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失衡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一个寻租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寻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总是引人入胜，但却也总是举步维艰。将人均收入的差异解释为要素积累路径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olow，1956；Cass，1965；Koopmans，1965)，以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Romer，1986，1990；Lucas，1988)，都没有给予经济增长差异以根本性的解释。直到有了将制度内生化的新制度经济学增长模型(North，1981，1990a，1990b；North and Thomas，1973；Coase，1960；Acemoglu et al，2005)，情况才有所改观。随后的研究热点开始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异比较，转变为转型国家间的经济绩效的比较。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big pang)的转轨绩效短期内好像很不好，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却取得了至少短期内GDP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曾是20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一的阿根廷，其经济却几近崩溃，而“亚洲虎”却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些问题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成为经济史和转型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热若尔·罗兰，2005)。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Acemoglu et al(2005)强调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经济制度虽然直接影响经济绩效，但是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却受政治制度的制约，因为政治制度决定资源分配权力。如果采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分法，大致可以将转轨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时完成转轨，另一种是宪政秩序相对不变前提下的经济转轨。前者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或者是激进式改革，后者被称为“北京共识”或者渐进式改革。Sachs et al(2000)强调了宪政秩序转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双轨制虽然可以通过付出租金收买特权阶层来获得短期收益，但是会付出高昂的长期宪政转轨成本，这意味着政治体制转轨的滞后会产生大量的寻租机会，从而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渐进式改革强调了制度的连贯性和互补性，注重对制度变迁速度属性的区分，将制度分为迅捷变革的制度和缓慢演进的制度，前者以政治制度为代表，是离散的，无法进行边际上的调整，而后者则以经济制度为代表，是连续的，可以进行边际上的调整(罗兰，2005)。Lawrence et al(2000)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宪政秩序保持不变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这种帕雷托改进式的改革保持了政治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效率改进。
主张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时完成转轨的学者，过于看重寻租机会带来的福利损失，而忽视了生产机会的创造；而主张在保持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前提下实施经济体制转型的学者，则过于看重增量改革带来的生产机会的创造，而忽视了寻租机会的负面影响。那么在转轨过程中，寻租机会和生产机会仅仅是完全替代的吗？是否在某个次优路径下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即寻租机会是生产机会的必要代价？本文的写作动机正是基于此。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政治家—厂商寻租模型，在政治体制效率低下——政治家具有较集中的资源分配权力的情况下，分析经济体制的效率——市场自由化程度——对厂商最优租金的影响。并以此为微观基础，在一个带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中，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文章结构安排上，第二部分是关于寻租与体制转型方面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建立一个寻租模型，分析寻租行为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部分探讨了转轨失衡的原因，结合相关命题对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路径提出构思；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展望。
二、体制转轨失衡与寻租行为：模型的理论背景
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对寻租现象的解释主要是从企业的视角入手，认为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会将资源的一部分用于主营业务生产，另一部分则会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希望从政治领域获取“垄断特权”和“优惠政策”来实现利润最大化(Tullock，1967，2005；Krueger，1974；等)。根据“政治版科斯定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寻租空间，但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各方之间的有效谈判也会使整个社会达到一个较好的均衡，使得寻租造成的福利损失最低(Chulho et al，1995)。但是，Acemoglu(2003)认为由于政治家和公众存在着信念差异和社会存在文化冲突，以及政治家的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不一致，“政治版科斯定理”是不起作用的。而且上述研究都是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比较稳定、私有产权界定清晰下进行的，没有考虑制度转轨和产权功能缺失的影响。而Cheikbossian(2003)认为转轨经济中的寻租行为会产生更加复杂和更加严重的福利后果。
基于以上认识，有很多学者开始结合制度效率、产权功能和制度转轨等因素的影响，从政治家行为视角入手对寻租现象进行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由于政府体制效率的缺失，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政府官员在体制约束放松的条件下的理性行为(Hillman，2003)；二是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使得产权不清晰的资源通过再分配创造出寻租机会(Baland and Francois，2000)；三是在宪政秩序不变的市场化改革中，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的公共权力衍生为寻租能力(Cheikbossian，2003；刘欣，2005)。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便是在宪政秩序保持不变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这种失衡性的体制改革保持了政治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率改进。但是正如上述第三个原因所言，渐进式的体制转型往往会使计划体制下的公共权力，在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同时，衍生为寻租能力。这样，资源再分配权力，衍生性的寻租能力，加上市场化中形成的市场能力，在体制转型过程中自我加强，最终使初始权力禀赋分配愈加不平等(刘欣，2005)。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由于坚持帕雷托效率原则，初始禀赋不平等的情况下形成的瓦尔拉斯均衡一定也是不平等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对公平问题束手无策，市场化改革不仅无法解决权力配置不均问题，反而为其提供了一种经济实现机制，即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权力经济化和资本化。而其逆定理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强调了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性，认为在市场完全有效率的前提下，一个帕雷托均衡的资源再分配点总会得到完全竞争市场的承认。但不幸的是，在转轨国家里，不仅市场效率低下，决定再分配权力结构的政治体制效率也非常低下，这种条件下的再分配权力往往衍生出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不一致的寻租行为。
这样，一方面，政治—经济体制失衡性转型会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另一方面，对寻租权力的追逐又在自我强化着这种失衡。随着体制转型的深入，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在不断发生转换(黄少安，2000)，作为制度变迁初始主体的政府官员，在改革过程中，会仅仅采取那些有利于维护和增强自身的资源再分配权力和寻租能力的改革措施，这样会使市场化改革措施进展参差不齐，产生所谓的局部性改革现象(章奇、刘明兴，2005)。同时，在初始谈判能力不相等的情况下，拥有权力优势的政府官员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在改革过程中，仅仅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措施，或者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权力均衡点，经过较长时期后，这些措施通过自我强化演进成路径依赖式的惯例，这正是某些效率低下的体制长期存在的原因(黄少安、宫明波，2003)，也是以寻租机会为追逐目标的局部性改革长期存在的逻辑所在。
已有的寻租模型总是将厂商的行为分为生产行为和寻租行为，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完全替代、此消彼长的关系，然后考察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改变对这两种行为内生性转化的影响(Murphy，1993；Acemoglu，1995；Baland and Francois，2000等)。这些研究是基于厂商自身的内生性寻租需求，是厂商为了追寻自身利润最大化，在寻租和生产两者之间的资源配置。而在一些单边追求经济自由化、政治体制效率却极其低下的转型失衡国家，政治精英对某些生产性资源具有极强的控制力，这样政治家掌握着绝对的寻租权力，而厂商的生产只不过是政治家寻租权力在经济上实现的条件或基础。尤其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政治精英可以通过行使由原先的公共权力衍生而来的资源再分配权力，向初期市场化中的生产者索取高额租金。而市场中的生产者为了进行生产不得不与政治家达成寻租协议，出让一定比例的产出作为租金，这样政治家与生产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分成租的寻租关系，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之间出现了奇妙的互补关系。
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两分法框架下，政治家掌握生产性资源的分配权力，而由于政治领域的权力配置仍然是集中模式，从而一定的资源分配权总是被特定的政治家垄断，企业家要进行生产必须付出一定比例的产出作为租金来获取这种资源，获得资源的数量和付出的租金之间形成一种函数映射关系。这样政治领域可看成是寻租机会创造的场所，而经济市场则可看作是租金特权经济化的场所，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家寻租的终极目的总是体现在经济收益上。然而转轨失衡意味着，政治领域仍然保持单个政治家对租金特权的垄断，而经济领域却在不断地市场化，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市场结构等市场约束都在加强。如果说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厂商可以通过行政性垄断来获得可观的租金收益的话，那么在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市场化不断深入的失衡转型过程中，厂商面临的外部市场约束，包括市场结构和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在不断地束紧，使得厂商的租金收益相对于政治家越来越少，进而会影响到厂商的生产动机。本文的寻租模型正是从寻租实现的终端——厂商入手，分析包括厂商垄断力量和消费者需求弹性在内的市场约束对厂商寻租动机的影响，并以此为微观基础来分析带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中寻租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基本模型
本部分构建一个带有寻租行为的经济模型，并将其置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前者通过生产者的最优化行为来说明短期内市场约束对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的影响，后者用来说明失衡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特征。
(一)转轨失衡条件下的生产者行为与短期的经济增长
在一个政治制度根本性质保持稳定、经济制度从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型时期，原来计划经济中的资源需要通过政治家再分配纳入市场化生产，这些资源可以被认为与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起着相同的作用。①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决定资源的再分配权力，政治家在资源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分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Acemoglu et al，2005)。因为政治制度仍然采取集权模式，政治家之间缺乏竞争，资本分配权力由政治家垄断，这种权力的实施主要通过对自然资源和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垄断以及对货币金融资源的控制来完成。②同质的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必需通过向政治家付出一笔租金获得资源作为初始资本，这需要生产者和政治家达成一份租金契约。契约谈判的核心是总产品收益在政治家与厂商的分配比率：政治家获得总产出的r，厂商获得总产出的1-r，r∈[0，1]。考虑到转轨初期政治家提倡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转轨原则，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个租金比率r完全由厂商的生产决策决定，这就忽略了政治家与厂商的谈判过程。③政治家得到的产出不会用来资本积累，全都用于非生产性活动，即租金全部被耗散掉。政治家通过租金比率r来再分配资源，于是厂商得到的生产资源为k=k(r)，k(r)＞0，k'(r)＞0。生产者付出的租金越高，获得的生产资源就越多。分配函数的具体结构由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我们认为，政治制度越有效率，政治家之间的竞争会越充分，那么资源分配会越加具有弹性。④
由于经济领域在实行市场化改革，我们引入市场约束，该代表性厂商面临的市场中的需求函数为p=p(y)。需要注意的是转轨过程中的市场没有实现完全竞争，厂商具有一定的垄断能力。产出函数为y=y(k)，成本函数为c=c(y)⑤。在转轨经济系统内，假设厂商在进行生产规划时只考虑为了获取资本所付出的租金比率，那么厂商的目标为利润最大化：
从这个一阶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达到内点解r*之前，由于边际利润大于零，厂商的行为是一方面不断增加租金来从政治家处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同时又不断地增加产出。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前面所提出的，生产行为和寻租行为之间的“奇妙”的互补关系。但由于市场在不断自由化(竞争程度越来越高)，厂商面临的市场约束会使得厂商选择最优的内点解r*，也就是当租金比例超过r*时，厂商所需要支付的寻租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其边际利润不再为正。由于经济市场化所带来的越来越紧的市场约束会使得厂商寻租活动超过临界值r*后变得不经济，因此在达到内点解r*之前，租金耗散增加和经济产出增长是同步进行的；达到r*后，租金耗散和产出形成了均衡值，而高于r*和低于r*都不能使厂商达到利润最大化。下面我们将采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重点分析经济在均衡的租金耗散值和产出值下的特征。
引入弹性的概念，我们定义：
命题2：在满足厂商寻租条件的情况下，企业的垄断力量越大，厂商的寻租动机越大；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厂商的寻租动机越大；资源对生产越重要，厂商的寻租动机越大。
证明：我们需要知道勒纳指数L对厂商最优化租金的影响。不考虑边界情况，式(3)两边对L求导，得到：
但是，在这里只要注意到下面两个方面，上面的结论就会得到理解。第一，需求价格弹性虽然变动，但是，衡量厂商本身垄断力量的勒纳指数却保持不变，这说明厂商拥有行政性垄断特权，形成足够大的垄断力量，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并没有受到需求弹性变大的损害，这也可以被看作为交纳租金获得的收益；第二，我们的假设基于政治家垄断资源的再分配权力，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化改革，优化市场结构，促进竞争，虽然提高了厂商的寻租动机，却也同样提高了其生产动机。在厂商要素产品的获得采取分成租佃的寻租形式情况下，需求弹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大会在增加寻租行为的同时，也刺激了生产性努力的增长。而总产品收益的增减，则取决于生产性努力增长和分配性努力(寻租)增长的成本收益的比较(盛洪，1991)。但是，如果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不仅产品的需求弹性接近无穷大，厂商的勒纳指数也开始接近于零的时候，厂商所需要缴纳的租金就会越来越接近于1，即将所有的产出都作为租金上缴政治家，这样政治家就会完全占有其收益，使厂商丧失了生产的动力，造成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隐含的意义是，在生产资源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的社会系统中，由于需要垄断利润来作为租金基础，导致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这在命题3中会继续讨论。
这个定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寻租弹性
越大，说明资源再分配受租金的影响越大，政治体制效率越低下，从而增大了厂商寻租的边际收益，也就增大厂商的寻租动机。同样，产出弹性越大，说明资源的边际投入对产出的边际贡献越重要，也增强了厂商的寻租动机。
命题3：就经济市场来说，完全的计划体制或者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都不会存在寻租行为。并且在政治家完全拥有资源再分配权力的情况下，完全竞争的市场不会存在生产行为。
证明：以定量生产的计划体制为例，产出数量受到计划控制。采用反证法，假设存在厂商，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可以被看作等于零：
=0。在=0的情况下，由式(3)可以得出r*=1，也就是说厂商将所有的产品出让给政治家，此时厂商或者不存在，或者可以看成是政治家集政治家和厂商的双重身份于一体，自己控制资源，自己生产产品，而这恰好是计划体制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寻租行为的产生。
完全的市场体制下，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弹性为=+∞，由命题1的厂商寻租条件的证明，可以知道此时r*=0，即厂商没有任何寻租动机，当然也没有任何生产动机。这个结论的现实含义是，如果政治家完全拥有资源再分配权力，而厂商面临的又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厂商不会进行生产，因为厂商和政治家没有垄断利润作为租金分成的基础，厂商也不会将全部产品出让给政治家，寻租机会无法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得到实现。这说明了，虽然有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但是资源再分配权力如果过分垄断，社会生产也会受到极大的破坏。
(二)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与长期经济增长
上面的静态模型在生产者行为的微观层面上，寻求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租金，阐明了寻租行为与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部分将在传统的索罗经济中分析政治市场租金垄断造成的租金耗散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证明转轨失衡的经济无法达到稳态水平，只能在一个低人均资本存量和高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进行生产。与上一部分静态的最优化模型相比，本部分是一个动态描述的长期增长模型。
在传统的索罗经济中，产出函数y=f(k)⑦满足Inada条件、规模收益递减等经典性假设。既然在转轨经济中资本的投入是租金比率的函数，那么产出便是租金比率的复合函数：y=f[k(r)]。假设在转轨失衡的经济系统中，资本积累总是受到租金约束，即自有资本的积累也需要向政治家缴纳租金。⑧根据租金契约，ry作为生产者向政治家缴纳的租金被耗散，剩下的(1-r)y用于消费和储蓄。相应的资本转移方程变为：
命题4：在转轨失衡的经济系统内，由于政治家垄断资源再分配，人均资本存量的积累受到政治领域的租金约束(k'(r)＞0)，使得经济无法收敛到稳态水平。或者说，转轨失衡的经济系统无法实现经济的稳态增长。
理解这一命题实际上并不困难。与无租金耗散的传统索罗经济相比，在政治家依靠政治垄断权力无偿占有部分产出的情况下，因为k'(r)＞0，生产者投入的资本越多所需要付出的租金就越高。然而在人均资本存量向稳态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动过程中，经济也在不断付出租金耗散的代价，即k(r)增加的同时，租金比率r也在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出被作为租金耗散掉，最终导致资本积累不足，使得人均资本存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技术水平不变，产出增长率的增加会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来支撑。另外如果经济个体有较强的储蓄偏好，即储蓄率s较高，就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储蓄增加资本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弥补租金耗散带来的资本浪费。⑨而凸性技术属性决定了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对应着一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命题5：
命题5：由于政治领域内寻租行为对生产资源分配的制约(k'(r)＞0)，转轨失衡经济的生产被锁定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的非稳态区域内。
索罗经济中的生产函数具有凸性技术特征，使得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率，而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会形成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在生产资源分配被政治家通过设租—寻租的方式控制的经济系统里，经济被锁定在了低人均资本存量和高经济增长率的非稳态水平中，图1中体现在区域(0，k0)上。这是一个奇怪的区域，在没有租金约束的经济系统中，高的产出增长率带来高的产出量和资本增加量，使得该区域向稳态水平收敛。但是在有租金约束的索罗经济中，由于必须满足资本存量与租金之间的映射关系，即k'(r)＞0，要想获得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就必须付出相应高的租金，也就是产出水平越高，耗散的租金所带来的资本浪费会越多。这就使得经济向均衡点收敛的力量不断被租金耗散对冲掉，只要k和r之间的映射关系保持稳定，经济就不能冲破(0，k0)的樊篱。但是如果有外生变量的改变，例如社会文化传统造成的高的储蓄偏好，使储蓄率s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租金耗散带来的资本浪费，使得人均资本存量和产出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只要有租金约束，经济就不会抵达稳态水平。
那么这一区域的福利状况如何呢？首先，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意味着高的人均产出水平，极端的情况是在k=0附近，根据Inada条件，边际产出接近于无穷大，但人均产出却接近于0。而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依靠的是产出水平而不是产出增长率。人均产出低意味着较低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较低的福利水平。在图1的区域(0，k0)上，经济增长率虽然高，但是人均产出水平如果没有较强的个体储蓄偏好来弥补租金耗散带来的租金对资本的替代，经济就没有一个较高的人均产出水平，也就意味着没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而在稳态增长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k*上，虽然经济增长率较低，却具有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产出量水平，也就意味着有较高的社会总福利。其次，区域(0，k0)是非稳态、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区域。根据经济增长原理，非稳态的经济增长会面临较多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和频繁的周期性波动。总供求失衡、通货膨胀、失业和国际收支失衡是非均衡、非稳态增长的具体体现，而在现实的转轨国家中，这些非均衡现象并不罕见。（11）
四、转轨失衡下的经济增长：扩展性讨论
概括地说，上面的模型实际上表明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短期内在政治仍然处于集权模式，而经济在不断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政治家和厂商实际上达成的租金分成关系，使得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即短期内租金耗散和经济快速增长共存；第二，长期内转轨失衡的经济无法进入稳态水平，并被租金耗散约束在一个低人均资本存量、高经济增长率的区域内。然而由于引入的变量有限，简单的两种模型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解释转轨失衡的原因，也没有对转轨经济的未来的方向做出更有见地的描述。下面的扩展性讨论将试图把这一问题推得更深入一些。
(一)为什么会出现转轨失衡？
在我们的模型中，政治领域的主要活动由掌握租金特权的政治家设租然后寻租的再分配行为构成，而这种租金特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垄断。考虑另外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如果能够在政治领域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租金市场，甚至能够通过政治家的完全竞争将超额租金降为零，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可以认为是完全有效率的，因为它带来了与完全竞争市场一样的福利改进。因此，就整个社会福利目标来说，使得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完全有效率，即均衡式转轨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最优的转轨路径，这也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
但是，本文的模型实际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假设，即政治家与厂商具有能够达成租金协议的初始条件，一旦转轨过程中满足这个初始条件，他们便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分成租关系。从我们的模型中可以看出，这种关系下的经济行为在短期内其实具有帕雷托改进的性质，即政治家的租金垄断、厂商的生产会给双方都带来收益，而不会带来任何一方的利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命题2所阐释的，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化对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政治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政治家有推动经济上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另外，对于保持政治体制稳定、经济上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模式来说，当期变迁主体的短期目标的确立和计算更加简单，所面临的变迁成本约束、阻力以及不确定性和风险更小，动力来源因此也更容易产生，变迁的路径也显得更平滑。这样的变迁过程相对平稳，不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制度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结受到较小的冲击(黄少安，2006)。所以，社会系统中的所有主体都默许了这种政治体制保持稳定下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这样的变迁付出的结构性代价就是不能实现制度系统内部的“一般均衡”，出现了转轨失衡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短期和局部的帕雷托改进，使得政治家和厂商之间达成租金分成关系的初始条件一旦满足，便会形成一种刚性的“路径依赖”，整个转轨系统便会在这种局部、短期的帕雷托路径中越走越远。因为对各个主体来说，在各自的期界内都没有利益损失，各方都不会偏离这个路径。如果满足了初始条件而偏离这个路径，政治家控制的资源无法进入生产函数，其权力就无法资本化；同时厂商也会因为无法寻租得不到生产资源而没有任何产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条件使得政治家能够和厂商达成租金协议，转轨也根本无法均衡进行。而当政治家的“权力”一旦通过厂商的生产行为变成“权利”，“路径依赖”所形成的网络刚性就会不断处于一种自我强化中，政治家和厂商的关系也会日益牢不可破，从而转轨失衡的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福利来说，这种转轨失衡系统存在着大量的租金耗散：原来应该配置在生产领域的产出(作为工人工资或者再生产的资本)，被掌握再分配权力的特权阶层浪费，并且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然而，如果某个社会系统中不具备政治家和厂商之间达成租金协议的初始条件，那么整个转轨过程最大的可能是会进入一个同时转轨的路径。在这个转轨路径中，由于政治领域也引入了竞争，租金特权收益在政治家之间的竞争约束中被最小化，政治家与厂商之间达成租金分成协议的可能性被消除。这个路径的均衡表现是，政治领域会按照税收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经济领域会最大化地运用社会中可以使用的资源，也就是资源基本上或者全部用来生产和创造福利，不会有租金耗散带来的资源浪费。但是这种完全转轨的方式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首先要有理想的制度禀赋切断权力资本化的条件，使政治家和厂商不能达成租金关系，这需要特殊的社会传统、民族习惯、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禀赋，或者某一个或某一群能够超越“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政治精英(这也是可能的)，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制度变迁规划，使得制度变迁主体能够确立一个期限更长的目标函数，在不违反变迁成本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能够使得制度变迁带来的长期“红利”现值远远高于短期成本，而且能够实现转轨成本的跨期配置，那么也完全有可能实现制度系统内部的“一般均衡”。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同制度的变迁只能获得相对均衡而无法获得绝对均衡(黄少安，2006)。因为制度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新制度与新制度之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因此这种同步转轨很可能会付出较大的短期代价。因此我们观察到，无论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丁美洲的完全自由化，短期经济增长率方面都有所损失。但是，只要整个社会能够承受得住，能够度过阵痛期，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就有了根本性的宪政保证。短期的阵痛实际上是为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支付的成本，而且收益与成本的比率是比较高的。
(二)寻租、生产和经济增长
我们建立的寻租模型已经证明，在体制失衡的情况下，寻租行为(或分配性努力)和生产行为(或生产性努力)不再是替代关系，而是奇妙的互补关系。我们不幸地看到，政治家和厂商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谋的分成租关系，政治家分配给厂商资源，并通过干预市场保证厂商的垄断地位，而厂商则保障租金的经济实现。我们的命题2说明的是，在厂商被迫寻租的情况下，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厂商付出的租金虽然变大，但是同时生产的财富总和也增加了。不过，命题4和命题5又非常无情地指出，由于租金耗散挤出了资本积累，使得转轨失衡的经济系统根本无法实现稳态均衡，这无疑是对转轨失衡经济在长期上最残酷的否定。
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保持了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是一种帕雷托效率改进式的体制转型(Lawrence et al，2000)，虽然创造了大量的寻租机会，但是也刺激了“生产性努力的增长”，在短期内从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与之相对照的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完全自由化转型，短期内激进追求宪政秩序转型和市场自由化的同步完成，其结果便是命题3所证明的，由于租金过于高昂，生产力短期内遭到了一定程度破坏，使得转型期的个体承担了过高的转轨成本。如果这些成本不能通过代际转移或跨期配置依靠“制度红利”来“冲销”，那么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就可以认定是失败的。但从学理上可以肯定的是，制度的“一般均衡”总比失衡要更加具有长期增长效应。这是因为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求收益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得到回报。然而在我们的模型中，政治家是一个拥有特权并且坐享其成的人，他能够不付出生产性努力而按照租金契约获得厂商所生产的比例为r的产出，从而造成了经济系统中大量的资源耗散。而且政治家与厂商达成的租金协议，使得资本积累与租金之间形成一种同向变化的映射关系，这种映射关系将转轨失衡的经济活动锁定在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而且非稳态的增长区域内。这一切都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付出的代价。
如果将生产行为和寻租行为纳入同一个坐标系，我们可以以此表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可能性转轨路径。由图2我们可以看到，在转轨初期，北京共识的生产性激励处于上风，但是生产行为与寻租行为的边际替代率却越来越小；华盛顿共识下的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都非常低，但是生产行为与寻租行为的边际替代率却越来越高。两者的转轨路径在E点相交，之后华盛顿共识的生产行为便占据了上风，而北京共识由于政治体制效率低下，产权初始界定受寻租行为干涉严重，寻租行为越来越多(对社会的示范作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想发财过好日子却不想好好劳动、从事生产)，生产行为越来越少，长期的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所以，正如命题4所述，转轨失衡下的路径并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
前面的五个命题足以联合证明一个大命题：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政治体制转轨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样重要(Jeffrey et al，2000)。图2就是把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比较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短期—长期分析框架之内。北京共识认识到了制度系统内某些制度所具有的缓慢演进的特性，采取帕雷托改进式的增量转型方式，虽然创造了大量的寻租机会，但是同样也创造了生产机会，导致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而华盛顿共识忽视不可控制度变量的束缚，“休克式”的变迁，对制度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旧的制度被消除，新的制度却由于制度系统的适应性问题还没有发挥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较低甚至停滞或下降。然而正如Sachs et al(2000)所言，体制失衡性的转型只能获得短期收益，其带来的对宪政秩序的扭曲可能会产生长期的负面作用。政治体制转轨的滞后，使得原政治体制内的政治权力通过已经存在的市场而与经济利益联姻，政治“权力”变成了“权利”，形成了有政治背景的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足可以影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那么，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例如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的阻力将越来越大，甚至在没有外在的巨大冲击力的情况下，改革变得不可能。
五、结语
通过对转轨经济系统中厂商和政治家行为的观察、模型化分析，我们可以结论性地认为：第一，在转轨失衡即政治体制根本性质不变、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系统中，虽然因为生产资源再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从而出现大量租金耗散，但是，由于政治家和厂商实际上达成的租金分成关系，使得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具有很强的、奇妙的互补性，即短期内租金耗散和经济快速增长共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或地区在政治体制转轨滞后情况下，经济能够在短期内高速增长。第二，如果政治体制转轨长期滞后、体制长期失衡，经济无法进入稳态水平，并被租金耗散约束在一个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高经济增长率和非均衡区域内，则实际上无法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而高速的增长。第三，初始制度禀赋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制度转轨路径，如果一开始所拥有的制度禀赋不能切断政治家与厂商之间的租金联系，转轨失衡就很难避免。第四，我们可以在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达成共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同步转变与不同步转变，都是可能的，但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而言，在长期和短期上，却具有不同的影响。到底是否同步，既取决于特定的具有必然性的制度变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也取决于特定历史时点上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历史机遇的把握能力和价值取向。我们不能否认，在众多的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中，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超越“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政治精英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转轨方式产生重要作用。
注释：
①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在转轨系统中，厂商通过向政治家付出租金，除了获得市场化中需要私有化的国有资本外，还有一些自然资源和其他行政性特权，我们在后面统称为生产资源。但在标准的生产函数中，我们将这些生产资源作为资本来处理。
②自然资源最典型的例子为土地，出售给房地产商的土地收入可以视为模型中的租金，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同时转轨国家运用金融技术来行使资源再分配权力的方式有很多，包括控制银行系统进行信贷计划分配、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股票市场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具体方式，在此不详细论述。
③转轨初期，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政治家会接受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所形成的租金率。由于本文的分析重点是市场化改革对厂商寻租动机的影响，所以忽略了这一博弈过程，但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不重要。
④这与商品市场情形相似：竞争越充分，价格弹性越高。
⑤为了不至于将问题过于复杂化，这里并没有考虑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状况，仅仅是将成本看作是产出的函数。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会在另一篇文章进行讨论。
⑥详细推导过程略。
⑦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处理，直接将前面微观模型中的k和y视为单位劳动力资本和产出而没有用另外的符号来表示。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对我们的结论产生重要的影响。
⑧这个假设看上去似乎很严格，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转轨失衡的系统中，资本的积累—分配体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现象，尤其是金融系统不完善的转型中国家，企业的融资受到租金约束非常大。
⑨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一定时期的现象。
⑩通过中国省际间的面板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偏好决定不同的资源分配函数，同时也导致了同等经济条件下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注：此为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11)比如，20世纪90年代前后拉美地区的“自由化改革”以及俄罗斯“休克疗法”所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这些国家(尤其是俄罗斯)虽然试图保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但在国有资产进行初始市场化分配的转轨初期，政治家与厂商之间的串谋，甚至原先计划体制下的政治家转变为厂商造成了国有资本成为租金资本化的依托，导致了模型中所描述的经济不稳定。而中国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具体分析见McKinnon(1993)，Bourguigno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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