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邹韬奋与《生活》周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刊论文,韬奋论文,黄炎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创立八十周年。北京美术馆东街二十二号三联书店门口，横匾上书写着的“生活·读书·新知”六个大字，字字沧桑，笔笔有力，见证了历史变迁与岁月更迭。而其中“生活”二字，系由我的父亲黄炎培在八十六年前所写，《生活》周刊也是由我父亲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一九二五年最先办起。
父亲黄炎培，一八七八年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年少受私塾教育，一九○一年考入南洋公学，次年闹学潮辍学回乡，一九○二年办起川沙小学堂，一九○六年创办著名的浦东中学，后来获“南浦东，北南开”的美誉。一九○三年黄炎培曾在浦东南汇新场镇演说反清被捕，被美国牧师营救逃亡日本，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并于次年接任同盟会上海地区负责人。同时黄加入张謇为首的江苏省教育会和后来的江苏省咨议局、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工巡捐局等几个社会组织，投身辛亥革命，参与大量活动。辛亥后黄实施江苏省教育改革，兴办大量的中小学，又创办或改扩建暨南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河海工程学院、上海商科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座大学。黄炎培在长年办学中目睹了我国教育学用脱节的严重状况，黄称之为“毕业即失业”。一九一五年考察美国旧金山世博和美国教育之后，一九一七年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名人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伍廷芳、严修、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蒋梦麟、郭秉文等四十八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引进开创了我国的职业教育。
职教社开办后同仁们奋发向前，不遗余力，渐而声誉鹊起而愈发蓬勃。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并附设中华铁工场、木工场，又增设机械工场、珐琅工场。在推行职业教育同时推广职业指导、职业培训，黄炎培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黄领导下还把职业教育推向乡村，试办昆山徐公桥等几处乡村教育试验区，又引向企业与荣毅仁父辈荣德生、荣宗敬合作，在荣氏厂里办起职业培训班。虽说中华职教社仅是个社会团体，但在职教社之下，既有学校，又有工厂，还有刊物，所以确是个涉足教育、经济、文化宣传等多方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由于发展迅速，常感资金不乏运转，于是向社会发行中华职教社债券，得以融资。在中华职教社引领之下，不多几年职业教育在我国逐渐推广，蔚成风气，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很大发展，到一九二一年时全国职业学校包括补习学校达七百多所，女子职校九所。连位于我国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四川、陕甘、山西等省份，在当地主政的杨森、冯玉祥、阎锡山等首领人物的支持下也得到发展。一九二六年全国职校已达一千六百九十五所。中华职教社本身力量也不断扩大，社员从一九一七年的一百八十六人增加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千五百二十八人。黄炎培等人对我国教育尤其职业教育的苦苦追求，终获初果。
早年黄曾担任史量才主办的《申报》主笔，对新闻出版业务也不陌生。甫成立才几个月，职教社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里创办了职业教育理论刊物《教育与职业》(该刊出版至今，为现今我国历史最悠久之期刊)，刊名“教育与职业”系黄炎培所写。
一九二五年时，黄炎培等职教社领导认为，社之下仅一份理论性、学术性的刊物《教育与职业》尚嫌不足，还应有一份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机关刊物，反映民众尤其是来自底层的声音。因而在该年十月创办《生活》周刊，创刊词明确说明该刊“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言论”，同时反映各种“小人物”的要求。职教社指命王志莘先生任主编，每周一期，每期印有两千多份。而《生活》周刊之刊名，则由职教社负责人、长于书法的黄炎培拿起笔来，写下“生活”二字，那是在距今八十六年之前的一九二五年十月。
邹韬奋先生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华职教社。韬奋先生是位热血之人，充满爱国豪情，做事奋发用力，极其敬业爱业。加入职教社后，几次与黄炎培长谈，交流彼此理念，为黄赏识，不久即任命他担任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并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同时还兼职任中华职业学校英语教师。韬奋编辑《教育与职业》很是用心，也初有成效。《生活》周刊创刊一年后，一九二六年十月职教社人员调整，王志莘先生另有要任，黄炎培旋将邹韬奋从《教育与职业》调到《生活》周刊，担任主编。黄炎培用人之道乃诚字为先，小心识人，大胆用人，看准之后即大胆放手，委以全权，不相疑，不弄权。韬奋先生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后全力以赴，从看稿、编辑、跑印刷、看清样、封面设计、广告、发行、处理群众来信等都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认真负责，毫不含糊。韬奋尤重视“信箱”一栏，关注读者来信，认真给予答复，从而赢得了读者的心。在黄等职教社领导支持指点和韬奋先生的努力下，《生活》周刊发行量与日俱增。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强占东三省，引起全国同胞愤慨，全民同仇敌忾，媒体顺应民意，发出强烈怒号。九月二十二日，《生活》周刊发表声明，表示其“与国人共赴难”。在中华职教社带领下，《生活》周刊冲锋在前，一马当先，组织专版专栏，声讨日寇！同年十一月，黑龙江马占山将军发起嫩江战役打击日军，《生活》周刊立即发动舆论声援，号召社会各界捐款，在社大门外设立捐款箱，召开捐款大会，敲锣打鼓，旗帜招展，声势浩大。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上海各界行动起来，支持十九路军。黄炎培联络各界，组织起“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随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由史量才当会长，黄炎培特地请出他之前不屑理睬的上海闻人、黄的同乡杜月笙任副会长，杜捐出款项又提供杜家祠堂，黄炎培自己则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发动各界征募军需品，运上前线，抢救伤员，维持市面和金融秩序。职教社和中华职业学校师生组织车辆，冒着枪林弹雨，穿梭于前后方之间，运送弹药和伤员，黄炎培甚至让自己的四儿，即我的四哥黄大能也加入到运输队伍中。在这全民抗日的浪潮中，《生活》周刊依然冲锋在前，担当舆论前卫，掀起了比三个月前更大规模、更大声势的抗日捐款活动。
通过几次社会实战，人心向背，《生活》周刊顺势而起，获得各界好评。每期发行量由五年前创办之初的两千八百份，上升至一九三二年时的十五万五千份。在这种形势下，生活书店随之在上海创立，主办单位仍然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由邹韬奋先生具体负责。
在当时仅有一二百万人口的上海，十五万五千份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而《生活》周刊的这一销量，不能不引起当局格外的关注。
“九一八”之后，当局即注意到《生活》周刊的激烈言行，尤其在当时的形势下，东北不战而退，顿失三省，丧权辱国，全国人心为之激昂，悲愤不已，声讨之声不绝于耳。而抨击所向即为政府当局和东北张学良，抨击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声讨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在这一浪潮中，《生活》周刊连载文章，口诛笔伐，言辞激烈，成为舆论先声。
“一·二八”之后仅三个月，一九三二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请邹韬奋先生谈话。就一年多来《生活》周刊所刊载的抗日文章和反政府内容，胡宗南对邹韬奋表示了很大不满，且竭力为蒋介石的对外政策辩解，“攘外必先安内”云云，试图说服邹韬奋，同时还软硬兼施，做出许诺，竭力拉拢邹，目的只有一个，要《生活》周刊公开表态拥护政府。韬奋先生当然不为所动，表示《生活》周刊是中华职教社机关刊物，反映的是社情民意，全国只有一个要求——抗日，全民只有一个声音——抗日，因而只要政府当局顺应民意，公开宣布抗日，《生活》周刊便一定拥护。双方谈话，不欢而散，胡宗南说了一声“请先生好自为之”，悻悻然走了。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第一轮压力对着邹韬奋先生而来未获果之后，第二轮压力便找到《生活》周刊的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找到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负责人黄炎培。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出面，将黄炎培由上海请到了南京，亲自谈话。
早年蒋曾很仰慕黄，知黄办学有成，故先将其长子蒋经国送到浦东中学，蒋经国将自己在校的作文(我几年前参观浙江宁波奉化蒋氏老宅见过)寄给父阅，老蒋很是满意，旋将次子蒋纬国也送到浦东中学。虽黄对蒋有教子之恩，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北伐占领上海后，汪精卫找黄要在职教社成立国民党支部遭黄拒绝，遭到忌恨。是年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杀害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人，也派人捣毁了职教社，通缉黄炎培。黄避走俄国未成，改去东北旅大隐居近年余，经老同学邵力子等向蒋转寰，黄潜回上海，至一九三一年五月才正式撤销对黄炎培的通缉令，随后蒋托邵力子邀黄来南京晤谈。刚访问日本归来，感受过日本上下侵华备战气氛的黄炎培，向蒋陈述在日所见，吁请加强战备，蒋未做表态，旁座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则嘲笑说：“如果黄任之(黄炎培字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黄作答：“很好，但愿我言而不中！”但四个月之后，果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幸黄言中了，王正廷本人也被赴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的学生痛打一顿。
与蒋谈过，黄返沪即召来职教社诸领导包括邹韬奋先生在内一起开会，商量对策。要《生活》周刊停止抨击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这一点能答应吗？黄、邹等诸位同仁对此坚决不同意，予以否定，此其一；当局明确表示，《生活》周刊如不停止抨击将关闭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关闭其主办单位中华职教社，停止其开展多年的各类教育活动，对此，已开办十五年、教育与实业都欣欣向荣的职教社也是承受不起的。两难之中，如何面对，又如何择取，既是对黄等决心之考验，也是对黄等智慧之挑战。一番密议后，黄想出兼顾两头，获取双赢的对策，即作为《生活》周刊主办单位的职教社与《生活》周刊脱钩，《生活》周刊独立，今后独自经营，仍由韬奋先生主持。换言之，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职教事业，为了继续这块已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舆论阵地，黄等职教社诸公决定，做出自己的经济牺牲，将自己创办经营了七年之久的《生活》周刊，从刊名、刊号等无形资产，到设备、房屋等实物资产，都无偿奉送给韬奋先生，并商定如《生活》周刊盈利，则将其盈利部分的百分之二十支援职教社的教育事业，如不盈利则无此项，按此订下契约。黄炎培等职教社诸公和邹韬奋先生凭自己的勇气和政治智慧，以自我牺牲、自我付出的精神，终于克服难题，兼顾了两头。
邹韬奋先生一九三七年身陷囹圄，作为“七君子”之一被关在苏州监狱里的邹韬奋回忆道：“我们不得不敬佩职教社诸先生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态度的光明。”《守望家园》，6页，三联书店二○○八年版)事实证明，即使是在并非“一切向钱看”的上世纪三十年代，黄炎培等做出这一使自己蒙受很大资产损失和经济牺牲的行为，也并非易事。对比一下也差不多同一年代里，王云五先生对待胡愈之先生的一段经历，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记述：“王云五先生要我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我表示同意，但我和他约定，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我自己来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均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这样干了半年，王云五却不满意了，他是要《东方》杂志来做政治交易的……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同上)就是这个王云五先生，在此之后八年的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冷遹等加上王云五共七位国民参政员准备多日，定好赴延安考察，但在临登机的当日放弃了，王云五先生“称病”未赴机场，不言而喻，那年月赴延安当然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当局的不抵抗，不作为政策激化了国内矛盾。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鼓吹抗日的上海《申报》老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黄炎培的老友史量才，被军统特务杀害于杭州到上海的途中。
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君子”组织救国会，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称：“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
一九三六年，日伪军进攻绥远，傅作义部奋起抵抗，获得百灵庙大捷。黄炎培率领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慰问团，奔赴绥远劳军，鼓励前方将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逼其抗战。
一九三七年四月当局在上海扣押了七位志士，转移到苏州反省院，宋庆龄等爱国人士赴苏州探监，黄炎培闻知自己的诸友人尤其之中有曾为其部属的邹韬奋，拍案怒起，即赴苏州探望。他和七君子在狱中拍下合影照，又在他们的画册上题诗：
洞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叩圜门。
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
(《黄炎培诗词》，9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当局迫于压力，释放七君子。黄炎培与多位先生保持密切合作。一九四一年黄炎培与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最先商议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黄力排众议，请来沈钧儒先生为首的救国会和章伯钧先生为首的第三党(后改为农工民主党)等被社会认为“左倾”的政党参与，黄任主席。后来章乃器先生由于政见歧异与救国会分离，黄便邀章参加职教社的系列活动，一九四五年又请章与胡厥文等一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不久，黄炎培带领职教社创办《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讯》，黄炎培做发行人，鼓吹抗日救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中共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数人，社会贤达黄炎培、邹韬奋等十几人受邀成为国民参政员，参加会议，黄第一次会见了中共领导。随后五月十九日在武汉生活书店召开讨论会，请周恩来和黄做讲演，他俩在生活书店首次交谈，留下深刻印象。迁都重庆，周作为中共代表常住重庆后，黄开始与中共合作，首先请周在《国讯》上发表连载长文，阐明中共主张。而后一九四○年又请周恩来到职教社主办的《星期讲座》上演讲，在重庆巴蜀中学广场上，闻讯赶来的听众人山人海，黄陪同周登上讲台，向听众介绍了周恩来，这是中共在陪都公众前的首次成功亮相。
“皖南事变”发生，第二次反共高潮掀起，早就视邹韬奋为眼中钉的当局，查封了当初由黄炎培协助办起、韬奋主持的全国各地五十多处生活书店，店员被捕被杀。韬奋忍无可忍，于一九四一年二月愤而辞去参政员，出走香港，临行前来到张家花园黄家向黄炎培辞别，两人相对大哭，深谈到夜。黄再三劝邹留在山城，但邹执意离去并郑重拜托黄照看生活书店，在上青寺山脚下的夜雾中，黄炎培送别了韬奋。邹韬奋出走后，按照周恩来之前的指示，要黄以备不测，成立生活书店的第二线书店，黄炎培和职教社迅速成立起国讯书店，将生活书店的物资与人员撤到了新开张的国讯书店，有些人索性安排到职教社。在重庆，职教社里经常安排一些周恩来请黄炎培安排的人，如，江姐夫妇当年都曾在职教社“就职”。国讯书店在韬奋出走当月即开张了，书店的第一任经理即为原重庆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孙浩人。抗战胜利之后，国讯书店在上海也办起，先后在国统区坚守了八年，至一九四八年底因刊登中共《土地法大纲》，杂志与书店被当局以“替匪宣传罪”查封。一个月后，黄炎培和职教社又在香港成立出版了《展望》杂志，负责人为黄炎培的得力助手尚丁先生，尚先生一九五七年蒙冤，“文革”后平反，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席、中华职教社常务理事，二○○九年以近百岁高寿在沪去世。
一九四四年初，根据抗战接近胜利，宪政运动进入高潮的新形势，黄炎培在渝创办《宪政》月刊，发起一系列宪政座谈会。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邹韬奋先生在上海郁闷而逝。一年之后的一九四五年，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延安访问。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周期率对话，返渝后，黄炎培口述，黄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后来传遍国统区的《延安归来》一书，并由《国讯》、《宪政》月刊杂志为首，联合十六家期刊，发起反对当局检查审批的拒检运动，竟得成功。
在延安，韬奋去世周年将临，几位朋友请黄炎培写篇纪念文字留下。黄感念这位当年共奋斗，比己年轻却先己走掉的亡友，尤其是在延安，一天韬奋的次子邹嘉骝来访，向黄汇报了来到延安后的生活，而嘉骝极肖其父，尤“黄老伯”长、“黄老伯”短地亲切叫着，二十多年里黄亲眼看着韬奋的两个儿子——家华(上世纪九十年代任国务院副总理)、嘉骝兄弟长大，今重见在他乡，黄无限感伤，次日提笔写下悼文。《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书中有详细记载：
还有一件事，要替亡友邹韬奋写一篇一周年的纪念文。韬奋是去年七月二十四那天在上海过去的。好几位朋友要我写一篇留在这里。这也是自发的情感逼迫着我，觉得不能不做的文章。就做吧！在枕上先想过一下，提起笔来写。
“《韬奋逝世一周年哀词》
呜呼！韬奋，人人为他的理想而奋斗，君之生命遂因奋斗而牺牲。不牺牲于沙场之炮火，乃牺牲于流浪的生活与黑浊的气氛。不是东西南北的奔波，君或未至于病，病亦或未至于死，而君竟以是捐生。
呜呼！韬奋，君而有知，倘犹忆五年以前之巴州，张家花园之寓楼，一灯如豆，百端悲涕，我欲留君而不得，从此生离死别，一瞑千秋。”
写至此，我哭了。接下去：
“呜呼！韬奋，只留下一副又香又洁的骸骨，问何年得正首丘？今日者，距君之死，岁星忽焉其一周，君身何在？君魂何归？而我仍飘然为延安之游。犹得见君之名于书店，犹得见君之少子嘉骝。此一年来，提及君名，辄为哽噎。呜呼韬奋，被君称为知己之我，仍仅仅报君以热泪双流。……”
我大哭了。一面还接着写：
“呼天不闻，呼君不名，此寂寞之人生，欲解脱其何由。”
写至此，崩崩在敲房门了。我急喊：请隔壁坐三分钟，就来。赶快接下去：
“虽然，死者已矣，凡我死后，忍忘天职之禾酬！今日者，暴敌行将就歼，国事亦将就轨。虽不获见于生前，终将实现于生后。呜呼！韬奋，呜呼！韬奋，死而有知，其又何求。”(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文革”前夜，八十八岁的父亲黄炎培病逝于北京。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一九六八年一月，执笔记载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的《延安归来》一书的我母亲姚维钧不堪受辱，含冤去世。一九七八年举行给姚维钧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平日很少出来活动的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老人也来了，流下眼泪，深鞠三躬，送别昔日老友，我的母亲姚维钧！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为《读书》杂志老作者和老读者的我，时时关念曾在改革开放初年有过思想启蒙之不凡贡献的《读书》和三联书店，然而问起其过去，却知者寥寥，无人有答。想起了列宁那句“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不怪后人不知，只怪今人未说。于是提笔，尽我所知，写就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