别的哲学所缺少的矛盾性扩大我们的视野，应该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55] 尽管许多“马克思学”学者都赞同马克思学说充当着批判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但存在着具体解释上的分歧，由此形成了又一争论“热点”。
(一)历史辩证法的厄运
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中虽然有新康德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新实证主义者等，然而他们颇为一致的却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即将其视为反科学的虚假观念、维护现状的保守意识。其原因是它已经成为现存制度的一部分而服务于特定利益，因而不再具有思想活力。但是，对于什么是“批判的哲学”，他们却远不是那么一致。从各自信奉的哲学出发，他们对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意识的解释甚至大相径庭。
从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出发的“马克思学”学者们，对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都作了“异化(劳动)辩证法”的解释而给予肯定，并把这种异化论的历史观视为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内容而赋予持久活力。在他们看来，异化辩证法最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观念中的两大特点：(1)政治唯理论。泰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政治唯理论，确信政治和历史是按照理性的规则实现的；他指出唯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是：“人是有理性的”和“历史是合乎理性地进行的”，[56] 因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以对人的理性和善良意志的信念为前提的，不会为任何违反人性的制度辩护，更不会成为某种现实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2)价值目标的首要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异化辩证法”并非建立在严格的因果联系的基础上，而是强调人的责任感、合目的性活动和价值目标。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理想，就不是寄托在某种具体社会方案的设计上，而是从“应有世界”的道德公设出发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制度进行评价，因而它是人类自我完善的永恒活力。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不是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分析，而是其价值目标的来源。“重新确立真正人的劳动的意义和克服资产阶级自由的障碍，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就成为社会主义的肯定无疑的目的”。然而，“马克思本人非常谨慎，除了某些一闪而过的想法以外，没有专门谈到能够怎样恢复劳动的完整性，以及怎样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技术程度复杂的组织结构，所有这类问题马克思都留待未来去解决。”[57]
但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却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根源。波普尔提出“历史辩证法”具有下述特点：(1)本质主义，也即是把概念(共性)实体化的唯实主义。“本质主义不但相信共相(即普遍对象)的存在，还强调它们对科学的重要性。它指出，单个的对象有许多偶有属性，但科学对这些属性并无兴趣。”“科学必须剥开这些偶然的东西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而任何事物的本质又总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58] 这样，本质主义就必然是违反事物本性的，它硬要从变化的具体事物中找出某个不变的本质，并用这个本质去规范具体事物。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就必然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极权，用规律(以及相应制度)否定人，以共性(社会性)否定个性。(2)历史主义，也就是根据历史预言未来的历史决定论。波普尔提出：“马克思自诩要将社会主义自情绪的、道德的和幻想的背景中解救出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从乌托邦阶段到科学的阶段；它是建立在分析因果的科学方法和科学预测上”。[59] 但是，马克思并未建立这样一种科学预测，相反，他的预测方法是以严格决定论为基础的，其前提是一个错误的信条：“科学之能够预测未来，乃是假定未来是先被决定的；换句话说，假定未来是存在于过去，是被缩影于过去之中的。马克思所相信的有关自然的和历史发展的‘铁律’，明白显示出是受拉布勒斯学派(Laplacean)和法国唯物论者思想的影响”。[60] 因此，这种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和目的论，是一种历史预言而不是科学预测。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观念，除了成为某些人冒充先知而攫取某些特权外，不可能有任何的创造活力。在波普尔看来，他和黑格尔学派(胡塞尔、马克斯·韦伯、汤因比等)以及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等)在这方面的主要分歧是，促成社会向更自由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动力是理性(自由辩论、合理设计)还是非理性(激情、欲望和意念)。他主张前者，而黑格尔学派以及存在主义者则选择后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把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称为“过分理智化”而等同于“非理性”。应该说，从他们之间的根本哲学观点看，差异还是很大的，其中体现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但是，一谈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及其社会主义观念这一特定问题时，他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很小。波普尔虽然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者，否定无所不在的绝对理性，却并不否定先验的伦理观念，反而把这种永远存在于彼岸世界而仅通过人的“善良意志”表现出来的伦理原则看作人的理性根据；他虽然崇尚合理性的计划和社会工程学，却并不否定整个社会发展的自发性、偶然性，反而把这些因素视为社会的永久活力。因此，波普尔等人主张的“社会主义”都是一种伦理的、改良的社会主义；他们视为“批判哲学”的东西，也都是一种来自个人理性的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区别只在于，“新康德主义者”更注重以完善个性为理想的道义力量，而波普尔则更注重现实个人理性中的科学活动和技术力量，从而导致了对马克思“异化辩证法”的不同评价。然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对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去理解的社会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均持否定态度。
(二)革命的乌托邦和反动的乌托邦
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属于马克思学说中“意识形态”倾向的因素大概有：(1)缺乏自我批判的机制，因而可能成为排它的、封闭的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它对未来发展的单一可能性的肯定上，即预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物。阿温纳里提出，尽管马克思也曾谈到过“历史的发展对各种可能性往往是开放着的，然而，马克思无视向他自己的理论所开放的各种可能性”。“像黑格尔本人一样，马克思没有把他自己的理论服从于一种辩证的批判”。(2)为无产阶级实践服务，因而可能成为某种权力意志的工具。他们认为，只要作为阶级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摆脱不了宗派狭隘性，就会使理论降为实践的奴仆，道德沦为权力的工具。E·费舍尔认为，马克思学说的阶级性是和它的人道主义相悖的，因此，“阶级的、党的和战斗联盟的观点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终审法院，但是，有时应该对它加以修订和检验，以便查明它是否适合人的人性化和人的自我实现，以及适合的程度如何”。[62] 不过，他们都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学说的乌托邦倾向。A·哈里斯写道：“马克思的进步理论为前所未有的乌托邦开辟了道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种乌托邦里，人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作为结果，将第一次达到‘真正的’人的自由”。[63] R·塔克尔称这正是共产主义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以美好的前景激发着人们的革命热情、献身精神。因此，随着“非意识形态化”的兴起，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衰落。A·尤革姆写道：“制定乌托邦，也像制定社会主义一样，是19世纪的现象”。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也无须仰仗意识形态的根据；随着有助于社会研究领域科学方法广泛运用的科学进步，社会科学必然要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这样，乌托邦就必然衰落，并且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因为马克思的学说不是经济理论，而只不过是未来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它“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起着福音书的作用”。[64]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马克思学”学者对于马克思的所谓“乌托邦”倾向，无论是褒是贬，都集中在它的“空想”性上，对它所蕴含的进步追求并不怀疑，因而都称之为“革命的乌托邦”。但是也有一种试图揭示马克思“乌托邦”倾向中落后、反动性质的努力，并且据说是从马克思的“进步”信念中推论出来的。S·哈特写道：“进步的不可避免性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表达的历史思想体系的教条，按照这类思想体系，人是非人力量的工具，他们忽视人的真正的创造。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力量在普遍精神中被人格化，对马克思来说，它表现为经济价值，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种进步的不可避免性的思想复活了关于人类历史必然循环的古老神话，并且产生了关于人类文明堕落的新神话(施本格勒)。”[65] 在这段精彩的“推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把进步的动力和人类的创造活动相分离，把人说成“玩偶”和“工具”；二是它把人类的灾难归咎于文明的堕落，归咎于工业和科技。显然，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公然歪曲。因为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无非是人的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的规律，关于异化是社会关系的对抗而非工业文明本身的观点，都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有的“马克思学”学者就是根据上述“推论”，指责马克思的“乌托邦”是建立在否定人的理性、否定人利用自身的力量(包括科技)不断进步的可能性，因而这种“乌托邦”即使能够实现，也是落后和违反人性的。这种指责首先落在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的观念上。波普尔写道：“我们永远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中……没有冲突就不会有人类社会：没有冲突的社会不是朋友的社会而是蚁类的社会。即使能达到这样的社会，有些最重要的人类价值就会由于达到了这种社会而被毁灭”。[67] 而且，即使事实上消灭了资产阶级，组成了由无产阶级构成的社会，也不等于消灭了阶级差别。“一旦共同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压力消失了，就没有理由保证无产阶级中的每一个人仍会始终保持阶级的团结性。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都可能将先前团结的无产阶级，分裂成几个新的阶级，而且发展成新的阶级斗争”。但是，无论波普尔在这里的议论如何“雄辩”，把消灭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社会的理想视为“落后的乌托邦”，毕竟与一切进步人类的追求相悖，也与他所自诩的人道主义立场很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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