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与献祭——对朱湘死亡意识的解读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献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4)04—0096—05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朱湘被誉为“完全的诗人”、“诗人的诗人”[1](P84)， 但这个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己任的“湘君”却只划过了29个年轮，于1933年12月5日在由 上海开往南京的客轮上投江自杀，真是“为诗而生，为诗而死”。“朱湘之死”超越了 现实的喧嚣、焦虑与痛苦，完成了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也使后人 对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有了更多探讨的诗话空间。
一 朱湘的文化身份：边缘、焦虑、精美与悲剧的别致组合
朱湘的文化身份是游移的，也是多重的，其文化身份有着强烈的组合性与不确定性。 概括地说，朱湘的文化身份是“边缘朱湘”、“焦虑朱湘”、“精美朱湘”与“悲剧朱 湘”的别致组合，即边缘性、焦虑性、精美性与悲剧性的同构。
“边缘朱湘”首先表现为在绅士气息与平民意识之间，换言之，是另类的新月绅士与 局外的现世平民的复调人。朱寿桐认为，包括朱湘在内的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 最典型的绅士文化群体”[2](P1)，而唯独只有朱湘是一个另类，认为在新月派中朱湘 是最有可能走向平民化的一个。事实上，朱湘是“做绅士”而不愿，“做平民”而不能 ，平民题材的诗作却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暧昧的绅士风情，潜在的绅士气息颠覆和瓦解了 显在的平民意识的自为。“边缘朱湘”还表现为在营构友谊与颠覆友谊之间。友谊对朱 湘是十分重要的，诗人不只一次地吟咏过友谊的温馨。但朱湘耿直，狂妄，苛刻，严肃 而有点自私，有时显得过于敏感，过于自尊，有时多疑，太计较小事，加之个人英雄主 义，他又亲手把“友谊的阁楼”拆得七零八落。“边缘朱湘”还表现为在现实俗人与浪 漫诗人之间，换言之，就是俗性与诗性的异质同构，也是现世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同一 。作为生活人的朱湘愈是俗性，作为诗人的朱湘则愈是诗性盎然。
朱湘是完全的“焦虑人”，也是对诗艺的建构认真得出奇的“诗痴”与“楚狂”。对 此，苏雪林《我所见之诗人朱湘》有细致的解读。笔者认为，朱湘的焦虑是湖湘文化的 “狂狷人格”的具体展示；“狂者进取，狷者自适”，朱湘的为人更多地表现为“狂” ，而其诗更多地表现为“狷”，所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便是诗人的传神写 照。仔细分析，“焦虑朱湘”可分为本真焦虑、生活焦虑、自语焦虑与诗艺焦虑四种形 态。本真焦虑是从孤傲性情、狂狷本性、恃才傲物的个性而言的；生活焦虑是从生理的 需要与俗世生存物性而言的；自语焦虑与诗艺焦虑则是从对现代新诗的孜孜营构与献祭 而言的。朱湘一生以救赎现代新诗为己任，并表示尽管生活中有愁丝郁盘，有痛苦凄惨 ，仍要“凭了这一枝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为了这“一个浪漫事”，为了钟爱的 诗神，诗人对现代新诗的孜孜营构化为常人难以体悟的“诗艺焦虑”。“诗艺焦虑”， 或者说是面对喧哗俗世的一种“形而上自语焦虑”，才是“焦虑朱湘”的主调，也是“ 朱湘之死”的终极因。
“精美朱湘”是从诗人气质与诗作风度来说的。朱湘是“新月派中最讲究形式美的人 ，强调音韵格律与‘文学的典则’，诗作有鲜明的音乐感，同时又刻意营造一种古典美 ”。同时朱湘“对音乐美的追求在现代诗歌中堪称独步”。[3](P125)朱湘的诗作，整 体印象是清丽秀雅、恬淡平静、形式唯美，还有刻意求工的感觉。所以，苏雪林高度称 赞朱湘的诗“技巧熟练，表现细腻，丰神秀丽，气韵娴雅”；沈从文盛赞朱湘的诗“不 失其为新世纪诗歌的典型”；赵景深认为朱湘的诗“风格淡雅”；柳无忌认为朱湘诗歌 的特色是：重格律形式，诗句锻炼有力，铿锵可诵，不苟且，不草率，尤不喜堆砌；王 瑶评定朱湘的诗风是“恬淡平静”。上述众名家的经典品评，均切中了朱湘的“精美” 之义。
“悲剧朱湘”的悲剧形式在于对生活悲剧的超越、文本建构的“狂欢化”、对现代新 诗的救赎和对诗神的献祭。朱湘的生活是悲剧，然而诗人用一种诗性的调色板把生活的 悲剧转化为艺术的和谐秀美，甚至营构了许多“狂欢文本”。我们知道，在一种“狂欢 化”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基础上，产生“狂欢文本”，这并不奇怪，也是水到渠成的 ；而在残酷现实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基础上，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狂欢文本”，这 才是令人深思的“民间性”。朱湘也是如此。其实，朱湘的“狂欢”本质上是一种“拒 绝孤独的狂欢”。此外，朱湘的投江自杀是他对现代新诗的救赎失败后而向诗神献祭的 “有意味的形式”。投江自杀，成了朱湘在经历了漫长的精神苦旅之后一种绝望的自觉 选择，它毁灭了诗人的肉体，却升华了诗人的精神，这是美丽的悲剧——“为诗歌所美 化与纯化的悲剧”。[1](P84)
二 诗与人的清醒悖逆
品味朱湘的诗作，不能不为其诗中流溢的“清丽秀美”所动心，难怪有学者这样认为 ：“可见唯有‘清丽柔婉’，才是‘朱湘自己’。”[4](P267)事实上，这种论述却忽 略了被表面现象所掩盖的内在本真，即这是朱湘面对充满敌意的现世所滋生的渺小感、 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而心造的诗意童话世界，或者说是浓郁的焦虑意识 所精造的镜象世界，借此来逃离现实俗世的挤压与生存的困惑，消除“生存焦虑”，但 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如浆般的焦虑冲突和生存痛苦。
这种“生存焦虑”，不仅是由朱湘的个人经验所造成，也是由20世纪20至30年代这个 转型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所造成的。于是，他最终找到了消除这种“生存焦虑”的法门 ：那就是写诗，把自己放进一个玲珑剔透的象牙之塔，并把写诗作为自己一生的皈依与 寄托，并用一连串虚拟而不真实的幻想，取代了真实的自我和痛苦的处境。朱湘写诗， 是一种将内在焦虑合理化、麻痹化、回避化与升华化的处理方法。其合理化就是内在的 焦虑通过无视外在的压力或压抑而宣泄于自然场景，在清丽秀美的意境中使自己得到心 理释放。同时，他又麻痹自己，这种麻痹一方面是在心造的幻影中为自己设立了围墙， 以与现实焦虑的社会相隔绝；另一方面，为自己创造了个陶渊明式的“桃花源”或者说 是乌托邦式的幻型世界，可以从现实社会的焦虑中彻底地逃离出来。这就是他的诗，也 是前期《夏天》与《草莽集》中的许多作品每有“农家乐”式的修饰与洋溢着“五柳遗 风”的真正原因。其回避化就是对“生活焦虑”置之不理，从而把一门心思放在对现代 新诗的建构上，虽也表现为一种显在的“诗艺焦虑”，但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焦虑的升华 化，这种“诗艺焦虑”支配着人与诗，也使他的人品与诗品独标一格。
纵观朱湘的为人与为诗，一个明显的症候就是现实的“焦虑的人”与艺术的“平静的 诗”的悖逆及“平静的诗”对“焦虑的人”的超越。传统文化强调“为人须谨慎，为文 却须放荡”，而事实上朱湘为人放肆，而为文却精美秀丽、宁静冲淡如一泓山溪水，让 人在细细品味其经典诗作的同时，不能不钦佩他对现代新诗的“献祭精神”。换言之， 就是对现代新诗的“救赎”。作为生活人的朱湘愈是焦虑、愈是俗性，作为诗人的朱湘 则愈是平静秀美、愈是诗性浪漫。这是清醒的悖逆，也是血淋淋的撕裂。生活中的朱湘 是在世的，可怜的，被动的，无可奈何的，俗气的，实际的，功利的；而作为诗人的朱 湘是超世的，可敬的，主动的，才华横溢的，诗性的，唯美的。
我们不能苛求一个艺术家必须是革命者、思想斗士与政治家。一个艺术家不是革命者 、思想斗士与政治家，这并不是艺术家的耻辱，耻辱的是没有为大众创造出精美的佳作 ，耻辱的是炮制文字垃圾与“观念文本”，耻辱的是在自己的有限的生命中没有让无限 的艺术生命绵延，耻辱的是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让人文建构“缺席”、让人文关怀“不 在场”，耻辱的是成为政治权力话语的传声筒与附庸工具。正因为如此，朱湘这个在现 实生活中最是“浮躁”与“焦虑”的诗人，却把诗歌写得如此的“平静”与“冲淡”， 能够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迫压与煎熬，承载身心分离与悖逆的痛苦，这是何 等的艺术家的勇气和诗性人生呀!这就是朱湘!只有洞明这点，朱湘的存在意义与诗性价 值才有可能真正澄明地敞开。
三 “救赎诗”的自觉营构与乌托邦话语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艺术上难免是幼稚的、粗糙 的。现代新诗也是如此。要使初创的新诗艺术上逐步完善，需要继起者沿着拓荒者开出 的艺径继续探索。朱湘便是这样一个在新诗的诗苑里辛勤地、倾心地耕耘的诗人。
朱湘对“救赎现代新诗”的献祭源于他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情怀。作为融注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的书生，朱湘难以像同是“湘西之子”的向警予、贺龙、栗裕等人那样直接 投身革命，而是让“书生意气”倾注在诗艺的王国里。这一点，朱湘与沈从文颇为相似 。他为祖国落后担忧，既深感祖国“政治经济物质方面如今已然病象极其显著了”，又 担心“将来在学问艺术方面连日本都赶不上”。他觉得要想在学问艺术精神方面“作一 个‘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必得把全个灵魂剖给它”。因此，他鼓励小说 家罗皑岚“为了祖国过去的光荣”，应当“拚了命写”。而诗人自己也确实是“拚了命 ”去营构现代新诗的诗艺与诗境，并把这作为唯一的指归，用全部的身心去献祭现代新 诗与救赎现代新诗。毕竟一介书生，挥斥文坛，创造文学美，建构诗学体系，才是他真 正的期待视野。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诗人的朱湘确实是承继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那 种独标一格的人文传统，“文学救国”与“诗艺救国”也许是诗人心底深处潮涌不息的 暗河。从文学本体美的角度来审视，人为地按照特定的政治权力话语的标准来界别文学 作品的先进与落后、现实与浪漫、红色与灰色、主流与非主流、功利与唯美，这是对文 学本体美的一种亵渎。朱湘不为“风前”，也不耻于“风后”，实实在在为现代新诗写 出几首好诗，这是他诗意的“乌托邦”，或者说是对国家中兴执着“献祭”的“书生意 气”的淋漓表现。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讲究“立身”与“立言”，尤其是“立言”则更是文人士子生命绵 延与价值不朽的凭借。审视朱湘也是如此。我们应透过朱湘的“立言”(作品)来观照朱 湘的“立身”(对现代新诗的“救赎”)。仅以《草莽集》为例，它不仅是朱湘个人创作 的里程碑，而且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也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光明的一生》宣称 对光明至死不渝的追求：“我与光明一同到人间，/光明去了时我也闭眼：光明常照在 我的身边。”《热情》表达对光明、爱、欢乐的巨大热情。《答梦》、《情歌》、《眼 珠》咏唱爱情的永恒。《葬我》、《月游》、《少年歌》等都是对真、善、美热烈追求 的表白。这些对精神世界的剖析，如果透过诗歌的表意符号系统，我们能叩问到文本的 终极意义就是诗人对现代新诗的“救赎”与“乌托邦”理想。最值得一提的是《石门集 》中的《给我一个浪漫事》：“只要一个浪漫事，给我，好阻挡/这现实，戕害生机的 ；我好宣畅/这勇气，这感情的块垒，这纠纷!”他执着的“一个浪漫事”到底是什么呢 ?同是《石门集》中的《我的诗神》给出最为明确的答案和酣畅淋漓的阐释——那就是 “我的诗神”，以及对彼在的“诗神”在此在的凭附的现代新诗的孜孜营构。
一般而言，朱湘的诗秀丽清雅，形式完美，章法整齐，韵律和谐，对新诗格律化作出 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在《草莽集》的34首作品中，除《雨景》外，其余全是格律诗， 其优美悦耳的节奏韵律，受到了诗界的普遍赞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吟咏其传世 佳作，平静如淡淡风，恬淡如山溪水，有缕缕的绅士气，字里行间有“五柳先生”的遗 风。其次，其诗融注古今中外，特别是中国传统诗词和民谣鼓词以及各种形式的西洋体 诗。苏雪林认为，朱湘“善于融化旧诗词，旧诗词的文词、格调、意思他都能随意取用 而且安排得非常之好”[5]。至于各种形式的西洋体诗，特别是十四行诗，不仅是朱湘 本人颇引以为得意的，而且也得到了诗界的认同。柳无忌曾说，朱湘的“七十余首十四 行诗是他诗集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朱湘的十四行诗数量多、影响 大，经过几十年文学史的淘洗，近年出版的《中国十四行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一书，选收朱湘的十四行诗体15首，竟然居中国现代诗人之冠。除此之外，朱湘在长诗 创作与摹仿法国象征派、美国意象派诗歌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鲁迅曾称朱湘为“中国的济慈”，并说朱湘的诗是“歌唱着青春的热情，游子的哀愁 ，愤世者的孤高”。罗念生说“朱湘对新诗的开创有着特殊的贡献”。司马长风说朱湘 是“新文学成长期和收获期的大诗人”。对朱湘的诗，最切中肯綮的论述莫过于沈从文 与苏雪林了。沈从文说朱湘“能以清明无邪的眼，观察一切；无渣滓的心，领会一切。 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悦目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各样的音籁，皆以悦耳的调子，为 诗人所接受。”还进一步分析说：“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在保留到中国诗与词值得保留 的纯粹，而加以新的排比，使新诗与旧诗在某一意义上，成为一种‘渐变’的联续，而 这种形式却不失其为新世纪诗歌的典型，朱湘的诗可以说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 ”甚至肯定说朱湘的诗“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的一个方向”[6]。苏雪林说“《草莽 集》的艺术不但远胜‘五四’前后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诗集，即比之在新 界负有盛名的郭沫若的《女神》亦无多让，而文艺界对之竟未如何注意，颇教我们惊奇 。”还说“《草莽集》虽没有徐志摩那样横恣的天才，也没有闻一多那样沉没的风格， 但技巧之熟练，表现之细腻，气韵之娴雅，也曾使它成为一本不平常的诗集。”[5]穿 透真正论者的真灼话语，或者说恰如蒂博代所谓的“大师的批评”，我们看到了一个新 诗史上的真实朱湘。因为蒂博代指出：“大作家在批评上也有话要说。他们甚至说了许 久，有时精彩，有时深刻。他们在美学与文学的重大问题上有力地表明了他们的看法。 ”[7](P9)这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 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上著名作家的沈从文与苏雪林对朱湘诗的品评也只能用“大师的批评 ”来对应了，这有利于撩开历史的谬误与政治的雾障，还朱湘应有的文学地位。
四 “诗的救赎”的自为献祭
朱湘为什么要投江自杀?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事件，当年苏雪林曾撰文表达了自己 的惊奇与纳闷，许多生前好友也表达了难以言传的惋惜与痛悼。一般以为是现实的焦虑 、生活的困顿、经济的拮据、漂泊的疲惫、也会伤人的家庭、情爱的沙漠化与友谊的日 渐稀薄及少为人知的变态神经质，但笔者却以为这都只是对朱湘的一种现象化解读，也 是一种认知偏见，而没有真正洞悉朱湘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是只得之一隅，而独独忽视 了朱湘“彼在”的“形而上质量”和执着的“客观实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朱湘 之死”最内在的因缘是朱湘浓郁的死亡意识，是诗神对诗人的“救赎”和诗人对诗神的 “献祭”，套用鲁迅的诗就是“我以我身荐诗神”。
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要认识世界的真理，我们还必须摒弃一切经验之外的东 西，把事物“还原”为我们的意识内容。换言之，一切外在事物都必须转化为纯粹的意 识对象。这种转化是在意识之内，通过意识进行的，而把经验对象的给予物还原为现象 本质的过程即“本质直观”。胡塞尔声称：“每一位捐弃成见的人都明白，在本质直观 中所把握到的‘本质’……能导致确定的、在特定意义上绝对正确的客观陈述。”[8]( P29)英伽登也认为，“现象学还原”，是指在意识对象诸多性质中发现其“共相”，即 普遍的、共同的、必然的“本质”。所以对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我们可以把 常人所道的纷纭众说“悬置”起来，然后再对它进行“现象还原”与“本质直观”，从 而对“朱湘之死”进行“意向性再构造”。
事实上，作为“潜文本”与“潜在”的朱湘的死亡意识，只要读者的“意向性投射” 稍加留意，便可从其作品中轻易捕获。诗人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孤独 的雁雏”、“一个惫殆的游人”，在独自的飞翔、漫游中，那种如水样的孤独感与落寞 感占据并主导了诗人的心空。诗人低吟过“死”的虚无(《死》)；抒发过萧索落寞的情 怀(《废园》)；赞颂过一鸣惊人而最终灵魂羽化的爆竹(《爆竹》)。于是他追怀屈原， 感慨身世：“在你诞生的地方，呱呱我堕地。/随了秋水，秋风的意向，我漫游。”他 说屈原留下了“‘伟大’的源泉”，祝贺他“能有所为而死亡”(《十四行意体·二一 ：这条江》)。为着“能有所为而死亡”，《葬我》写道：“不然就烧我成灰，/投入泛 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秋》唱道：“宁可死个枫叶的红， /灿烂的狂舞形容，/去追问南飞的鸿雁，/驾着万里的长风!”
朱湘这种浓郁的死亡意识与心甘情愿让死神牵引的心理，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把死亡的 归宿等同于缪斯女神的圣殿。所以，他说：“有一首诗怀在这颗心里。/教我甘心输引 春的滋长/与秋的成熟来拿他培养，/培养着她的天真与美丽。”(《十四行意体·一四 ：有一首诗怀在这颗心里》)诗人还写道要“凭了这一枝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 那么，什么是诗人要呼唤的“玄妙的憧憬”呢?他在《十四行英体·七：我的诗神》中 给出了答案。他是这样抒发对诗神一往深情的钟爱的：“我的诗神!我弃了世界，世界/ 也弃了我；在这紧急的关头，/你却没有冷，反而更亲切些，/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 消忧。/我的诗神!这样你也是应该——/看一看我的牺牲罢，那么多!/醒，睡与动，静 ，就只有你在怀；/为了你，牺牲一切，牺牲我!/全是自取的；我决不发怨声，/我也不 夸，我爱你，我的诗神!”为了诗神，诗人朱湘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牺牲我”个体 的生命，把“牺牲我”作为献祭诗神的祭品，这样一种强烈的内驱力成了“朱湘之死” 的“文化主导”，演绎成屈原的“楚历”精神的二千年又一轮回。
也许现实的焦虑与生活的无奈是挤压朱湘走上“死亡之旅”的动力之一，但这不是关 键。因为他知道，要得到所眷恋的诗神的垂青，非得有一番锤打磨炼不可。正如《十四 行英体·二：或者要污泥才开得出花》中所说，世间万物都是由对立的两面构成，如美 丑、善恶、真伪、兽欲与人性、蒙昧与文明，所以“世上如其没有折磨，诗人便唱不出 他的新歌”，道出了“痛苦出诗人”的真谛。看来，现实的痛苦、生活的痛苦、漂泊的 痛苦、家庭的痛苦，还不是诗人“投江自杀”的终极因，而是“玄妙的憧憬”破灭，或 者说是“家园意识”的“缺席”与“不在场”，才是朱湘自杀的终极因。那么，什么是 朱湘的“家园意识”与“本根意识”呢?那就是诗神，诗神的“救赎”。也许只有“彼 岸”的诗神，才是诗人所有痛苦与焦虑的解脱法门。
总之，解读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不能想当然地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审视 ，而应结合朱湘的别样的文化身份、“焦虑的人”与“平静的诗”的悖逆、“救赎现代 新诗”的自觉与“诗神的救赎”的自为，作整体性的观察体悟。朱湘之死，是“理性死 亡”，也是“意向死亡”。“质本洁来还洁去”，朱湘之死，是一种“回归”过程，是 一种“永生性死亡”，借《梦苇的死》中的诗就是“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 ，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因为诗人的“灵魂已经滑入了那乳白色的乐土 与李贺济慈同住了”[9](P187)。
收稿日期：2002-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