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询构批评——当前文学批评的一种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取向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家网站最近发起很有声势的“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后又改“竞赛”为“巡展”)，网罗蒋子龙等知名作家参赛，但不料遭到韩寒等80后作家的奚落，引发韩寒与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之间的博客文章论战，锋芒直指“解散作协”，同时又传来蒋子龙关于“骗局”的严正声明①。一时各路媒体热闹非凡，大有2006年“韩白之争”后新的“韩郑之战”蔓延架势，在社会公众中鼓噪起一阵阵热浪②。我这里不是要评说这次争论，而只是想指出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学术型文学批评危机的一点感受。这次由新闻媒体包括互联网、纸质媒体等竞相搅动和扩展的文学批评事件，其实主要发生在新闻媒体中报纸娱乐版、网站娱乐栏目等领域，与学术型文学批评圈似乎毫无关系。但正是这种与学术型批评似乎毫无关系的新闻消遣型批评，却能在社会公众中产生超乎寻常的声势和影响力，使得他们恍然以为这才是正常的或正宗的文学批评。我想问的是，当这类新闻消遣型批评以滚滚热浪冲击、干扰和控制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的时候，我们的自命清高的学术型文学批评又在干什么、到哪里去了，以及应该如何恢复和保持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力？这里尝试在对改革开放30年文学批评转向做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学术型文学批评取向的一点新近思考。
一 三次转向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即1978到2008年)文学批评的变化，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角度，这里谨沿用我的论文中有关文艺理论转向的基本判断③，只是着重于文学理论依托下的文学批评的变化状况。从文学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所处的角色状况去看，可见出这时期文学批评大约三次转向：1978至1989年为启蒙论转向，1990至1999年为专业论转向，2000年至今为素养论转向。
第一次转向可称为启蒙论转向。文学批评家自觉充当文学变革的思想者，以人性与美的光芒去启蒙公众。他们相信自己就是文学批评变革中的新思想者。但这里的新思想者不同于通常在书斋沉思的思想者，而是思想着理论如何变为社会实践的专家加政治家。这种文学思想家角色意识中有着更深的知识型预设：文学批评能凭借新思想去指导文学创作和阅读，同理，文学批评家必然是文学运动、文学生活的指导者。当“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兴起时，批评家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无论他们那时是否有这种明确的角色意识。
第二次转向可称做专业论转向。文学批评家同文学理论家一样，不再以面向公众的启蒙思想者自居，而是甘做退回书房的文学研究专家。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进程相应，文学批评家从思想斗争前线退回到专业探究园地，从启蒙思想家蜕变为学科专家。这时的文学批评的学术探讨与论争多局限在学院墙内，无法传递到专业文学家和公众耳边，与他们的创作和欣赏过程逐渐疏离乃至疏远，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轻易拨动全社会的高度敏感而基本同一的政治神经了。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文学批评成为批评家自身的远离公众的专业技术园地，与作家创作和观众欣赏的距离愈来愈远，相互联系的纽带趋于断裂。
第三次转向可称为素养论转向，文学批评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充当起文学素养的教育者角色。来自上一时段的文学批评专业化和理论家专家化进程还在延伸，但新的动因在悄然滋长。这取决于两方面的推动作用：一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被要求承担数量愈益庞大的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任务；二是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高速增长或持续发展，特别是当前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潮流的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渴望了解文学鉴赏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以便充实自己的人文或文化素养。这两方面对文学批评分别提出了提高和普及的要求。文学批评提高是指对各层次高级专门人才实施文学知识与技能的专门培养，也就是文学专门知识的精英教育；文学批评普及则是指对社会的普通公众实行文学专业知识的广泛普及，即文学专门知识的公众教育。
这两方面的推动导致文学批评走上前所未有的文学素养培育道路，直到出现文学批评的素养论转向。这种转向是指文学批评的职能从文学思想启蒙和专业探究向着更基本的国民文学素养教育转变的过程。近年来文学批评界研究路径的变化正突出地显示了这种国民文学素养教育的兴旺：一方面，批评家、理论家们更加用心地深入钻研文学批评专业问题，不断提升各层次年青学子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又设法把自身的专业研究成果加以通俗化，面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普及，帮助他们形成必要的文学素养。在这种素养论转向情势下，文学批评家面临新角色的转变：应当不再只做原来意义上的文学思想者或文论专家，而是更多地充当文学素养的教育者，即变成文学知识与素养传承的教师。
不过，这种批评家新角色的转变更多地还只是一种应当而并没有变成现实。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还主要是固守在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时段所发掘的问题之中，而对于素养论转向时段的新问题缺乏应有的及时回应和探讨。文学批评家本身对这种素养论转向未必有清醒的自觉，而是沉溺在以往的学院专业园地中而难以起身张望，从而仍旧陷于批评家及文学圈内读者和学人自说自话的境地。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就不可能去采取新的角色选择或取向。
二 此消彼长
要探讨当前文学批评的取向，除了认清素养论转向这一新情势外，尤其必须正视新闻消遣型批评的存在及其力量，因为这正是当前学术型文学批评必须重视的一个真正的强大对手。自从专业论转向时起，我国文学界就已开始一场影响深远而持久的文学批评裂变过程：当文学批评界转向更多地面对学院师生的专业园地时，社会普通公众的文学趣味就面临无所寄托的境地。正是在此时，一种新兴的批评势力乘虚而入，一举确立在普通公众中的主流批评地位，而把专业的文学批评排挤成边缘势力。这种新兴的批评势力就是新闻消遣型批评。从文学批评所面对的受众群体来看，现有的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型批评，另一类就是新闻消遣型批评。
学术型批评主要面向文学专业群体，具体包括鉴赏型批评、认知型批评、功用型批评等形态。鉴赏型批评侧重于鉴定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人文思想、审美情趣和语言韵味。从事这类批评的批评家往往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水平，集中关注文学作品的审美品位和艺术成就。这类批评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当然不会全然不顾，但相比起来，更注重从批评者自身的审美直觉出发展开批评，力求对作品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成就予以赏析，甚至会尽力还原对于作品的审美直觉。这种批评类型的主要特色就是文学现象的艺术鉴赏。中国古典文学中历来存在这种鉴赏型批评传统，而现代的宗白华、李健吾、唐弢、王朝闻等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建树。认知型批评则侧重于从学理角度评析文学现象，满足批评家的认知冲动。由于从事这类批评的主要是职业批评家、学者或大学教师，因此又可以称为专家批评。这些批评家往往从特定的学术背景、学科路径或艺术见解出发去阐发文学现象的意义，并力求在阐发中提出和论证新的理论或批评观点。这类批评的主要特色就是展现批评家所具有的高于普通读者的艺术敏感和理论洞察力。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朱光潜的《诗论》、李长之的《鲁迅批判》、钱钟书的《谈艺录》等著述，在这方面提供了突出范例。功用型批评侧重于从社会效果来评论文学现象、适应社会大众的主流价值需求。它往往根据一定的道德意识、公众利益等去评价作品，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作品在提供审美享受中要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古罗马时期的“寓教于乐”说，我国先秦的“美善相乐”说，都体现了这类批评的特点。就当前来看，这三种学术型批评都仍旧存在并且活跃着，但其共同点在于，局限在文学专业院墙内，无法或不屑于抵达普通社会公众，从而实际上放弃了社会公众这广阔和大量的受众群。
与学术型批评在放弃社会公众后孤芳自赏不同，新闻消遣型批评则恰恰以社会公众而非专业人士为基本对象甚至是“衣食父母”。这是当前文学批评类型的一种独特景观。新闻消遣型批评，是一种在学术界长期不被正视却能量巨大的文学批评类型，它侧重于报导或分析文学的相关新闻逸事，着力迎合社会公众的消遣和休闲需要。随着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书刊、电视、互联网的发展，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具有文学性的新闻和逸事在社会公众中广泛传播。这里之所以用社会公众而不用通常使用的读者概念，是出于如下考虑：一些人只是满足于了解或欣赏文学新闻逸事，例如知道哪个作家出了哪部长篇小说，并被改编为电影，却并不真正去阅读这部作品，从而这些人都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读者，而适宜称为公众。这些文学性的新闻逸事往往在媒体的文化娱乐版、时尚杂志、文娱频道和栏目中出现，时效性强，针对性强。这虽然不属于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文学批评的作用，成为紧密沟通作家与公众的基本的日常渠道。在当前，这类文学批评比其他任何一种批评类型都更能打动广大的普通公众，潜移默化地养成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文学阅读倾向，并使他们获得休闲的满足，同时帮助推销作品。但是，这种批评往往容易受到商业机构和出版商逐利动机的影响，有可能出现媚俗、庸俗的追捧，误导公众。
学术型批评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这种此消彼长局面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缘由。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型批评还曾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主流，具有贯通文学专业圈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强大能量，自觉地承担起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历史重任。然而，好景不长。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特别是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一种新兴的批评势力急速地壮大起来，这就是新闻消遣型批评。具体地说，正是在文学创作、生产、流通、消费和接受等环节都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的特定环境下，随着以休闲、消遣为主导的娱乐型媒体(如报纸娱乐版、广播电视娱乐栏目及频道、娱乐型杂志、休闲类图书等)的兴起，在其中滋生的新闻消遣型批评就逐渐取代学术型批评而成为社会公众密切接触文学的核心渠道或主渠道。进入21世纪以来，更由于国际互联网及相应的信息技术手段的发达和便利，这种新闻消遣型批评的能量就更是变得几乎无孔不入了。
反观学术型批评，它伴随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高等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学理化和学者化，忍看社会公众被新闻消遣型批评夺走。应当承认，新闻消遣型批评的今天的得势有其文化合理性，因为社会公众的日常文化娱乐生活需要这种快捷、便利和时尚的娱乐佐料。不过，在这种学术批评告退而新闻消遣型批评波澜壮阔的情势下，学术型批评所面临的一个真正致命的问题就是，丧失了社会公众的文学批评还配叫文学批评吗？它还是曾为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所称道的“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④吗？
简要说来，当前我国文学批评面临的一种特殊情势在于：一方面，经过三次转向的文学批评已进入素养论时段，但我们的文学批评还在执著于、纠缠于此前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时段的旧案旧账，而似乎无限期推迟对新起的问题的及时探讨、回应。另一方面，面对新闻消遣型批评的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学术型批评却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反而是节节败退，躲在学院格局内孤芳自赏，几乎丧失掉在社会公众中的吸引力和征服力。这样看来，学术型文学批评的改变显然是势在必行了。
三 询构批评试说
为了重新吸引社会公众，学术型批评需要有所改变。往哪方面改变呢？在走出专业藩篱已属必须的情势下，回到社会公众与专业圈相互贯通的那令人难忘的启蒙论时段，显然并不现实，因为社会语境早已发生改变，专业圈和公共圈的形成及各自独立发展已成为不变的现实。这时，学术型批评可以开拓的一条路就是，在承认素养论转向的基础上，建设一种面向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士的旨在保障和提升国民文学素养的批评方式。具体地说，我所设想的这种学术型批评方式可以暂且称为询构批评或询构式批评。询构批评，应当是一种在质询与建构中濡染文学素养的批评方式。要理解这一点，可以从如下四方面着眼：质询、建构、濡染和养成。
文学批评应当敢于承担质询功能，尤其是在今天文化产业迅速发达、社会公众对文学作品和相应的新闻消遣型批评应接不暇的情势下。这里有来自文学批评内部和外部的两种理论资源可供借鉴。从文学批评内部说，美国批评理论家卡勒曾归纳过文学理论的四种特征：第一，理论具有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第二，理论具有分析性和沉思性(analytical and speculative)；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a critique of common sense)，即是对被以为自然的那些概念的批评；第四，理论具有反思性(reflexive)，是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的质询(enquiry into the categories we use in making sense of things)⑤。这里的第一、二条分别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学科特征和思维特征，而第三、四条其实正可以视为对当前文学批评的质询特征的一种阐明：文学批评要向现成的已被误认为自然而然的那些文学常识或观念发起挑战，揭露其人为性或虚幻性；同时，还要向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所赖以建构的最基本的知识范式发出更为根本的质询。
从文学批评外部看，来自传媒学科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知识系统也可供我们借挪。美国媒介素养中心(Th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简称CML)曾提出考察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概念(Five Core Concepts of Media Literacy)：第一，所有媒介都来自建构，有建构原则或非透明性原则；第二，媒介讯息由拥有自身规则的创造性语言建构而成，有编码与规约原则；第三，不同的人对同一媒介讯息可有不同体验，有受众解码原则；第四，媒介含有价值和观点，有内容性原则；第五，多数媒介讯息被组织旨在获利或获权，有动机原则。这五个核心概念或原则都旨在以专业化的媒介研究概念系统去承担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⑥。在我看来，这五个核心概念都建立在对媒介系统的不信任这一基本判断上。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成为媒介或媒体留给社会、公众的基本形象。这让我联想到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名言：符号的本性是“说谎”，符号是“从能指角度替代他物的东西”，从而符号学在实质上是“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物”的⑦学科。照此推论，文学媒体的本性就该是骗人，如是，那么素养论转向时段文学批评的任务，就该是培养社会公众免遭文学媒体及新闻消遣型批评欺骗的素养了。这多少有些偏激，但无论如何，这有关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都可以大胆地借挪到询构批评的质询环节中来。质询，就是意味着对现成的影响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士的文学规范、机制、惯例、评价体系等发出质疑、询问，包括对新闻消遣型批评的无节制渲染和学术型批评的缺失和幻觉等，都发出质疑和询问。
这种质询功能是今天的学术型批评所急需的。比较说来，在启蒙论转向时段，批评家的角色在于引导读者笃信文学作品，把它看做真实的“生活教科书”，其依托的知识论范式是文学真实性原则，突出文学作品的想象性(浪漫主义)、典型性(现实主义)或荒诞性(现代主义)。在随后的专业论转向时段，批评家的角色在于引导读者半信文学作品，把它看做半实半虚的人为制品，其依托的知识论范式是文学符号学原则(文学语言论或语言学原则)，相应的标举互文性、双重文本性等核心概念。在今天的素养论转向时段，批评家的角色就在于，引导社会公众和读者去在不信中质询文学作品及相关现象包括新闻消遣型批评，把它们看做全部编码的文化产业制造物。质询，当然就是带着一种不信的基本态度去质疑和询问。这种批评依托的知识论范式应当变成文学编码论原则，其核心概念应有来自上面的CML所说的建构性或非透明性、编码与解码、动机等原则。这样，质询就是向文学作品的编码系统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编码规则发起质疑和询问，揭示它们的以建构性或非透明性为基本的人为制造属性。从笃信到半信再到不信，社会公众的文学素养会随着询构批评的介入而得到逐步提高，其面对文学垃圾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轰炸的免疫力会逐渐增强。当然，重要的与其说是批评家去质询，不如说是批评家让社会公众去学会质询，养成质询的文学素养。
如果说，质询的效果重在解构，也就是破除文学编码的建构性或非透明性而亮出其“说谎”属性，那么，我认为这种质询功能不能一竿子捅到底，而是需要在质询中建构，需要把文学作品和机制的符号解构转化为文学素养的主体养成建构。文学批评的建构任务就表现在，根据国民艺术素养的培育需求，对被质询的东西加以转换，并将它与文学传统资源相融合，从而内化成社会公众的积极的和自觉的文学素养。当新闻消遣型批评在那里卖力地影响社会公众的文学素养时，我们的学术型批评却只在自家院墙内满足于文本解构带来的狂欢，或者最多只是满足于仅仅起来拆解新闻消遣型批评的过度推销，是远远不够的。询构批评要求批评家走出专业院墙而主动出击，在解构新闻消遣型批评营造的文学神话的同时，重新建构一种积极的文学鉴赏系统，以便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学素养提升要求。
无论是质询还是建构，它们归根到底都是需要在文学鉴赏和批评过程中逐步地养成的，这借用我国古代术语来说就是来自濡染。濡的本义是浸渍、湿润，也指光泽；染的本义则是使布帛等物品着色，也指沾上、感受等。濡染，本义是指沾染、感染，也指染湿。它与耳濡目染一词相通，就是指人的言行的相互沾染、感染。我想，濡染一词本来就应该包含着特定时间长度内具体行动的稳定而徐缓的持续及生效过程。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士的文学素养，正是来自于批评的长久持续的质询和建构作用，其目的在于让这种质询和建构作用在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士的内心持续地生效、植根。
质询、建构和濡染都是个体文学素养的养成途径或手段。素养，来自长期的个体素质养成。古人讲“心斋”、“坐忘”、“虚静”、“养气”、“涵养”等，都是说人的素质需要个体的主动的和持续的养成，以便内化成个人的稳定素质和能力。对于儒家的素养传统，现代美学家王国维大力加以阐发：“孔子欲完成人格以使之有德，故于欲知情意融和之前，先涵养美情，渐与知情合而锻炼意志，以造作品性。”⑧孔子的文学教育方式根本上是一种“涵养美情”的方式。如果适当借鉴上面提到的“媒介素养”理论就可知，文学批评应该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学素养的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素养允许社会公众，首先把所有文学媒介，传统的与现代的，印刷的与电子的，纸质的或虚拟的等，统统看做人为的非透明的构造、机制和关系，有着特定的编码与解码规律、内容原则、动机原则等，从而对文学作品及其相关现象进行不受作家、文化产业和新闻消遣型批评干涉或误导的自主分析和评价。
四 期待询构批评家
我说的询构批评还有待于进一步摸索，但无疑期待着一种合格的新批评家——询构批评家的出现。我所设想的询构批评家，应该是那种本身属于学术型批评而又能渗入新闻消遣型批评圈去战斗的先锋；是在教导专业学子之余又能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风流才俊；是那种既著书立说又善于运用电视、博客等大众媒体或新锐武器展开短兵相接并能全身而退的潇洒战士；是那种敢于向批评本身的陈规陋习发起冷峻质询的深沉的自反者。做询构批评家？我深知自己做不成，想也不敢想。连固守学院院墙的学术型批评家也自感不配，更何况做那敢于挑战文学媒体、文学产业、文学作品、新闻消遣型批评以及学术型批评自身的询构批评家？于是，我就只能发出这种可能会被嘲讽为坐地冲锋的呼唤了。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即使没有我这样一篇短文呼唤，也终究会有人站起身来做真正的询构批评家。事实上，他们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注释：
①http://tech.xunlei.com/contents/bi/212416_2.shtml.
②http://news.sina.com.cn/s/2008-09-23/095416339850.shtml.
③王一川：《从启蒙思想者到素养教育者——改革开放30年文艺理论的三次转向》，《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④[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
⑤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15.
⑥[1]http://www.medialit.org/bp_mlk.html.
⑦[意]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⑧王国维：《孔子之学说》，《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