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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三九集团的赵新先隐退之后，７月８日，一代枭雄倪润峰以默许的方式接受了当地政府对他的免职令，彻底退出了长虹的历史舞台，功过任人评定。
一年前的７月７日，合肥市的一纸“公文”，也同样免去了该市两大家电巨头美菱和荣事达的创业企业家张巨声和陈荣珍的职务。比倪润峰略有优越的是，张和陈除了获得“顾问”头衔以外，据说地方政府还承诺各奖励１００万元。
再往前看，康佳总裁陈伟荣悄然退场，新飞刘炳银则“累死工作台”上。一个个创业企业家都以落寞的方式告别了自己一手培养的企业。再后面还会是谁呢？海尔张瑞敏？海信周厚健？春兰陶建幸？创业企业家已经不多了。
纵观创业企业家所在企业成长的历史，无不得益于企业创业者们当年锐利的眼光以及敢于冒险的精神。凭着一个机会和先发优势，加之短缺经济的时代推力，创业者们大获成功，企业资产也实现了千百倍的增值。
然而，在商品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下，在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些创业企业家们因知识结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和个人精力等已经不能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而呈现出“落伍”的疲态———所在企业连年业绩下滑是最好的佐证。
中国企业的成长大致经历了“作坊式企业———小企业———规模化企业———公众企业”四个阶段。到了规模化阶段后，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已经不再是依靠简简单单的“点子”、“投机”和“雄心”，需要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和企业制度的规范化，“强人经济”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当企业呈现衰败迹象的时候，创业者企业家们出局了。
比如长虹由电子行业的龙头企业衰退到勉强维持在电子百强第十名；荣事达和美菱销售业绩连年维持在２０亿元之内，裹足不前；新飞偏于一隅乏善可陈的时候，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则对创业型企业家的才能，采取了“用脚投票”。
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更替中，依然保留着“行政任命”的方式，而不是企业自己选拔贤能继任者。一些国资主管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依然像“下级”的行政关系。
主管部门应该给企业家们一个更为“合理”的制度设计，让那些为国有企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们的利益，可以用股权的形式量化计算。只有如此，当这些企业家们发现自己遇到能力“瓶颈”时，才会及时“让贤”，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一致，而且不需要用职务和权杖来维系。
当然，并非所有国企改革都是晦暗的，创业企业家当中也存在不少流光溢彩者。ＴＣＬ李东生因集团改制上市持股，身价倍增至１２亿元，美的何享健，四通段永基，联想柳传志等等，亦功名流传。在这些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无不承认了在公有制企业里面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使企业家的能力和激情得到充分的发挥，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企业保值增值的过程中，企业家们也分享到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中国有最昂贵的企业制度，最廉价的企业家。”这是一个令人颇为无奈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