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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发展问题成为人们研究的理论热点，各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也相继涌现，如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以佩鲁为代表的新发展观以及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等，它们都曾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存在着种种弊端，一些发展中国家将其作为现代化的指导理论，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邓小平则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和高度的智慧对时代发展主题作出了科学的判断，为我们的民族贡献了既具有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科学理论，具有鲜明的辩证特色：
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50—70年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家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法出发，认为美国社会是整合最高的“一般社会”、“现代社会”，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属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未来追踪的发展模式。并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传统性”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不仅不能促成现代化的发端，而且是现代化的巨大阻力，因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对外部环境逼迫不得已的“反应”，只能是一种被动式的、外生式的现代化，是“传播的发展”或者是“依靠外因的发展”。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传播和冲击，才能引发现代化的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唯有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对西方文明实施全方位的开放，依靠西方的援助等外部力量，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这些现代化论者完全否认了实际存在着的时代、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与其说是让不发达国家通过他们指引的“捷径”迅速走向现代化，不如说是想让它们永远当发达国家的附庸。按照这种理论进行的发展只能是依附的发展。随后出现的依附理论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判和纠正。它坚决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不发达国家只有照搬西方模式和全盘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的主张，认为与西方国家联系得越紧密就越不能实现现代化，唯有与西方发达国家脱钩，断绝同它们的经济关系，退出国际分工，退出国际贸易，退出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摆脱它们的剥削和控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谋求本国的发展，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这样，依附理论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片面的，不现实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不发达国家要想切断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排斥其成功经验和文明成果，只能导致发展中国家走上完全闭关自守和封闭的道路，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发展是民族的，同时又是世界的、国际的，这可以看作是人类在20世纪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孤立于世界历史运动潮流之外的闭关自守的现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要自主地发展，又要实行对外开放，通过吸取发达国家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管理经验，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壮大自己。如何在保持、发扬自己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丰富这种传统和特色，这是第三世界人民正在实践中探索和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对这一课题作出了颇有意义的回答，他驳倒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观，将发展的民族性与开放性紧密结合起来，建构了主张各民族在全球交往中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对外开放中实现本民族自主发展的科学理论。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其根本点在于强调民族性，强调本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与功能在本国发展中的作用，即要求充分利用本国人民的内在价值和本国相应的资源与潜力，探索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即它不仅仅是一个自觉适应现代化潮流的世界化过程，也是一个能动创造、开拓进取的民族化过程。走自己的路，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才是发展中国家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失去了本民族的特点，一个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不尊重自己的民族是谈不上发展的。走别人的路，受制于人，单纯依靠外界的帮助，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只有民族化的现代化才是正常的现代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更是没有捷径可走。“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同时邓小平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和新中国建立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阐明了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任何一个国家， 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想获得发展或加速发展，孤立起来是不行的，闭关自守是不行的。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大的趋势。从而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的科学结论。 他反复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不等于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也不会造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反而它可以使我国尽快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进一步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开辟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又面向世界，坚持对外开放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全面协调发展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统一
二战以后，面对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工业国家的物质匮乏，全世界笼罩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强烈气氛之中，“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发展观以经济发展为导向，把现代化过程片面地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可以度量的经济指标上，将国民生产总值（GNP ）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发展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经济增长，即“发展＝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生产商品丰富，社会的其它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经济增长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虽然一些国家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却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社会腐败、政局动荡等等。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人们对这种发展观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相应出现了以佩鲁的《新发展观》为代表的综合发展观。综合发展观认为，社会的发展决不能只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发展，发展应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整体、全面、协调的发展，如果忽视了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就谈不上真正的发展。
邓小平在其现代化发展理论中，充分考虑了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现实国情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有中国特色的全面发展理论。
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全面、协调的发展。其中，经济建设是基础、是根本。没有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任何社会都没有资格谈什么优越性，而缺乏坚实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是无法巩固和发展的。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复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对这个根本点，他总是要求“横下心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他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讲这件事，抓这件事。他把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实现发展战略特别是发展经济作为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作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根本点。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还是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也正是因为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在强调经济建设中心地位、基础地位的同时，邓小平十分注意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和人的一致发展，也不会自动导致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邓小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就在于它既能实现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又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邓小平又有所创新，形成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思想。他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等等。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同志从不同的角度一再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并始终致力于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逐步实现。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这是邓小平对自己全面发展思想的总结。党的基本路线完整而具体地体现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将“富强、民主、文明”，作为我国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整个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系统工程。它不是强调经济增长的单向发展，而是强调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结合新情况，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进一步引导中国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充分显示了我党对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视，表明我党对当代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
西方发展理论虽然经历了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到讲究综合发展，从强调物为中心到强调人为中心，从被动依附性发展到主张主动内源性发展，从只考虑一时的繁荣到强调可持续发展等不同阶段，但这些发展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现代化即是西化、美国化，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正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必须仿效、照搬的一般特征，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道路正是不发达国家要重复的道路。艾森斯塔德在《社会进化与发展》一书中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十七至十九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西方的发展理论者试图通过现代化理论的传播，向发展中国家展现“只要向西方学习，就一定会实现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的社会制度，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现代化理论的这一思想无非是要告诉人们：人类现代化的模式只有一个，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也是唯一途径。这一理论后来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决不是西方化，西方化也决不能使之现代化，而只能成为西方的附庸。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多样的，资本主义化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的现代化发展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从性质上看，实现现代化有两条基本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单一的，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不能将西方模式绝对化，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每一个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重复的。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是完成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和赖以巩固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不实现现代化，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邓小平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统一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主潮流。纵览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其主旋律就是寻求中国的强盛之路。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来面临的众多难题中的头号迫切课题。只有义无反顾地走向现代化，中国才能重返世界发展的主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要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
同时，邓小平告诫国人，不要忘了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邓小平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以分析并阐述的。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针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全盘西化”的观点，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资本主义的道路过去在中国走不通，现在仍然走不通。“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更不用说现代化了。进而把社会主义上升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制度保证”、“立国之本”的高度来认识。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高层次的现代化，不仅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能保证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而且还指它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它是中国现代化的最佳选择。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要求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和增殖资本，这必然会造成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我们在现代化的目标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正是对资本主义这种不公平制度的否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消灭贫穷，又要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价值取向所体现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成为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本质的区别。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从而避免了重走资本主义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痛苦进程，力争使现代化发展的每一步都给社会主义中的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
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邓小平一再指出，我们的最高理想是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既是我们工作的真正优势，也为我们指明了一切工作的根本取向。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不仅包括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还包含了人类的全面自由和解放。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一阐述坚持了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它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人为中心，解放人、发展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理应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追求和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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